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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二战前后，英印政府认为印度东北边境地区是苏联进入布拉马普特拉河流域的重要通道，而西藏是遏止苏联的有效屏障和缓冲区。所以，英印在其西藏政策中，贯彻了“制苏保印”的策略，并且在其侵占“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的过程中，企图建立印度东北的防御体系，要求仿效苏俄对待外蒙的政策而实现西藏自治，进而在青藏高原设立英国的空军基地，抵制苏军通过西藏进入南亚次大陆。 关键词：苏联；英属印度；西藏政策 英俄在早期角逐西藏、完备战略体系的过程中，既有争夺宿怨，又有交易协商。对此中外史学界已有诸多研究[1]。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宣布废除秘密外交，公布和揭露沙俄在国际关系中的强权政治，苏俄政府将1907年英俄关于西藏的秘密协议和1916俄日瓜分中国的秘密协定曝光于世人，从此退出干涉西藏事务的圈子。但新生的苏联却逐渐开始推行大国主义政策，损害中国主权，将其势力渗入中国新疆地区，使新疆成为苏联中亚地区的安全屏障。所以从1935年“华金栋事件”[2]发生，至1947年印度独立期间，英属印度在西藏达旺、察隅、珞隅积极营造“印度东北边界地区”(NEFA)的同时，从战略上多次考虑到了苏联对于南亚次大陆的威胁，在其西藏政策中贯彻“制苏保印”的思维，这一点在其政府决策文件中有颇多表露。对此，学术界鲜有述及。本文试图利用解密的东方与印度收集品部档案(IOR)以及其他相关资料，予以考察之，以就教于方家。 一 早在20世纪初，明托(Minto，L)担任印度总督时，便已经注意到西藏达旺等地是敌方进入印度阿萨密平原的重要通道。1910年明托曾提出占据中国喜马拉雅山南麓，并且沿达旺的“楔形地带”，以喜马拉雅山脊建立印藏边界。1911年哈定(C.Harding)继任印度总督后，通过派往西藏的远征队考察，认为达旺地区“在米里人与不丹人之间插入了一个威胁的楔形地带”，俄国人极可能通过这个楔形地带向不丹、印度施加压力和影响，所以削掉楔形地带就很有必要。所以，1914年西姆拉会议期间，西藏司伦夏扎与英国麦克马洪爵士私下达成的秘密非法换文，将达旺地区全部划归英印，但由于中国政府拒签《西姆拉条约》，英国构筑战略边界的企图遭到失败。1935年华金栋事件发生以后，英国和英属印度政府官员采用编造历史、销毁证据、出版伪书的手法，挖掘出非法的印藏边界线“麦克马洪线”，以此向西藏南部的达旺、察隅、珞隅等所谓印度东北边境地区挺进[3]。 英属印度在1935年开始逐渐关注印度东北边境地区。其原因除了趁13世达赖喇嘛圆寂不久，西藏内政混乱，为英印侵略中国西藏领土的大好时机外，英印还考虑到了当时的国内形势，在国内，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席卷了全国，其中“左派”运动更是日益高涨，坎普尔、德里、库拉尔、那格浦尔等地先后爆发了大规模反抗英帝国殖民统治的罢工运动。所以，英印利用在东北边境地区构筑一道“高原之墙”，维护英国固有在藏利益，封锁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就势在必行。正如国大党领袖尼赫鲁(Nehru.J)在其著作《印度的发现》一书中所说:“英国将试图在战争中巩固并加强它的帝国主义地位，粉碎苏俄和东方兴起的民族主义运动”。[4][p.417]1935年6月，英属印度政府向伦敦提交了一份报告，又声称西藏受到了来自北方苏联的共产主义侵略的威胁。 英印政府不少官员对于阿萨密部落地区在抵制苏联进入南亚地区的价值颇为重视，1939年6月4日，印度政府内部有人声称门巴人所居住的地区，包括整个布拉马特拉河(Brahmaputra)以北的部落，没有任何“战斗的价值”。该言论引来印度政府内部的一片哗然。对于麦克马洪线地区的价值观，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印度东北边界巴利帕拉区负责人内维尔(Nevil)就认为印度东北边境地区极为重要:“提起这条边界，我经常听到人们这样说，这片地区一点价值也没有，抵不上要管理它的费用。这不完全是事实，因为这里有许多富裕的地方，要开发它只需要稳定的形势和公正的管理。”内维尔指出，达旺地区在战略位置上讲，是苏联进入印度次大陆的便捷通道，“一旦中国人驻扎下来，这片西藏地带就会极其重要。现在中国仍在盯住西藏和拉萨。亲英国派的势力正在增长。假如中国控制了西藏，尤其是达旺地区就会被利用为一个秘密的便捷的进入印度的通道。俄国人也想在拉萨建立影响，如果它取得成功，就可以派遣间谍通过这条路安全秘密地进入印度”。[5][p.364]接着，当1939年6月4日达旺地区“毫无价值”言论提出后，印度政府秘书伊利吉伯(Illegible)继承了内维尔的观点，反驳了这些人的言论[6]。但是伊利吉伯没有按照内维尔从战略角度考虑达旺的重要性，而是指出门巴地区是选拔类似廓尔喀雇佣军人的良好基地，而一旦英国放弃该地，将来苏联或中国很可能会利用之。他说，尽管门巴人“野蛮、自私，居住在不适合人类生存的丛林里”，“在种族构成和生活方面，与成为英国士兵输出基地之前的尼泊尔的廓尔喀人(Gurkhas)，没有多大区别”，但是“因为英国人从来未招募过他们参军，尽管训练他们所产生的效果还未知。”所以将来很有可能会被“未来的一些政权(指苏联或中国)而利用，锻造他们成为一种重要的潜在力量”。 1940年初，尽管英国担心苏俄将来会通过西藏达旺地区渗入印度，并且开始逐步以据点的方式在达旺的色拉以南、洛赫蒂地区挺进，唆使西藏藏军加强藏东防卫。但英国并不希望西藏噶厦将势力延伸往藏北或新疆。而苏联也只是在新疆扶持亲苏的盛世才政权，使新疆成为苏联在中亚的安全屏障，并未将脚步伸进西藏，以免与英国发生冲突。这样一来，可以说新疆与西藏分别是苏联与英国两个势力缓冲地带。有所不同的是，苏联是不支持新疆脱离中国领土的。 二 这样，如果安排印度的北方防御体系，建立双重战略防备体系，就成为印度政府的当务之急英属印度的领土，南面是三方环海的半岛，北面是广阔的亚洲大陆。对于其南面的海洋安全与防卫来说，英国拥有最强大的海军力量，英印不用担心来自海洋敌人的威胁。而北面的陆地安全与防卫则不然，在长达4千英里的陆地边界线上，依次排列了尼泊尔、锡金、不丹、缅甸、阿富汗及中国的西藏。这些国家和地区虽然势力并不强大，但是由于他们的自然环境恶劣，出于生存发展的需要，尼泊尔、锡金、不丹等山地国家经常派遣强悍善战的士兵，到印度平原掠夺。所以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英印以控制这些山地国家为主，到19世纪末，印度基本控制了这些环卫印度东北部的山地小国，由此形成了后来卡罗所称“内防御圈”在“内防御圈”之外，即印度天然屏障喜马拉雅山脉的另一侧，则是西藏。由此，西藏也就自然成为“外防御圈”的一员。 1940年1月18日，印度政府外务部秘书卡罗[7](Olaf. Caroe)向英国政府提交了一份名为《蒙古地缘带》(The Mongolian Fringe)[8]的报告，针对二战爆发后印度北部和东北边境的防务做了一个战略计划，所以也称为“蒙古地缘带计划”。该计划的内容分为7部分: 1、蒙古地缘带(TheMongolian Fringe)；2、尼泊尔(Nepel)；3、锡金(Sikkim)； 4、不丹(Bhutan)；5、阿萨密部落地区(Assam tribal area)；6、西藏(Tibet) ；7、前景(The prospect)。卡罗在文中将尼泊尔、锡金、不丹、阿萨密部落地区划为印度防御体系的内圈，而将西藏划分为外圈。 卡罗在此处提出的印度斜坡防御，最早由英印的战略前进派提出。英印总督寇松曾将其概括为:“印度像一座要塞，两边有辽阔的海洋作沟壕，在其他方面有大山作城墙。在那些有时并非不能逾越，而是易于突破的城墙外面，延伸着一条宽窄不等的斜坡。”显然，在英印的这条斜坡上，最有可能的敌人便是苏联。卡罗认为，从种族学来看，锡金人、尼泊尔人、不丹人和西藏人都可以归为蒙古人种(Mongolian affinities)，所以，这些国家所在的地域可以称为“蒙古地缘带”。卡罗说，目前，对于蒙古地缘带来说，潜在的危险正步步逼近。第一、印度的北方有日益强大的苏联正虎视眈眈地谋求着中亚南部地区；第二、对于印度的紧邻西藏来说，正在进行十四世达赖喇嘛转世坐床典礼，中国和印度都派遣代表以寻求“他们的利益及维持他们在中亚中心地带的政治影响”。卡罗特别强调，在欧洲战场开拓前，以及在“东西方战争”的影响下，亚洲的政治秩序将会发生很大变化。目前对于印度政府而言，“考虑采取何种积极政策，来维护印度的防卫”，正是一个好的时机，因为从人力和物力上而言，“花费比从前印度在防卫方面的任何措施都要少”，西藏是卡罗在蒙古地缘圈外最为关注的地方。卡罗强调了印度所承受的来自苏联的压力和西藏在蒙古地缘圈中的地位，在最后一部分提出了它对蒙古圈防御体系的前景展望(The Prospect)，并且分别针对各地区的不同情况，提出了设想。关于如何完成西藏的蒙古圈防御计划，其中提到:第一、拉萨距离印度的距离远远小于苏联，所以“我们可充分利用地理位置上的优势以及(西藏对英国)的门户开放，并且要依靠驻扎与通往拉萨路上的亚东和江孜地方的3个步兵连队，以及英国与西藏的条约和派往拉萨的代表”，以此抵制苏联和中国的军事威胁。第二、不知苏联势力是否已经渗入西藏，所以英印“更远的目的是获取苏联和日本关于在藏活动及预谋的情报，尽管我们从其他情报源处得知苏联最近显然加强了西藏北部与西康北部边界的关注，但印度目前未接到苏联军队在西藏北部活动的报告。” 卡罗的这个计划在提交给英印政府后，颇受注视，也获得英印强硬派侵藏分子的一致好评锡金政治官古德对于卡罗的计划评价很高[9]。同时，古德也很赞同卡罗在蒙古圈防御计划中提出给予西藏军事援助。古德认为由于“中国不可能和各方面都很弱小的西藏进行妥协地谈判”，所以目前英国应该在军事和经济方面对西藏开展援助，以抵制来自苏联的影响。 实际上，从建立印度的战略缓冲地带来讲，卡罗的这个构想是适合于当时的国际形势的。1940年1月，苏德战争还未爆发，但英德之间已经狼烟四起。苏联在英德之间保持严格的中立态度，使英国政府对之产生了猜忌，再加上英国政府已清楚地看到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的强大力量，更为顾忌苏联在中亚的影响。而在中国，中国军队在日军的进攻下节节败退，东北、河北等省相继落入日寇之手，日军大有西进的态势。更让英印坐立不安的是，日本情报特务机关已经派遣人员进入西藏地区。这样，印度势必处于臆想敌人的钳形夹角中。卡罗的战略防御体系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的。正如卡罗在文末所说，建立蒙古圈防御体系是“我们的利益所在，要尽量说服中国和印度、西藏合作，以抵制来自俄国或日本威胁力量的渗透，并且维护西藏作为一个内部完整的单元。这些主意实际上在1914年三方会议半流产的条约中已体现。”卡罗强调，为了实现印度的利益，英国不仅要“保证尊重中国和西藏”，还要忍受也许“比中国更为可恶的邻居”苏联。所以，印度要“清醒地牢记什么才是英国和印度真正利益”。 古德在卡罗提出“蒙古圈地缘体系”后不久，还从“蒙古圈地缘体系”的现有局势出发，预测了西藏的北方大门——青海湖南部地带在战争中的命运。他在《对藏政策的基本因素》一文中提到在“库克诺尔湖”[10](Kokonor)南部一带有大约10万平方英里的地域，将来该地区的统治者可能是苏联，或者苏联的“军阀”[11]。可见，英印营造“蒙古圈地缘体系”目的在于维护西藏现状，避免北方的苏联、日本和中国通过西藏地区对印度造成战略上的压力。但是，卡罗在构思印度缓冲地带计划中，过分夸大了中国对印度的威胁，甚至认为中国对印度的威胁超过了苏联。例如，卡罗认为中国新设的西康省可能会给不丹、印度造成威胁，他在后来写给英国政府的信中明确表示，要建立完备的蒙古圈防御体系，必须要注意抵制西康省对不丹和阿萨密北部部落地区的“侵蚀”。事实上，卡罗的这一臆测，是过于夸大了西康省的作用。 从英印军队在麦线以南地区推进的势态来看，尽快牢固占据印度的东北大门——达旺地区，避免苏联或中国势力延伸入阿萨密平原，也是卡罗提出蒙古防卫圈的意图之一。1940年左右，英印在麦克马洪线地区除了派遣几次小规模的勘查队外，还没有进行有策略、有部署的统一行动。所以，卡罗希望通过蒙古防御圈的建立，加快这一步骤。我们从以下两点可以看出:一、卡罗建议不丹如果采用英印在克什米尔施行的免税制度，不丹政府的经济收入则会大幅增长，而印度政府也不再需要按照惯例定期给不丹政府税务补贴金。这样就会大大地激活“正如哈斯丁斯所说的中亚商路”。实质上，所谓这条商路，就是指从不丹东部开始，沿着达旺河，或者从塔西岗宗往东穿越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然后到达阿萨密平原地带的一条通道。这样一来，由于英印和不丹贸易量的大幅增长，英印在通道上的影响力则必然随之增长，由此处于商路上的达旺地区，对于英国而言，自然就唾手可得。二、卡罗要求英印在麦线以南地区大幅度地增加士兵人数，并在巴利帕拉前线重新组建旧印军的第五大队，迅速挺进达旺地区。 三 “制苏保印”可以说是英国在西藏政策中比较保守的一种防御策略，而且这种策略一直是在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宗主权”的前提下实施的，这对于英印侵藏的强硬分子来说，颇为不满。1943年4月10日，英国外交部向英国内阁提交了一份名为《西藏与中国的宗主权问题》的报告，建议英国政府“为了彻底有效支持西藏独立，我们应当放弃从前承认中国的宗主权”。[12]29日，外交部又向印度事务部抄送了相同的建议，印度事务部的皮尔(Pell)表示赞同。接着，皮尔指出，英印若撤销对中国“宗主权”的承认，其中的好处就在于解决印度的防卫和印藏边界问题方面，因为苏联或中国“成为一个怀有野心的强大国家，那么西藏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缓冲区；如果中国因为内战而重新四分五裂，那么西藏可以保持相对的安宁；如果中国在战争中和日本媾和，那么西藏无疑是确保日本西进的最好屏障，同时也可以抵制俄国进入。”由于英国内阁的干涉，英印侵藏分子要求政府发表承认西藏独立的梦想未得以实现，但英国却抛出了“有条件地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这个条件就是实现“高度西藏自治”，进而完全将西藏掌握在英国手中。 1945年初，苏联陈兵中国东北边境，准备对日宣战，并且要求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而外蒙古独立势必更加激起西藏亲英分子实现“西藏独立”的憧憬，正如宋子文所说:“承认外蒙独立，必然使西藏问题复杂化”。[13][p.557]就在外蒙独立的迹象愈来愈明显时，作为直接处理西藏问题的英印官员古德和黎吉生等人开始不满英国的西藏政策，对俄国和苏联的蒙古政策羡慕不已，建议英国采用苏联对待蒙古的政策，直接支持“西藏独立”。黎吉生还写了《英国政府的西藏政策和俄国政府的蒙古政策之比较》一文。从此文的内容看来，黎吉生是借西藏“实际自治”之手，主张“西藏独立”。因为他担心西藏取得了名义上的自治以后，“就有可能被拉入中国人的怀抱”。黎吉生的梦想是让西藏成为第二个外蒙古，实现真正的“自治”，这样英国就能似苏联控制外蒙古那样，来控制西藏，从而最后实现“西藏独立”的目标。 黎吉生一文在英国内部引起了很大反响，尤其是英国印度事务部和印度政府对此文极为赞赏，他们希望英国在不改变1943年《艾登备忘录》确立“有条件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的基础上，鼓动西藏噶厦积极争取完全的“自治”，最后使西藏如同外蒙古一样彻底走向独立。所以，黎吉生等人要求英国政府仿效苏俄对待外蒙的政策，加强对印度东北边界地区与西藏的战略谋划。然而，英国外交部却从加强中英友好关系出发，意图减弱西藏对于遏止苏联的作用。外交部首先调查了“西藏在战略防御方面对印度的真实作用，以及关于航空业和机械运输业的发展”，他们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其下属远东局。远东局很清楚外交部的真实意图，他们草草呈上了一个报告，认为“在现代化战争的条件下，西藏对于印度的缓冲作用并不是很重要” [14]。英国外交部颇为满意抓住了这一点，希望英国政府认识到西藏并不是很重要，以此趁机修订和调整《艾登备忘录》的基本内容，废除不利于中英关系友好化的内容。但印度事务部仍然坚持黎吉生等人的意见，认为随着现代化战争范围的不断扩大，防范“印度邻近潜在的敌人”苏联和中国，仍然是相当重要的。 在英国政府内部为西藏政策的修订与否而争吵不休时，中国国民党六大召开，准备“赋予西藏高度的自治权”。国民政府准备施行西藏自治是由二战结束后民族地区的局势决定的，尤其与外蒙古的形势密不可分。1945年8月14日，中苏达成《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取得了《雅尔塔秘密协定》上的利益，逐渐将外蒙古揽入苏联之手，要求中国同意外蒙古独立。在此问题上，中国政府照会苏联:“日本战败之后，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证实蒙古人民独立之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并以现在之边界为边界。”[15][p.559]显然，中国政府的照会无疑就等于默许外蒙古走向独立了。8月24日蒋介石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再次强调将给予西藏高度自治，与此同时，在前述黎吉生《英国对西藏政策与俄国对外蒙古政策之比较》等论调的鼓动下，英国扩张主义分子也企图仿照外蒙古的状况，鼓动“西藏独立”。国民政府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在1945年底给蒙藏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中说:“近来英国更加紧密分化中藏工作。前英国代表曾向藏当局提出，英帝国向以谋西藏之自由与独立为目的，并援助西藏以大量军火及金钱。现国际战事已息，各民族皆得有平等独立之权力，西藏可向中国要求与外蒙同样之独立。他如国际会议，国际联合会均可由英方提出邀请西藏参加。” [16]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不得不重视西藏问题，考虑如何妥当处理由于外蒙古将独立而受到的影响，由此国民政府的西藏自治方案提上日程。英国政府对于西藏政策修订与否的争论也就偃旗息鼓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一跃成为唯一与美国相抗衡的世界强国，对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扩张，英美颇为担忧。西方世界颇为担忧苏联从西伯利亚延伸到北平，形成“苏联——共产党地带”。此时，英国军方将“制苏保印”的防御思想准备发展为对西藏积极有效的军事援助，主要以伞兵和空军基地在西藏高原的北部形成遏止苏联从新疆南下的地带。 英国对“抗苏援藏”的军事援助计划也因此于1945年11月2日提上日程，这是英国首次准备大规模援助西藏的军事计划，假想敌人为苏联。该日，英军总参谋部向内阁提交了名为《对西藏的军事援助计划书》的一份文件。该计划自称英国援助西藏的目标是，“牵制俄国人，阻止中国或者苏联在西藏南部建立一条从昌都到甘托克的线”。实现该计划的途径是:第一、印度政府协助西藏政府培养大约3000人的军队，“这支军队的目的是延缓苏联对拉萨的进军”。第二、印度政府无偿援助藏军的军用装备，或者只付给象征性的费用。第三、援助的藏军必须驻扎于拉萨或汉藏边界。第四、英国提供一个航空师的军用物资，以及最先进的进攻性轻武器。同时，英国制定了实施援助计划的前提工作:1、印度政府与西藏政府协商后建造一个英藏合用的空军机场，然后尽快在康地部署军队，“比俄国人先行一步，利用便捷的空中供给线，部署同样的兵力，甚至比对方更少的兵力，就有可能打退俄国人的任何一次进攻”；2、当苏联明显地对新疆、青海、西康进行进犯时，印度政府必须做出一个详细的援助计划书；3、印度政府对西藏地区全境的气象状况必须完备的考察。 但是，总参谋部在积极乐观地评价援助西藏军事物资的意义时，也看出了此举在自然地理方面的不利因素，他们分析到:1、由于西藏人口、谷物、动物以及财富的稀少，以及西藏不寻常的历史和拉萨重要的宗教地位，任何侵入西藏的军队都不能长期在拉萨生活，即使是小规模的军队也只能通过压榨西藏人来生存。2、西藏几乎不存在汽车运输的可能性，而俄国军队必须穿越高海拔的山口，经过驮运才能到达拉萨，而昌都作为其途径的关键点，地理位置非常重要。3、海拔很高的群山环围西藏，英国要进行飞行则相当危险和困难，滑翔机也不能使用。以现在的装备状况，应用伞兵也不太可能，不过如果使用空降部队，这些技术上的困难也可以解决。4、西藏军队几乎未抵制过现代化的军队，自身也未使用过先进武器，并且缺少机械师，但如果英国在西藏北部或者西部训练藏军的话，可能会使之成为灵活的游击队。对于苏联军队的战术分析，英军总参谋部认为，第一、苏联首先在侵犯汉人领土后，且在中国囤积重兵而后分布各地后才会对西藏展开进攻。他们使用何种兵种现在还未知，不过他们会以空军和陆军最大承载量的队伍进攻西藏。为了抵达西藏，苏联一定首先在甘肃或者青海建立通讯、航空基地。与英军对比之下，苏联或许会派出一个旅的兵力在西藏建立飞机场，然后分别进入拉萨和后藏地区，这大约需要5万头牲口运输，即使他们使用蒙古骑兵也还是不够用。另外，苏联还有可能派遣一个机动作战旅从新疆的西部出发，到达后藏。第二、如果抵御苏联军队的话，需要在西藏建立12个机场。而中国内地云南和四川的道路至拉萨有1000—1860英里，即使最短的驮运线也有850英里。 他们认为，英国在给予西藏直接军事援助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空运的承载能力、陆运的承载能力、时间因素与西藏人的配合与协助。第一、空运的承载能力方面。“阿萨密地区需要建立至少5个机场，这足以作为后方运输基地。一个英军的步兵师团大约每天需要150吨物资，但由于西藏不需要车辆运输，每天只需125吨即可。对于工兵和空军来说，当基地建立后，每天只需要210吨物资。”而针对阿萨密东北部的气象情况和月份，飞机各月承载量与满载量之比为:1月95%，2月85%，3月85%，4月85%，5月70%， 6月70%， 7月60%， 8月50%， 9月60%， 10月80%，11月95%， 12月95%。当西藏的空军基地建立后，英军的空军可以减至3个或者4个飞行中队。第二、陆运的能力方面。英军认为从印度至拉萨尽管有好多条道路，但对于英军而言最好的道路为:噶伦堡——江孜——拉萨的贸易商路。此外，该路还可以较容易地改造成吉普车行走的公路。第三、时间因素方面。英军认为俄军旅团到达西藏至少需要2个月，建造基地需要12个月，中国军队从昌都出发到拉萨需要1个月，从新疆出发需要2个月。而英军则使用伞兵到达拉萨或昌都只需3-7日，步兵到达江孜也不会超过一个月时间；在西藏政府的援助方面，英军认为藏军应在他们的帮助下，训练少量的伞兵，则可在昌都一带发挥很大作用，“至少也可以延缓俄军和中国军队的进发”。 1946年4月26日，英国内阁最后通过了这一计划。西藏噶厦在得知英国将动用空军向他们支援时，欣喜异常。西藏外交局素康多次到英国驻拉萨代表处询问支援计划的进展程度。但是，英国的军事援助不是白吃的果子。1946年5月初，新任驻藏代表黎吉生又向噶厦提出英国出售西藏军火的条件:“(1)南门达旺一带地区自绒渠河以南地方割让予英国。(2)英国存印武器如机枪、平射炮等，廉价售予西藏。(3)派遣青年赴印留学。西藏外交局对这些要求倒是没有表态，但将之提交给民众大会表决。由于僧侣阶层的强烈反对，噶厦最后决定割让达旺决不可行，购买武器也暂不考虑，在留学方面只答应“派贵族青年僧俗六人赴大吉岭求学，派遣平民青年二十四人赴印学习无线电，另派四人学习广播。” [17] 1946年5月，英国内阁的萨根(Sugen)给印度参谋本部的信中说道，虽然英国内阁大臣们已经赞成对西藏实行军事援助，但提交议院讨论后，遭到了他们的反对。议院的主要意见为:第一、英国在高海拔的西藏建造机场是极不切合实际的，除非有新型飞机制造出来。而且苏联军队使用空军来对抗印度也是相当困难的。第二、“战时议会不认为在帮助西藏抵御大群敌人的进攻或者对印度有真实威胁等方面具有可行性”。 这样，一个月后，英国在议院的反对下，取消了对西藏的军事援助计划。 英国议院之所以取消对西藏的军事援助，最首要的原因就是财政的紧张。英国在战时的军费支出250亿英镑，英国的国债由1939年的72亿4，730万英镑增加到1945年的214亿7，310万英镑。战争给英国造成的损失，估计价值在30亿英镑。由于战争，英国工业的总产量下降了。1946年英国的工业产量只等于1937年水平的90%。而对于印度的防卫问题而言，英国在军事战略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1939——1945年间暴露出来的英帝国主义的军事弱点，是英帝国全面衰退的结果。英国的军人在对德国意大利日本正义的解放战争中，顽强勇敢，但是在亚洲却没有能力保护住自己的殖民地。同时由于殖民地和附属国、特别是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英军的力量更是削弱不少。另外英国统治集团也担心，由于亚洲发生的变化，他们在未来战争中不能再遂心如意地利用印度的人力和物质资源来为自己谋取利益。 英国取消西藏的军事援助计划之后，已是英属印度国内政治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海军暴动、工人起义，印度民族主义的浪潮迅速将英国重建东亚殖民体系梦想粉碎。1947年3月，印度总督蒙巴顿宣布全印度即将分割为两个国家——印度与巴基斯坦，每个国家享有自治地位。8月25日，印度临时政府正式成立，英属印度的西藏政策随之为尼赫鲁政权继承。继而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K.M.Panikkar)发挥了尼赫鲁的大国主义政策，认为苏联仍然会通过青藏高原对印度构成威胁，主张大规模派兵进入印度东北边境地区，“制俄保印”的思想进一步蔓延于新生的印度。 注释： [1]关于该方面的研究，见王远大《1907年英俄〈西藏协定〉的修订》，收入中央民族学院藏学研究所编《藏学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41页；王远大《德尔智策动西藏地方当局“联俄”和“独立”阴谋的破产》，收入《藏学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85年；王远大《英俄分裂中国西藏地方的图谋的又一次破灭———英俄修订〈西藏协定〉评述》(《西藏研究》1988年第1期)；波波夫《沙俄侵占政策剖析》(《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3期)；周伟洲《英国、俄国与中国西藏》，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年。 [2]1935年英国植物学家华金栋(Kingdon Ward)闯入西藏达旺地区，进行考察活动。但他在达旺地区的舍加恩(Sherganon)被西藏地方官员发现。事后，西藏噶厦就华金栋非法闯入达旺地区一事向英印政府提出责问。英印遂决定利用此事，与噶厦交涉印度边界线的具体勘分事宜。 [3]大约于阿萨密北部部落地区一致。 [4]Jawaharlal Nehru. The Discovery of India[M].Oxford 1991. [5] 里德.与阿萨姆交接的边境地区史[M].(R.Reid， History of the Frontier Areas Bordering on Assam 1893-1941，Shillong，1942)[A].吕昭义.英帝国与中国西南边疆[M].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 [6]IOR.PS.No5 to note“factors in policy”. [7]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1923年到印度西北边境政治部任职，随后到白沙瓦边境县任副专员。1933年担任西北边境省首席秘书，一年后调到新德里任外交和政治事务部副秘书，后来任印度政府外交部部长。卡罗是英印侵藏分子中的强硬派。尤其实在印藏边界问题上，卡罗多次洋洋得意地称，是他自己通过“华金栋事件”，偶然发现了“湮没”了20多年的麦克马洪线。 [8]参见:IOR.Confidential， The Mongolian Fringe， Note by foreign secretary， O.R.CAROE-18-1-40. [9]IOR.Gould to Fletcher demi-offical letter No7(2)p/40，. Dated the 18th april，1940， From Gould to Fletcher，Additional Deputy Secretary to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in the External Affairs Department， Simla. [10]即中国的青海湖。 [11]IOR.Fletcher.demi-offical letter No.7(2)p/40，. Dated the 18th April， 1940， From Gould to Fletcher， Addi-tional Deputy Secretary to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in the External Affairs Department， Simla. [12]IOR Fo 375/35755，Tibet and the question of Chinese suzerainty， Dated 10 April 1943. [13] 王绳祖.国际关系史(第6卷)[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 [14]IOR.L/PS/12/L1945， Peel to Caroe . [15]《国民党组织部抄送英国唆使西藏当局要求与外蒙古同样之独立情报致蒙藏委员会代电》，见《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七册，第3172页。 [16]以上英军参谋部资料选自IOR. General Staff Appreciation of the scale of direct military assistance which could be provides in support of Tibet，cos736-aid to Tibet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