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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 我国古代史学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它是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一份宝贵的历史遗产。从意识形态属性来说，我国20世纪初以前的史学基本上是封建史学。它不仅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入我国的近代史学即所谓“新史学”有别，而且与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更有着根本的不同。尽管如此，在我国古代史学中积累了很多优良的传统，值得我们今天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史研究工作者吸取和借鉴。 我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大体上可以试从三个方面来说：一是理念方面，二是方法论方面，三是史学家的修养方面。 在理念方面，可以概括的很多，其中主要的是明道的传统和经世的传统。简单地说，“明道”就是要研究国运盛衰、治乱兴邦、社会更迭的经验和教训，往大里说是要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经世”就是要服务于当代，关注时代需要，即所谓“以古为镜” ，“以史为鉴”。司马迁说的“述往事，思来者”也是这个意思。正是经世致用的传统，使我国史学在历代社会与政治变革中发挥着独特的重要作用。明道和经世两者是紧密结合的，表明了我国古代史学研究有着明确的目的性。联系到我们今天的世界史研究来说，研究的主要和最终目的应该是探索世界历史世界各国历史发展的规律，总结历史各个方面的经验教训，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事业服务。从这一点出发，我认为当前世界史的学科建设和我们的研究工作应当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指导。历史唯物主义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基石，是唯一能正确揭示和诠释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的理论。也就是说，如果不以唯物史观作指导，我们就无法正确认识任何历史现象的本质，无法正确“明道”。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说起来容易，要真正掌握并具体运用很难。这是因为历史现象和它的演化、发展本身是复杂多样的，还因为存在着形形色色的理论观点和思潮的干扰。但是无论如何，我认为，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研究工作者，这是应当和必须坚持的。这里很重要的一点是学习，特别是年轻研究人员。要认真学习一些最基本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懂得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领会如何去运用。最近读到吴英同志写的一篇题为《历史价值判断何以成为可能》的文章。文章不长，但是具体而且很有说服力地论证了：只有唯物史观才可能对任何历史事实，乃至各种历史行为、制度、思想等作出科学的价值判断，从而正确地解释历史进程。我建议大家读一读这篇文章。 二是要推进世界史学科创新工程建设，提倡研究世界史上的重大的历史和理论问题。这样的大课题更能比较系统、全面地揭示历史事件或现象的来龙去脉，从中得出具有某种规律性的结论，可以更好地为我们分析各种现实问题提供历史背景等方面的支持，进而为我们党和国家制定各项方针、政策提供思想资源、理论基础、价值理念和精神动力。现在史学研究有一种“碎化”的倾向，可能是从国外传来的，就是把研究题目设计得很小、很窄。我们并不反对微观研究，但微观研究应当依托某个宏观的主题，揭示宏观主题不易发现的现象，从而更深入地阐发这个主题。但是，正如俞金尧同志在一篇文章中所说的，如果“微观研究脱离了历史的整体背景，史学就会出现支离破碎的情形。当个案成为一个孤立的观察对象，不仅这一研究对象在整个历史架构或进程中找不到合适的位置，而且，这种研究的学术价值也会随之降低。研究者专心于这种案例，只能是发一发思古之幽情而已”（俞金尧：《微观史研究与史学的碎化》，中国世界史研究网）。这样的研究成果，恐怕是既不能“明道”，也不能“经世”的。 三是要重视基础研究。世界史学科与国际研究学科不同，其主要任务是从事基础研究。过去我们在这方面认识不很明确，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一部分精力。过去我们（包括我本人）还曾经简单地认为，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是为现实直接服务，而基础研究则是间接服务。现在看来，基础研究也是可以同时为现实直接服务的。要开展并加强基础研究，我认为应当提倡研究和撰写国别史、地区史，包括国别和地区的专门史。在研究力量的配置上，我是主张集中优势兵力的，不太赞成另打碎敲。这并不排斥个人同时再作一些其它问题的研究。当然，最好是写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世界通史，不过目前我们可能还没有主观条件，要慢慢来。 在开展基础研究问题上，除关注西方大国的历史外，要多考虑亚非拉地区，特别是我国周边国家的历史。周边国家是我们的近邻，有的同时又是大国，如俄罗斯。它们在历史上与我国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在现实上也与我国有着多方面的利害关系，其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 我国古代史学在研究方法方面的优良传统也可以概括很多。其中有两个是特别重要的。 一是求真的传统。“求真”是要尊重历史事实。研究工作必须使用具体、真实的历史资料，要坚持去伪存真。要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因为历史现象十分复杂。这里，我想就自己的切身体会谈一谈历史档案的问题。毫无疑问，历史档案是非常重要的史料和历史事实依据。但是为什么同样是根据档案资料，不同的研究者对同一个问题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呢？例如关于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作秘密报告，有的学者说，这是苏共中央主席团一致的，而且这是20大的一项正式议程；另有人说，主席团内对作这样的报告是有不同意见的；而且这并没有列入不是大会的正式议程。持两种不同看法的学者都说是根据历史档案的。关于苏联上世纪30年代大清洗遇害的人数问题也有同样的情况，持不同观点的学者都说有历史档案为据。在10多年前，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档案的重要性固然不言而喻，但是在使用档案时必须有一个科学的态度。应当看到，尽管档案本身是客观的，但公开什么档案和不公开什么档案，以及如何整理和发表这些档案，都是与档案部门以及档案的整理和注释者的政治倾向和学术观点不可分的。因此，在使用档案时仍然需要有一个正确的思想指导，并且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和思考。必要时还要与其它史料进行比较和参照。否则，即使有了档案，我们的研究工作也可能会发生种种偏差以至谬误。”现在我仍然这样认为,并认为在研究一些政治上敏感性强和学术界存在较大分歧的问题上（如苏联演变的原因和教训问题等）尤其应该注意这个问题。 二是“史论结合”的传统，就是要求史学著述善于通过具体史实中概括出相应的理论观点，反对“离事而言理”。明朝史学家王阳明曾经说过：“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充分反映了中国史学注重史实，不空言义理的重要传统。我们今天的史家也在践行着这种传统。 在史学家的知识和思想修养方面，从我国古代史学也有很多优良的传统，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概括古代史家的观点，史家必须兼有“史德”“史才”、“史学”、“史识”四个方面的修养。这是对史学家素质的全面要求，也是史学家毕生的奋斗目标。在今天看来，这四个方面的修养主要应该表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要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认真读一些马列的主要著作。其次是要有事业心和责任感，把从事世界史研究看作终生的事业。 第三是要有广博的史学知识。所谓博古通今。我们即使不能立即撰写通史，也必须有通史知识。我经常和研究俄苏史的同志说，不管你专攻哪一段历史，你必须通晓整个俄国史，包括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史、苏联史和苏联解体以后近20年的俄联邦史。只有这样，你的研究才能深入，研究成果才能经得起检验。 第四是要有一个好的学风。敢于创新是学风的一个重要内容。当前，我们面临着世界大变革、大转折的时代，也面临着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历史机遇期。世界和中国都在日新月异地发展。我们的世界史研究事业也必须不断创新，与时俱进，取得与这个时代相适应、与我国的大国地位相称的重大创新项目成果。文风也是学风的一个重要内容。最近张顺洪同志在《世界历史》杂志上呼吁努力改进文风，引起了众多的关注。这是他从审稿工作中实际体会到的问题，具有很大的针对性。史学著述不仅要文句通顺、表述清楚，而且要文字优美。众所周知，司马迁的《史记》不仅是一部不朽的史学著作，而且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同时开创了纪传体史学和传记文学。 最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会议通过了学科目录调整方案，“世界史学”正式成为一级学科。世界历史研究所任重而道远，愿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本文是作者2011年3月29日在“马克思主义与世界历史研究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