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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冬梅 （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来源：《甘肃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百家讲坛以电视为媒介，其特点自然鲜明：画面传播，一看即懂；声像并茂，视听兼容；形象生动，优美感人；电视传播的范围广阔，人数众多。它们声像兼备、视听兼顾，具有双通道视听优势和现场参与感。作为电视文化，属于大众文化的范畴。 从各个方面来看，“百家讲坛”都是个奇迹：一个在“绝对睡眠时间”播出的节目，收视率曾经连续三个季度在央视十套综合排名第一，CCTV网上点击率第一；讲稿书《易中天品三国》发行130万册，于丹《论语心得》不到一周发行80万册；影响所及，人人读经，全民说史。一个人，一张讲台，没有主持人，没有话题，就是讲故事，形式简单到不能再简单，成绩优异到不能再优异——这是在七八年前。 最辉煌的时候显然已经过去，但是，到目前为止，“百家讲坛”仍然是历史传播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平台。 “百家讲坛”的口号是“电视使学者有为，学者使电视深刻”，意欲以电视为媒，使学者得以服务、影响社会。在电视节目娱乐化、信息碎片化的时代，这种追求尤为难能可贵。只是，学者如何在“有为”的同时保守其学术底线，而电视又如何在“深刻”的同时留住观众，这是一个大问题。在学者与电视的关系中，学者相对被动；在电视与观众的关系中，电视又相对被动。严谨的学者希望在服务的同时引导观众，传递真实的历史信息，引发严肃思考，然而，观众可能早已换台离去。学者上电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名利之外，有大义在，我们有传播的责任，要守住学者的底线，也要学习讲述的方法。作为一个“上过电视”的历史学者，我想表达以下几点感想，与先进、后来共同参详： 第一，严肃的学者应当有意识地与“说书人”划清界限，这个界限不是形式上的，而是指内容上的“求真”。(一)要做到尽量一切从史料出发，从靠谱的史料出发。比如，讲北宋事，用《续资治通鉴长编》肯定比《宋史纪事本末》靠谱得多。(二)尽量吸收已有研究成果，做到我们谈到的每个人、每件事、每种制度，言之有据。以上两点，是历史学的看家本领，是底线。只有守住这两点，才能防止变成“说书人”。我国有悠久的史学著述传统，然而史学著述多属官方或士大夫个人行为，普通民众对历史也有浓厚的兴趣，然而这种兴趣往往不以“求真”为前提，整个社会习惯于接受戏说的、大线条式的、教化式的东西。我们缺乏非虚构性历史阅读传统。历史学家上电视讲故事，应当树立一种不一样的“求真”的范式。讲真实的故事，不故意夸张，哗众取宠，以真实取胜，慢慢地引导观众区分真伪，学习从真实中汲取力量。 第二，深入浅出不容易，上电视对大众讲历史，需要更广阔的专业知识面。目前大学的历史学专业教育，是培养专家的路数，从本科、硕士以至博士，越向上走，越细致艰深，断代中更分时代，时代中更分专题。这样做能培养出专家，但是这样出来的专家面对公众必有种种“不适应”。我们习惯了对专家讲内行话，也习惯了一篇文章只有三五读者的小众阅读。而电视讲述需要明白晓畅，说大白话，说人人都懂的话。然而能够“浅出”者，必有非常“深入”之功。上电视，要对基本上甚至完全没有背景知识的“外人”讲历史，需要相对广博深厚的知识储备，因此，它需要讲述者在自己的狭窄专业研究领域之外，打开“面向”，广泛关注，凡讲述中所涉及之人、物、关系，都需要有深入了解，方可言之有物，才能把话说明白，讲透彻。电视上看上去最轻松的侃侃而谈——如果不是胡说的话，其背后必定有苦功夫在。 第三，要有永不熄灭的时代关怀。其实任何历史研究，都是立足当代的研究，哪怕是避世者的研究，他避世的动机和理由也必定是来自“当下”的。能够引发共鸣、打动人心的古代故事，必然有它的当代关怀。这不是歪曲历史来将就现实，也不是庸俗的影射史学。钱乘旦先生就说，历史学家都是有立场的，不可能存在没有立场、彻底客观的历史学家。现实是从历史中发展而来的，而我们——历史学者是代表生活在“当下”的人回望过去，探究“所以然”的原因和过程。时代关怀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历史，而我们的理解可以帮助今天的人们更好地理解现实。唯其如此，学者才真正实现了“有为”。 第四，“专家”身份的维持问题。学者在电视上讲历史，公众信赖其“专家”身份。这种身份来源于学者之前发表过的论文、著作，以及在专业领域内的科研、教学活动。当学者开始面向公众讲故事的时候，他的一只脚其实已经跨出了专业领域，接下来，必然面临着“专家”身份的维持问题，换句话说，就是论著型作品的继续生产问题。个人以为，为讲故事而进行的阅读是一种更全面的、更开放性的阅读，它要求学者与史料进行更为密切、更无预设前提的对话。这种阅读以及此后与非专业读者的碰撞，都可能激发出新的想法、新的题目。参与历史传播与专家型写作，从根本上说并不矛盾。但是，在时间上却必然冲突。任何写作都需要时间，专业写作更要求心无旁骛的投入。所以，优秀的学者对于传播领域应当是可以入，亦可以出的。一段时间之后，必须回归专业写作，以维持其专家身份。 历史学家应更多介入公共史学。专家“出来”讲史，从个人精力的角度看，就是一个“你来滋养别人”的工作，是一个付出型的工作。我们可以说“给比受更加有福”，但是如果持续不断地给，就会枯竭，所以专家一定要回得去。从长时段来看，我觉得理想型的“专家面对公众讲史”，就时间分配来看，必须是“这一段”和“那一段”的，这样才可以在两个领域间来回走动，专家身份才能够保持住。也只有这样，他才可以给出更多的资源，使历史文化社会化。否则，专家自身已经枯竭，又拿什么来滋养大众呢?换言之，专家讲史，需要更多学者的投入，应当是集体行为。 第五，经世致用，是千百年来中国学术史的优良传统。而史学，几千年来是强调以史为鉴，历史家司马迁说：“述往事，思来者。”著名的历史家司马光的史书之名标明“资治通鉴”，即以史为鉴，欲以益世，以历史为镜子。当今受众所期望的，还是以史为鉴，即在新时期里如何学历史、照镜子，有益于今世和未来。宣讲历史和研究历史一样，创新是不竭的源泉。在新的历史时期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有新思路、新观点，但要科学谨慎，在除旧布新方面，有益于世，切忌简单而浮躁。 “百家讲坛”自2001年7月开播，至今已历12寒暑，就栏目本身而言，已经创造了历史，也曾铸就辉煌。观众的口味从来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这样一个难得的老牌历史传播节目，如何持续，恐怕也不仅仅是央视百家讲坛一家的事情。从历史学者的角度看，将历史文化发扬光大，更加益世利民，“百家”的贡献不容无视，它在那里，我们就多一个传播历史知识、历史观念的有效平台，可以批评，更需建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