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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在19世纪成为一门学科之前，关注的是帝王将相和其他显贵的个体活动。而在这之后，历史便被看作是大规模社会政治力量的结果，它不再是显要人物个体行为的产物，史学因而具有了客观性与科学的内涵。但是，随着对史学建制的不满以及对史学撰述中主导叙事的批判，当今的史学又出现了转向个体的趋势。这里的个体既指历史研究的客体，即作为研究对象的个人，也包括历史研究的主体，即作为个体的历史学家。所谓的史学转向个体可以被理解为：史学研究应当成为摆脱了学科建制的史学家个体的行为，而史学家研究的对象的应当是过去之个体的经验与感受。 且不论这种趋向是否具有太强的主观意识而遭人诟病，但在那些有着鲜明学术个性和致力于挑战既有史学传统的历史学家，比如说新文化史家中，还是得到了很好的践行。于是，不论是娜塔莉•戴维斯对真假马丁•盖尔（Martin Guerre）际遇的生动描述， 还是卡洛•金斯伯格对麦诺齐奥（Menocchio）思想世界的细微刻画， 他们要做的都是深入到被淹没在精英文化和结构性问题之下的非典型性人物的日常生活经验之中，去揭示那些晦暗和被压抑的东西。新文化史家认为，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时代因素固然对过去的个体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间接的和有限的，因为这些宏观的外部因素只不过是他们在解释个体行为时的参照物。诚如金斯伯格所言，尽管“大量的传记研究已表明，在一个本身缺乏重要性并因此而具有代表性的不起眼的个体身上，仍然有可能像在微观世界中那样，追踪到特定历史时期的整个社会阶层的特性”，但对麦诺齐奥来说却并非如此，因为“他不能被认为是他那个时代的‘典型’农民”。 这种史学的个体化，或者不如说历史研究中主体与客体的个体化，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其实意味着历史学家与过去之关系的“私化”（privatization）。也就是说，史学已不再是一项公共事业，而成为史家个体之撰述。 换句话说，历史学家不必通过有组织的职业历史学家的集体努力，就能独自完成对历史的普遍理解。史学的私化使历史学家能够冲破学科体制的束缚，挑战被规范的史学传统，开辟历史研究的新路径。关注历史上的个体而不是诸如社会的演进、政治的变动和经济的发展等超个体力量，也就成为历史学家的个体意识在研究对象上的延续。新文化史家的做法固然是史学私化的一种表现，但当今史学最能体现这一私化特征的——按照安克斯密特的说法——当属记忆这一概念在历史意识中所取得的支配性地位。 因为记忆最具个体属性，它是个人对过去的铭记，具有独一无二的特性。即使面对同一事件，不同个人的回忆也是完全不同的。而从心理学和认同的角度来看，记忆甚至关乎个体的存在。“记忆限定了我们是谁，塑造了我们的行为方式，比我们人格中任何其他一个方面要更甚……失去了你的记忆，你作为你自己将不复存在”。 考虑到记忆的这种个体属性，以及历史或者学科化历史的超个体属性，后现代主义者认为，记忆与历史是如下一种关系：“记忆”代表着人类过去所有被抑制、被忽视和被压制的东西，从而依其性质从来没能进入被集体认知和承认的公共领域——这一直都是传统意义上“历史”的正当领域。 记忆在这里成为历史的他者，它受到历史的压抑，不在历史的领域之内，但却要打破历史话语的统治，以获得自我表述。后现代主义者就是以这样的解构策略，彰显了记忆之于历史的重要性，也在某种程度上化解了记忆与历史之间的对立或紧张关系。传统的历史学家认为，记忆与历史是完全不同的。首先，记忆完全是主观性的，历史虽有主观性成分，但要以客观性为基础。其次，记忆建立在个人经验的基础上，而历史建立在材料和证据的基础上。迈克尔•本特利对记忆与历史的关系作过如此描述：“历史严格说来是非记忆（non-memory）的，它是一门系统的学科，试图依赖于各种结构，控制完全不同于记忆所引发的那些事物，并常常有意证明记忆的虚假性。” 后现代主义者却绕开了记忆的真实性与客观性问题，在他们看来，记忆的主要功能在于表现过去，这一点与历史别无二致，只不过记忆表现的是被历史压抑的过去。 那么，在西方现代史上，什么最能代表被历史压抑的过去呢？无疑是纳粹屠犹即大屠杀。在面对大屠杀的严重后果以及大屠杀幸存者的伤痛经历时，历史以及历史学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保持着缄默。这固然有政治对历史的挪用、历史学家的良知等原因，但也有学科化史学的局限和大屠杀事件的特殊性等因素。索尔•弗里德兰德曾指出：“如同其他任何历史事件一样，对欧洲犹太人的灭绝既可以得到表现也可以得到阐释。但我们所应对的是一个考验着我们传统的概念与表现范畴的事件，即‘极限事件’（event at the limits）。纳粹的‘最终解决’（final solution）成为一个极限事件，完全有赖于它是历史上所能见到的最极端的种族灭绝方式这一事实：它是对20世纪西方社会中的一个人类群体的全部，所进行的完全蓄意的、有条不紊的、呈工业化组织的和大部分都成功的灭绝的尝试。” 可是，怎样才能证明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不同于历史上以往的屠杀，是一次最极端的种族灭绝呢？历史研究的传统方法在此能够奏效吗？传统的史学希望客观地再现过去，揭示真相，但对大屠杀这样的历史事件来说，能够证明其真相的证据大多来自幸存者的记忆，而在道德和意识形态方面，这样的记忆又太过当下，不足以得出“客观”的看法。比如，一些德国学者就认为，犹太学者的著作是一种纪念（commemorative），而非“理性客观”的研究。 因此，出于学科自律的考虑，传统的历史学家或者“经验主义”的历史学家对将大屠杀的记忆纳入历史研究领域持保留态度。 尽管如此，若要如其所是地再现大屠杀的“真相”，还是无法绕开大屠杀幸存者的记忆。记忆对大屠杀历史的介入是从对真相的不同理解开始的。罗伯特•伊格尔斯通认为，存在两种理解真相的模式，它们各不相同但又互为补充：一种是科学的或实证主义的，对应的是证据以及判断与对象的符合；一种是存在的和道德的，涉及人的存在、自我认同、道德、责任等内在层面。前者是对真相的传统解释，已为人们广泛接受；后者则被认为是对真相真正源始的理解，以海德格尔和列维纳斯为代表。 就大屠杀的研究而言，实证主义的真相观旨在发现证据，提出证明，寻求过去的可信性，这正是学科化史学亦即兰克以来的客观主义史学的目标。不过，这种真相观的目的是借助可见的证据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建立一种连贯性和一致性，它因而具有某种总体论的特点，容易忽略那些人们视而不见的支离破碎的领域。与之相反，存在的和道德的真相观则将重点放在了人们所视而不见的这些领域，亦即列维纳斯所谓的道德关系（ethical relationship）上， 它所追求的“道德关系的真相”由于并不是一种实在，因而不能通过客观的证据证实，只有在人们的记忆中发现。 经由两种不同的真相观，历史与记忆的功能得到了各自的显现。但需要注意的是，两者的关系不是对立的，而是互为补充的，它们在历史学家的实践尤其是对大屠杀这样的特殊事件的研究中可以获得统一。诚如弗里德兰德所言：“至少在理论上说，塑造记忆的过程是与书写历史的过程相对立的。尽管如此，对一个新近的和相关的事件的再现必须被想象成一个连续的统一体：公众集体记忆的构成部分在一个极找到它们的位置，而在对立的一个极则是进行‘冷静’的历史探究。比较接近的就是向中间移动，亦即寻求关于集体历史的一般解释，越是接近，这两个区域——其极端形式是迥异的——就变得相互纠缠和相互联系。” 同样需要注意的是，历史作为表现过去的一种手段，不能一味地沉浸在对证据的无休止的探求中，这样做的结果只会使它永远无法达到第二种真相，即道德的真相。因此，历史需要从记忆中获取关于个人的创伤性经验，以便对过去进行一种“移情”式再现。要做到这一点，那种超个体的学科化历史必须再次回归个体的经验领域。 但是，历史与记忆的这种统一性却因为各自不同的时间导向而有可能被瓦解。因为记忆始终是一个当前现象，一个将人们与永恒的当下联系起来的纽带。相反，历史代表着过去。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大屠杀最后一批幸存者的逝去，对大屠杀的记忆——它们因被认为太过当下而被排除在历史领域之外——终将进入历史领域。而一旦记忆转化为历史，它独有的特性即鲜活性和当下性就会遭到破坏甚至消失。所幸的是，记忆不只是一种个人经验，它还是一种社会建构，也就是说，记忆可以被社会性地保存于特定的空间和时间内，从而得以延续和传递。诺拉的“记忆的场所”——各种纪念物和纪念仪式的存在，便为保存记忆提供了正当的理由：它一方面允许记忆保持它特有的鲜活性和当下性，另一方面又允许它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在诺拉看来，“记忆的场所”最根本的目的在于“使时间停滞，阻止遗忘的行为，固定事物的状态，让死亡永生，化无形的东西为有形……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从最少的迹象中获得最多的意义”。 由此看来，历史与记忆之间的确存在一个中间地带，超个体的历史（学科化的历史）与个体的历史（记忆）在其中可以实现相互的转化。如果我们承认这一事实，那么我们对于历史性质的认识就会发生变化，历史与记忆也就不会纠结于客观与主观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之内。如彼得•伯克所指出的：“不论是记忆还是历史，好像都不再是客观的了。在这两种情况中，历史学家都要学会将有意或无意的选择、阐释和歪曲考虑在内，并认识到选择、阐释和歪曲的过程都是有条件的，或至少受到社会群体的影响。” 记忆在历史话语中的存在让我们可以断言：历史本身就是一种建构。 （原载《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