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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中叶以来，历史学的领域一直在扩大，历史研究的题材越来越多，也越来越细，不仅是家庭、婚姻、妇女、儿童、老人等社会群体和社会生活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而且像感觉、身体、仪式、象征、记忆等非传统的历史题材也纷纷进入史学研究者的视界。 史学的现状及发展趋势，从好的方面讲，说明历史研究的内容变得更加丰富，对历史社会的认识也更加全面和细致，史学在发展；另一方面，人们也发现，史学面临着碎片化的危险，不仅历史知识变得支离破碎，在某些情形下，由于历史研究者专心于奇闻趣事，注意力集中于社会边缘的人和事，史学正在失去关怀的重心。于是，我们时常听到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声音忧虑史学的前景，希图防止史学碎化；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史学碎化得还不够，支持历史研究进一步碎片化的趋势。 历史研究中存在的上述两种情形较为典型地体现在微观史研究中。 微观史学虽然不以规模较小的研究对象为限，但它的确以历史上的个案或微小的事件和人物的研究见长。人们熟知的微观史代表作金兹堡的《奶酪和蠕虫》、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叙述的就是关于某个普通人的经历和故事；达恩顿的《屠猫记》叙述的也是一件普通的事情；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讲述的是一个较小的地方社区里的人与事。在德国，微观史学以研究“日常生活史”闻名，仅这个名称就足以说明德国微观史学家所关心的主要是社会地位微末的人和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事。日常生活中的人与事大量进入史学领域以后，历史研究的题材便极大地丰富起来。 不过，微观史研究本身并非必然会引起史学的碎化。在依托某个具有总体性的宏大历史架构的情况下，微观史研究不会游离于宏大历史主题，反而与宏观历史形成一种交互的关系，比如微观研究可以揭示以往的历史研究中不易发现的现象，这种研究结果或者可以用来充实宏大历史架构，给历史的大结构和大进程增添具体内容。或者可以用来纠正以前的某些观点或思路。在经过若干例个案研究以后，倘若人们发现了存在于其中的某些共性，而这些共性与以前的某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不相符合，那么，新的结论甚至可以取代旧的概括。总之，与宏观历史主题相联系的微观史研究完全可以成为总体史的组成部分，或者成为观察总体历史的一个很好的视角和途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人们也喜欢将微观史学比喻为“显微镜”。 的确，个案值得研究，重要的原因在于个案中包含着可以反映某个时代、某个社会的大量信息，研究者把它们置于显微镜下进行细致的观察，可以捕获到与该个案有关的那个社会的细节，该微观研究从而成为人们认识个案所发生的那个时代、那个社会的一扇窗户。由此，该个案及研究的结果就有了独特的历史价值和意义。在《马丁•盖尔归来》这个故事里，马丁•盖尔的经历绝对离奇和独一无二。但是，随着故事的展开，人们可以发现马丁•盖尔的经历完全是在他所处的那个社会的情景中发生的，他的经历没有超越那个时代的乡村社会对爱情、婚姻、性关系的习惯和一般性看法，也受到当时的财产继承、司法方面的制度性约束。可见，马丁•盖尔的故事不管如何奇特，它也需要被放在16世纪法国乡村生活和法律的价值和习惯之中来理解。该个案的研究者戴维斯说过，“就马丁•盖尔而论，没有了早期现代法国国家的司法体系和人们对于社会流动性的广泛期望，他的故事就没有了意义。历史学家必须在这些高度聚焦的研究和更加广泛的研究之间保持不间断的对话，并将对话所可能具有的意蕴充分发挥出来”。法国历史学家拉杜里的《蒙塔尤》则是“以小见大”的历史研究的典型，拉杜里通过《蒙塔尤》来反映13世纪晚到14世纪早期法国乡村社会的生存状况和农民的意识，他用一滴水与显微镜的关系来比喻教区与宗教裁判所，并且用“一团泥”来说明个案研究的价值和意义：通过一团泥，人们可以了解所有泥制品。只有泥是真实的，变化的只是名称而已。 大体上讲，目前人们所了解的有重要学术影响的微观史学作品总是与宏大的历史结构和进程联系在一起的。一旦建立了这样的联系，相关历史细节的研究不会发生离散的倾向。 但是，微观研究脱离了历史的整体背景，史学就会出现支离破碎的情形。当个案成为一个孤立的观察对象，不仅这一研究对象在整个历史架构或进程中找不到合适的位置，而且，这种研究的学术价值也会随之降低。研究者专心于这种案例，只能是发一发思古之幽情而已。有人在80年代中期曾经批评西德的历史研究正在离开历史学的宏大主题而“走向了微小的生活世界，走向了日常生活的昏暗领域与边缘角落”。这一批评或许有些过头，但只研究“昏暗区域”和“角落”，那一定是荒唐之举。此外，我们应该注意到，微观史研究者普遍重视文化人类学的叙述方法，就是对研究对象做极为细密的描述。假如用“密描法”去叙述一个游离于宏大历史主题之外的微观对象，不免令人感到小题大做。这当然也会遭人批评，有人指出，这种做法就好比是研究者围着一个偏离中心的鼹鼠窝，堆砌一座文字山。 所以，对历史做细微的研究与历史学的碎化还不是一回事。细微的研究是对总体历史中的局部的细化，不以粉碎历史全局为追求。而碎片化则是不顾、甚至否定宏大的历史结构和进程，具有与中心离散的倾向。在史学失去中心和重点、缺乏可以包容微观历史内容的大结构的情况下，历史研究的对象越来越细微、选题越来越怪偏，碎化的趋势就不可避免。 这样一来，微观史研究会不会引起史学碎化的问题，就转化为历史学者是否信任和依赖总体历史的问题。史学发生碎化，根子就在于人们对有关的宏大叙事失去信心。在这个过程中，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在史学中不断扩大，助推了历史研究的碎片化。根据后现代史学思想的代表性人物弗兰克林•安克斯密特的说法，“后现代主义首要地是表达了这样一种认识:今天的一切东西都在走向碎片化、解体和丧失中心的方向。”史学的碎化体现了后现代思想在历史研究中得到了回应。所以，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的碎化有直接的关系。 后现代主义助推史学碎化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动摇和否定宏大叙事。从20世纪70年代起，西方历史学中逐渐弥漫着对宏大叙事的怀疑气氛，很多人不再相信进步的观念，否认历史有规律性，反对就历史过程做因果关系的分析，不承认经济和社会因素在历史进程的基础性作用。后现代思想从理论上否定了60、70年代的历史学家孜孜以求总体历史或“社会的历史”的雄心，也为史学的碎化做好了理论准备。二是在微观史研究中找到寄托。在后现代思想的影响下，人类好像失去了方向在漂浮。这种迷失方向的状态反映在历史学的实践中就是宣称微小的、偶然的事件可以产生巨大的、不可控制的后果。这样，微观史研究领域很自然地成了践行后现代史学思想的理想场所。事实上，微观史研究与后现代历史思想确有一些共性，使它们易于接近，比如微观史所研究的是众多的、具有个性特征的微小对象，这与后现代主义者追求差异性、多样性、偶然性是相吻合的；微观研究中的人与事往往是处于社会边缘的人或生活中的琐碎小事，这又与后现代主义所擅长的从边缘出发去解构中心的路径相一致；微观史学关注人的经历，重视文化因素，倾向于采用文化人类学家的描述法来叙述历史，这符合后现代史学认为历史表述就是讲故事的主张，如此等等共性，使得后现代主义很容易在微观史研究中找到了用武之地。 由此看来，如若微观史研究的发展对于史学的碎化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那么，这主要不是因为微观史学的研究对象过于微小和众多，实在是因为后现代主义在解构宏大叙事的同时，把微观史研究领域当作落实后现代史学思想的载体和场所。而这正是历史学之所以碎片化的要害之所在。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提出了为了防止史学的碎化，我们是否需要更加合适的宏大叙事的问题。可以肯定的是，史学的碎化最终也不利于微观史的发展，微观史的前途同样系于这样的大叙事，正如史学家彼得•伯克所说，微观历史研究若想规避回报递减法则,那么其实践者需要展示小社区和大历史趋势之间的关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