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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世界现代史的学科体系，是指世界现代发展时期历史矛盾运动主线的主导下，构建起来并反映这一历史进程本质内容的框架体系。本文认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是划分时代的标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世界现代史的主线；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揭开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序幕。世界现代史有着丰富的内容，除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民族解放运动外，还不应忽视文化、生态环境因素，以及中国在世界现代历史进程中的影响和作用。 [关键词] 社会形态理论 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民族解放运动 中国道路 历史分期问题，历来是历史研究中的重大理论问题之一，同时也是历史研究实践中无法绕开的实际问题。可以说，任何一个研究者在开始思考、确立其选题时起，就不能不考虑这个问题，因为这是历史认识、历史价值判断的基础或前提。正因为如此，随着历史研究中的理论分析、理论描述日渐突出，历史分期问题也引起越来越多研究者的重视。回顾改革开放30年中国史学发展的历史，在中外历史研究中，都可清晰地看到这个不争的事实。 关于近代以来世界历史分期问题,我国学者提出有“社会形态转变”或“经济类型转变”论；“政治变革论”、“社会形态更替论”或“社会发展质变论”；“意识形态先行论”；“资本主义整体论”；“世界整体论”；“较多国家代表论”；“社会经济发展论”；“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论”；“现代化主线论”、“三大部类综合关系论”等不同的观点。1 这些观点在研讨世界现代史的分期时，也有不同的表现。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也有多种不同的阐释。例如，关于“三大社会形态”、“五大社会形态”的争论，认为“三大社会形态”是社会历史过程的“宏观”描述，而“五大社会形态”则是社会历史过程的“微观”描述。一些研究者不仅提出“社会历史发展道路是单线还是多线”，而且还就这个问题提出以下六种观点：单线论、多线论、先单线后多线论、一元多线论、一般性与多样性统一论、常规与变异论。这些不同的观点表明，历史分期问题的研究方兴未艾，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这个问题，这对推动当代中国历史科学的进步，无疑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不拟对上述各种不同的观点进行评述和讨论，而仅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和中国历史科学的实际出发，并赋予其世界历史的眼光，就如何认识“世界现代史”的主线和体系略陈管见，以期引起学界同人的关注，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一、划分时代的标准：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 关于“时代”，在不同的领域运用，往往会有不同的解释，有不同的含义。本文所谈及的时代，指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历史时代。“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2 这是对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在马克思看来，所谓“时代”，是指经济时代，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作为区分时代的主要标志。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划分人类历史的时代，或科学地进行历史分期,只能以由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的社会形态为划分标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3 他们还认为，“下面这个原理，不仅对于经济学，而且对于一切历史科学（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都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发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在历史上出现的一切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一切宗教制度和法律制度，一切理论观点，只有理解了每一个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而且从这些物质条件中被引申出来的时候，才能理解”。4将这些观点应用于认识时代的本质内容，进行历史分期，同样有重要的、不可替代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一文中对于社会形态演进问题所作的扼要表述——“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 5，在过去，这一直被认为是“五种生产方式”理论的最初形态，因为上述四种生产方式，再加上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得出的资本主义将被社会主义所代替的结论，合计有五种。但是，并不能据此就认为，马克思强调的是任何国家和任何民族的社会发展，都必然是按照这五种生产方式循序演进的。每个国家或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经历和特殊的发展道路。例如，有些国家没有经历过奴隶社会，有些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有些国家可以不经过封建社会。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演进的理论，是从整个人类历史进程的视角来谈的，他所强调的人类历史规律性的不可逆转的进步趋势，“五种社会形态”的序列，是人类历史的进步序列，其核心内容是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连续性和规律性，将社会形态的更迭理解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在此基础上论证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胜利，都是不可避免的。 近年国内理论界一些人对此提出疑问，有人认为，“五种生产方式”说系出于列宁、斯大林，而同马克思本人的历史观迥然有别。他们认为“五种社会形态说”缺乏充分的文本依据。《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部落所有制”并非“五种社会形态说”者所理解的原始社会。将《(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简单地解读为原始社会生产方式，是对马克思原意的误解。他们还认为，将五种社会形态作为人类历史发展必经的循序递进的普遍规律，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一句“大体说来”已经从文字上表明，马克思并无意将他的结论作为世界发展的惟一图式，而只将其看做基于对现有资料的分析得出的大概认识。马克思生前对于把一种类似于“五种社会形态说”的历史分期模式强加到自己名下表示了明确的反对。这里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理解“亚细亚生产方式”。有人提出，亚细亚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不是三种不同的社会形态，而同属原始社会解体以后的前资本主义社会，不存在社会形态的依次更迭。对上述观点，笔者不能苟同，一些问题需要深入研究。 除《〈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一文外，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年）、《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雇佣劳动与资本》（1847年）《共产党宣言》（1848年）、《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及19世纪60年代在《资本论》中，1881年在给查苏里奇的复信（及草稿）等著作中；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等著作中，也都论及社会形态演进问题。在唯物史观的奠基性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不是从生产力的角度将人类历史分为游牧经济、农业经济、手工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等，而是从所有制的角度，将人类社会发展，从部落所有制、古典古代所有制、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以及没有直接提及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诸方面加以说明。 1897年列宁在为波格丹诺夫《经济学简明教程》写的书评中讲道：政治经济学应该这样来叙述经济发展的各个时期，即原始氏族共产主义时期、奴隶制时期、封建主义和行会时期、资本主义时期。1919年，列宁在《论国家》中再次勾勒了这样一个历史发展脉络。1938年，斯大林在《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明确地指出，历史上有五种基本类型的生产关系：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占有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 不难看出，“五大社会形态”说的形成，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并非是斯大林提出来的，更不是因斯大林提出，而使“五大社会形态”说成为 “教条主义的理论根源”。我们认为，这一学说是“马克思从人的最基本的物质生产活动出发，从生产力、生产方式这些对象化的客体着眼，对社会历史过程所作的科学抽象。它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所得出的必然结论，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动态过程”。6 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中，我们可得出这样的结论：不同社会形态的本质区别，是划分人类历史上不同时代的惟一标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揭示了人类历史进程的一般发展规律，尽管这不是、也不可能是世界各个国家或民族必须要普遍经历的发展模式，因为五种社会社会形态的依次更迭，是就世界历史的范围而言的，是就整个人类历史进程而言的。马克思的《历史学笔记》的详细记述，以及远古以来的人类历史进程事实本身，都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基于上述基本认识，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揭示的人类历史的进步性规律出发，可以认为人类历史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五个时代；五个时代之间又各有其过渡时代，我国即处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个阶段）过渡的时代。在人类历史进程中，从来没有哪一种社会形态是 “纯粹”的，在一种社会形态中，除了“过渡”的形态之外，还有“交叉”的形态这样，就要求人们在认识时代的特征或划分历史分期时，既要看到其本质内容，又要避免从公式或概念出发，以期从实际出发。人类历史进程表明，在同一种经济基础上，可以存在多种具体的社会形态。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一历史阶段，同样如此。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共性，从来不否认每一民族从实际出发，有自己独特的历史发展道路。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不应把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完全对立起来。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总体进程的理论，在我国的世界历史研究中有广泛影响。例如，吴于廑、齐世荣教授等在他们的著述中都写道：马克思主义根据人类社会内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本矛盾的不同性质，把人类历史发展的诸阶段区分为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制和共产主义制几种生产方式和与之相应的几种社会形态。它们构成一个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纵向序列，但不是所有民族、国家的历史都一无例外地按照这个序列向前发展。有的没有经历过某一阶段，有的长期停顿在某一阶段。总的说来，人类历史由低级社会形态向高级社会形态的更迭发展，尽管先后不一，形式各异，但这个纵向发展的总过程仍然具有普遍的、规律性的意义。不同民族、国家或地区在历史上的多样性，和世界历史的统一性并非互不相容的矛盾7 历史研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就是因为它正确。……马克思的学说是人类在19世纪所创造出来的优秀成果——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当然的继承者”。8 在划分历史时代时，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作为标准，是历史研究自觉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的具体体现。 二、世界现代史的主线：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 世界现代史最重要的特点，是社会主义打破了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出现了从一个到多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从没停止，有时是十分激烈的、殊死的斗争。20世纪末出现了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但是社会主义依然存在,进入了与资本主义斗争、合作的新的发展阶段。世界现代以来的历史昭示未来，社会主义的前途光明。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客观的历史矛盾运动，是人们自觉地创造历史的现实运动。社会主义制度代表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进程，深刻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暂时性，揭示了资本主义将被社会主义取代的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一次飞跃。 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时，明确提出了由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转变的问题，这是一个“长久的阵痛”的过渡时期，而共产主义社会将依次通过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才能实现。“初级阶段”即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的不可逾越的必经阶段。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还都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9 正因为如此，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后，都面临着十分艰巨复杂的革命和建设任务。恩格斯强调：“‘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它同现存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组织生产。”10 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论述，对于我们科学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以及这一过渡时期的本质内容，至今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当前，一些人否认由“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原因之一，是对现时代性质的认识，存在种种混乱。时代的性质是由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这一矛盾在资本主义体系内是无法自行得到解决的，尽管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这一矛盾可能得到缓解，但资本主义必将为社会主义所代替，是不可逆转的。 我们生活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伟大历史时代，这是时代的本质特征。战后资本主义出现了许多新变化：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某些环节进行改良或改善，包括借鉴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做法，实施高福利政策；社会保障制度；失业保险制度……充分利用科技革命的成果，不断扩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容量，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然而，这一切都是以不威胁资本主义的生存、不动摇资本主义的根基、不改变资本主义的性质为前提的。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但经济全球化并非仅存在于资本主义历史阶段，而是存在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共存的历史阶段，全球化并不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或全球资本主义化。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个历史阶段。但是，“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只要资本主义制度还没有发挥完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社会主义就还得和资本主义在同一个地球上并存下去。 资本主义迈出了经济全球化的第一步，资本主义主导着今天的经济。在经济全球化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新自由主义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中的理论表现。不择手段地追逐利润，维护国际经济竞争中强者的利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自由主义以及新自由主义的广为传播，被认为是“野蛮资本主义的复辟”。在经济全球化的广阔背景下，参与这一进程的任何国家和地区，以及它们的发展模式，诸如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莱茵模式、瑞典模式和斯堪的纳维亚模式、印度模式、东亚模式和非洲模式等，都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但是，全球化的前景是否建立起永恒的资本主义世界统治？否。2008年发生的世界金融危机，使人们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现时代的本质特征，有了更具体、更清醒的认识。 基于社会形态的更迭，可以理解成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人类社会的进步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那么，在世界现代历史进程中，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则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结果。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谈到，垄断资本主义是“带有某种过渡性事物”，而这种过渡，又是向“更高级的社会经济结构的过渡”。11 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事实，使我们并不难认识到这一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进行了全面调整和自我扬弃，以“自我完善”，其目的是使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社会性要求，确实使资本主义有了新的发展，但是在客观上，这些“全面调整”和“自我完善”结果，何资本主义新发展的趋向，却是走向社会主义。不管垄断资产阶级是否认识到，或是否承认这一点，这一规律性的历史发展总趋势，却是不可抗拒的。 正因为如此，在经济全球化新的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不自觉地充当着历史进步的工具，全球化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和发展创造着新的历史前提。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资本主义社会内部逐渐积累社会主义因素，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来愈接近极限，使它缓解矛盾的空间日趋减少，这将使人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所代替，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三、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揭开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序幕 “如果说列宁在1913年把马克思主义看做总结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社会主义的学说，那么，现在我们就应当把列宁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看做马克思和恩格斯已勾画出基本轮廓而为列宁所发展了的学说；除了上述三个组成部分之外，列宁又总结了三个新的组成部分：第一，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战争和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开端的经验；第二，俄国历次革命以及无产阶级和农民在其中的作用；第三，被压迫民族的运动。”12 1916年，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全面分析帝国主义的本质和基本矛盾，揭示了它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客观规律，得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的结论。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向世界宣告，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是永恒的，在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完全有能力建立起自己的国家政权。 列宁在开创俄国社会主义道路时，坚持社会历史发展统一性与多样性的辩证法，明确提出社会主义道路的多样性和民族性，以及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如何以独特的形式表现出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这不仅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中的重大理论问题；而且也是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进程中不可回避的实践问题。列宁说：“在人类从今天的帝国主义走向明天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上，同样会表现出这种多样性。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形态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13 在走向社会主义道路时，造成“多样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当时所处的历史条件、国际环境的深刻变化，以及每一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民族特点等。 十月革命既非“早产”，更非“悲剧”。落后的俄国首先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并取得了胜利，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帝国主义不可克服的矛盾激化的结果；是垄断资产阶级将这些矛盾转嫁到落后的俄国，使俄国成为帝国主义诸多矛盾的交会点，成为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统治最薄弱的环节。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前后，苏联史学界出现了一股攻击十月革命的逆流。在争论“十月革命究竟是20世纪重大的历史事件还是悲剧性错误”时，一些人置基本事实于不顾，污蔑十月革命犯了“原罪”，是“一场阴谋”，是“布尔什维克搞的政变”，是左翼激进政党“篡夺政权”，是俄国走向现代化进程中的“不幸产物”，是各种“偶然事件的巧合”，和俄国社会历史进程没有任何联系，等等。总之，这些观点的共同之处，就是彻底否定十月革命的历史必然性，进而否定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为垄断资产阶级企图在政治上、经济上建立起自己的一统天下张目。不言而喻，如何评价十月革命绝非仅仅是所谓的“学术问题”，而是有着深刻的政治内容。 值得重视的是，上述种种奇谈怪论在我国世界史学界，也有一定的影响，使人们在一些重大的原则问题上思想混乱，产生消极影响。在个别人看来，只要是外国的“新”的理论，就一定是“好”理论，不加分析地盲目接受，将“新”看成是“好”的同义词。殊不知，在“新”的招牌下，要不然是西方资产阶级的老生常谈，换汤不换药；要不然就是拾人牙慧，包装上晦涩的概念或术语，标新立异，自欺欺人。这些做法，从内容到形式，和严肃的历史科学没有丝毫相同之处。在世界现代历史研究中，历史观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表现得尤为突出，史学的社会功能和社会内容也日渐彰显，对此，广大世界现代史研究者应有清醒的认识。 十月革命的发生有其历史必然性。何谓“历史必然性”？“继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往往也被称作历史必然性。法国大革命就是这个意义上的一种历史必然性，没有它资本主义就得不到发展；1861年所谓‘农民解放’也是这样一种历史必然性，没有它俄国的资本主义就得不到进一步的发展。就这个意义而言，社会主义是一种历史必然性，因为没有它社会就不能继续发展。既然社会要发展，社会主义就不可避免。马克思、恩格斯讲到‘社会必然性’都是就这个意义而说的。”14 无论从俄国还是从世界的视角，也无论从九十多年前，还是从21世纪初的今天来看十月革命，它都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 “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15 十月革命使无产阶级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为统治阶级，第一次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十月革命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16 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揭开了新时代的序幕，开辟了“两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代，即资产阶级时代和社会主义时代，资本家议会制度时代和无产阶级苏维埃国家制度时代的世界性交替的开始”。17 这里所说的“世界性交替”，是指“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的到来，这是“由一个新阶级实行统治的时代”。18 十月革命冲破了世界帝国主义的一统天下，在俄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十月革命的胜利，实现了社会主义发展历史上的第二次飞跃，即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向实践的飞跃，使社会主义从理想变成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了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并存与矛盾斗争的新的历史格局。十月革命已经过去90年了，无论是十月革命的故乡，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还是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由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的现时代的性质，即“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并没有改变。 四、世界现代史的基本矛盾和基本内容 世界现代史的基本矛盾，在阶级关系上主要表现为帝国主义国家内部垄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和殖民地、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这四大矛盾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列宁提出的帝国主义五大特征，即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生产和资本高度集中，垄断组织在国家和世界经济生活中，起决定性的作用；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相互渗透，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的统治；资本输出已经具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成为垄断资产阶级攫取高额利润的重要手段；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最大的帝国主义列强把世界领土瓜分完毕。走向全面反动的帝国主义的内外政策，使“四大矛盾”不仅无法解决，有时甚至会变得更加激烈。这些从本质上不可克服的矛盾的存在，决定了时代的基本特征：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 与列宁提出《帝国主义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时期相比，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已经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例如，垄断资本与国家政权相结合，彼此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垄断资本通过跨国公司的形式，加快向国际化方向发展；银行和整个金融资本在国家经济体系中的作用明显增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通过调整和调节，更为成熟；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依存增强；殖民体系瓦解后，帝国主义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剥夺、掠夺出现了新的方式和形式。但是这些变化或特征，绝不表明垄断资本主义已经成为“社会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发展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新阶段，其本质仍然是帝国主义。 在世界现代历史进程中，四大基本矛盾的发展并不平衡，矛盾的激化、缓和或转化，各种力量对比所发生的种种变化，构成了具体的、复杂的和生动的世界现代历史图景，如无产阶级革命、两次世界大战、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苏联社会主建设和苏联解体，以及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等。时代矛盾的不平衡发展，决定了时代主题的转化。包括世界现代史在内的历史矛盾运动，不可能是笔直的。无论历史发展如何曲折、矛盾，停滞甚至暂时的倒退，但正是这些历史矛盾运动，从整体上决定了世界现代历史的进步趋势。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是世界现代历史的主要内容。除此之外，对于生产力发展的历史，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革命重大成果及其社会影响；对于世界现代历史发展中的文化因素，同样都应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进行系统深入的阐释。 1883年恩格斯在马克思葬仪上的悼词中指出：“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展，即使它的实际应用甚至还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他还强调：马克思“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19 马克思在谈到1848年欧洲革命和巴黎公社革命时曾说：“蒸汽、电力和自动纺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因为作为19世纪特征的伟大事实之一便是“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20 他认为分工、蒸汽力和机器“是从18世纪中叶起工业用来摇撼旧世界基础的三个伟大的杠杆”。 21 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本质特征和新的特点，是一个必须给予充分关注的问题。 20世纪以来的世界现代历史进程表明，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更为突出，这不仅仅是科学成果迅速地转化为社会生产力，更重要的是科学技术革命所产生的社会后果。这种后果，既包括对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模式的影响，也包括对社会生活方式和社会文化的影响；同时对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负面效应也应重视。具体说来，除现代科学技术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之外，现代科学技术与军事变革、与经济全球化、与世界格局、与现代性问题；现代科学技术与人们的交往方式、思维方式，以及现代科学技术与人文关怀等等，都应该进入历史学家的视野。最后还需要指出的是，在考察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时，也不能脱离现代科技革命，科技革命是世界现代历史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科技革命与社会主义运动的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逻辑”，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探讨社会主义与科技革命相结合的途径和方式，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现代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中，文化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例如，“在20世纪，美国所有政治家进行决策时，毫无例外，文化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22 19世纪英国文化史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提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说来，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23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然没有关于文化的专门的定义，但是，他们的学说却为我们科学理解什么是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指导意义。文化是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反映，是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它植根于人类的社会实践中，为一定的政治、经济服务；文化发展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同时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 不难看出，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都不可避免地有鲜明的文化因素渗透其中。在世界现代历史进程中，文化问题日渐重要，在各个国家和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文化因素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国际文化竞争已经延伸到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各领域，以致各个国家都不能不把国家文化发展战略问题摆在一个十分重要的地位。深入研究这些问题，有助于人们全面认识世界现代历史的本质内容。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系统地研究世界现代史，应有针对性地弥补以往研究中的不足，例如关于生态环境问题的研究。马克思、恩格斯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连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24 但是，长期以来，人类史与自然史的关系，在历史研究中却往往被忽略了。在这种情况下，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的研究，也就无从谈起，这种情况在今天应当有所改变。人类的发展受自然界的制约，人类的灾难既包括社会因素造成的灾难，也包括自然灾难。自然灾难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人和自然关系的恶化或破坏造成的结果。恩格斯针对“劳动是创造一切财富的源泉”这一似是而非的命题时说：“劳动加上自然界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25 马克思经典作家始终认为，社会是人同自然界完成本质的统一，人的历史活动应当包括人类史、自然史两方面的内容；不应割裂两者之间的联系；更不能将其对立起来。 五、19世纪末以来的中国和世界 在世界历史研究中，特别是研究或撰写近代以来的通史、断代史著作时，不能脱离中国史，这已经成为中国史学界的共识。但是，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仍存在不少实际问题有待探讨。世界历史研究中的中国历史研究，不应该成为这一研究的“点缀”，或可有可无的“附属”。实际上，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不少问题，若脱离开中国历史，很难进行深入的、有说服力的阐释，反之亦然。中国历史是世界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没有中国历史的世界史，是不完整的世界历史；但是，这绝不是说要将中国历史的所有内容，都移入到世界历史中。因此，人们更多地是在强调，从中国和世界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以及互动关系中，去研究和撰写世界史中的中国历史部分，即立足于中国历史的长河中，但要有世界历史的眼光，在如何真正做到中外历史的有机结合上多下工夫。在世界现代史研究中，即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的世界历史研究中，这个问题尤其重要。 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相比，更富于侵略性、掠夺性和冒险性。此时的中国病入膏肓，封建社会风雨飘摇，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日趋激化，社会动荡，中国封建社会处于剧变的前夜。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掠夺和政府的腐败无能，使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实际危险。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特别是八国联军的入侵，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了瓜分中国的步伐，中华民族危机空前加剧，处于更加危险的境地。“救亡图存”、“求强求富”，彻底改变中国任人宰割的悲惨命运，成为当时先进分子的理想和追求。 20世纪初，中华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社会矛盾日渐激化，导致了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孙中山高举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旗帜，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发动武装起义。1912年2月，清帝被迫退位，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土崩瓦解，在中国历史上建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政府，1912年1月，中华民国成立。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辛亥革命虽然最终失败了，却使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辛亥革命沉重地打击了封建主义，也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对亚洲各国人民解放运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正如列宁当时所指出的那样，“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具有世界意义，因为它将给亚洲带来解放并将破坏欧洲资产阶级的统治”。26 从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30年，是翻天覆地的30年。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并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中国共产党诞生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革命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彻底结束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变成了独立自主的中国，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新中国的成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最重大事件，它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打击了世界殖民体系，壮大了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力量，彻底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极大地鼓舞了世界被压迫民族和国家争取独立解放的斗争。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在世界上日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国际地位日渐增高，发生在中国的许多重大事件，产生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影响。经过艰难曲折的探索和实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终于找到了强国富民的正确道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成就，令世界刮目相看。无论在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亚、非、拉美发展中国家，都可见人们以极大的热情在探讨“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现象”）。所谓“中国道路”，其实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现在，中国已经彻底结束了小农经济和计划经济，不仅经济结构，而且社会结构和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使中国在21世纪内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且也为世界的和平发展注入强大的动力。中国改变了世界的面貌，有力地推动着世界经济体系的发展。在解决世界上一系列复杂问题的过程中，“中国因素”的影响日渐重要。从世界反恐斗争到全球生态—环境治理，从化解朝核危机到处理伊朗核问题，从多哈回合贸易谈判到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以及世界金融秩序的稳定、能源资源等全球性问题的解决等，都离不开中国的参与与合作。 中国道路既立足于中国国情，又充分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中国自己繁荣富强的同时，促进了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发展。经济全球化不是西方化或美国化，不是“强权”的同义词。它对各民族国家的社会变化和发展道路可能产生影响，甚至是深刻的影响，但它不能剥夺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选择决定自己未来道路的权利。独立自主的中国道路丰富了世界发展模式，谱写了人类文明发展史的重要篇章。中国道路为人类文明的多元发展，作出自己独特的不可替代的贡献。60年过去了，我们经过漫长的探索和实践,终于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强国富民的正确道路。中国革命沿着十月革命所开辟的道路胜利前进，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最新成果，开辟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新途径，世界各国人民以中国为榜样，对社会主义的光辉未来更加充满信心。撰写《世界现代史》是一件十分严肃的工作。当代人撰写当代史，更应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将这种撰写建立在对中国和世界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思考的基础上。撰写世界现代史，更应重视理论概括和理论描述。对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重大的历史过程、一些有影响的历史人物，不能仅仅停留在考实上，而应在此基础上，做出科学的价值判断。中国史学工作者撰写世界现代史，应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理论指导，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统领这项工作，不仅指导思想正确，而且在学术上也精益求精，无论在理论体系上、具体内容上，还是研究方法上，都表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写出一部无愧于时代的世界现代史。 注释： [1] 参见赵文亮：《近20年来我国学术界关于世界近代史分期问题研究》，载《史学集刊》2008年第1期。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7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25—526页。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6] 刘曙光：《人的活动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关系》，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57页。 [7] 齐世荣总主编：《世界史·当代卷》序言，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吴于廑文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8页。 [8] 《列宁选集》第2卷，第441—442页。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 693 页。 [11]《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6、650页。 [12]季诺维也夫：《列宁主义——列宁主义研究导论》，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第15页。 [13]《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7页。 [14]尼·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4页。 [15]《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7页。 [16]《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21页。 [17]《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8页。 [18]《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7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75、372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3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00页。 [22]Frank Ninkovich ，“Culture in US Foreign Policy Since 1900”，in jongsuk Chay，ed，Culture and Intem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 ，1999，p103. [23]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0页注。 [25 ]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95页。 [26]《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3页。 （原载《史学理论研究》2010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