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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怀祺 原载《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诸子与史学的关系，是史学史研究方面的一个重要命题，而长期以来，这方面的研究显然不足。 林晓平教授的《先秦诸子与史学》集中论说先秦诸子与史学的关系，从这样的角度讨论史学，丰富了史学研究的内容，对于认识诸子学同样是有价值的。从这样思维出发，这也为研究秦汉以后的史学，开拓了思路。 这几年，我体会到，研究中国史学思想史，要十分重视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特点。其中一个方面，是对“四部”的理解，从总体上说，经、史、子、集四部，是分而不可分，经、史、子、集四个部分不同，但却是有着内在的联系。古代史学家往往是一身多任，历代优秀的史家，也是思想家，是“子学”中有贡献者，从而彰显出经史、子史的直接联系。 《汉书·艺文志》的《诸子略》说：“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老子为柱下史，周守藏室之史，这不只从文献保存的意义上说，重要的是史学的根本理念。论变化之大道，说天地社会的消息盈虚，是《老子》最重要的观念，也是后世“史”的根本特性。古代的“史”与“子”，原是分不开的，司马迁当年写的《太史公书》，是作为“成一‘家’之言”提出来的。《太史公自序》中论“六家之要旨”，对先秦诸子作了总结，由此，形成司马氏父子的融会众家，以形成一家之言的治史思维途径。 司马光是史家，又是北宋的“六子”之一，是周、二程、张、邵的“五子”之外的又一“子”，《宋元学案》中特别为司马光立了《涑水学案》。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对荀子、扬雄的观点接受，明显看到这中间思想的联系。清人龚自珍在《古史钩沉论》中谓：“五经者，周史之大宗也”，“诸子者也者，周史之小宗也”。他是认定先秦是史在经与子之先，“周之世官大者史，史之外无有语言焉，史之外无有文字焉，史之外无人伦品日焉。”在《尊史》说：治史要“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此非我所闻，乃刘向、班固之所闻。” 中国近代史家开一代新学风，不但是表现在史学上，而目也体现在他们把传统的经、子之学融化在他们的史学之中。胡适对墨子的研究，为他的方法论增添了民族文化的依据，顾颉刚的古史辨与他对古代的子学有新的理解。 郭沫若、侯外庐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不但对传统史学有重要成就，同时传统的“经”、“子”学的研究开出新天地。郭老对《周易》的理解，从思维定式上，论述了古代《易》学的成就，沟通了《周易》辩证思维与黑格尔的辩证思维。范文澜先生的经学是突出的。郭老的先秦诸子的研究是他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管子集校》在《郭沫若全集·历史编》中占了相当大的篇幅。侯外庐一生是四度对老子研究，前后经历几乎二十多年。[1]这些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史学事业。 进入20世纪，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态发生变化，四部之学被重组，成为哲学、史学、文学、社会学、政治学、民族学、经济学以及美学、逻辑学等现代学科，而这时的“史学”与古代的“史”有着直接联系，却又不是一回事。四部的“经”、“子”，成为“史学”的因子，特别是论及史学思想，更是如此。忽视这一特点，来论史学，则不能充分展示史学的民族特点与其中的深邃的史学思想。西方很多学人不了解这一层，却偏要充“内行”，说什么中国只有丰富的历史典籍而没有思想。除了无知与偏见，实则他们不懂中国民族文化的内在特点。 先秦诸子的争鸣，是这个时期社会大动荡情景的写照。无疑，诸子的争鸣，包括历史观点的争鸣，是中国史学思想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后世的史学思想产生重要的影响。这单有几点认识要提出来， ——诸子与史学关系，应当着重从史学思想的角度讨论。“六经皆史”，同样，“六经”的原生态，也是“子”。诸子的争鸣是史学思想发展的动力之一，史学思想的发展又丰富了一个时代子学的内涵。只谈看到经学对文化其他部分的影响、与史学的关联，而忽视子学的影响，是不全面的。明末清初的傅山说过：“经、子之争末矣。只因儒者知六经之名，遂以为子不如六经之尊，习见之鄙可见。孔子、孟子不称孔经孟经，而必曰孔子、孟子，可见有子而后有经者也。”[2]《隋书·经籍志》说“经籍源于史”，而子、史又是相互依存，史学的“史”中有“子”，由史、子而有经。经与子又是离不开史，朱熹反对“言性命必究于史”的浙学，但作为理学之集大成者的“朱子”，何尝离开了“史”？只不过是把“史”纳入到他的理学体系中去，也就是“会归于理之纯粹”。 ——“子”学为史学思想提供了历史观点的素材和原始的思维模型。诸子关于社会发展的上古、中古、近古的历史阶段划分论，是史家写史的参照系。 先秦诸子百家对历史的源头、对人类的起始，有不少论述，他们在对初民社会的描述中，有一些接近真理的因素。虽然有的是带有理想色彩，但在说明古史方面是非常重要的。 诸子运用的历史知识，基本是真实的，但也有他们的编造，近人顾颉刚先生提出“古史层累地造成的”的学说，揭露古代学人编造古史的事实，就这方面说，“子”与“史”不完全等同。 先秦思想家在层累地“造古史”，通常适应他们的历史观点争鸣的需要。对此，我们要看到，这些古史还是有古代社会的真实的影子和痕迹，是瞽史传诵和以其他方式流传下来，试想，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依凭，他们在争鸣中是立不住脚，也不可能与论敌抗衡。在历史朦胧的材料中，增添自己的理想成分，是要受事实的制约。诸子把历史的、现实的和对未来的观点结合起来。所以，在争鸣中，表述观点时才会有了回旋的余地，但这样的回旋又是有限度；把历史的现实的和理想的联结一起，完整地表述他们的一种历史的观念。 另外，诸子书作为那个时代的思想史的资料，要重视，即使有些材料，可以考定是“伪”材料，但如果能反映那一时代的一定的思想倾向，在研究那个时代的思想史，又是“真”实的材料。 ——研究诸子历史观点时，当知其言，还要知其所以言，弄清他们的真实的理念。如关于“先王”的观点，不能一看见赞美先王的言词，就断定是一种复古的倒退的思想。诸子各家的历史观点争鸣很激烈，情况不一，要分开来论述。 ——诸子中关于历史大势的论述，关于社会关系变化对长治久安的作用的观点，关于历史盛衰变动的理论，如民本思想、忧患意识等，是历史学家写史、论史的根本观念。在全球化趋势出现的今天，诸子与史家提出历史大势观念、历史盛衰论，对于认识世界变动，对于总结历史，对于我们振兴民族大业，仍然有重要意义。 在10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史》的《总论·先秦卷》中，林晓平写了先秦诸子的史学思想。把诸子与史学联系起来，集中起来进行讨论，多有前人之未见。自2005年出版至今，二年多时间过去了，现在，晓平又有新的探索，新的思考。他把先秦诸子研究与20世纪的史学近代化联系起来，又从考古、信古与疑古的视角，讨论诸子书的史料学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把自己研究成果，作为专书出版，以引起学人更多关注，很有必要，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写书与出书是为了促进学术的发展。 子学与史学关系，还要很多问题要讨论，望更多的同道者一起来探索，不断开出新天地来。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古代史学思想研究》（02JAZJD770007）。 [1] 《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76、277页。 [2] 《霜红龛集》卷三十八《杂记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