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南宋偏安东南所形成的海疆形势和立国态势使得海防在南宋的国防格局中具有事关全局的地位。为了应对来自海上的军事威胁，南宋政府加强了对海防的统一领导，设立了沿海制置司。在防御上，实行了以海上防御为主的海防战略，在沿海建立了多支水军，并建立了相应的警戒和通信系统，同时又依靠巡检、县尉等其他政府武装以及民间武装，在千里海岸建立起了严密的防御体系。南宋在海防上采取的措施和战略保证了东南沿海地区长期的安全。 关键词：南宋；海防；水军；民间武装 南宋时期，由于宋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均在东南沿海地区，所以海防在南宋的国防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南宋政府对此也十分重视，并大规模地加以建设。目前，学界对此尚未做专门的研究。在相关研究中，一些学者从兵种研究的角度对南宋沿海的水军做了初步的探讨，[1]但仍有所遗漏，对沿海水军在海防上的活动也关注不够。除此之外，学术界对沿海制置司的设置和沿海的巡检、县尉等其他政府武装以及民间武装在海防中的作用和活动也缺乏研究。本文拟对南宋的海防做概况性的初探，不当之处，还望指正。 一 南宋王朝是在金军南侵的战火中建立的，其建立后，面临着金军继续南侵的军事压力，除了亟需加强传统上的陆地防御外，其国防形势的一个突出之处，就是海防形势也严峻起来。 南宋建立后，金军已经占领中原大片土地，国防线南缩到黄河、淮河一线，原来远离前线的东南沿海顿时成为了国防边缘地区，加强海防的需要随着抗金形势的严峻而被提上了日程。南宋政府建立后的当年（1127）九月，起居舍人卫肤敏就上奏说：“东南之地繁华富贵甲于天下，金人所知，其航海而可至者无虑数处，明苏秀海等州是也。东南城壁不修，屯戍单弱，彼若以数千兵忽而至，何以御之。”[2]表示了对海防的担忧，而绍兴十一年（1141）的宋金绍兴和议，将南宋北部的边界固定在秦岭淮河一线，作为南宋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的东南沿海地区便从此处在金国的重兵威胁之下。 宋高宗即位后，在定都问题上，大臣们先后提出过数种方案，但高宗最终选择了定都杭州（后升为临安府）。这一立国态势，被刘子健先生形象地称为“背海立国”，[3]撇去其他因素不提，这一态势极大地加剧了海防形势的紧迫性。从军事上讲，杭州虽然有“重江之险”[4]（指长江和钱塘江两大天然屏障），陆地上远离北方军事势力的威胁，但由于位于钱塘江口，濒临大海，却又直接处在了海防的最前沿。对此，南宋人章如愚有过精辟的分析，他说：“江淮，手足也，海口，咽喉也，京畿，腹心也。钱塘面瞰浙江，去淮有千里之遥，涉海无半日之顷。江淮固要津，守御既备，仓促有惕，未足为腹心之忧。巨海梯航，快风顺水，自海而入，不信宿而自捣吾腹心所在。江淮之师虽列百万，各坚守御，岂能应缓急之援？”[5] 这种战略形势在南宋王朝建立之初就体现了出来。建炎元年（1127）秋七月，海州（今连云港市）知州便向朝廷上奏说：“近闻金人于燕山造舟，欲来东南。”[6]此后，在南宋王朝与金朝、蒙古的长期对峙中，海上便频频报警。 建炎三年（1129）九月，南宋间谍向朝廷报告：“金人治舟师，将由海道窥江、浙。”[7] 绍兴四年（1134），伪齐刘豫“调登、莱、沂、密、海五郡军民之兵且二万人，屯密之胶西县，集民间之舟大小五百，装为战舰，以其伪阁门宣赞舍人刘某为都统，领叛将徐文为前军，声言欲袭定海县”。[8] 绍兴五年（1135），“伪齐刘豫献海道图及战船木样于金主蚮，金主蚮入其说，调燕云两河夫四十万入尉州交牙山采木为筏，开河道，运至虎州，将造战舰且浮海入记（即），既而盗贼蜂起，事随中缀”。[9] 到金主完颜亮时期，金朝更从海上大举进兵。绍兴三十一年（1161）九月，完颜亮下诏伐宋，金军兵分四路，西路攻川蜀，中路攻襄邓，东路攻江淮，海路则由工部尚书苏宝衡等率领水军7万、战舰600余艘沿海南下直接进攻临安。[10]金朝水师虽然在胶西唐岛（今胶州湾外）为李宝所率领的南宋水军消灭，但此场战役给宋人极大震动，促使南宋当局对海防更加重视。 金朝灭亡后，南宋政府在军事上进入了和蒙古对峙的时期，蒙古和割据山东的李全、李蚮（李松涛）父子在海上对南宋造成了新的威胁。 崛起于大漠的蒙古帝国不仅占据了中原，更征服了高丽（今朝鲜）和安南国（今越南北部），对南宋形成了南北向的包围。蒙古军队不仅以重兵从陆上进攻南宋，也练兵海上，宋、蒙交战初期，宋方间谍就报告说蒙古在“胶西造战舰练水军”。[11] 李全、李蚮父子割据山东，三面环海，对海战十分重视。绍定元年（1228），李全“知东南利舟师，谋习水战，米商至，悉并舟籴之，留其柁工，一以教十。又遣人泛江湖市桐油煔筏，厚募南匠，大治抦抧船，自淮及海相望”。[12]宝祐三年（1255），“李全子松寿葺旧海城”，[13]企图以此为基地，从海上进攻南宋。 在这些战略举动中，有许多只是摆出进攻的姿态，虚张声势，以达到在战略上牵制和分散南宋兵力的目的。即便如此，南宋政府也绝不敢掉以轻心，屡屡下旨“申严海道防御”。[14]绍兴五年（1135），南宋大臣李邴在奏章中说：“臣度敌人他年入寇，惩创今日之败，必先以一军来自淮甸，为筑室反耕之计，以缀我师。然后由登、莱泛海窥吴、越，以出吾左，由武昌渡江窥江、池，以出吾右，一处不支则大事去矣。”[15]可谓一语点明了海防在南宋国防格局中的重要地位。 二 为了对付来自海上的军事威胁，南宋政府建立后，于当年（1127）九月就下诏：“命淮、浙沿海诸州增修城壁，招训民兵，以备海道。”[16]开始了海防的建设。 南宋境内沿海地带基本上位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这里海岸曲折，绵延千里，港湾众多，不易防守。为了有效防遏敌人来自海上的进攻，南宋政府加强了对海防的统一领导，并为此设立了沿海制置司。 在南宋，制置使是统辖一方的军事大员，“掌经画边鄙军旅之事”。[17]其办事机构为制置使司，简称制置司。南宋政府在江淮、荆湖、四川这些边防重地都设立过制置使。沿海制置司最初设立于绍兴二年（1132）五月，其全称为福建两浙淮东沿海制置司，长官为沿海制置使，置司平江府（今苏州市）许浦镇。[18]“凡闽浙淮东濒海之州皆隶焉。”[19]由于统辖面过广，后又曾被分为浙东、浙西两司，直到绍兴三年（1133）六月被撤销。该年九月，宋庭又重新设立了沿海制置司，置司明州（今宁波市），但只以“绍兴府、温、台、明州为地分，自帅府外应统兵官并节制”。[20]新沿海制置司的设立一直持续到绍兴十一年（1141）。是年，南宋与金朝签订和议，沿海制置司随之被撤罢，[21]但其属下的定海水军则一直保留下来，负责明州的海防。绍兴三十一年（1161）完颜亮南侵前后，宋廷一度又恢复了浙东路和浙西路沿海制置司的设置，[22]但不久又被撤销。隆兴元年（1163），宋廷再度恢复了沿海制置司，制置使仍兼知明州，“仍以绍兴府、温、台、明州为地分，所部州县、军兵、将官、巡尉及分内应有驻屯官兵并乞听节制”。[23]沿海制置司恢复后，从此固定下来，直到宋亡。沿海制置使兼明州（后升为庆元府）知州这一成例也一直被保持下去。 沿海制置司的设立，是由当时的海上交通地理形势决定的。当时从北方抵达杭州湾的海上航线有两条，一是“抛大洋至洋山、二孤、宜山、猎港、岑江，直至定海县，此海道一也，系浙东路”；一是“自通州，南沙、北沙转入东签、料角、黄牛垛头放洋至洋山，沿海岸南来至青龙港，又沿海岸转徘徊头至金山入海盐县、澉浦镇、黄头湾直至临安府江岸，此海道二也，系浙西路”。[24]浙东路航线因从海上直达定海县，沿途岛屿众多（舟山群岛即分布在这里），需要充分调度海上机动力量予以防御，所以此路较固定地设立了沿海制置司。浙西路航线因紧贴杭州湾北岸，便于沿岸州县防守，所以在大部分时期防务由沿途各州的水军和地方官负责。但在一些时期内，朝廷又对沿线一带防御实施了统一指挥，除临时性地设立浙西沿海制置司外，绍兴三十年（1160）九月，为防备完颜亮由海道入侵，宋廷曾任命李宝为浙西副总管，提督海船，驻平江，负责浙西路的防务。[25]乾道三年（1167），朝廷又任命知建康府史正志兼沿江水军制置使，“自盐官至鄂州沿江南北及沿海十五州水军悉隶之”，其中盐官位于临安府境内的杭州湾北岸，囊括了浙西路的防务，但一年后即罢。[26]理宗时期，由于战事紧张，又一度任命吴渊“知镇江府兼都大提举浙西沿海诸州军、许浦、澉浦等处兵船”。[27] 沿海制置司的设立，使得南宋海防上最紧要和最难于防守的浙东沿海地区在防务上结成为一个整体，增强了海上的防御能力，并因此成为了南宋几大战区之一。叶适在分析南宋的战略形势时说：“盖今之分画者，以一当一而以一取其一，适得平焉；以蜀当秦亦以取秦，以荆襄当韩魏，以淮当梁汴而亦取梁汴也，又以沿海制置司不当齐而志取齐焉。”[28] 三 在加强对海防统一指挥的同时，南宋政府实行了积极的海上防御战略，为此在沿海大规模地建设水军，并建立了相应的警戒和通信系统。 海防主要有海岸防御和海上防御两种。前者主要在海岸设防，抗击海上入侵；后者主要依靠海面作战部队，歼灭来犯之敌于海上。南宋实行的是以海上防御为主的海防战略。其表现为，在兵种上，南宋政府虽然在初期曾经调遣一些陆军用于海防，但在大部分时期，南宋用于海防的兵力以水军为主，占压倒性多数，时人为此甚至批评说：“今专意于水军，而岸上乃无一夫。”[29]在分布上，沿海的水军不是集中于在传统防御中地位显著的城池，而是屯驻于能控扼海上形势的要地。在实战中，绍兴三十一年（1161）的宋金胶西海战充分体现了宋人的海防战略思想，宋军水师从海上长途奔袭，在山东半岛的密州陈家岛（位于胶州湾附近）附近海面全歼金朝水军，一举粉碎了金兵沿海南下攻占临安的战略企图。但南宋政府也并非完全忽视陆上的防御，从高宗建炎元年（1127）下诏增修江浙沿海的城池起，东南沿海地区普遍加强了陆地防御的能力，但这在南宋海防战略上只处于二线防御的地位。 北宋时期，由于东南沿海地区远离战场，因此各地的水军主要为从事杂役的厢军，维持地方治安还勉强凑数，在南宋严峻的国防形势面前则就无法胜任了。为适应海上防御的需要，南宋政府在各地又大规模地新建立了以统制、统领为统兵官的新式水军，并在分布上形成了可称之为“一环两线”的防御格局。 所谓“一环”，是指以首都临安为核心，在江浙沿海一带形成的环状兵力分布格局。这是南宋海防的重心所在，屯驻的水军有： 定海水军，这是南宋最早建成的一支大规模的水军，隶属于沿海制置司，绍兴初年成立，屯驻在明州定海县。创军的原因是控驭定海，因定海为杭州湾的海道中心，是“控扼之冲”。[30]该军在绍兴六年（1136）时曾达到“士卒愈万”、“舟船数百”[31]的规模，理宗时为6000人，负责的防区“西接许浦，南接福建，北接高丽，东接日本”。[32] 许浦水军，屯驻在平江府许浦镇，濒临长江口，创立于孝宗初年。创军的原因是许浦“实控扼之要港”，“且去淮甸不远，斥堠相继，易于探报”。[33]淳熙四年（1177）定以7000人为额。[34]理宗时兵额达到12000人，负责的防区东“止于扬子江口，北极如通泰”。[35] 澉浦水军，屯驻在嘉兴府（今嘉兴市）澉浦镇，宋宁宗开禧元年（1205）置，隶殿前司，[36]兵额定为1500人。[37] 金山水军，屯驻在嘉兴府金山，宋宁宗嘉定（1208—1224）时创立，兵额为千人，隶属殿前司。以上二军位于杭州湾北岸，创建的原因是“许浦枕扬子江而置司，去京师为远，惟澉浦去京师为近”，而金山又在“澉浦之外”，[38]二地都是浙西路海上航线必经之处。 浙江水军，屯驻在临安府境内，理宗宝祐二年（1254）创立，，咸淳四年（1268），增招7200人，以10000人为额，隶殿前司，[39]直接保卫首都的安全。 这样，在江浙海域，围绕着首都临安，各支水军彼此呼应，形成了一张环状的防御网络，其兵员总数在南宋后期到达3万之众，占南宋沿海水军的绝大部分。 “两线”是指江浙海域以外的淮东和福建、两广地区。其中，淮东沿海是南宋海防的北线，这里是陆上防御的主要地区之一，沿海没有大规模的水军，但其中一些地区也具有重要的海防意义。如通州（今南通市）的料角，位于长江口北岸和东海交接处，是南北海上交通的必经之地，南宋在这里一直驻有水军。另外，淮东地区北部的海城，南宋也相当重视，理宗年间，割据山东的李松涛“葺旧海城，窥海道，贾似道调兵败之”，[40]并修建新海城，调许浦水军到这里戍守。[41] 福建两广地区是南宋海防的南线，在南宋中前期，这里虽远离敌境，但南宋政府经常从这里征调民船和水军，因此在海防上处于二线地区，而到了南宋末期，广西也成为了海防的前沿地区。在这里的水军主要有： 福州的荻芦寨、延祥寨水军，二寨于理宗淳祐三年（1243）被合并为武济水军，兵额为1500人，[42]隶属福建安抚司。 广东安抚司水军，淳熙元年（1174）时拥有水军千人，屯驻地为广州。[43] 福建左翼军水军兵额曾达3000人，主要驻扎在泉州；广东摧锋军水军兵额曾达2000人，屯驻广东各地。[44] 广西沿海的水军数量很少，绍兴三十二年（1162）兵额为400人，分驻于钦州和雷州，隶属于广西安抚司。[45]理宗年间，蒙古于宝五年（1257）入侵安南国，迫使安南投降。为防止蒙古借道安南国沿海路进犯，南宋在广西也开始扩大水军数量。在李曾伯兼广南制置使期间，[46]曾从福建广东调来船兵1000人，[47]从雷、廉州来钦州戍守。[48] 在驻扎上，各水军都于险要之处建立水寨。如左翼军水军分屯于泉州的宝林、法石、永宁三寨。[49]寨，又称城寨，在宋代是具有军事防御性质的建筑，事实上就是一座军城，水寨则兼有军港的性质。各水军以水寨为依托，在海面巡逻和侦察，进行警戒，以防敌人从海上袭击。 首先是侦察。南宋政府建立初期，对军事侦察重视不足，以致建炎三年（1129）二月，正在扬州的南宋朝廷对金兵的奔袭毫不知晓，狼狈溃逃，此后才重视起来，并用于海防的建设。建炎四年（1130），宋廷下诏“沿海诸军置水斥堠”。[50]水斥堠，即“遣小舟入海为斥堠”。[51]定海水军每月按例派水兵出海，任务之一就是“北事探望”。[52]除了派船在海上侦察外，水军还在海上航线必经之所，在地势高亢之处，瞭望海面，观察动静。例如明州境内的三姑山，形势十分紧要，“山东海船乘风而来，必先经由三姑，然后分路或入浙东，或入浙西”。[53]因此，从每年十月朔开始，沿海制置司就派土军250人、水军50人，“于三姑山卓望”，到第二年“三月朔乃止”。[54] 其次是巡逻。以定海水军为例，定海水军每月按例出海的另一项任务是“三洋巡逻”，[55]这是指对广大海域的巡逻。对于重要海域，如“三姑、宜山、马迹、关辡、海驴礁及海南北中间”（今舟山群岛一带）则昼夜巡逻。[56]在军情紧迫时期，也昼夜巡逻，如宝六年（1258），因“边声日急，敌谋窥伺海道”，朝廷下旨，令“许浦、澉浦、金山于本军地分昼夜往来巡逻”。[57] 水军所获得的军事情报要定时上报，嘉定三年（1210），南宋政府下旨规定：“昼夜巡徼者，三日一报枢密院及尚书省”。为使各水军之间互通信息，还规定：“平江府许浦水军与定海水军月差将官巡海，互至书历。”[58] 为了迅速及时地传递海上的军事信息，南宋政府建立了一套以烽燧为主、配以其他手段的海防警报系统。烽燧，是我国古老的军事通信方式，早在西周时就已出现，具有快捷的特点。南宋政府在沿边、沿江、沿海都建立了大量的烽燧。理宗宝祐（1253—1258）年间，在沿海制置司辖区内，设立的烽燧分为三路，“皆发韧于招宝山，”一路在海上，“自招宝山至海道璧下山共十二铺”；一路从招宝山到向头水军寨，共九铺；一路到庆元府府城，共五铺。[59]南宋时烽燧的通信方式是：“每日平安，即于发更时举火一把，每夜平安，即于次日平明举烟一把，缓急、盗贼不拘时候，日则举烟，夜则举火各三把。”[60]但海上情况比较复杂，常常云气弥漫，烽烟白天不易望见；夜晚，过往船只也举火照明，往往被误认为是烽火。因此，为了准确地传递信息，南宋人创立了一套应变的措施。白昼，“遇旗烟号火不可睹望之时”，则“举炮为号”；夜晚，“每夜举火为号，必以五起五落为准，彼此相应，方始住火”，[61]有效地防止了天气和商船灯火的干扰。 四 除水军以外，沿海各地的巡检、县尉、禁军等其他地方武装也是南宋海防的重要依靠力量。巡检在北宋前期原是统兵官，后职能逐渐转化为以内地治安为主；其统辖区大小不一，以管理乡村为主，往往于险要之处建寨。所统兵力以土兵为主，一般在百人左右。“中兴以后，分置都巡检使、都巡检、巡检、州县巡检，掌土军、禁军招填教习之政令，以巡防捍御盗贼。凡沿江沿海招集水军，控扼要害及地分阔远处，皆置巡检一员，往来接连合相应援处，则置都巡检以总之。”[62]巡检的这种地理分布使得它在海防上处于较重要的地位。 南宋时期东南沿海府、州、军所设巡检寨见于《宋史.兵志》的有：临安府13寨，平江府8寨，庆元府10寨，温州13寨，台州6寨，泉州5寨，福州4寨，兴化军（今莆田市）2寨，漳州2寨，钦州2寨。[63]但事实上远不止此数，如福州沿海实际上就有9寨。[64]沿海巡检所辖的土兵中也有水军，土兵设水军始于宋神宗时，时“知宣州陈侗乞沿江湖州军各置水军三五百人，以巡检主之，教以水战，当责巡捕。”于是朝庭下诏：“应已招置土兵巡检地分，如有江河海道，令申所属具舟教战”。[65]南宋土军中依然设有水军，以泉州为例，在真德秀任知州时，石湖巡检寨“在寨土军一十九人，新招水军三十八人”；小兜巡检寨“在寨土军四十一人，水军六十六人”。[66]土军由于拥有水军，也就能够在海防中发挥较大的作用，沿海各巡检寨往往和各水军寨错落分布，在海防上起着相互支援的作用。南宋政府更有意把沿海的巡检寨作为沿海水军的一支重要辅助力量。 县尉是一县负责治安的长官，主要管辖县镇和草市，兼管一部分乡村。其所辖兵士称弓手，南宋初期员额较多，后加以裁减，一般在百人左右。沿海的县尉由于分管沿海的一部分地段，因此也负有海防的职责，一些县尉也拥有战船和熟悉水战的士兵，如《宋史.王楠传》载：王楠于宋孝宗时，“调通州海门尉。乘轻舟入海涛，捕剧贼小吴郎，并其徒十七人获之”。县尉由于主要在县镇防守，故在本地海上防御中的作用不如巡检。其所辖弓手除了自身的防守职责外，“防海则藉渔船教习水战”，[67]还负有训练民兵的职责。 土兵和弓手的另一项海防职责是被调发到江浙一带的海防戍守，[68]孝宗时南宋政府每年都从福建、浙东调土军千人往明州“堤备海道”。[69] 为加强土军和弓手的战斗力，孝宗曾亲自指示两浙东西路土军和弓手万余人赴临安府教阅。[70]据此推算，在一般时期，南宋东南沿海（两浙福建两广路）土军和弓手的数量总额当在数万。 禁军在南宋时期已基本不担任防御任务，多从事杂役，但数量依然不少，时称东南八路“可用者亡屡十余万”，[71]故在军情紧急时，朝廷也从禁军中抽调精壮开赴前线。绍兴三十一年（1161），完颜亮南侵之前，宋庭就曾下诏“诏浙东五郡禁军弓弩手并起发赴判明州沿海制置使沈该”。[72] 除了政府武装外，沿海的民间武装是南宋另一支重要的海防力量，主要有： 福建忠义巡社，为福建民间具有军事性质的民社。建炎元年（1127）置。其内部设有编制，层级相辖。[73] 弓弩手，为民兵的一种。绍兴十年（1140），宋廷下令“命两浙、江东、福建诸州团结弓弩手”。[74] 枪杖手，为民兵的一种。建炎二年（1128），宋廷令福建招5000人。[75]绍兴五年（1135），又将福建系籍枪杖手“悉行蠲放”。[76] 土丁、保丁，为民兵的一种，绍兴七年（1137），宋庭“诏广西帅臣训练土丁、保丁”。[77]其区分是“保丁则每户一名，土丁则父子兄弟皆在其中”。[78] 保甲，为具有军事性质的民户编制。孝宗隆兴元年（1163）曾下诏命“沿海州、军专委巡检和县尉管下诸乡人户从本都保正、副重别编排住处”，[79]比邻每五家为一甲，五甲为一保，五保为一队，设甲头、保长、队首，并置备武器。 澳长，宋人在提及海防措施时，往往谈到澳长，其设置情况未见朝廷诏令，应属地方政府措置。郑兴裔曾上疏说：“为今之计，莫若令沿海之民自为捍守，濒海州县各有屿澳，置一长，择地方之习知武艺者而任之。仍令结为保伍，旦夕训练。”[80]大致反映了其设置情况。澳指海边弯曲可以泊船之处，澳长实际是沿海众多土豪中之一种。 土豪，《宋史.兵制》列为乡兵的一种，建炎四年（1130），宋廷诏“诸州守臣募土豪、民兵，听州县守令节制”。[81]但其本身并非一种组织，实际上是对诸民间武装的首领的称谓，其本身则是地方豪强。因此，宋人在称谓土豪时，实际上已经包括了各类型的民间武装。 与历史上的任何地主武装一样，南宋的土豪骁悍善战，孝宗时，“两广诸州军兵孱弱，惟赖土豪”。[82]因此，南宋当局在海防上十分倚重土豪，建炎四年（1130），宋庭下诏，“诏江、浙、福建州县，谕豪右募民兵据险立栅，防遏外寇”。[83]这样，沿海的一些要地就由土豪来把守，如在泉州港，“从南洋海道入州界，烈屿首为控扼之所。围头次之”，围头由官府建寨守卫，烈屿则为土豪乡兵把守。[84]为提高土豪的战斗力，南宋政府经常对土豪加以训练，如绍兴三十年（1160）朝廷下旨“令福建安抚司籍募土豪水手。漳、泉、福、兴积募到船三百六十只，水手一万四千人，仍于濒海巡检下土兵内取七分识水势人，每月一次同土豪水手船近海港口教阅，三五月复回本处”。[85] 除了上述民间武装力量外，沿海的民船在南宋的海防中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其在本地戍守时，是和当地的土豪民兵结为一体的。除此之外，南宋政府还大量征调民船到海防紧要地区戍守。被征调的民船一般由船主、艄工和水手组成，并配有多种水上作战的武器，[86]具备作战能力。因此，民船可归为民间武装力量的一种。在海防上，民船主要被集中调发到南宋海防的重心江浙沿海一带，但也往淮东沿海戍守，理宗时期福建的民船更被调往广西沿海前线戍守。 民间武装力量的参与，大大地充实了南宋的海防力量，使得南宋政府能够在千里海岸建立起严密的防御体系，并为实施海上防御的战略提供了充足的作战船只和熟悉水性的作战人员，使得南宋政府能够在战争期间迅速动员起防御力量。这在绍兴三十一年（1161）的宋金战争期间体现最为明显，在金朝撕毁盟约，悍然南侵，沿海仅定海县一地驻有大规模水军的情况下，南宋虽然仓促应战，但紧急征调起来的民船和民兵很快担当起了海防的重任。该年十一月，李宝在陈家岛全歼金朝水师，所率的水军便由3000弓弩手组成，[87]战船则主要是福建土豪所率领的民船。[88] 结语 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海防建设是从南宋开始的。南宋政府正式设立了海防上的专职防务机构，实行积极的海上防御战略，并充分动员沿海的一切武装力量，在沿海地带建立起了严密的防御体系。其目的就是保卫作为南宋政治、经济、文化重心所在之地的东南沿海地区的安全。终南宋一朝，除了海盗的骚扰外，东南沿海地区是相对平静的，这与战火纷飞的其他国防前沿地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除了南方在海防上具备的一些便利因素外，归根结底还是在于南宋海防战略和措施的有力。 南宋在海防上的一些措施也影响了后代，其在沿海要地建立军港、屯兵戍守的战略为明清所继承。但南宋实行以海上防御为主的海防战略在中国历史上则是比较突出的。相比之下，明清则重视不足，这也是造成明代倭寇猖獗、清代在受到西方列强的海上入侵时处处受制、被动挨打的一个重要原因。 注释：[1]此方面的研究主要见于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中华书局1983年版），［日］曾我部静雄《南宋的水军》（《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中华书局1992年版），张铁牛、高晓星《中国古代海军史》（八一出版社1993年版）。 [2]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9，建炎元年九月壬辰，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3]刘子健：《背海立国与半壁山河的长期稳定》，《两宋史研究汇编》，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版。 [4]《宋史》卷369《王渊传》。 [5]章如愚：《山堂考索别集》卷34《边防门》，中华书局1992年版。 [6]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7，建炎元年秋七月戊戌。 [7]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217，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8]《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78，绍兴四年七月丁丑。 [9]《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96，绍兴五年冬。 [10]参见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237。 [11]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集》卷3《缴奏奉使复命十事》，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年版。 [12]《宋史》卷477《李全传》。 [13][14]《宋史》卷44《理宗本纪四》。 [15]《宋史》卷375《李邴传》。 [16]《宋史》卷24《高宗本纪一》。 [17]《宋史》卷167《职官七》。 [18]参见罗濬：《宝庆四明志》卷3《叙郡下.官僚》，大化书局1980年版。 [19]楼钥：《攻媿集》卷58《沿海制置司参议厅壁记》，四部丛刊初编本。 [20]《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68，绍兴三年九月乙亥。 [21]参见《宝庆四明志》卷3《叙郡下.官僚》。 [22]参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90，绍兴三十一年五月庚子；卷195，绍兴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丑。 [23]《宝庆四明志》卷3《叙郡下.官僚》。 [24]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40之4。 [25]参见《宋史》卷31《高宗本纪八》。 [26]参见《宋史》卷34《孝宗本纪二》。 [27]《宋史》卷416《吴渊传》。 [28]叶适：《水心先生文集》卷3《终论七》，四部丛刊初编本。 [29]汪应辰：《文定集》卷2《措置海道回奏》，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30]《攻愧集》卷86《皇伯祖太师崇宪靖王行状》。 [31]《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1，绍兴六年五月乙亥。 [32][35][38]吴潜：《许国公奏议》卷4《条奏海道备御六事》，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 [33]范成大：《吴郡志》卷5《营寨》，大化书局1980年版。 [34]参见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18，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36]参见《两朝纲目备要》卷8，开熙元年春正月癸酉，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37]参见《宋史》卷188《兵志二》。 [39]参见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14《禁卫兵》，大化书局1980年版。 [40][45]《宋史》卷44《理宗本纪四》。 [41]参见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集》卷19《第五札》。 [42]参见《宋史全文》卷23，淳三年八月癸亥，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43]参见《宋会要辑稿》职官32之45。 [44]参见《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18。 [46]参见《宋会要辑稿》方域18之2。 [47]参见李曾伯：《可斋续稿后卷》卷6《（六月五日）回奏宣谕》，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48]参见《可斋续稿后卷》卷7《条具边事奏》。 [49]参见真德秀：《西山真文忠公文集》卷8《申枢密院措置沿海事宜状》，四部丛刊初编本。 [50]《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6，建炎四年八月甲申。 [51]熊克：《中兴小纪》15，绍兴三年秋七月甲戌，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52]梅应发、刘锡同：《开庆四明续志》卷5《探望》，大化书局1980年版。 [53]《宋会要辑稿》方域19之40。 [54]《宝庆四明志》卷7《制置司水军》。 [55]《开庆四明续志》卷5《探望》。 [56][59]《宝庆四明志》卷7《制置司水军》。 [57][58]《开庆四明续志》卷5《指挥本末》。 [60]周辉：《清波杂志》卷10，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61]《开庆四明续志》卷5《申省状》。 [62]《宋史》卷167《职官七》。 [63]参见《宋史》卷192《兵志六》。 [64]参见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18《兵防类二.诸寨土军》，大化书局1980年版。 [6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35，元丰六年六月丁未。 [66]真德秀：《西山真文忠公文集》卷8《申枢密院措置沿海事宜状》，四部丛刊初编本。 [67]金钅宏、郑开极：《康熙福建通志》卷15《兵防》，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 [68]参见《宋会要辑稿》兵3之30。 [69]《宋会要辑稿》兵5之27。 [70]参见《宋会要辑稿》兵3之28。 [71]真德秀：《西山文集》卷9《江西奏便民五事状》。 [72]《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9，绍兴三十一年五月庚子。 [73]参见《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18。 [74]《宋史》卷29《高宗本纪六》。 [75]参见《宋史》卷192《兵志六》。 [76]）参见《宋会要辑稿》兵1之19。 [77]《宋史》卷28《高宗本纪五》。 [78]《宋会要辑稿》兵1之23。 [79]《宋会要辑稿》兵2之43。 [80]郑兴裔：《郑忠肃奏议遗集》卷上《请置澳长御海寇疏》，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81]《宋史》卷192《兵志六》。 [82]《宋会要辑稿》兵1之22。 [83]《宋史》卷26《高宗本纪三》。 [84]参见真德秀：《西山真文忠公文集》卷8《申枢密院措置沿海事宜状》。 [85]《淳熙三山志》18《兵防类一.荻芦寨水军》。 [86]参见《宋会要辑稿》兵29之32。 [87]参见《宋史》卷370《李宝传》。 [88]参见《淳熙三山志》卷14《版籍类五.海船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