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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鱼岛之争不仅是领土之争，更是未来东亚乃至亚太地区发展的主导权之争，我们只有清晰地洞察与剖析日本的战略图谋，才能在钓鱼岛之争及以后的中日对抗中赢得战略主动权。 薛理泰：“购岛”不是心血来潮而是处心积虑 东京违反战略博弈的规则，启动钓鱼岛“国有化”行动，涉及到“大气候”和“小气候”。 中国崛起处于关键节点，终于同西方国家陷入老大、老二关系的怪圈。西方国家已经视中国为准超级大国，中国未来处境尤其被动。假如西方国家尚未把中国视为准超级大国，则没有整合国际力量及中国周边国家对付中国的必要性，中国也不致于有可能沦为众矢之的；倘若西方国家已经把中国视为超级大国，则两个超级大国在地球村必然需要和平相处，西方国家在对华决策上自然有所忌惮，不致于无所不用其极。过去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相处了近半个世纪，彼此打交道时确实有一定之规，核心利益被视为禁脔，对方不会越雷池一步，此即一例。中国被视为准超级大国招致的风险，一如上述。其理至明，无须多言。 假如西方国家要围堵中国，则在军力聚焦在亚太地区之际，与中国周边国家密切合作，对中国启衅，是借力使力，隔山打牛的绝招。设若中国不作为，则被举世及中国民众视为丧权辱国的行径；如果轻易诉诸武力，则牵一发而动全身，后果不测，西方国家则坐收“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好处。而在中国周边的邻国中，菲律宾是扶不起的阿斗；越南则桀骜难驯，而且西方国家对国内民众的情绪也难交代；唯有日本的综合国力同中国旗鼓相当，历史上又是宿怨，稍一拨动，民间躁动情绪易发难收。因此，由日本充当这个角色是最理想的，可收四两拨千斤之效，况且，日本朝野上下本身也有向这个启衅的政治动机，配合之迅速，犹如以臂使指。一言以蔽之，这就是所谓的“大气候”。 至于“小气候”，则东京认定中国政府怕内乱，因而在对外作出反应时，必定存在不小的顾忌，所以此时东京企图心强烈，在对中国启衅时显得有进无退，内心不甚恐惧。东京还有一层考量，即中共高层在十八大行将召开之际，凡事以维持稳定为要旨。所以，东京决定，无论如何，要赶在十八大召开之前，完成对钓鱼岛“国有化”的程序。 吕耀东：对华“两面下注”体现日本矛盾心态 一直以来，日本对华战略就表现为，借重同盟国美国的力量增强与中国讨价还价的能力，谋求通过发展与中国周边国家的关系来抵消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既期望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受益，又担心中国与其争夺地区主导权，认为中国未来有可能在军事上对其构成威胁。因而日本对华战略常常表现出“不确定性”特点。日本这样的对华矛盾心态，导致日本对华政策始终保持两手准备。 首先，在东亚经济区域一体化过程中，日本一方面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作为经济大国的强项，积极寻求掌握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主导权，与中国在经济领域抢夺制高点，力求掌握东亚区域合作主导权。另一方面，日本力图通过“东亚共同体”，引导亚洲区域合作的政治进程，借助所谓“同质性”国家来抗衡中国。日本在不同场合提出要以“自由”、“民主”等价值理念作为东亚区域合作的基础，试图以“价值观”、“制度”等政治“构件”，与中国争夺东亚区域合作的主导权，谋求通过发展与中国周边国家的关系来抵消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其次，力求通过日美同盟遏制中国。2005年的“日美安全磋商委员会（2+2会议）”发表共同声明，确定了12项关于亚太地区的战略目标，首次将所谓“鼓励和平解决有关台湾海峡的问题”列为日美共同战略目标之一，大有插手台海事务的意图。2009年的“日美安全磋商委员会”会议进一步强调“针对经济和军事实力不断提高的中国，双方在敦促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国际‘利益相关者’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要求其提高军事透明度”。日美以强化同盟关系遏制中国的意图昭然若揭。这不仅无助于维护持久稳定的中日关系，也对东亚地区的安全稳定及区域合作进程产生负面影响。以上战略意图表明，日本对华政策理念尚且缺乏正确的平衡心态和理性的战略思维。 历史事实证明，中日关系不稳定，东亚就不可能稳定发展。近年来，日本国内一些人只看到两国的利益冲突，而无视中日两国合作共赢的成果及前景。包括日本执政党内仍然存在着对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误读，不能正确处理两国“战略互惠”关系，常常急功近利，忽视彼此“共同战略利益”，表现出有损中日关系的言行。譬如日本政府对钓鱼岛的“国有化”方针已经成为破坏中日关系大局的现实症结。 刘江永：“跟班”角色导致日本战略扭曲 二战以来，与美国结盟的日本必然会受到美国对外战略及对华政策的影响。因为日本与世界最强者为伍的结盟政策导致其总是处在同盟中的弱势地位，从而产生了对盟主国家的依附性与从属性。从中美日三边关系的角度观察，日本这种对美依附性与从属性的大小，往往取决于三个因素的相互影响：一是日本在同盟内实力地位强弱程度的变化；二是日本国内政治思潮的变化；三是中国的应对与中日关系和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 纵观1945年至2012年中日关系的发展演变，可以清楚地看到上述的相关性与规律性。例如，冷战时期，日本作为被美军占领的战败国，必然追随美国与台湾当局“建交”；1972年日本决定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与此前尼克松秘密访华有关；1978年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也得到当时美国政府的默许；1992年天皇夫妇访华，日本率先解除对华制裁，其背景之一是苏联解体后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其经济规模相当于美国的66%、中国的近9倍；上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06年，历史认识问题导致中日关系出现“政冷经热”，主要原因是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化思潮泛滥；如今，日本伙同美国在军事上防范和牵制中国则与美国战略重心重返亚太，打压中国有关。 在上述背景下，日本针对中国，将钓鱼岛问题与其防卫战略和日美同盟紧密挂钩，狐假虎威，绝非偶然。而这必然与日本在大地震后经济上更加依靠中国的“非对称相互依存关系”发生矛盾，造成日本对华政策的纠结与扭曲。 李秀石：日本新海洋战略凸显扩张野心 2007年日本颁布《海洋基本法》宣布实施“新海洋立国”战略，日本主要从三方面推进这项战略：一是关于海洋资源尤其是海底资源及其开采技术的调查研发；二是为圈占专属经济区及大陆架，对基点海岛进行调查、测量、制图及“保全”；三是增加“圈海”的实力、体制建设和军力布局，增加海上自卫队及海上保安厅的飞机、舰艇等实力配置是重中之重。2010年日本海上保安厅在钓鱼岛海域抓扣中国渔船的事件，就是企图制造落实海洋法制的“执法”案例。日本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采取“命名”、“无主土地”收归“国有”等激化矛盾的措施，彰显其向海洋进行军事和经济扩张的战略意图。两年来，日本投入巨资加强海上自卫队和海上保安厅的“硬件”建设，加速推进400多项海洋战略项目，覆盖范围宽泛，推进次序明确，投入财力巨大，实施力度迅猛。 为了落实《海洋基本法》确保海洋安全的各项规定并调整防卫战略，2010年12月，日本以中国为“假想敌”修订了新防卫计划大纲。新大纲提出：尽管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降低，但位于“‘平时’与‘有事’之间的中国海军及海监等的海洋活动与侵害日本权益有关”，必须实施“动态遏制”；要实现民主党倡导的“日美对等”，深化日美同盟合作，要求驻日美军将支援日本作为“首要”任务——换言之，要求美军把协防钓鱼岛放在首位。按照上述战略安排，日本不但在中日领土争议中有恃无恐，而且全力配合美国在南海搅局：鼓励支持菲律宾、越南等声索国在东盟系列会议上“绑架东盟”围攻中国。伴随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进展，日本凸显与美国“合伙”主导亚太安全事务确立地区准霸权的战略意图。 从日本国内情况来看，毫无执政经验的民主党上台执政与特大天灾重合，是导致日本调整战略，中日关系恶化的重要原因。2011年“3·11”特大地震、海啸及核泄漏三重灾害导致日本国民心理异常脆弱，菅直人政府应对不利愈发加剧了政局混乱。民主党政府与地方自治政府之间的“人脉关系”原本近乎空白，野田内阁为实现增税导致民主党内部分裂，更加无力节制地方。2012年以来，石原慎太郎等地方行政长官无视中国政府以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良好意愿，接连在否认“南京大屠杀”、“购买”钓鱼岛两大政治敏感问题上进行挑衅，捞取政治资本，倒逼野田政府。在捐款迅速增加，民调和舆论助推，在野党旁敲侧击的刺激下，借石原“买岛”契机彻底解决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国有化”问题已在政界形成共识。内阁行将就木之际，亦是政客拼“死”一博之时，因为他们下台后不会负责收拾自己留下的烂摊子。姑且不论把持权柄者的一己私利，海洋战略是日本21世纪最重要的国家综合发展战略，寄托着日本向海洋要“国土”、要资源、要就业、要经济增长的厚望。在右翼势力的眼中，为获取日本国土面积12倍的“海洋国土”，即使破坏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甚至挑起武力争端，也不过是“丢芝麻保西瓜”。因为他们自知日本的人口、财力及国际影响正在与时俱减，“时间”不在日本一边。在日本海洋战略与防卫战略重合，国家战略安排与地方政府倒逼重合、天灾与“人祸”重合的交相作用下，中日关系面临空前严峻的局面，正在孕育前所未有的危机，我国不能不做好各方面的应对准备。 周永生：右倾化或成日本政策主基调 目前日本经济界对中国的强烈反应感到意外和超出预期。日本经团联等经济界人士，希望能和中国政府高层沟通，以便缓和中日双方之间的矛盾。日本《朝日新闻》和日本前高官野中广务等都开始批评野田政府的“购岛”政策和对华政策。日本经济界也开始试图扭转野田内阁不顾中日大局而带有挑衅色彩的政策。但就目前而言，所有这些制约都还不足以改变野田政府的钓鱼岛政策和对中国的强硬战略。 日本成功“购岛”说明了日本政治与社会右倾化的社会和政治基础已经相当雄厚，中国的强力反制可能会促使日本政治和社会的进一步右倾化。 在一部分日本右倾化民众的赞扬和支持声浪中，日本政府与石原慎太郎既相互斗争，争夺购岛的主导权，又相互勾结，相互合作，最终实现了“购岛”闹剧的双簧效应。这一加强对中国固有领土钓鱼岛侵害的“国有化”政策最终能够落实，说明日本政府为了本国私利，在一部分主张同中国对抗的选民支持下，开始走向不惜同中国长期对抗的道路。而在与中国对抗的同时，日本政府并没有放松继续同韩国争夺独岛（日本称“竹岛”）的政策。这反映出日本要扩张本国领土的野心并不满足于同中国争夺钓鱼岛，而是摆出只要存在可能性，对属于美国主导大同盟框架下的韩国也毫不手软的争夺姿态。但唯独不敢对俄国采取过于强硬的政策，这表现了日本右倾化的国际政策取向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崇尚欧美先进国家，而蔑视亚洲国家的殖民政策的痕迹与烙印。 特别是在民主党支持率大幅度下跌，自民党重新执政可能性越来越大的情况下，自民党的主要候选人在竞选活动中都争相比试谁对中国更强硬，谁对钓鱼岛的政策更凶狠，谁能更快、更好地提升日本防卫水平，促进日本军力的发展等危险的政策方向。自民党候选人人气最高的前防卫大臣石破茂居然将修改宪法，建立国防军作为竞选的重要纲领和旗帜而吸引右倾化民众和自民党选举人的眼球。无论是执政的民主党，还是在野的自民党，日本国内的政客们正努力将日本国内民众对日本政治的不满诱导成为对中国的不满，以便在这种矛盾转移中让本党和自身渔利。这和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由于国内经济问题严峻，农民和市民普遍不满，而使日本军部和政府愿意通过对外侵略战争的方式外引其国内矛盾如出一辙。 在中短时期内，日本还不至于走上军国主义的扩张道路。但是，越来越强硬的对外政策路线的确给日本同外界的关系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国际上对日本采取比较激烈的应对和反制政策，无疑会唤醒日本民族性中的悲情意识，进一步加强日本民众遭受外来打压的悲情心态，进而推动强硬右倾政策的继续发展，从而使日本政府的外交和国际政策陷入危险的怪圈循环中难以自拔，带来了更多、更难收场、更新的不确定性。而在这些对外关系矛盾的不确定性中，日本政府在右翼势力和右派政治与社会力量裹挟下，将日益趋向于更加具有危险性的强硬右倾化路线。 日本“购岛”以后中日出现长期对抗的趋势和局面，日本继续延用近些年来加强对中国军事准备的路线，进一步加强在整体和西南地区对中国的军事防御和部署。2012年日本将进口和部署4架F35B战机。今后两年势必会加快进口美国该种战机的步伐，并有可能将其部署在直升机航母和大隅级运输舰（坦克登陆舰）上。这样，日本在短时期内就可以装备起来大约7艘左右的小型航空母舰，继续保持其海上自卫队的实力。日本“购岛”以后，日本海上自卫队和航空自卫队加强派出舰艇和侦察飞机监控东海。野田首相和日本官方表示，在海上保安厅一旦无法应对中国公务船和渔民大量进入钓鱼岛海域时，自卫队军舰就可能驶入钓鱼岛海域。同时，在中日两国在钓鱼岛地区对抗措施增加的情况下，擦枪走火，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日益提高。绝大多数情况下，由于中国的海监船完全没有武器配备，渔政船只有个别船只有武器配备，而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船只几乎都有小口径火炮等的武器配备，有实力才有向对方挑衅的物质基础。因此，日本制造摩擦引发冲突的可能性要大于中国。 但就目前而言，尽管野田扬言要继续实行强硬政策，但多数情况下可能仅仅作为一种对中国的恐吓和对日本选民需要政府强硬心态的一种拉拢，短时期内日本海上保安厅还不太敢于开枪开炮，或制造武力摩擦。而一旦发生开枪开炮这样的武力摩擦，日本海上自卫队必然趁机介入钓鱼岛海域的争端。中国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