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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 建 （温州医科大学城市文化与社会发展研究所） 来源：《天津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 内容摘要：20世纪上半叶，有关史学理论方面的研究不仅受到重视，而且出版了一批相关著述。史学理论著述因其特定的研究内容和性质在近代中国史学转型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在理论创新、方法路径及知识普及等方面不断引导和推进中国史学的近代化、科学化转型。 20世纪上半叶，随着西方社会思潮的不断涌入，中国史学近代化、科学化发展特征日益明显，突出表现为对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视及相关著述的出版。自1901年梁启超《中国史叙论》发表后，一大批以史学通论、概论、研究法命名的史学理论著述相继问世。在近半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史学理论著述从最初“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惟以多为贵”的梁启超式输入以及日本相关史学理论的编译，逐渐过渡到自成体系、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研究著述和史学理论入门教材齐头并进的格局，近代史学理论取得了新进展，从而在理论创新、方法导向及知识普及等方面不断推进近代中国史学的学科转型。 其一，将西方史学理论融入中国新的历史学科建设，推动近代中国史学理论发展。 近代史学理论著述所包含的内容，说到底，就是近代历史学科的理论建设问题。从形式上看，近代史学理论是借鉴并接受西方史学而形成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而实质上，其讨论的是传统史学的现代价值以及中外史学的沟通融会问题。 20世纪初，当中国史学界还在旧史学的窠臼中徘徊的时候，梁启超等人提出建立中国 “新史学”的口号，认为中国传统史学存在诸多弊端，只有引进西方史学理论才能改变中国史学的命运，号召开展“史界革命”。20世纪20年代后，中国史学逐渐摆脱经学羁绊，步入近代化、科学化的发展道路，史学理论专著积极介绍、借鉴西方史学理论，使国人理解并掌握史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及研究技能，从而充当了引路人的角色。对此，梁启超曾有过较为明确的阐述。在他看来，史学发展必须具备两个因素：一是客观的资料之整理，二是主观的观念之革新。欧美近数十年的史学界就是朝着这两个方向发展的，“今虽仅见其进，未见其止，顾所成就则既斐然矣”。相比之下，中国古代史学昧于此两点，故浩如烟海的史料无法整理，成为一堆瓦砾；若欲对这些史料“如在矿之金，采之不竭。学者任研治其一部分，皆可以名家，而其所贡献于世界者皆可以极大”[1]。然而，由于撰述者历史观和史学观差异很大，对于西方史学理论的吸收和借鉴亦有所不同。 其中，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不仅能通贯中国传统史学与西方近代史学，而且所举例证皆“精巧亲切而富于启发性，西方史法书中实罕其匹”，“虽未达西洋史学方法，然实为中国此学之奠基石”[2]。而李大钊《史学要论》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地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并把它跟一些具体的史学工作相结合的著作，是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辟道路的著作”[3]。 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史学界又出现了新变化，即史学理论界积极探索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实证主义史学理论相互融合的问题。当时大多数学者认为，二者融合才是将来中国史学发展的方向。如齐思和指出，“掌故派和社会学派应当放弃彼此互相轻视的态度，而应采取对方的长处，切实合作”[4]；又如周予同认为，抗战以来，“史学发展的几兆，大概不出于撷取疑古、考古、释古三派的优点，加以批判的综合”[5]。陆懋德《史学方法大纲》虽然祖述西方实证主义史学理论，但对唯物史观亦产生了积极的兴趣，认为“盖历史的变化，甚为复杂。取用任何一种原因，皆不能解释圆满，而经济状况有最大的决定，自当承认”[6]。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史学理论著作亦从实证主义史学理论中汲取养分。华岗指出，材料的占据和检讨是史学研究必要的前提，“史料不够或不能自由运用，固无从着手研究；有了史料，而不能加以科学的检讨，即对于史料真伪和时代性，如不能检讨清楚，也和缺乏史料一样，甚至还更危险”[7]。 其二，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于传承中求创新，推进传统史学理论研究。 史学理论研究不仅注重介绍和吸收西方史学理论，而且亦关注中国传统史学理论，主要侧重于对中国传统史学理论的钩沉阐发。早在20世纪初，曹佐熙《史学通论》就以比附的形式指出西方进化论其实是公羊三世说，“自瀛海道通，欧西史学次第输入，其所陈群演进化之义，缀学之士靡不宾而异之，以为中国五千年之史所未尝言。以吾征之，殆非事实”[8]。到20世纪20年代前后，刘咸炘、柳诒徵等在继承刘知幾、章学诚及先秦诸子等学术思想的基础上，对西方史学理论有所借鉴和吸收，从不同的角度对传统史学理论做了新的融会贯通，从而成就一家之言。如刘咸炘“学宗章实斋”，其《治史绪论》“上、中挈论史识之原理，下略举风势之端绪。 若第一之法（指考证事实，即史考），则前哲言之已详，近译法人朗格罗、瑟诺波所撰《史学原论》，亦详密可参。第三之法（指考究史书之义例，即史法），则《史通》及《文史通义》具在，凡吾所未详者，求之诸书可也”[9]。又如，柳诒徵《国史要义》“钩稽群言，穿穴二民，根核六艺，渊源《官》、《礼》。发皇迁、固，踵蹑刘、章，下逮明清，旁览域外。抉擿政术，评骘学林，返溯古初，推暨来叶”[10]。梁启超等人则在中西史学理论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推动传统史学理论的新发展。如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一方面系统地介绍西方史学理论，另一方面积极挖掘中国传统史学中的近代因素，走出了一条中西史学交融的新途径，即不以西方理论配合中国事例来谈史学方法，而是综合中西史学方法。“所以他不是稗贩，不是笼统的将西方史学方法移植过来，朗、瑟二氏之说，有时正面的加以采用了，而细节处则加润色；有时反过来采用，而更见奇纵；有时约略采用，而另建完密的系统，以致丝毫不着采摭的痕迹，浑若天成，圆而多神”[11]。又如，陆懋德《史学方法大纲》强调“无所谓中西，取其长而求其是”[12]。这就是说，开展中西史学比较研究，首先要深入考察中西史学的精髓，然后才可以比较短长，取二者之所长，从而求得真理性的观点和理论。这种原则不仅要求与中西史学对立说划清界限，而且主张中西史学各有长短，要择善而从，拓宽了学人中西史学比较研究的思路。 其三，以建设新史学为导向，积极谋划近代史学发展的方向。 20世纪初，梁启超等人率先公开批评中国传统史学，认为“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昔人谓《左传》为相斫书，岂惟《左传》若二十四史，真可谓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也”；“从来作史者，皆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者也”[13]。而他们心目中的新史学，或是“历史者即叙述时间之现象之进化之状态者也”[14]，或是“历史者，研究人类进化、社会发达、文明进步之学也。凡道德智慧之进化，农工商业之发达，治术学术之进步，皆属历史之范围”[15]。尽管这些观点表述各异，但都旨在说明，传统史观已不再适应近代史学发展的要求，需要新史学观念的引导。在这种转变的过程中，史学理论著述是要充当重要使命的。梁启超指出：“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大事，惟此为大。”[16]汪荣宝亦称：“所采皆最近史学界之学说，与本邦从来史学之习惯大异其趣，聊绍于吾同嗜者，以为他日新史学界之先河焉。”[17]梁启超等人在20世纪初的“史界革命”呼声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并且由于其自身理论水平和时代的局限，仅仅是掀开了近代史学转型的序幕，近代史学真正转型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20世纪20年代起，学人对于中西史学的认识更为深入，越来越体会到史学理论对于近代史学研究的重要性。李泰棻指出：“回视吾邦，则何如者，一部廿四史，不知着手何处。即勉强卒业，对于国史，亦难整理。欲改旧图新，求合科学方法，则研究方法尚矣。是种著作，欧西亦鲜。且所言甚高，以治国史，尚难应用。日本则唯坪井译有间本，顾乃西洋故言，无所表见。”故而其《史学研究法大纲》要借鉴西方史学理论，同时又积极熔铸中国传统史学理论的精华，即“纲目条理均出己见，而书中征引，则间采成言”[18]。此后，梁启超等人以建设新史学为己任，撰写史学理论著述为其新史学开路：“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吾治史所持之器，大略在是。吾发心殚三四年之力，用此方法以创造一新史”[19]。而其他如李则纲《史学通论》等史学概论著述，则“大体都是要打倒旧史学，建设新史学，指示改国史的途径。他们所提倡的新史学，即是现代西洋的新史学。换言之，即是要参考西洋人的体例方法来改革我国的旧史学”[20]。 其四，注重史学方法的探研，全面推动史学研究的科学化。 20世纪初，近代学人逐渐认识到西方史学方法对于建设新史学的价值和意义。“自近世哲理的思想渐次发达，又科学的调查渐次致密，而后学者遂各以其统系之知识从事于实地之观察，于是所谓研究法者遂为一般学问之准备上所必不可缺之事”[21]。但学人对史学方法内涵的认识尚不明晰，梁启超等人多将史学与其他学科关系作为其重要内容。汪荣宝认为，史学的范围非常广博，“求援于他学之点亦与为多焉”，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是“有肺腑之戚而相与维系与会通者也”[22]。陈黻宸则认为，史学是建立在综合其他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没有其他学科的知识是不足言历史学的：“史学者，合一切科学而自为一科者也。无史学则一切科学不能成，无一切科学则史学亦不能成。故不辨析科学之识解者，不足与言史学，无振历科学之能力者，尤不足与兴史学”[23]。相比之下，史学考证方法的重要意义在当时却很少有人关注，即使是张玉涛译述《史学研究法》已提出史学研究法是“搜集彼时之证据物以考人类生存之情状，而发明吾人观察确定之点”，但却没有对此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 20世纪20年代史学方法的讨论继续深入。何炳松指出：“历史知识者，事也；而研究方法者，器也。舍器而求事者，犹舍秫粟而求旨酒也。可谓不务其本而齐其末者也。世之有意于历史之研究者，其可不以历史研究法为入手之涂径哉！”[24]但这时的史学研究方法论争已不再拘泥于之前的史学与其他学科关系问题的探讨，而是注重史料搜集、考证等史学方法的研究，对实证主义方法的推崇已成为当时史学理论著述的核心内容。在梁启超看来，“须知近百年欧美史学之进步，则彼辈能用科学的方法以审查史料，实其发轫也”[25]。周容认为，史学研究方法主要包括：“第一步是从残砖断瓦之中，寻出原来的材料，即是史料的搜集；第二步是考定各件材料的作用和部位，即是史料的考证；第三步是按照各件材料的相互关系架筑起来，即是史料的编著”[26]。不仅如此，他们还将这种史学研究法与史学科学化相联系。卢绍稷认为，史学研究法是史学科学化的唯一前提，“今人恒言：‘凡欲望一种学术之发达，其第一条件，在先有精良之研究法。’诚以一种科学之所赖以建设者，即在其有良好之研究法也。故吾人欲望史学之发达，当先讲求历史研究法。盖史法者，史学之所赖以建设而成为一科学也；无史法，则史学不能立”[27]。 其五，以特定的编译形式将西方史学理论介绍给国人，便于他们理解中西史学理论的内涵和精义。 史学理论专著在近代史学理论创新、学科发展史上意义重大，但这主要是就史学理论研究成就而言。事实上，这一时期的史学理论研究者大都抱有向读者普及史学理论知识的目的，普遍主张学术性理论著作和普及性入门教材并重，因而史学理论编译著述和入门教材在普及史学理论知识方面推进中国史学近代转型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 20世纪初，近代史学理论著述以编译的形式，将坪井九马三、浮田和民等日本学人的史学理论著作引入国内。汪荣宝《史学概论》是“以坪井九马三《史学研究法》为粉本，复参以浮田和民、久米邦武诸氏之著作及其他杂志论文辑译而成”[28]。而其他史学理论文章亦是如此，如1903年《湖北学生界》（后改名为《汉声》）第6、7－8期所载《史学之根本条件》和1907年《学报》第6、7期所载《史学研究法》分别是坪井九马三的《史学研究法》卷四《史论》中的一章和卷一《总说》中的《序论》及《历史的种类》两章[29]。而梁启超《中国史叙论》、《新史学》，吴渊民《史学通义》和吕瑞廷、赵澂璧编纂《新体中国历史》的许多内容则深受浮田和民思想的影响，如他们大都重视史学与人种、地理学的关系，并借鉴了浮田和民在《史学通论》中设立“历史与国家”、“历史与地理”和“历史与人种”章节的做法。然而，囿于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许多史学概论著述带有比较明显的剪裁和套用日本史学理论的痕迹，还谈不上严格意义上的研究。这种现象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开始有所改观。 大量的西方史学理论著述被国人译介到国内，但这些史学理论著述专业性较强，甚至语言晦涩，常人无以理解，如伯伦汉《史学方法论》“行文生涩，举例均为中古史，不适于初学者”[30]。有鉴于此，近代史学理论著述通过自身对中国传统史学的研究，肯定了其中相关的理论和方法，并有意识地将其与西方史学理论相联系，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学人更为深入地理解西方近代史学理论著述的精义。如何炳松《历史研究法》“关于理论方面，完全本诸朋汉姆，郎格罗亚，塞诺波三人之著作。遇有与吾国史家不约而同之言论，则引用吾国固有之成文。书中所有实例亦如之。一以便吾国读者之了解，一以明中西史家见解之大体相同”[31]。 其六，史学理论教材吸收借鉴史学理论名著的研究成果，将其融入教学体系，完成理论研究向知识普及的转变。 当时出版的大量史学理论教材，大都与梁启超、何炳松等人的史学理论名著有些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些教材对梁启超、何炳松等人的史学理论著述评价甚高。李则纲指出：“往日关于史学理论，自《史通》、《文史通义》外，甚为寥寥，近时如李守常的《史学要论》、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已启理论的历史学之端倪。”[32]卢绍稷认为：“何炳松先生留美回国后，其关于史学方面之著作，除了上述译本外，今著有《历史研究法》，《通史新义》等书，撷取西说，通以中国之史学，而措词之生动，尤有鼓动学者倾向国史研究之效！”[33]这些史学概论类著述多转述、引用梁启超等人的史学理论名著，从而促进了史学理论知识的广泛传播。卢绍稷《史学概要》视史学研究法为该书最重要的部分，但相关论述大体上沿袭了何炳松《历史研究法》，“余今参考何先生之说以为历史研究法之步骤；第一步是搜集史料。第二步是考证，将所搜集之史料，依其性质，加以种种考证之工夫，藉以正误，辨伪，明义。此步工作，又可分为校勘底本，鉴别史书，详知撰人，断定事实四阶段，即所谓‘分析工作’。第三步是编著，将分析研究所得之结果（已断定之事实），编比成为历史专著。 此步工作，亦可分为编比事实，与著作成史二阶段，即所谓‘综合工作’。此与何先生所言，大同而小异”[34]。同时，这种转述、引用都是将其所传递的史学理论知识视作一种史学常识，并以此作为大学生、中学生和自修者了解史学、认识史学的门径。卢绍稷指出：“吾人研究史学，若不先知门径，何能承先启后乎？此现今学校之所以皆有‘史学概要’、‘历史研究入门’或‘中国历史研究法’一类学程之开设也。唯关于此类著作，今尚寥若晨星。目下沪上各书局所出版之史学书籍，大都是仅论史学中研究法或与科学之关系，均不能使初学者得一史学之概念。作者鉴于中文史学中教本之缺乏，一般学子修习不便，为史学发达之阻碍；乃编著是书，以应学术界之需要。其主旨，在灌输读者以史学之常识，并指示研究历史之门径。”[35]徐蔚南亦主张：“要把各种学术通俗起来，普遍起来，使人人都有获得各种学术的机会，使人人都能找到各种学术的门径。我们要把各种学术从智识阶级的掌握中解放出来，散遍给全体民众。”[36]一方面梁启超等人的史学理论名著在无形之中扩大了影响，另一方面史学理论教材借助于史学理论名著的影响，为学界同人所接受。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推动了中国史学近代化、科学化转型。 注 释： [1]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自序，载《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三，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页。 [2] 素痴（张荫麟）：《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之梁任公先生》，《大公报•文学副刊》1929年第57期。 [3]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6页。 [4] 齐思和：《现代中国史学评论———掌故派与社会学派》，《大中》1946年第1卷，第1期。 [5] 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载《周予同经学史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89页。 [6] 陆懋德：《史学方法大纲》，独立出版社1945年版，第84页。 [7] 华岗：《中国历史的翻案》，作家书屋1946年版，第18页。 [8] 曹佐熙：《史学通论》题词，湖南中路师范学堂1908年版。 [9] 刘咸炘：《治史绪论》，载《推十书》第三册，成都古籍书店1996年版，第2386页。 [10] 柳诒徵：《国史要义》题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11] 杜维运：《梁著〈中国历史研究法〉探原》，载《与西方学者谈中国史学》附录三，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1年，第346页。 [12] 陆懋德：《史学方法大纲》序，第2页。 [13] 梁启超：《新史学》，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3页。 [14] 吴渊民：《史学通论》，《学报》1907年第1期。 [15] 吕瑞廷、赵澂璧：《新体中国历史》叙论，商务印书馆1908年版。 [16] 梁启超：《新史学》，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7页。 [17] 汪荣宝：《史学概论》，《译书汇编》1902年第2卷，第9期。 [18] 李泰棻：《史学研究法大纲》自序，北京武学书馆1920年版，第1页。 [19]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自序，第2页。 [20] 齐思和：《现代中国史学评论———掌故派与社会学派》，《大中》1946年第1卷，第1期。 [21] 汪荣宝：《史学概论》，《译书汇编》1902年第2卷，第9期。 [22] 汪荣宝：《史学概论》，《译书汇编》1902年第2卷，第9期。 [23] 陈黻宸：《读史总论》，载《陈黻宸集》下册，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676页。 [24] 何炳松：《历史研究法》，载《何炳松文集》第4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5页。 [25]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自序，第2页。 [26] 周容：《史学通论》，开明书店1933年版，第147～148页。 [27] 卢绍稷：《史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145页。 [28] 汪荣宝：《史学概论》，《译书汇编》1902年第2卷，第9期。 [29] 参见俞旦初《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新史学》，载《爱国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30] 周谦冲：《现代西洋史学之趋势》，《史学季刊》1940年第1卷，第1期。 [31] 何炳松：《历史研究法》序，载《何炳松文集》第4卷，第6页。 [32] 李则纲：《史学通论》，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46页。 [33] 卢绍稷：《史学概要》，第109页。 [34] 卢绍稷：《史学概要》，第149页。 [35] 卢绍稷：《史学概要》序，第1页。 [36] 徐蔚南：《ABC丛书发刊旨趣》，转引自刘剑横《历史学ABC》，世界书局1930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