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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发] 西方新社会运动，始于20世纪60年代发展至今，已成为有目共睹的普遍现象，对西方世界和全球化产生了重大影响。西方学术界自始至今对该运动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研究成果汗牛充栋。国内学术界对此问题关注较晚，在已发表的有限专著和论文中仅从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视角进行阐述。本文是邸文研究员编译介绍德国学者约•拉什克（Joachim Raschke）教授从社会文化视角对该运动进行解析的观点，将有助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全面认识和研究。 现对新社会运动的几个观念进行深入分析。在至今论述中，仅对其特有的动员和行动形式进行了总结性概述。本章重点是论述新社会运动的原因、矛盾和可能性的作用。 至今，虽然没有一种社会理论能够揭示新社会运动的秘诀，但是后工业社会理论则提供了一种阐述和解释其框架的重要因素。这里并未逐一讨论社会运动的开展，但是仅对其作用可能性提出几点思考。同时，从运动类型看，其主导观点是新社会运动处于以文化——权力为导向的运动之间的交叉点上，具有在社会文化领域形成重点的倾向。这不仅刻划了运动的特征，而且也对运动在其可能性中进行了限定。 一、一种新的运动类型 后工业社会产生了一种新的社会运动类型。从历程看，新社会运动在联邦德国随着60年代复活节游行和大学生运动兴起，70—80年代展开，90年代后在全球化和信息化国际背景下出现了新的变化。这种新型的社会运动，在基本范畴内，区别于工业社会以工人运动为典型的社会运动，是一种结构性松散、流动性（非固定的）、开放性类型的社会运动： ——不存在一种统一的严密的意识形态； ——标题多样性和议题迅速变化； ——组织成员极不稳定，敌视与领袖相关的官僚化和集中化； ——强调在直接行动中极其易变的行动形式； ——自主性，但是多数局部运动具有强烈的网络关联。 从内容上讲,新社会运动与工人运动相比较则围绕另外的重点议题，既不是克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随之目的而激发生产力，又不是以要求分配为主将围绕社会正义问题置于中心位置。该运动的社会支撑派别并不是由工业工人派别而组成。 二、社会结构 新社会运动的社会基础具有不同类型的特征。但是它并非是以偶然的方式表明是异类的，与广泛流传的观点不同，它有一个特殊的社会基础。首先是原初支撑派和共鸣派之间的区别。原初支撑派包括形成阶段的主动分子，确定运动的基本方针。共鸣派由运动的同情分子组成。在新社会运动事件中，原初支撑派和共鸣派在社会结构方面是交织的，但是并不一致。 原初支撑派别的社会结构通过职业结构、受教育结构和被边缘化三类部分人群界定在一起。 在新社会运动中，主动分子在职业结构上起初是依附性行业的就业者，主要在服务性行业工作。在服务性行业工作人员中，从事人道服务就业者的群体突出（教育、社会、医疗卫生、新闻界）。与之相比，从最广泛的意义上看，涉及生产过程的能够进行物质生产以及协调和国家——行政服务部门工作的部分群体意义不大。1980年，人道服务的一类人总体上只占联邦德国就业者的10%，但是从60年代以来增长迅速。 第二个界定产生于受教育结构。在主动分子中，大学生和高校毕业生（知识分子）的比例很高。同时，大学生和高校毕业生不仅是政治领导人小团体的一个主导特征，从总体上看也是主动分子的一个主导特征。这与历史上社会运动中知识分子的作用呈现出一个本质区别。知识分子第一次并非只是领导团体的一部分或者是一种边缘运动的基础（例如，生活改革运动或者青年运动）。特别是在70—80年代，第三产业教育领域的大规模扩展，为知识分子的一种自身运动奠定了基础，知识分子更多的是作为精英或边缘化的派别进行行动。 显然，新社会运动（至今）并没有由整个知识分子团体来支撑。人文-社会科学的所谓的“人文知识分子”居于中心。相反，在运动中技术-经济知识界和国家-行政知识界的知识分子只有非常有限的主动性。 第三，在运动的主动支撑者中，被边缘化者的部分具有代表性。被边缘化者是指处于一种社会的边缘地位。同时，这种状况能够涉及整个社会或者一个特殊的相关团体（例如，被边缘化的知识界）。在这里，必须对这两种类型加以区分，因为在一个局部派别的框架中，被边缘化能够带有诸多特征出现。这些特征从整体社会方面包含一种特权化因素（正如在被边缘化的知识界例证中一样）。然而，与生活状况（例如，收入）接近。这种状况会导致形成交接的意识内容（作为“被排斥者”或“被忽视者”），如同在开始阶段新社会运动的内部所表明的那样。 一般来说，较长期的以及持续性的失业与被边缘化的过程有关。失业能够充当被边缘化的一种粗略的指示器，甚至于在新社会运动特别积极的追随者中，被边缘化表明是最重要的原因。此外，必须理解这些人，作为被边缘化者（从整体社会而言），他们的生活没有“充分的”、相对持续的和有保障的再生产自己物质的基础。除去正式的失业者外，其中临时工，非自愿的、以及得不到充分支付工资的季节工，获社会救济者，部分领养老金者也属于此列。 被边缘化者参与主动者的比例是很难估计的。可以肯定地说，被边缘化者属于知识界范畴，特别是人道服务行业的知识界，其中有失业的教师、社会工作者等。此外，可以说青年人（这里特别指代沟影响）在与边缘化关联中关系重大，较老年人——同样受到超比例的打击很大——几乎并未表现出来。被边缘化人群并未构成运动的主要支柱，这在历史上众所周知。因此必须期待动员为数少许的资源弱者。这也在失业者（自助）运动的少许范围中反映出来，其余的——根据参加的观察者——在包括超比例的知识分子成员中表现出来。特别是在运动的那些范围中，都可能期待出现被边缘化者，他们是加工和分配物质资源部门工作人员（例如，选择经济学组织或绿党）。 新社会运动中超比例的主动者，成长于人道服务行业、知识界和所谓的受过教育的边缘化的三大部分人群的重合之中。 新社会运动的共鸣派建立在二个基础上。其中之一是别由刻划其原初支撑者的部分组成。知识界以及受过某种较高教育程度的知识界成员，在绿党选民中具有广泛的超比例的代表性。这里需要指出，在从事服务性职业人道服务部门的参与率特别高，在大学内部大学生选举中绿党以及选择名单组织的参与率在人文-社会科学专业领域特别明显。总体上看，其追随者在服务行业工作的比例十分突出。1978年在这样的职业中工作的20—25岁的青年人占70%。被边缘化似乎在同情者的层面比在主动者的层面更为明显。绿党的失业者参与率是超比例的；这一点特别适于失业的青年人群。此外，还明显地存在于来自“敌对”领域的抗议声音，即现实的局部派别或可预料的受边缘化打击者所发出的抗议声音（例如，在“结构弱势”的地区及部门中的部分小农和工人）。 另一是逐一受到打击者而成为的同情者。根据社会结构不一致的论点，存在现代社会发展的影响，个人自身没有支撑特殊社会结构的选择，即原则上均能打击某一个人，不管其所处的社会地位如何。对此，环境危害是最为明显的例证。一般说来，随着生态冲突的焦点出现，绿党的选票份额明显增长。受负面影响并遭受损害的部分人群自动组织起来，也自然表现在公民选择者组织之中（Burgeaintiativen）。但是公民选择者组织处于新社会运动的边缘，由此而限定了其直接动因以及不以体制批判对这一动因进行调解。 新社会运动在同情者层面，联合了服务部门的就业者、知识界和逐一受损害的被边缘化的部分人群。因此，新社会运动包括一种社会结构产生的潜势和一定额度的潜势。显然，这种潜势在两种状况下超越派别关联而现实化。此外，绿党——正如每一个运动政党的——追随者，出于极为不同的抗义动机极具吸引力。但是他们在社会运动的观念之中，显得并不重要，因为他们超出选择之外并不体现行动潜势。相反，从同情者向行动者的过渡是流动性的。 新社会运动的政治对手——从社会结构看——由以增长为导向的派别组成。他们联合工业时期和以工人运动为标志中的敌对派别：制造业的工人、企业家、农业主、以经济状况为导向的自立者，以及涉及制造业及协调生产资料和行政管理部门服务性的职业者。后工业社会不仅产生了新社会运动的社会基础，而且也产生了服务行业派别。这些派别是扩大较老的以增长为导向、功能性的围绕物资生产（Güter）构成派别的核心。这个社会的双重性特征也在这里表现出来。该社会也被划分为工业服务行业社会。后工业社会使依附阶级碎片化和分极化。所以，它不仅有助于部分依附阶级激进化，同时也加重了蔓延的阶级政治的可能性和基础性社会变革的难度。 对于新社会运动社会结构基础的一种构画，使这些解释具有相对性。虽然这些解释继续坚持对抗性重大派别一种两分法模式，但是却把抗争运动置于一个“人民阶级”（Touraine语）或“具有善良愿望的一切人”（Bahro语）的基础之上。相反，在这里强调社会基础的局限性。这种社会基础在初始的支撑者派别中则比在共鸣派中更为紧密。 对于新社会运动结构性造就的“天生”的支撑者派别，其发展具有何种可能性？必然对人道服务领域增长机会的评价存在质疑。它遭遇到了国家金融资金的限定。其中，这些金融资金限定产生于公民负担限定及其负担准备，和对新的增长部门期待（或者也只是以此加以掩饰的、稍许的重新分配）中公众资源的定位改变。此外，由新社会运动进行的对社会福利国家批判要求的激进形式，超出了扩大其本身基础设施的范畴。 一个公开的问题，从人道服务行业部门已动员起来的至今薄弱领域中补充的招募人员，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成功（例如，医疗卫生部门）？这种情况并非偶然，而是因为围建的藩篱功能太差（例如，医疗卫生部门的社会等级政治传统和商业化）。但是在对招募的可能性的乐观估价中，面对当前的数量，人道服务行业部门（旨在提供一种有影响的运动的基础）的潜势太弱。如果人们过分地考虑敌视组织性的新社会运动自发性的动员方式，那么在服务性行业其他部门则存在不必过高估计因议题增多而相对相同发展的可能性。 虽然高等教育的扩大是一种纯粹政治决断，联邦德国第三产业教育的比例，始终落后于美国，但是在居于统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状态中，几乎已不能指望一种较长时间的第二次教育的扩大。一种高校内部扩展到各专业中的动员似乎更为现实。至今这些专业以反击或保持距离与新社会运动的议题相对立。在技术经济和国家行政领域的知识界，其运动行动的积极性，并非最终取决于对于这些派别来说已选择的技术发展道路的成效。必然选择的可能性，对于其相对高的物质水平和纳税比例则提供明显的均衡。 被边缘化者的动员潜势是一个完全不清楚的量化（Gre）。首先是受教育、具有较高专业技术程度的被边缘化者，对于运动中一种持久性的积极性颇感兴趣。在不同领域中，被边缘化者作为同情者受到关注。总之，对于该派别来说，为使运动在选举和游行层面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要对1/3有就业能力的民众进行动员。 此外，如果吸收逐一受损害的（Betroffener）派别，那么还存在一种更为广泛扩展的可能性，甚至于在这里并不需要客观遭受危害者人数的增长，而是善感和批判的主观性增长能够导致类似的结果。 显然，这一点是对这些未来推测思考的最后的观点——在被边缘化和不一致的令人震惊事件领域中，新社会运动的发展意味着有些异样。与人道服务和知识界能够在结构性较好扎根和由此较易并持续性进行动员的领域中相比较，愤怒的和偏激的被边缘化者能够获得什么，他们缺乏持久性的资源。不一致的被自然打击的受危害者，经常处于沉重的压力之下，削弱了他们的参与热情程度。由于社会结构的差异，可能引起运动内部的政治分裂，成为消弱力量的因素。如果领导团体不能使这种不同性起到积极的作用，必须加以补充。 三、问题结构 新社会运动的重大议题是社会文化一致性的问题。这一点将新社会运动与涉及经济和涉及国家的整体问题区别开来。中世纪末期的市民运动和工业时代的工人阶级运动曾无尽无休地致力于解决这一涉及经济和涉及国家的整体问题。新社会运动的初始目标是以社会文化领域的重新定向和重新组织为导向，并不是以经济和国家为导向。 社会文化领域包括在一个确定的物质再生产的基础上，价值标准为导向缔造生活并富有意义。其一致性，被理解为个体和派别社会心理自我定义的统一和持续性。在这种关联中作为案例分析是重要的，因为它能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调解外部和内部之间的实际状况。 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化的高度程度，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已大大地突显于社会文化领域。因此，几乎并不存在政治自由的空间。但是，分界线可能是如此地流动，标题化意图经常可能如此广泛，进一步清楚地确定这一部门（sektor）非常重要，以及由该部门形成抗议运动的动因。 面对诸多议题的不一致性和似乎可能的突发性，观察家们对于被确定的共同的重大议题存在极为不同的见解，这一点并不奇怪。这种情况能够通过四种途径加以接近： 1．Issue-Synthese（两种相反概念的综合） 是什么将增长政策和技术政策、生态学和选择性生活方式、妇女解放和占领房屋的运动统一起来？对此，我提请注意较前考虑的生活方式的范例作为答案。我想加以补充，对于新社会运动来说，这种总体社会思考的草案核心是基于社会文化领域。一种人道化的价值特征是基本的。这种价值特征直接关系到人的价值，针对经济的和政治的补充体制提供的偿付（收入、安全，等），首先通过这一问题将这种政治和经济因素包括进来：谁以及什么阻挠一种其他的、自主决定的生活方式（由此产生反预算主义和反资本主义）？ 2．论证模式 正如das Issue总是个别现象，也并不依赖于是否来源于一个较老的问题的关联：辩论模式保持着社会文化范围的明显性。在关于生活方式、价值、文化程序、情感(如，恐惧)、需求、一致性需要，即生命世界，为论证提供论据。如同在平等或正义方面，出自于经济或政治统治体制的直接理由则退于次位。秘诀价值是博爱的秘诀价值。甚至一种良性的部分生态学批判带有社会文化的价值取向（例如，“与自然的伙伴关系”）。 3．主动性（积极性）重点 在这种关联中，主动性重点充当初始动因的指示器。主动性重点既不基于经济辅助体制的内部，也不基于政治辅助体制的内部。绿党，虽然在政治上进行干预，早已证实了这种看法——能够在极其微弱的组织程度方面和少量的成员参加方面看得出来。部分新社会运动例如选择者运动或妇女运动的一种明显重心放在社会文化领域。生态运动在增长、技术和消费批判的影响下，特别把经济体制的作用作为议题。和平运动对于政治制度来说是最强大的运动（重组军事机构以及重组军事战略），随之主导强大的文化潜流（例如，博爱、爱敌人、伙伴关系）。 4．与经济和政治作用领域的关系 经济领域（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和国家领域（代议——官僚民主制）在当前的状况中遇到拒绝，反资本主义和反预算主义在极为不同形式的变换中贯穿于运动，是一种关于引起运动困境的最普遍原因的一种表达。经济和国家呈现出如同一种没有其影响已被满足或者确实能够满足生活的外在的干扰因素。但是，这种拒绝同时并不仅涉及确定的压制性结构，而且进展得更为深入。政治和经济体制被权力和功效作为两个中心媒介和标准加以掌控，遇到一种深刻固有适宜的倾向，只是通过运动的社会文化的萌动（Ansatz）才能够解释。 对于经济和政治补充体制来说，已经提议的重新结构化(Restruktuierungen)则导致在其极为令人关注的变形中取消一种补充体制。经济在二元性经济形式中，带有将异化的、形式的部门减少到最低限度的目的。基础民主形式中的政治，通过代表、领导、官僚带有一种最小化的政治统治。该问题的原因并不是自食其利者的、基础民主组织的小单位能够办得到的，而是在于这样的结构向整个社会的普及化。对于权力、工作分工和同样不再能够实现调解的同时，以必要的方式增长的意义，缺少一种充分的意识，因为诸运动的意向起始点集中于个体和小派别方面。 如何解释显现这种至今被声称的社会——文化领域，该领域在个体和集体一致性中面对较前的重大问题状况找到其秘诀问题？我的论点是：这不仅是新社会运动原初支撑派别关注状况的表达，同样也是对于带有社会结构混乱结果体制发展的表达。一种只是适于人道服务行业知识界（作为核心派别）的声明，也许忽视这一主题扎根于整个社会的发展之中。但是，只有如此才能理解运动的动力和共鸣。另一方面，一种全面的整个社会声明的起动，将会导致运动的主动潜能的一种夸张的观念，这种潜能拥有明显的清晰的界限。人们必须将这两个起点接合起来：由此可见，在资本主义整个社会发展的基础上，社会文化一致性的问题比总体社会问题更为明显地显现出来。在其特殊亲合性的基础上，人道服务行业的知识界能够对文化一致性问题进行极其美好和清晰的表达（但是同时，它并不只是集体利益，而且也完全是个体利益的管理人）。 整个社会看问题的视角，必然通过一种二元性论断进行推论。以诸运动为基础，强调有余和赤字。在50至70年代经济结构戏剧化膨胀的基础上，基本物质需求的满足和由社会经济决定的阶级冲突的停止，是宣告利益已经转移的普遍前提。正如始终声明的一样，通过物质需求的基本满足，非物质需求的一种潜能（不是需求理论的自动主义a'la Maslow!）被释放出来。这种潜能的现实化，自然需要补充条件（例如Inglehart不能解释，为什么后物质主义者绝对不是最为明显的物质的心满意足者）。 经济膨胀和繁荣阶段不仅为平衡社会经济利益冲突做好了手段准备，同时卓有成效的增长是从负面突起插入经济范畴的一种因素。通过负面的外在影响（环境破坏），通过心里和健康费用的提高（工作过程要求工作者支付这些费用），通过工业的，但是也有国家对生活（生命）世界领域的渗透，个体被暴露在一种新式的问题综合症之中。 对个体和集体一致性的威胁和摧残，形成了比较新的社会科学社会分析的一个主导意向。这种观点居于支配地位，视其为一种已经进行的现代化过程的后果。通过经济和国家的自立或通过自身，可能但不充分的规范的改变方式，这会在多大范围内造成影响？这一点在多大程度上和以何种战略能够修正，或者简单地体现在一种现代化必须承担的价值？社会文化领域从自身出发，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改变结构——这些问题或者其他问题是公开的和有歧义的？显然，这种批判性社会理论与这种观点相矛盾，经济和社会福利国家单纯数量上提高效益，可能消除或者也只是决定性地减少一致性问题。而且，这种理论强调整个社会改变结构的必要性（与保守的社会理论相矛盾，该理论强调通过道德、教育和重新激活社会义务——特别是家庭——进行掌控）。 在社会结构讨论中有一种观点，经济—行政综合体的负面作用能够从命题上（thematissch）逐点逐项地、不确定地将处于极不相同社会结构地位的人们引向新社会运动。新社会运动支撑派别的一种稳定性在人道服务行业、知识界和被边缘化的三个交织部分的领域之中被固定下来。从这三个关联点中，存在一种对于社会文化一致性综合体问题的一种较为内在的亲合性。原因如下： 第一，对于社会文化领域来说，人道服务行业职业的成员是受过专业教育和参加社会生活活动的群体（经常也许是预先招募的，即为，他们已经带来“新的价值”）。他们由此使其工作范围的问题成为其参与的议题。这种观点以此连接起来，他们向其当事人（中、小学生、大学生、受社会工作者关照者，等等）说明意向，自动成为其利益的代言人。 取代技术、经济、行政的效率，非物质需要方面（网络、卫生保健、感觉、自我实现）居于中心。在一定的社会发展基础上，在满足这样的需求如同一种制止这样需求实现的经历，不仅是共同协作的共同作用，而且也通过人道服务工作内部的紧缩（例如，商业化、等级、监督），有助于批判一种由经济和国家的自主体制过分塑造的生活方式，并支持试图重新建立以价值和需求为导向的生活方式。 第二，因为（受教育）中产阶级的自我理解不再是传统的和有经济承担能力的承载体，自60年代以来膨胀的知识界作为整体处于阐明一种自身社会文化派别一致性的压力之下。同时，由一种人道主义的人的观念为指导的对于社会矛盾批判的缺欠，移向以自身一致性形成的中心（Orientierurigen），几乎并不惊奇。同时，其中如下的动向突显社会运动： ——置价值和感觉（Sinn）高于掌控的理智和完美的技术实施(Vollzug)； ——倾向于整体的、总体性的启动（Anstzen）； ——在共同体中和通过联合抵制伴随有理智的活动产生的距离和孤立。 如果“人道主义的知识界”的道路是通向新社会运动比较短暂的路程，那么，其它学科（生态学、农业—食品科学、技术，等）也确实为批判基础制度提供了多种多样的启动点，其中自然固定于机械性行动的受到排挤的伴随-结果现象。总之，知识界第一次在一场较大的运动中足够强大到决定其自身的议题（Themen）出现，并在很大的程度上公开议题。这也许对于它们来说，只存在适应议题的两个标准：它们应该支配一种批判体制的质量，更直接些——例如作为独立分配政策问题以及面包和黄油问题——触及一致性。 超越各自学科，为青春期过程（骚动）的过期偿付制造了机会，从社会角色压力中相对减轻负担，在选择性解释机构的影响下对要求—现实—比较进行激进性批判。 显然，这种批判的潜势公开而又明显地随着大学专业的一般特征而变动，如同问题导向性程度的（反应—VS.结构学）或者政治性的例证。这有利于人文—社会科学专业。 随着其对精神和政治工作自由的要求（参见禁止职业议题实例），知识界不仅代表一般利益，而且以特殊方式也代表特殊利益。类似情况适于对工作自主性的高度要求以及对于工作中自我实现的需求。 第三，异化可能是激进化社会批判的结果。可以说，被边缘化是其物质的支撑。同时，被边缘化确实只是在一定条件下明显地导致主动的、持久的、政治的抗议运动。在基于一种社会期待关系重大的资源基础（例如，教育专业）上的被禁止的地方，必然从来都是预料出现自主—政治抗议的地方，向抗议运动转化的差异，恰恰在于知识界历史上扮演的角色。 这里略以提及的人道服务工作、知识界和被边缘化的内在态度潜势，只是表明这些部分人群的一种可能性。为什么从这些派别中也只是一定的小部分人群对于运动采取主动性的问题，也必须通过补充其他的（社会心里的和内部行动的）易连性问题进行澄清。但是，在历史比较中明显的政治倾向推移，至少在人道服务工作知识界曾经发生过，在这里只是略微地谈到。 对于这种推移的一种解释，可能在涉及行动因素起作用的、社会结构和政治权力状态的组合中找到理由。在至今的诸多解释中，处于突出地位的是发挥作用的观察方式，依据于职业活动及培训方式——但是大学生、教授、教师、医生等在德国过去100年间绝大多数处于右翼阵营。在这里，也必须补充其他的结构，旨在在某一种范围之内实际上解释这些作用潜势。 同时，社会结构因素在三个方面发挥作用。首先，继续进行的教育爆炸，导致能够动员中产阶层和工人团体的部分成员，他们是民主化倾向的支撑者（见Habermas et al 196和Krause et al 1980）。二是受较高教育阶层的知识分子，随着高等院校的扩大倾向被特权化。但是，他们失去了在就业体制中对现状（经济状态）和受教育程度相适应的稳定的地位的依赖，其收入——与平均额度有关——被平均化，其特权下降。三是他们在其工作活动中，同一种丰富多采的整个社会文化联系在一起。同时，只有一种更有强度的合作，才能够使服务行业工作者的成就成为可能。 最后，政治权力状况，重大派别与主要阶级之间力量的对比，对于知识界的政治导向起到一种实质作用。因为知识界缺少一种自立的（独立的）再生产基础。统治阶级的支配地位越强，力量对比就愈小，就愈均衡，政治选择的可能性就愈大。因此，例如，在前工业——现代化过程阶段（至1848年），一种强大的进步倾向与自德意志帝国以来占优势的保守至反动的倾向之间，能够解释知识界导向的变化。 自1960年以来，在联邦德国这三种因素共同发挥作用。也是有利于人道服务工作部门知识界的一种进步的定向。 四、同一性危机和价值变化 社会结构和问题结构体现一种潜能，这种潜能为其变为行动需要社会心理和内部行动的因素。同一性危机是解释社会运动原因的社会心理社会调解（沟通）的最完整的起点。同时，能够在一致性危机类型中观察到一种转变，这种变化已令人关注。自60年代大学生运动以来，历史运动能够通过对一种现存派别的同一性的威胁，较早地通过同一性危机，在派别同一性侵蚀或缺少的基础上得到解释。 在整个社会、重大派别和家庭层面，对于一种强调同一性危机和价值变化的前提，则是对社会创新力的一种削弱。整个同一性的一个过程起始于60年代，同时，诸派别脱离溯源于历史的而在联邦德国是重要的自我理解意识。这对于那些在这样的派别交织的同一性中，相信肯定找到了支持和感觉的派别来说则产生了不安全的反作用。学生运动和后来的选择者运动对于功效和消费社会提出质疑。生态运动强调事实状况，由此动摇了对技术-经济发展内在进步的信念。和平运动告别了反共主义和亲美国主义作为组合一体的手段。妇女运动削弱了父权制，也在合法的平等条件下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 现实的社会发展始终是为反击居于优势的信念内容的基础：目光短浅的物质主义，环境破坏和资源短缺，现状的稳定和缓和政策，在职职业活动和许多妇女较高的教育文化水平。社会运动依靠实际发展并使实际发展尖锐化。虽然在派别特定区别方面，重要的同一性的侵蚀明显不同地进展，但是在这些同一性的基础上，一种派别交织的、总体社会的社会化不再成为可能。 在整个社会层面之下，过去存在和现在同样存在具有派别特定同一性的诸多重大派别。恰恰在德国，社会分类为“社会-道德环境”（Lepsius 1966）进展广泛。但是重大派别的一种社会化变化的作用，曾经是和现在是新社会运动开展的前提。 另一方面，重大派别的传统环境遭遇一种侵蚀过程。这个侵蚀过程通过民族社会主义敌视自治和一体化暴力行动，通过自50年代以来深入进行的工业膨胀继续向前推进。这一点，特别对于追随者来说，对于在联邦德国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几代人来说，他们可以在社会化方面、在进展的程度上得到富有成效的解放。精神铸造力自然挥发了，甚至气质特征和行为监控也能达到这种程度（参见Popitz:《对工人觉悟的早期研究》，et al 1957,Habermas:《对资产阶级觉悟的早期研究》， et al. 1961）。70年代末，社会-政治偏离于较老的重大派别，例如，在大学范围内取得了广泛进展（参见Klause et al.1880,Glotz/Malanowski 1982）。 另一方面，在涉及重大派别影响方面，一种特有的派别同一性并未形成，许多个体的解放在扩大的中等阶层中自然得到解释。这一点在多大程度上归因于个体化的派别特殊的更为强烈的倾向，归因于经济的范围条件，或者归因于缺少的必要性，必须通过固有的派别同一性抵制强大的被一体化的、具有竞争性的重大派别进行自我保持，可能起初要基于自身的力量。与历史上影响重大的社会环境相比较，在这里产生了一个同一性贫乏的重大派别，通过其内部的异质性（知识界、服务行业相对不同的部门，等等）支持什么。至50年代，中等阶层居于优势、保守的（或者还继续右转的）基本定向，而在60年代，其与社会自由主义的定向所重叠。但是，这种社会自由主义的定向既不能持久，又不能阻止进一步激进化的分裂。因此，需要指出，这个重大派别在特别的适度中，政治上是异质的和可支配的，由此已为更年轻的几代人提供了增多的自由选择。 有关经济社会关系，在工业发展阶段决定了重大派别，正在丧失一致性和决定力。这适于个体层面，也同样适于重大派别层面。较小的一致的局部派别（Teilgruppen）（专业工人、人道服务行业知识界，等）比波及面广泛的重大派别似乎包含了更为明显的组合潜势，因为流动性阻碍了重大派别超越几代人的复制，但是它们也丧失了在第一和第二次社会化过程中的创新力。 另一点则强调家庭的变化作用。家庭丧失了作为有关工作道德的调解机构的意义。它总体上被经济的运作要求取消篱笆，并以此自治化（Habermas,1981,Bd.z; 567ff.）。只是它还有限度地作为整个社会和派别特有的保留价值和同一性的代理人发挥作用。这种情况并不奇怪，家庭出身的社会文化特征越来越小地能够决定年轻人的政治定向。 社会的社会化过程在三个层面上是这样一种侵蚀的结果，由此必然对于单一的个人不再是额外的实际自由。它也许作为负担进行体验，导致一致性扩散，导致反常性和针对社会冷漠与攻击行为之间的摇摆。但是社会一致性的不足之处也能导向一种新的一致性的结构，在新的层面导向一种结合。同时，在“寻求集体的一致性”（Klapp 1969）的关联中，人们积极参与对一致性派别的自身解释令人关注。这一点同样能够成为自己选择的环境，例如，大城市的“事件”，同样摆向政治性的社会运动。 面对社会结构的碎片化和重大派别社会化的侵蚀，对于个体一致性的形成来说，基于重大派别层面的因素特别重要。对此，包括家庭、年龄、工作和职业特有的社会化经历。特有的受教育风格和家庭状况，Peer-group-和代际人经历，特有的教育和职业轨迹，只是增强个体化过程因素的例证（vg1, Beek,1983）。这样的因素的社会化作用是有限的，多方面是矛盾的。这些因素完全只通过每个人组合的成就保持一种感受力。每个人必须构画自己的生活史，并能将其生活史同历史-文化的变革和集体行动的关联交织在一起（Vgl.Ziehe ,1981）。社会运动的集体性体现了一种出路，出自于对个体性的限制，同时也必须考虑如同维护和表达在新社会运动范畴内已经实现的个体化。 五、政治协调体制的组合危机 人们通过不满情绪才能使其社会重大意义确实变得意义重大。生态冲突和大学城的焦点是产生意义重大运动内部行动的重要场地。 显然，作为框架条件，必须外加一种协调体制巩固已存在的组合缺失（schwche）。同时，从结构方面看，由于进入实质性领域，会有助于抵制削弱自治运动的群众组合政党向居于优势政党类型的人民党转化，特别引人注目。它也让代表机构的弱点或由运动能够占领的整个代表场地公开开放。 从遗传学上讲，人民党的发展与一种广泛的服务行业部门的出现相关联，即它也处于后工业社会矛盾倾向的交叉点之中。 六、新社会运动的原因背景：后工业社会 从新社会运动方面看，关于将其不同解释因素综合在一起并能够进行解释的一种完善的社会理论并不存在。相对地说，这些因素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后工业主义理论的解释中。显然，并不是预告在服务行业社会的诸多变化中，特别作为“社会解放”，将人道服务行业领域进行赞美（Vgl.Gross 1983年对Bell等人的批判）。在这样的设想中，在继续存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充满矛盾的整体发展的框架中，对后工业社会则更容易进行讨论（例如，在Touraine、Block/Hirschhorn、Melucci，Gorz的论文中）。在这里提出的解释建议中，则强调三种社会发展倾向： 1．区分阶级社会的社会结构。资本主义采取工资服务行业社会的形式。除去服务行业工作加速发展之外，较高的文化水平（“大众知识化”）和边缘化（失业、穷困）引人注意。在工作范围之外，分化涉及到劳动和生活境况。 2．繁荣作为福利增多的总概念。物质生活水平和业余时间的范畴，作为生产力卓越进步的结果。 3．经济发展过程的消极后果的增长。其中，它们得以在生态、社会和心理范畴中加以理解，在另外的地方则存在自我破灭的增多、总体效益的减少以及消除权限的提示中进行讨论（Raschke ,1980）。 前面提出的分析草案构画出三种发展倾向，引起新社会运动的社会支撑性和预算问题，并由社会心理沟通和内部行动因素作为补充。但是，由这三种倾向为根据产生何种起因？第一解释导向已改变的生产力层面，劳动力和技术工艺相互制约。劳动力具有较高的文化专业程度，使一种高度的技术工艺生产力成为可能，并为其掌控所急需。但是，在这种技术发展阶段进展中产生的公共服务行业部门，也从多方面要求劳动力成为一种较高专业文化类型。 这些较高的文化专业需求与劳动过程中的自动化倾向相一致，虽然通过资本主义赢利性、组织等级、竞争等因素的存在受到限制。但是与工业阶段相比较，对于一种相对较多的劳动岗位部分，特别是服务行业领域，则是突出的。与劳动力的文化专业化及自动化倾向并行进展，是劳动力的去文化专业化和较为明显的控制化过程（Vgl.Kern/Schumann 1984）。它们能够作为相同的技术工艺整体发展的阴暗面进行解释，并包括生产性的和服务行业工作的部分。 这三种社会发展倾向（社会结构分化、繁荣、消极结果的增长），似乎在其积极的和消极的因素中通过在生产力层面上的改变能够解释。同时，技术工艺和劳动力的发展也许必须要在相互之间的密切转换关系中进行分析（同样也许必须考虑到在三种因素层面上的一种反馈。因此，例如，繁荣是对于公共服务行业工作扩展的一种框架条件）。甚至对于繁荣和负面结果来说，技术因素具有特殊意义。但是，社会机构的分化也同样受到技术工艺发展的积极和消极的影响（例如，被边缘化）。同时，后工业主义的左的和自由变化突显的“知识”因素上升的意义，也刻划了劳动力的一个较大部分和技术工艺进程的科学变革。 由此看出，如果知识和技术工艺作为变革因素被加以强调，那么，这一观点并非与此相关联。同时，这也关系到自治的因素。它们的发展通过资本、国家和组织起来的劳动的一种相对紧密的联合体制得以驾驭。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和引导的行动命令式称作：经济的增长，它完全产生于逐一资本（国内的和国际的）的竞争，但是也以一个对资源分配干预的国家利益和劳动因素利益为前提，双方能够确保资源增长的重大份额，占有和支配资本在市场经济体制中明显地针对两个其他影响因素具有特权，但是不能单独解释技术-经济掌控过程。
一种后工业主义理论，该理论局限于劳动及技术工艺的变革（如是说，例如，Bell）。它最终不是作为社会变革的指示器加以利用，是在资本主义内在关联中对其产生和作用方式进行讨论，在限定的范围内进行减略。显然，资本主义的启动也必须考虑在内，后工业社会化模式虽然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有它稳定的和占优势的结构，但是没有国家的和有组织劳动的共同承担是不能够进行再生产的。 原因与意向并非一致，意向与社会经济进程的结果并非一致。后工业社会的矛盾是否已经尖锐化，从全球视野来看还很难说，尽管其矛盾已经转移。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并未过时，恰恰劳动力的较高的专业化水平和劳动功能的必要自治的增长，同样构成了反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矛盾的一种潜势。显然，对于这样的矛盾，强调这种观点已经表明一种至少局部改变的推动力，因为工人运动的平等动因在资本主义的福利国家中已经减弱。如果许多事实支持这种推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最后的主管机关是导向劳动和生活状况深入变革的决定性杠杆，那么，在工业化阶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居于优势的矛盾，在后工业化阶段则相对化，并被其它的矛盾线条所叠加。对此有： （1）劳动力和技术工艺之间的矛盾。重要的是界限。这些界限在劳动过程中通过劳动分工、控制等方式，作为实际可能的或者也只是作为加强自治的愿望来划定。这种方式使技术工艺成为可能。 （2）生产和再生产领域之间的矛盾。在补充体制中对立的价值定向的基础上，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属于此列（Bell语），同样，如同通过生产过程的负面的“外在”后果所感受的震惊属于此列。 （3）社会经济参与的掌控影响因素是资本、国家和已组织的劳动之间的矛盾。其中，它们产生于关于分配社会财富的对抗利益，产生于超越生产掌控的期待。对此，特别是国家和已组织的劳动必须面对，以及并非最后基于新社会运动对于掌控过程的一种“干涉”。因此，如果不是这一目标，那么行动命令的特定方针确实能够修正作为冲突结果的经济增长。 这里只是提出解释建议，在一种充满矛盾发展的关联中，使新社会运动具有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一种后工业社会的鲜明特征。该特征作为一种变革的明显表达，其意味着在三种形式中与其他解释划清界限。一、这种解释建议，不是产生于“现代性”的一种“全球危机”（即已过去的500年的结果）或者“工业社会”以及工业文明（即过去的200年的结果）的一种全球危机，而是限定于在向后工业社会发展阶段过渡中变革危机的基础危机，同时——与通向工业阶段类似——推测变革的冲突在其结构基础上也长期地对于这一阶层明显地存在。二、这种解释既强调持续性的契机也强调断裂的契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一种如同以前强大的工业部门的继续存在属于持续性领域；如同强大的服务性部门，强大的技术工艺限定的被边缘化或者生产的消极结果的增长和扩展则体现的是断裂性因素。三、这些解释强调的是以运动和引起其原因的基础界限。它既未声称资本主义的后工业主义阶段的一种总体危机，又未在运动中推测到在后工业发展阶段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变革的潜势。这种解释更多的是指明在支撑派别和命题中一种更为明显的界定，在低估内在的变革潜势时必须对这一界定加以思考。最后，在权力和文化定向二元主义之下，这一观点将继续引用 七、诸多新社会运动的矛盾和可能性作用 诸多新社会运动基于文化和权力定向运动的交叉点上。它们在社会文化领域获取其主旨的基本因素。在这一领域之内，对重大的行动进行了安排。然而，它们并非是“非政治的”，如同早先纯粹的文化定向运动那样。社会渗透国家化的客观程度，几乎尚未允许远离政治运动。政治被强加于任何运动。此外，至少部分新社会运动代表特有的政治志向。一方面意识到在社会文化领域没有自由的岛屿，另一方面出于试图或更多出于愿望，根据自己的观念总体塑造社会（在欧洲重大的社会运动总体社会需要的传统之中）。 何种问题产生于这诸多社会运动的双重特性？何种问题在这些运动中在社会文化方面具有其万有吸引力？ 1．社会文化领域提供一种单一议题和起始点的多数。文化多样性的目标定向几乎不允许产生一种目标等级和表明少许的内聚力。解决一个问题的多种方法不在考虑之列。 2．与其他领域相比较，则存在较多的自助可能性。危险性存在于对其界限的低估。逃避社会和逃避政治，补充文化的组合和均衡，是反应的实例。它们证实了社会文化的吸收力。 3．如果社会文化问题的解决出于自身一定限度范围是可能的，那么自然会提出这么个问题，如何能够利用一种出于动因文化定向运动的诸多手段产生总体社会的结构改变？如何一种以组合和理解为指向的运动，能够运用赢得权力和重新组织经济和政治体制战略而没有失败于内部矛盾？ 一种从其要求出发包括全面的社会运动的目标，失败于资源缺乏的问题方面。但是它也失败于部分领域的原有自身的结构：不是同时致力于权力和文化定向的变革目标。每种运动都培养一种特有的目标选择性。 从整体来看，新社会运动面临清理这些矛盾。作为最初文化定向的运动，它们也许（如大学生运动）会对于社会文化领域的改革定向做出一些贡献，它们也许（多于大学生运动）会逐点地对经济和政治制度进行卓有成效地干预。但是，它们并不能对这些部分体制进行重新结构。相反，作为起初权力定向运动，它们也许迅速“枯渴”，因为它们是从与经济-行政整体固有规律性相冲突的社会文化动因中吸引基本力量。并且它们缺乏某种理论和提供例证以及历史的有效的实践，旨在克服权力文化定向运动的二元主义。 （摘译自《Joachim Raschke, Soziale Bewegungen. Ein historisch-systematischer Grundri.Campas Verlag Frankfurt/New York 198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