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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是关于时间的科学，历史研究的时间特征无处不在，一个明显的事实就是：任何研究对象都是历史性的存在，它们在历法时间上存在过。历史研究与时间的关系，如同地理学与空间的关系一样，是不可分离的。 运用“时间尺度”是历史学作为时间的科学的具体体现之一。所谓时间尺度，指的是研究者在观察、分析其研究对象时所采用的一种时间上的度量工具或方法。在有些情况下，一定的时间尺度还可以成为研究者对研究对象进行价值评判的依据。 历史研究需要“时间尺度”这个工具，首先是因为历史学上的每个研究对象都有一定的存在和运动期，研究者所选取的对象必然是有起始、有终结的历史内容。所以，每个研究对象自身就存在于一定的时间中，研究者应当尊重并确认这一存在。其次，历史社会的内容丰富多样，这些历史事实的存在和运动具有不同的时间节律，因此，研究者不能满足于用单一的、线性的时间观念来来观察和分析各个研究对象，而应当用差别化的时间尺度去对待。 历史学中的时间尺度是多样的。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我们可以发现历史上存在着千年、万年的长周期，也有以时、日为单位的短期节律。比如在19世纪，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大概以8~10年为一个周期就爆发一次。经济生活中还有其他的节律和周期，比如物价和工资的波动，这就需要用相应的时间尺度去理解它们的运动态势。康德拉捷也夫周期则以五十年为期，分析经济形势的变动。而研究人类活动与全球气候变迁的关系，一个世纪的时间尺度还可能显得太短，于是，就需要使用千年，甚至一万年的时间尺度。与此同时，表现为短促节律的事情则更是经常发生，按照布罗代尔的说法，政治史中的事件相比之下就只能算转瞬即逝的历史了。政变虽然不常发生，但一旦发生，它总是来得突然，只需几天，甚至几个小时就完成了整个过程。所以说，历史的复杂性决定了时间的多重性。 马克•布洛赫最先注意到历史学中的时间尺度问题，他认为，社会运动结构的节奏或快或慢，存在着“漫长的代与短促的代”，所以，历史学“应该有符合历史节奏之变化的时间尺度”。他还认为，最准确的时间划分并非必然是日、年这种最小的单位，“真正的精确在于每次都依据考察对象的本质。因为每种对象都有其特别的测量尺度”。所以，对于像社会、经济、信仰和心态行为这样的结构演变，过去精细的时间测量法在历史研究中是不合适的。 时间尺度这个概念在布罗代尔的那篇著名论文《长时段：历史和社会科学》中做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讲到历史学家的时间“是一种尺度”，研究政治史与经济社会史适用不同的时间尺度，“在以往的政治史学家看来，一天、一年都是时间的计量单位。时间是许多天的总和。但价格曲线、人口增长、工资运动、利率波动、生产预测、流通分析都要求更加宽广的尺度”。他并且相信，“历史学家肯定拥有一种关于时间的新尺度，按照崭新的方位标及其曲线和节奏定位，使对时间的解释能适应历史的需要”。 布罗代尔找到了历史研究中的时间尺度，这就是他关于时段划分的理论：历史事件像大海上的浪花，转瞬即逝；社会像暗流掀动着表面的生活；而人所生活的地理环境则缓慢地流动。相应地，布罗代尔发明了三种不同的时间尺度：地理时间，即长时段；社会时间，即中时段；事件时间，即短时段。布罗代尔的时段划分理论第一次揭示了历史存在多种时间尺度，以及历史研究需要运用不同的时间尺度的问题。 历史学家注意到时间的尺度，是与历史学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新史学兴起，历史研究从以政治史为主，发展到以经济社会史为重点。这一变化要求历史研究者从对短时段历史的关注，转向对具有长期趋向的历史进程的观察。从马克•布洛赫到费尔南•布罗代尔、米歇尔•伏维尔、雅克•勒高夫，法国年鉴学派的每一代历史学家都关注历史的时段，就与他们对社会经济史的厚爱有关。 然而，人们头脑中的时间观念的变化，也有助于拓展更多的、新的历史研究领域。“长时段”的方法使得原先一些无法在“短时段”的时间架构内进行观察和分析而遭忽视的历史题材进入了历史学者的视野，“心态史”这一年鉴史学派的历史学家最为擅长的研究领域，被认为是应用长时段方法的“优势领域”，比如在家庭史、爱情史、对儿童的态度史、对死亡的态度史等一系列研究领域中，人们在较短的时间尺度内很难看到明显的变化，它们的演变极为缓慢和隐蔽，往往要经历长达数个世纪的时间，才能发现其中的变迁。这样，在心态史领域，在注重于对态度、行为举止，以及集体无意识层面上的研究，由于有了长时段这样的时间尺度，一度成为历史学的新增长点。 近几年来，历史学者对生态环境史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生态环境史也是一个需要用较大的时间尺度才能进行适当分析的领域。比如关于全球气候变暖问题，通常，人们把气候变暖归因于人类活动，大量排放二氧化碳所造成的温室效应，导致气温升高。如果把全球气候变暖的原因归结为人类的活动，那么，工业化无疑成为历史学者追溯全球气候变暖史的起点，因为从人类活动的历史上看，只有自工业革命以来的人类活动才可能排放出足以让全球气温持续升高的二氧化碳。这样，要解释全球气候变暖的历史，研究者需要跨度至少在两个半世纪以上的时间尺度。 不过，运用不同的时间尺度，不仅仅因为研究对象本身存在着或快或慢的运动节奏，而且还因为，在某些情况下，不同的时间尺度具有解释历史现象的功能。 还是以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来说，以一万年的时间尺度去观察，得出的结论与以世纪为单位的时间尺度所做出的解释是完全不同的。2011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荷兰人萨洛蒙•克罗宁博格的著作《人类尺度：一万年以后的地球》，作者认为，现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与人类的活动没有什么关系。这与上述的把气候变暖归因于人类活动的通常看法迥然不同，其秘密在于作者使用了万年时间尺度。万年时间尺度使克罗宁博格具备了独特的优势，得以超越通常在人的生活时间尺度内考虑地球变暖的视野。他认为，大自然变化的长周期类似于四季交替，只不过是它的时间尺度更长。一万年以前，大自然的“春天”开始了。那时，天气已开始转暖，植物、动物和人类都受到了日益变暖的气候的影响。到现在，人类处在“盛夏时节”。只是我们生活在“夏季”却意识不到这本来就应该是一个气温升高的季节。但是，“夏季”终将过去，这也是自然规律，只不过是要再等一万年，“秋季”才会来临，那时，冰层重新覆盖大地，海平面下降，自然景观将重回“春季”到来之前的样子，而今天的人们因为气温上升而引发的激情也将随之结束。他认为，我们一直在用我们人类的尺度去衡量大自然，在人类的尺度内去思考问题，而不是用大自然自己的尺度衡量大自然。结果，每个人都为现在的气候升高而激动不已，其实，这只不过是大自然长周期循环中出现的“一丝波纹”，与人类本身的活动无关。为什么要使用一万年的时间尺度? 因为人类现在所处的全新世开始于一万年以前，那是大自然长周期中的“春天”的开始；地质学的知识表明，类似于我们现在所处的温暖期一般不会超过一万年。因此，这万年的时间深度，就是地质学送给我们的最大礼物。 克罗宁博格撇清气候变暖与人类活动的关系是他的一家之说，但他那大胆的万年尺度对历史研究来说极具启发意义，他的研究表明，时间尺度不仅仅是一种度量工具，也可以成为历史解释的一个因素和一种视野。 时间尺度还可以影响我们对历史事件和过程进行评判的态度。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某些方面在不同的时间尺度下可能会获得不一样的评价。在经济增长方面，工业化和现代化因其生产力迅速发展，在较短的时间里创造出比以往一切世代所创造的生产力总和还大的生产能力而获得极高的评价。以世界规模的市场来配置资源，以科技不断进步推动起来的一次又一次的工业革命为人类创造出巨大物质财富，这些成就都是与效率、速度，归根到底，是与时间相联系的。在这里，时间尺度越短，越是体现出工业化、现代化的创造性和进步性，从而获得积极的评价。不过，现今的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工业化、现代化的代价，时间尺度提醒人类，这样的代价很高，比如绿色植物收集和储存的太阳能在地下经过长达6000万年的不完全氧化作用而变成的化石燃料，在很短的时间内被大量开采，尽管化石燃料的形成过程仍在不断地进行之中，但其形成的速度与被消耗的速度相比，极为缓慢，从时间尺度上看，它们是数千万年与数个世纪的关系，完全不成比例。不可再生资源过快地消耗，意味着当前的这种增长速度不可持久，考虑到人类在地球上还要世世代代的生活下去，那么，这种增长速度用未来的时间尺度来衡量就成了一个问题。环境污染所造成的危害性也是这样，比如放射性废料，这种废料要想冷却到周围环境的温度，可能需要长达五千年的时间。在某种程度上说，自20世纪中叶以来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在核技术的发明及其应用上所取得的成就，是以人类要担惊受怕五千年为代价的。转基因作物是否对人类有害的问题，大概不是用十年、二十年的时间尺度就可以判断的，有些后果或许要经历数代人的时间以后才可能为我们所感知。如果评判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需要较大的时间尺度，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怀疑一些人仅仅根据“眼前”的尺度判断出来的安全性。 时间尺度很好地体现了历史学作为时间科学的特性，它依据于历史事物本身，但它更是历史研究中一个工具、一种方法，也是一种视野，应该受到重视。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7月18日A05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