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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尤其是与历史相关的电影的介入，正在改变人们看待历史的方式。1998年美国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在接受采访的1500个人里，有81%的人在此前一年里看过历史题材的电影或电视，而只有53%的人在同一时期看过历史题材的书籍。也就是说，影视正在取代书籍成为普通公众了解过去的主要方式。尽管这一统计发生在十多年前，但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以及网络和大众传媒的普及，这一数据在今天的比例一定会更高。同时，这种历史认知方式的转变，也不再仅限于美国，而成为一种全球现象。 早在1988年，海登•怀特就在《美国历史评论》上撰文对这一现象作出分析，并杜撰出“historiophoty”（影视史学）一词，与传统的“historiography”（书写史学）形成对照。在怀特看来，“书写史学”是以言语的意象和书写的论述来表现历史，“影视史学”则以视觉的影像和电影的论述，去表现历史以及我们对历史的见解。无论是书写史学还是影视史学，它们都必须经过压缩、替换、象征和限定的过程，两者在对历史的表现上，有着同样的可能性。它们之间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信息的方式，仅在于媒质的不同，即一个是动态的影像，一个是静态的文字。在理解怀特的这一论述时，我们必须看到，怀特本人对历史真实性问题持怀疑态度。他认为从叙事的角度来看，历史书写与文学创作无异，因此历史事实是建构而成的，不存在所谓的一般事实。与之类似，电影在表现历史时，也是依照某种原则将影像编排成特定的叙事，其功能与传统的史学并无二致。 怀特关于电影与历史关系的论述建立在不存在一般历史事实的理论基础之上。尽管怀特对于历史本质的论断极大地改变了历史认识论的基础，推动了历史哲学从分析向叙事的转变。但在理解某些特定历史事件的真实性上，怀特的理论就不再那么锋芒毕露，一个明显的例子便是纳粹屠犹即大屠杀。众所周知，大屠杀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极为特殊的事件，它虽然是针对一个种族的灭绝性杀戮，但所带来的创伤性体验却是全人类的。面对大屠杀，人们更在意的是人性的善恶和道德的考量，而不是表现它的方式。换句话说，不论借助什么样的历史叙事去再现大屠杀，它必定是一个历史事实，在这一问题上采取相对主义立场没有任何意义。同样，在面对某些历史事件时，电影也不仅仅是一个表现历史或理解历史的问题，它更关涉道德。 电影在表现历史时，通常会采取多种形态，比如战争片、喜剧片、传记片、纪录片等，但所有这些历史题材的电影都可以分为虚构的（fiction）和非虚构的（non-fiction）两大类。前一类只是在主题和场景上采用了历史的形式，但反映的却不是历史事实，有很多“戏说”甚至完全想象的成分；后一类则以真实发生的历史事件或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为基础。但即便是虚构类的历史电影，它也必须遵循一定的历史通则，不能犯下时代错置的谬误和违背基本的价值判断。也就是说，虚构的历史电影可以在人物的塑造和情节的设计上自由展开，但必须遵守一个基本的底线，严格依照它所设定的历史情境去讲述一个符合一定历史条件的故事。否则便是误导观众，有悖于电影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尽管虚构的历史电影与非虚构的历史电影在本质上有着明显的差别，但两者在道德上是等同的，虚构的历史电影不能因其形式上的虚构而走向虚无。在某种意义上，虚构的历史电影更应当受制于道德的约束，以防止过度的自由化可能导致的价值体系的崩溃。 对于非虚构的历史电影来说，恪守职业道德只是一个基本的要求，它要做到的是如何实现专业历史学家所津津乐道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因为对普通观众来说，所谓的历史就是他们在银幕上之所见。与传统的史学相比，电影虽然缺乏后者所独有的理论和反思特性，比如必要的注释和逻辑的论证。但在表现历史上，电影却有着传统史学难以企及的优点。传统史学主要通过文字来传递历史意境，而电影却可以让观众看到场景，听到声音，乃至一窥历史人物的内心情感。这种多重感受，必然会给观众带来更为强烈的历史体悟，激发他们去探索可能的历史真相。在叙事上，巧妙的蒙太奇手法和明快的闪回，不仅足以消除繁琐的文字所造成的阅读上的滞胀感，而且可以实现文字表述所无法达到的效果。而镜头长短的应用，远景、全景、中景、近景和特写的选择，也足以成为对历史事件作出全面而准确描述的保证。因此，电影完全能够作为传统史学的一种补充，在表现历史、认识历史和探究历史上作出自己独有的贡献。 电影作为一种历史表现手段的出现，反映了大众传媒对历史研究领域的渗透。从西方史学发展的角度来看，这其实是史学民主化的一个结果。长期以来，历史研究的主体主要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历史学家，历史学也成为一个壁垒森严、常人难以触及的精英领域。尽管大多数历史学家都怀揣一种福柯式的求真意志，但体制内的约束和政治上的影响，使得历史学家很难追求纯粹的学术，反而自觉不自觉地参与着对国家或民族神话的塑造，历史学家的撰述也往往成为一种主导叙事，形成对其他历史表现方式的压制。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史学领域出现了一种反体制的潮流，它主张放弃主导叙事，将目光转向被传统史学所忽视和压抑的群体和对象。妇女、少数族裔、社会底层、记忆纷纷进入历史学家的视野当中，历史研究的领域空前扩大。不仅如此，史学的民主化也要求打破历史学家对历史解释的特权，让历史向更多的非专业人士开放。大量历史题材的电影、电视纪录片的涌现，为历史学专业之外的媒体制作人提供了重塑历史的可能。众多带有自传性质的讲述和谈话类节目，也在影像的精巧包装下，满足着人们对极具个人体验的鲜活的历史的好奇心。而一些与历史相关的电脑游戏的流行，更是让普通人也可以参与到对历史的“创造”中来。 一些历史学家或许会为史学领域出现的这种“异象”感到不安，甚至会为某些戏谑性的历史创作感到不满。但是，应该看到，历史电影、电视纪录片甚至与历史相关的电脑游戏的在场，并不是什么偶然的现象，它其实是史学领域中某些长期缺席的因素的复归。不论在古代中国还是在古代西方，史学从一开始都是一门技艺，力图讲述一个无所不包的故事，去描绘人们生活在其中的这个纷繁杂芜的世界。然而，随着国家权力的强化，史学成为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工具。之后的史学职业化或科学化进程，愈发将许多与过去相关的信息排除在历史之外。以电影为代表的大众传媒对历史的介入，在对传统史学形成挑战的同时，恐怕还是要恢复史学多样化的本真。 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阿尔托格曾指出，不同时代，关于历史的机制总会变化，其原因就在于一个社会思考与应对过去的方式发生了改变。这种变化固然会带来一些无序状态，但还是开辟了创造和想象历史的新途径。当媒体制作人借助电影、电视甚至游戏去表现历史时，他们一方面完成了历史资源的重新配置，另一方面也让历史再次充满活力，吸引着更多的人去接近它，去反思既存的或许并非那么合理的历史知识和历史观念。史学这门古老的学科之所以历久弥新，就在于它的自反性，它那接受一切新事物的包容性。不过，在从事历史的多元表达时，专业的历史学家和非专业的历史学家，都应当遵从历史制作所应有的道德，以抵制所有种种反历史的诱惑。 （原载《光明日报》2013年11月21日第11版，文章发表时略有删节，题目被改成《电影与历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