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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东突”问题成为影响新疆稳定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文本尝试论述“东突”问题及其分裂主义理论的形成与本质，梳理“东突”分裂活动的历史、演变和现状，阐述100多年来“东突”问题的理论渊源和历史脉络。 关键词：“东突”；社会稳定；历史与现状 20世纪以来，“东突”问题一直严重危害新疆社会稳定与发展，严重危害国家的统一与安全。近几年来“东突”恐怖主义愈演愈烈，宗教极端思想甚嚣尘上，极大地影响了新疆社会稳定和发展，严重破坏维吾尔民族文化传统和现代化进程，“东突”问题呈现复杂化态势。梳理“东突”问题的形成、衍变与现状，对更好地应对“东突”问题，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目前，学术界关于“东突”问题的历史与现状尚缺乏全面深入的专题研究①，本文尝试就“东突”问题的历史形成、演变现状及其国际化趋势加以较为系统的分析。 一、“东突”问题及其理论的形成 何为“东突”问题？这个概念人们一直在使用，却鲜有界定。所谓“东突”是“东突厥斯坦”一词的简称，而所谓“东突”问题是指林林总总打着“东突厥斯坦”旗号的势力，炮制“东突”分裂主义理论，企图以各种手段分裂中国新疆、建立“东突厥斯坦国”的分裂主义问题。换言之，“东突”问题是在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以下简称“双泛”)思潮影响下，“东突”势力杜撰“东突”分裂主义理论，吸收宗教极端主义思想和暴力恐怖主义思想，长期进行分裂中国新疆的问题。“东突”问题的实质是分裂中国的问题，是对中国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挑战。 那么“东突”问题是怎样形成的呢？“东突”问题是在“双泛”思潮影响下将不规范的地理概念“东突厥斯坦”政治化的结果，是“东突”分裂主义付诸“实践”的结果。因此，有必要对“东突”分裂主义加以初步研究。 (一)“东突厥斯坦”：英俄炮制的地理名词 所谓“东突厥斯坦”，又被称为“中国突厥斯坦”，完全是近代产生的概念，是从地理名词“突厥斯坦(Turkestan)”分化出来的新名词。“突厥斯坦”本来是个地理概念，“斯坦”(-stan)原意是地方、区域的意思，“突厥斯坦”意指有突厥人居住的地方。由于不同时期“突厥人”居住地是变化的，所以该词是一个模糊的历史地理概念。该词最早见于公元6-7世纪的中亚古代文书，具体是指中亚锡尔河与阿姆河之间“河中地”的一小块地方。到12世纪，该词指“河中地”的大部分地区。13世纪上半叶，蒙古成吉思汗西征时占据中亚，“突厥斯坦”基本上被“蒙兀尔斯坦”所代替。从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又有人使用“突厥斯坦”一词，只是其所指范围仅限于河中一带。17世纪初“突厥斯坦”再度匿迹。19世纪初，“突厥斯坦”又再次被提起，可见，“突厥斯坦”是中亚南部对其北面操突厥语诸族居住地的泛称，其实质是个不规范的、宽泛的和模糊的地理概念②。 19世纪初“突厥斯坦”被再次提起与英俄在中亚地区扩张和竞争密切相关。19世纪初英俄对中亚地区竞相进行地理考察，正是在此背景下，1805年俄国人季姆科夫斯基在其使团报告中提及“突厥斯坦”一词，旨在表述中亚和中国新疆南部的塔里木盆地这个地理区域。由于两地的政治归属不同，民族、风俗、历史和语言也存在颇大差异。英国人及其他西方国家间或也使用该词，以表述该区域，可见“东突厥斯坦”是作为一个纯粹的地理概念出现的。19世纪中后期，沙俄先后兼并了中亚的希瓦、布哈拉和浩罕三个汗国，在中亚的河中地区设立“突厥斯坦总督区”。这样今天中亚五国所包括的地理范围被西方殖民主义者称为“西突厥斯坦”，也称为“俄属突厥斯坦”。可见，“东突厥斯坦”是近代西方殖民主义者炮制的词，其最初内涵仍基本限于地理意义。 不过，应该指出的是，由于英俄进一步扩张，这些词的内涵开始变化，反映了英俄殖民主义者的侵略野心。沙俄之所以再次提出“突厥斯坦”概念，目的是为其扩张服务，想借所谓“遗产继承论”，把中亚诸操突厥语民族联合起来，达到侵占整个中亚的目的。而英国则针锋相对，为实现霸占整个南亚次大陆并向阿富汗、中亚和中国新疆南部扩展其势力的目的，则把天山以南到阿富汗以北的广大地区称为“南突厥斯坦”；同时，英国还以帕米尔高原为界，提出所谓的“西突厥斯坦”和“东突厥斯坦”。其中，“西突厥斯坦”指的是现在中亚五国的地区，而所谓“东突厥斯坦”则是指中国新疆南部，后来又进一步泛指整个新疆。随着英俄的使用，这些词也逐渐出现在一些欧洲人的著作中。 可见，“东突厥斯坦”是近代才出现的新名词，最初只是表示地理范围的概念。它是英俄殖民主义从其殖民体系、地理勘探体系出发命名的，反映出英俄殖民主义者对中国地理的无知和漠视。 (二)“双泛”影响及“东突厥斯坦”政治化 随着英俄在中亚竞争的加剧，“东突厥斯坦”一词包含的地理范围不但被扩大化，用以指代整个新疆，而且被赋予政治及民族意义。“东突厥斯坦”一词政治化奠定“东突”分裂主义的理论基础。 “东突厥斯坦”一词政治化是“双泛”思潮影响的结果。19世纪下半叶，阿富汗人哲马鲁丁创立“泛伊斯兰主义”，鼓吹联合所有穆斯林国家，建立一个统一的伊斯兰教政治实体。而此期为反抗沙俄泛斯拉夫主义压迫，沙俄统治下的鞑靼人伊思马勒·伽思普林斯基最早创立“泛突厥主义”思想，后来阿克楚拉等人加以完善，主张联合从小亚细亚到中亚的所有操突厥语民族，建立一个统一的突厥帝国。“双泛”思潮被日渐衰败的奥斯曼帝国所利用，使“双泛”思潮相互交织，转化为广泛的政治运动。“东突厥斯坦”一词政治化及“东突”分裂主义理论就是在此背景下产生的。 早在阿古柏入侵新疆的时候，阿古柏就和奥斯曼帝国勾结，以宗教上服膺奥斯曼苏丹换取对其支持，有资料表明阿古柏伪政权与奥斯曼帝国“双泛”思潮有联系③，至少在阿古柏伪政权后期，奥斯曼土耳其利用“泛伊斯兰主义”重塑政教合一的哈里发帝国的理念已经传到新疆南疆地区④。19世纪末，“泛伊斯兰主义”在新疆得到一部分维吾尔族知识界部分精英层的认可，毛拉木沙·赛拉米修将其《安宁史》改名为《伊米德史》，表示要将此书献给奥斯曼帝国的哈里发伊米德二世就很能说明问题⑤。民国早期，“双泛”思想开始在新疆广泛传播。土耳其人以办学名义通过各种途径到新疆公然传播“双泛”思想，特别是进行认同土耳其的教育。虽然“双泛”思潮受到新疆政府的强力制约，包括坚决反对“双泛”思潮、清查与驱逐土耳其人改良新疆政治和惩治内部不法分子等，对遏制“双泛”思潮在新疆传播起到了一定作用⑥，但是远未禁绝，其影响更是未能消除。 “东突厥斯坦”一词政治化的结果使该词成为臆造的邦国，奠定“东突”分裂主义的核心。其一，地理术语“东突厥斯坦”被政治化为“国家”，如前所述，英国殖民主义者使用“东突厥斯坦”旨在和沙俄进行角逐，用以瓜分所谓的“突厥斯坦”，因而鼓吹“东突厥斯坦”是“东突厥人”的土地，历史上是独立的国家，模糊并割裂中原王朝和所谓“东突厥斯坦”的关系，“东突厥斯坦”一词被进一步塑造成政治概念和政治实体。此后“东突厥斯坦”概念的这个含义被“东突”势力所承袭。其二，以“东突厥斯坦”指代整个中国新疆。“东突厥斯坦”外延的扩大为“东突”势力欣然接受，并加以“深入阐发”。穆罕默德·伊敏在其臭名昭著的《东突厥斯坦简史》中将此发挥得淋漓尽致，不但把新疆称为“东突厥斯坦”，而且还把历史上的西域与内地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经过这两次政治化，“东突厥斯坦”一词俨然成为一个政治实体，成为新疆分裂势力赖以独立的基础和所要实现的政治目标。 与此相适应，“双泛”思潮在中国新疆广泛传播，为“东突”分裂主义提供新的“灵感”。新疆分裂主义势力将其与“东突厥斯坦”相结合，将“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分别用作“认同”和“民族”区分的标识，用作进行分裂活动动员的核心，建构起“东突”分裂主义理论体系，其所谓“我们的民族是突厥，我们的宗教是伊斯兰教，我们的国家是东突厥斯坦”，就是这套分裂理论体系的高度概括和标识。由此可见，“东突”分裂主义理论体系分别从英俄殖民主义和“双泛”思潮那里借鉴营养，将“东突厥斯坦”臆造为“东突厥斯坦国”，构建其分裂主义理论体系，形成“泛伊斯兰主义”宗教观、“泛突厥主义”的民族观、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和“东突厥斯坦独立”的国家观⑦。“东突”理论体系既吸收英俄殖民主义的毒素，也浸染“双泛”思潮的罪恶之花。随着“东突”分裂主义理论的形成，以实现中国新疆独立为旨归的分裂势力开始其分裂活动，“东突”问题完全浮出水面。 二、“东突”分裂活动历史述要 为了便于论述，本文以1990年为界限，将“东突”问题分为历史与现状两个时期，此前可视为传统分裂主义时期，此后可称作暴力恐怖主义时期。本节主要对“东突”分裂活动的历史加以概述。 (一)“立国实践”及其失败 “东突”分裂主义理论产生后，20世纪30-40年代，在外国势力支持下，利用当时新疆的混乱形势，曾建立两个短命的分裂政权——“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 1.“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该分裂政权1933年11月12日成立于喀什噶尔，由沙比提大毛拉、默罕默德·伊敏为首的分裂分子建立。 1933年初，哈密“小堡事件”引发暴动，甘肃军阀马仲英率兵进疆，北疆地区陷入军阀混战；南疆和阗、拜城、库车等地也纷纷暴动，全疆陷入混乱。以沙比提大毛拉和穆罕默德·伊敏为代表的“东突”分子，在英国、苏联中亚巴斯马奇分子等外国势力影响下，成立多种组织，其中模仿“青年土耳其党”建立的“青年喀什噶尔党”具有浓厚的“双泛”思想，分裂主义倾向强烈。1933年11月12日晚，“东突”分子在喀什噶尔集会，宣布成立“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公布伪政府成员名单和所谓《宪法》《组织纲领》《施政纲领》等，伪《宪法》及伪政府设置体现出强烈的泛伊斯兰主义倾向。伪政府成立后，创办《东突厥斯坦周报》《独立》月刊《自由杂志》《生存周报》等刊物，公然鼓吹对异教徒进行“圣战”，表现出意识形态上强烈的极端性和排他性。“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采取的是极端的不可通融的‘突厥伊斯兰立场’”“就许多方面而言，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是19世纪中期阿古柏所建立的艾米尔国家宗教治国的地地道道的继承者”⑧。 1934年2月6日，甘肃军阀马仲英部属马福元部与驻守疏勒城的马占仓及喀什噶尔行政长马绍武汇合，兵不血刃地攻占疏附城，“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土崩瓦解。其“总统”和加尼亚孜投诚新疆省政府，“总理”沙比提大毛拉则被和加尼亚孜逮捕交给省政府，后被处死；实权人物穆罕默德·伊敏先是逃往和阗，随后亡命于英属印度。 2.“东突厥斯坦共和国”：1944年11月12日，苏联泛伊斯兰主义分子艾力罕·吐烈篡夺伊宁起义领导权，吸收“双泛”分子，宣布成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并试图推行“政教合一”政策，要求学校必须讲授伊斯兰教，公职人员必须从谙熟古兰经训示人员中选拔⑨；打出伊斯兰教教旗，军队连级均设立阿訇。临时政府在意识形态上推行“双泛”思想，鼓吹狭隘民族主义，制造民族对立，鼓动反汉排汉，宣扬分裂主义思想，完全偏离起义宗旨。因此，“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实质上是“东突厥斯坦国”旧梦再现，是“东突”势力又一场“立国”闹剧。 1946年6月6日，新疆省政府与“三区”临时政府签订《和平条款》，新疆建立联合政府，所谓“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府”失去存在意义，自动解体，“三区”政权回归新疆省政府管辖。艾力罕·吐烈被苏联遣送回国。“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解体和新疆联合政府的成立，标志着“东突”势力分裂新疆的图谋再次破产。 (二)“东突”分裂主义理论的深化与广泛传播 “东突”势力始终不遗余力地编撰分裂主义理论，传播分裂主义思想，这构成“东突”问题重要组成部分。自20世纪30年代起，“东突”分子在中国内地、中国新疆、甚至境外极力活动，撰写文章、编撰著作、成立期刊、发表演说，继续杜撰“东突”分裂主义理论，扩大其影响，下面就其要著加以简要叙述。 1.穆罕穆德·伊敏杜撰《东突厥斯坦简史》。1934年2月“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灭亡后，伊敏于年底逃亡到英属印度，1940年在英属印度克什米尔出版《东突厥斯坦简史》，从历史上阐述其分裂主义思想。该书充斥着“双泛”思想，体现出“东突”理论的基本政治观、历史观、民族观、宗教观和文化观。以唯心主义观点和方法将操突厥语民族说成是“突厥民族”，肆意拔高突厥人的起源、历史地位，任意夸大其疆域，鼓吹共同的“突厥文化”；杜撰说“东突厥斯坦”是世界上最古老、最有名、文化发展最早的“独立国家”；煽动新疆独立等。该书主要特点一是极力鼓吹“双泛”思想，二是否认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⑩。实际上，这本书根本谈不上是历史著作，却被“东突”势力奉为至宝，被视为“东突”分裂主义的经典，影响恶劣。 2.艾沙、麦斯武德和伊敏等在南京和重庆创办刊物，鼓吹“双泛”思想。艾沙早年学习汉语，曾任政府翻译，1927年起作为翻译在中国驻苏联塔什干领事馆工作6年，正是在此期间接受了“双泛”思想。1932年8月到南京，先是在中央大学学习，后在军委参谋联络组任职，1939年任立法院委员。1939年，受国民政府派遣担任“近东伊斯兰国民访问团”团长，访问印度、阿富汗和土耳其等穆斯林国家。在土耳其，艾沙会见泛突厥主义头子伊斯哈迈·伊诺奴，“确定了联合国民党，在物质上依靠美国援助，在精神上以突厥为支柱，建立中国突厥斯坦的方针”(11)。艾沙在访问阿富汗时，曾邀请当时隐匿于此的伊敏到南京。 麦斯武德·沙布里曾留学土耳其，1917年返回新疆伊犁，先后创办过医院、学校，宣传“双泛”思想，并从事分裂活动，1924年因此被杨增新逮捕并关押10个月，1934年初移居阿克苏，曾支持“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1934年11月到内地，1935年抵南京；1936年参加国民党第5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在参谋本部任语文教官，并担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12)。1938-1940年，在国民参政会任职，1942年进入国民政府政务院工作。穆罕默德·伊敏则是1943年抵达重庆。 艾沙、麦斯武德和伊敏创办杂志，宣传“双泛”思想。1934年《边铎》创办于南京，艾沙任主编之一，因为公开鼓吹分裂主义思想，遭到朝野各方的指责，遂改为《天山》，由艾沙任主编；后来还创立《阿尔泰》期刊。他们利用这些杂志，杜撰和翻译文章，鼓吹和传播“双泛”思想，歪曲内地与新疆关系，美化“东突”分裂分子。 麦斯武德和伊敏还发起论战，借机扩大“双泛”思想的影响。麦斯武德在《阿尔泰》杂志上鼓吹新疆所有操突厥语民族都是“土耳其族”。伊敏在《大公报》挑起论战，声称应该将中国新疆的民族改为“突厥族”，以“东突厥斯坦”代替新疆；伊敏也在《阿尔泰》杂志上鼓吹中国新疆民族是“突厥族”，他们的谬论遭到黎东方等正直学者的批判。艾沙则将此论战视为扩大影响的机会，把有关文章汇编成册，冠名为《新疆突厥民族论战辑》，将“突厥民族”强加于人。 3.在中国新疆广泛传播“双泛”思想。“三区革命”爆发后，盛世才于1944年9月被迫调回内地，国民党势力真正进入新疆。1945年10月，国民政府将麦斯武德、伊敏和艾沙都派回新疆，并在新疆省政府担任要职，用以对抗有深厚苏联背景的“三区革命”成员。他们利用在政府中的职权，成立出版、报刊和宣传机构，建立广泛的信息网络，宣传“双泛”思想。例如，麦斯武德于1946年6月24日成立阿尔泰出版社，担任名誉委员会主任，艾沙担任社长，伊敏任总编辑；出版社设立研究会、编辑部。先后创办《阿尔泰月刊》《自由报》，撰写文章，暗售私货，诸如将中国新疆置换为“中国突厥斯坦”、将操突厥语民族置换为“突厥族”等；编辑出版非法图书，极力宣传“双泛”思想。 他们还假借教育和学术研究之名，广泛传播“双泛”思想。一是伊敏利用其在新疆学院兼任历史学教员的机会，公开宣传民族仇恨，编造分裂国家言论，妄称只有维吾尔族是新疆的主人，其他民族都是客居民族(13)。二是在南北疆传播“双泛”思想，例如伊敏5年时间里10次赴和阗省亲，捎带各种违法宣传品，传播“双泛”思想，大力经营南疆；1946年9月麦斯武德则利用担任新疆联合政府监察使身份之便，赴伊犁宣传“双泛”思想。 麦斯武德、伊敏和艾沙利用其地位和便利条件，不仅将“双泛”思想“东突化”，完善“东突”分裂主义理论，而且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使“东突”分裂主义从民间渗透到新疆省政府核心层，从维吾尔族宗教界、知识界上层扩散到普通民众，从南疆扩展到北疆，渗透到新疆政治、宗教、文化和教育等众多领域。此后，以分裂思想为核心的“东突”分裂主义及其蛊惑下的分裂活动愈发长期困扰新疆，“东突”问题愈发突出。 (三)分裂迷梦不绝 新中国成立后，“东突”问题仍然是妨碍新疆稳定与发展的重大问题，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东突”问题沉渣泛起，来势凶猛，影响巨大。 20世纪50-60年代，“东突”问题是突出的问题。新疆和平解放后，因为历史原因，“东突”势力并未得到彻底清除，在中国新疆南北疆多次进行分裂活动，但是都以失败告终。20世纪50年代，“东突”势力在中国新疆南疆多次制造暴乱事件，特别是和田墨玉县阿不都·依米提策划系列分裂暴乱事件，分别是1950年5月和阗暴乱未遂案、1954年和阗暴乱案、1956年墨玉暴乱案、1956年洛浦暴乱案、1956年英吉沙暴乱案、1957年和阗暴乱案(14)。北疆地区，主要集中在伊犁地区，先后发生1950年伊宁市“7·24”武装叛乱案、1950年昭苏县“8·18”武装叛乱案、1951年巩留县“10·28”武装暴乱案。此外，1951年3-4月间伊犁发生“51人会议”事件，一些“双泛”分子和地方民族主义思想严重者聚会，召开由51人参加的各界代表座谈会，核心要求成立“维吾尔斯坦自治共和国”，建立“以本地人民子弟为主的民族军”，“解放军撤回关内或解散”，拒绝向第五军(即民族军)派政治委员和排斥汉族干部等具有严重分裂倾向的主张(15)。 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图谋染指新疆，除了策动震惊中外的1962年“伊塔事件”外，还企图策动新疆暴乱。在苏联暗中支持下，境内“东突”势力秘密成立“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在南北疆广泛发展组织，编织暴乱网络，加紧鼓动宣传，筹备武器弹药和粮食，企图制造全疆性暴乱(16)。20世纪50-60年代“东突”势力的这些暴乱都是典型的分裂活动，是新中国时期“东突”问题的突出反映。 经过20多年的治理，20世纪70年代“东突”问题基本匿迹，新疆政治社会稳定，各族人民安居乐业。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新疆形势呈现出新的变化。一方面，极左思想逐步得到清理，人们摆脱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念束缚，一种宽松的政治、社会环境渐趋形成，经济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稳步确立；另一方面，国外形形色色的思想随着对外开放而不断涌进来，对新疆社会转型增加了新的变数。在这种观念巨变、利益重组的大潮中，“东突”问题沉渣泛起，使业已趋于平稳的新疆再起波澜。一是大量私办经文学校。既有清真寺、个人开办的经文学校，也有宗教人士以个人名义私带学生读经的现象。据1989年统计，全疆私办经文学校(班)达到938所，在校学生超过10,000人。私办经文学校的泛滥给“东突”势力提供了可乘之机，将私办经文学校当作培养宗教狂热分子和分裂分子的场所，灌输“圣战”思想，歪曲新疆历史，培训恐怖活动的技能，例如叶城阿·买合苏木的经文学校就是其中的极端典型，开设圣战史课程，鼓吹分裂思想，训练暴恐技能。二是内外勾结。境内外“东突”势力利用朝觐、旅游和边境贸易等机会，相互勾结，将境外宣传分裂主义思想宣传品携带入境，四处传播。三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制造混乱。20世纪80年代末，吐尔贡·阿勒玛斯先后出版《维吾尔人》《匈奴简史》《维吾尔古代文学史》，继承伊敏的衣钵，蛊惑泛突厥主义思想，企图搞乱人们的思想，影响极为恶劣。四是骚乱事件频发。诸如1980年阿克苏的“4·9事件”、1981年叶城县“1·13事件”、1981年伽师县“5·27事件”、1981年喀什“10·30事件”、1985年乌鲁木齐“12·12事件”以及1988年乌鲁木齐“6·15事件”等一系列骚乱事件(17)。 20世纪80年代的历史表明，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严重并趋于复杂化，私办经文学校成为“东突”问题死灰复燃的重要源头和推手，境外“东突”势力的渗透进一步刺激了“东突”问题沉渣泛起。 三、“东突”问题的衍变与现状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东突”问题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呈现出新态势，其分裂手段蜕变为恐怖主义化，分裂思想极端化，宗教极端思想对人们日常生活侵蚀严重。 (一)“东突”分裂主义的恐怖主义蜕变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境外伊斯兰复兴运动崛起，宗教极端主义活跃，随着改革开放国门日益打开，其影响渗透到新疆，刺激境内“东突”问题蜕变。特别是境内外的“东突”势力与南亚、中亚地区国际恐怖主义组织相勾结，输入暴力恐怖主义思想，使其演化为“东突”分裂主义的新手段。20世纪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民族分离主义泛滥，中亚等地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暴力恐怖势力甚嚣尘上，强烈地刺激“东突”势力，暴力恐怖主义逐步演变成其进行分裂活动的重要手段。1990年新疆“巴仁乡事件”是个标志性恐怖事件(18)，是“东突”恐怖主义形成的分水岭。 “东突”恐怖主义的实质是宗教民族分裂型恐怖主义，外国学者也有将其称为“宗教—民族分裂主义”(19)，即“东突”恐怖主义是以民族分裂为目标、以宗教极端主义思想为基础、以暴力恐怖主义为手段的恐怖主义。 (二)“东突”恐怖主义活动意识形态化 “东突”恐怖主义形成后，不断制造暴恐活动，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梳理20多年来“东突”恐怖主义活动，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三个阶段，即“传统阶段”“转型阶段”和“意识形态化阶段”。 一是“传统”阶段(1990-2001)：从1990-2001年这个时期可称为“东突”恐怖势力的“传统”阶段。其核心是“东突”恐怖势力成立各种所谓“政党”或组织，诸如“东突厥斯坦民主伊斯兰党”“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东突厥斯坦正义党”“正义真主党”“真主伊斯兰党”“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解放党”“伊斯兰党”“真主党”等，以实现新疆分裂为目的，辅以暴力恐怖活动和宗教狂热的手段；这些“政党”有着明确的党纲、党章和分工。据有关部门统计，在20世纪90年代，“东突”势力暗中建立的这种所谓“政党”组织繁多，其中实力、影响较大的有40个(20)。这些形形色色的“东突”组织煽动宗教狂热，大肆煽动分裂，猖狂进行暗杀、投毒、爆炸、纵火等暴力恐怖活动。在此期间“东突”恐怖势力在新疆境内共制造200多起暴力恐怖事件，造成各族群众、干部和宗教人士162人丧生，440多人受伤(21)。 二是转型阶段(2001-2008)：2001-2008年是“东突”恐怖主义活动的第二个阶段，是“转型”阶段。所谓“转型”阶段是指“东突”恐怖势力从“传统”阶段向新阶段的过渡期。综合来看，该阶段具体表现为：一是境内“东突”政党组织大大减少，二是暴恐事件减少，特别是大的暴恐事件不再像20世纪90年代那么多、那么猖獗。从境外来说，欧美地区的“东突”组织为洗刷其暴恐形象开始转型，标榜“民主”和“人权”，成立新组织，整合各派势力。例如“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简称“世维会”)整合境外11个“东突”组织，就是典型代表；而“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简称“东伊运”)依然藏身于阿富汗—巴基斯坦的边境地区，坚持暴力恐怖主义。境外“东突”势力分化为两股力量，一股力量声称主张和平，一种仍旧主张暴力恐怖，但实际上它们联系密切。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此“转型”阶段中，境内“伊扎布特”渗透严重。“伊扎布特”(即“伊斯兰解放党”)成立于20世纪50年代的中东地区，被不少国家认定为恐怖组织，其特点是国际背景深厚，组织庞大，结构极为严密，注重意识形态控制(22)。1996年该组织从乌兹别克斯坦传到中国新疆乌鲁木齐，又从乌鲁木齐传播到南疆。该组织大量发展党员，扩张势力。表面上打着求真向善的旗号，教育青年不喝酒、不抽烟，以此来打动朴素的穆斯林群众，但实际情况非常复杂。它非法印制各种读物、刻录光盘，四处散发，打着伊斯兰的旗号，实际在从事政治宣传，选取热点问题，攻击中国政府的新疆政策。2001年后，在当时国际反恐大环境和新疆境内高压严打的形势下，“伊扎布特”利用其特殊的网络和意识形态的特点，获取较大生存空间，在新疆发展迅速。“东突”恐怖势力结合“伊扎布特”的国际运作网络，形成各地区总的网络和次级网络(23)，例如新疆喀什形成以黑力力·孜明、阿巴白克力·买买提明和克日木·阿吉为首的三大网络体系，又分别在莎车、叶城、泽普、岳普湖、疏勒、巴楚、伽师、英吉沙等县衍生出次级组织网络。境内“东突”恐怖势力利用“伊扎布特”建立严密的组织网络，转入地下，利用宗教极端主义思想进行洗脑，这不但逐步实现恐怖主义活动的意识形态化转型，而且还加强了与国际恐怖主义势力的联系。 三是“意识形态化”阶段(2008-)：从2008年到现在，可称为“东突”恐怖主义活动的“意识形态化”阶段。此期“东突”恐怖主义与“伊吉拉特”思想密切关联，特别是2008年以后愈发凸现。这种思想传播到新疆就演变为“迁徙”与“圣战”的一体化，“东突”恐怖势力大搞“迁徙圣战”，尤其是要迁徙出国搞“圣战”，出不了境便“就地圣战”。所以，近几年来活跃在中国新疆的“东突”恐怖势力进行“伊吉拉特”，实质上就是通过煽动所谓“迁徙圣战”实现暴力恐怖活动的意识形态化。其突出特点是利用宗教极端主义思想进行洗脑和控制，没有严格组织，三个一群，五个一伙或者家族式结团，成型非常快，袭击随意性很强，没有规律可循，暴力恐怖袭击呈现“碎片化”的特点。 尤其要高度注意的是，“东突”恐怖势力打着“迁徙圣战”的旗号，偷渡、甚至闯关出境，与“ISIS”相互勾结，参与其恐怖活动。最近几年，“东突”恐怖分子不但从新疆向中亚、南亚等方向偷越边境，而且还从云南、广西等地向东南亚方向偷渡、甚至强行闯关出境，给这些省区的边防带来极大压力。据多方调研资料显示，中东“伊斯兰国”和盘踞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地区的“东伊运”都插手“东突”势力“迁徙”境外活动。事实表明，“东突”恐怖势力与国际恐怖主义勾结加深，不仅严重危害中国新疆的安全，也危及内地安全，甚至演变成为中国周边地区的一股祸水。 (三)“东突”问题与宗教极端化思潮纠结 宗教极端化传入新疆并非始于今日，实际上已有上百年的历史，时起时落，时隐时现，对新疆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产生极大影响。近年来，新疆宗教极端化问题再度沉渣泛起，成为“东突”恐怖势力猖獗的思想根源，成为诱发暴力恐怖主义的意识形态源头，直接威胁到新疆穆斯林的文化传统和社会转型，威胁到新疆现代化进程，给新疆意识形态领域造成严重危害，宗教极端化问题是新疆意识形态领域遭遇到的前所未有的挑战。 宗教极端主义在新疆渗透有着较长的历史。研究表明，在维吾尔族接受伊斯兰教后的千余年发展与演变中，虽然至近现代其社会主体的伊斯兰形态呈现出世俗化发展方式，但是也不可否认仍然存在着极端主义渗透的暗流。民国时期宗教极端主义对新疆渗透严重，对“东突”势力形成与发展产生相当大影响。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新疆南疆的“东突”势力进行分裂活动，搞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成立所谓“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主张以《古兰经》为立国的最高准绳，不准妇女上街，要求妇女蒙面等等，宗教极端思想一度猖獗。新中国成立后，对新疆意识形态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和建设，新疆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出崭新的面貌，宗教极端主义思想受到极大遏制。中国改革开放后，国门打开，新疆成为向西开放的前沿，新疆与周边、大周边国家经济、文化和人员交流激增，境外宗教极端主义思想乘机传入新疆，激活新疆南部一些地区残存的宗教极端主义思想。不过，由于教派、教义差别大，传播手段落后，宗教极端思想传播较缓，加上社会流动性小，因此其影响有限。进入20世纪90年代，宗教极端主义思想乘机传播，并和“东突”分裂主义以及暴力恐怖主义相结合，成为“三股势力”的思想基础。 进入21世纪，新疆南部有些地区宗教极端主义十分活跃，渗透到维吾尔族社会生活、传统文化领域。由中亚地区渗透到中国新疆的“伊扎布特”组织网络极为严密，宗教极端思想浓厚，对新疆宗教极端化扩散影响巨大。“伊扎布特”在新疆一些地区渗透严重，尤其是中国新疆南疆地区，宗教极端化思想侵蚀穆斯林群众的日常生活，企图改变人们世俗化生活、民族传统和风俗习惯，诸如要求穆斯林妇女蒙面、青年男子留大胡须，要求人们不能喝酒、不能抽烟；要求结婚不能唱歌跳舞、亲人去世不能哭泣等；鼓吹极端化的清真思想等。新疆南部喀什、和田及克州不少地方的宗教氛围浓厚，传统习俗受到扭曲，世俗化程度降低。虽然新疆整体接受宗教极端化思想的人口数量并不大，社会极端化程度并不高，但是由于宗教极端势力思想极端，表现行为方式极端，极为引人注目，因而在南疆有些地区影响颇大。特别是宗教极端势力打着纯洁穆斯林的旗号，对中国新疆南疆三地州广大农村地区伊斯兰教知识有限的穆斯林群体来说，尤其容易受到影响，因此，中国新疆南疆社会意识形态领域遭遇宗教极端化思想侵蚀，其严重程度不容低估。 宗教极端化思潮在中国新疆的渗透、传播，既借助于传统媒介，更依赖于新媒介。其传播手段主要有下列几种方式：一是利用传统媒介渗透，所谓传统媒介主要是指各种非法宗教出版物和印刷品，包括境外的出版物和境内印刷品；二是通过地下讲经点传播，宗教极端主义势力打着传授伊斯兰知识的旗号，私办地下讲经点，招收儿童学经，传播宗教极端思想；三是利用现代新媒介传播，近些年来中国新媒介发展很快，宗教极端势力盯上互联网、手机、移动存储器和VCD等电子新媒介。例如，极端势力在互联网上发布极端主义音视频、二手手机中被预存极端主义音视频、通过电视棒接收境外极端主义电视节目等。在上述诸多传播媒介中，新媒介越来越成为主要手段，影响越来越大，管理难度也越来越大。 事实表明，宗教极端化思潮不但严重地危害新疆政治社会稳定、民族团结与经济文化建设，也严重地危害新疆穆斯林社会发展和传统文化传承。 四、“东突”问题国际化加深 “东突”问题从其形成之时起就有着深厚的国际背景，最核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有境外势力插手，给予其政治上的支持；二是“双泛”思想的渗透，给予其理论上的影响。“东突”问题的这些国际背景既是其国际化的组成部分，也成为其进一步推动国际化的基础。 新疆和平解放之时，老牌分裂分子穆罕默德·伊敏和艾沙逃往土耳其，开始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境外经营活动，使土耳其成为“东突”问题国际化的大本营和跳板。冷战时期，伊敏和艾沙在土耳其政府的庇护下，在土耳其和中东等地广泛活动，筹集资金、扩大影响。1964年伊敏去世后，艾沙掌管土耳其的“东突”势力，形成“艾沙集团”。他们在此成立“东突厥斯坦民族统一联盟”“东突厥斯坦青年联盟”“艾沙基金会”“东突厥斯坦民族党”等数十个“东突”组织；创办多种刊物，向西亚、中东乃至北欧扩散。直到1994年艾沙去世后，这个集团才开始受到土耳其政府的约束，逐步星散，但是土耳其仍然是境外“东突”势力的重要据点。“东突”势力长期盘踞土耳其，对“东突”问题的国际化影响巨大。 20世纪90年代前后，“东突”问题国际化步伐加快，沿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二是南亚、阿富汗、中亚以及俄罗斯车臣地区(24)。就前者而言，美国等西方国家将“东突”势力纳入其遏制、弱化和分化中国的战略中，打着“人权”的旗号，插手“东突”问题。特别是“9·11”事件后，为洗刷其暴恐形象，欧美地区的“东突”势力加紧联合，整合“东突厥斯坦解放组织”“世界维吾尔青年代表大会”等11个组织，成立“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加快“东突”问题向西方扩散的速度，将其分裂中国的活动融入西方反华战略中，甘愿主动成为国际反华工具(24)。美国更是在多方面给予支持，施加压力要中国释放热比亚，资助资金帮助其整合境外“东突”势力，扶持其出任“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美国国会多次举办“东突”问题听证会，公开就所谓中国新疆人权问题表示关切。欧洲将所谓“新疆问题”纳入中欧人权对话范畴，北欧有些国家为“东突”势力提供活动场所，为热比亚谋取拉夫托人权奖，迅速推出美化热比亚的传记，甚至企图推动热比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就后者而言，“东突”势力在中亚、西亚、南亚、俄罗斯车臣、阿富汗等地参与国际恐怖组织，实施恐怖活动，成为国际恐怖势力的组成部分，与国际恐怖主义沆瀣一气，以极端方式推动“东突”问题国际化，其中“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就是典型，深获恐怖头目本·拉登的认可和支持。 引进国际恐怖主义组织是“东突”势力推动“东突”问题国际化的又一种策略。20世纪90年代后，国际恐怖组织“伊扎布特”传入新疆，成为“东突”势力转型的重要工具，也表明“东突”问题国际化程度加深。吸收新的极端思想是新时期“东突”势力的重要特点，其中“伊吉拉特”思想就是代表。2008年后，“东突”势力完成转型，以“伊吉拉特”思想为核心，鼓吹“迁徙圣战”和“就地圣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东伊运”和“ISIS”等国际恐怖组织的运作下，“东突”恐怖分子或持假冒护照迁徙境外，进行圣战；或强行闯关进行“迁徙圣战”。据媒体公开报道，近几年在叙利亚参加“ISIS”圣战的“东突”分子多达300多人(25)，还有相当一批滞留在东南亚地区，在当地制造恐怖活动。“东突”恐怖势力偷渡出境参与“ISIS”“圣战”，深获“ISIS”头子的认同，扬言要将中国新疆也纳入其“解放”的范围之内，令国际社会震惊。可见，“东突”恐怖势力的国际化，意味着“东突”问题国际化的加深。 “东突”问题国际化加深也表现在学术界。美国等西方国家不少学者在国际学界推动“东突”问题国际化，主要表现在研究者增多，聚焦当代新疆文化、民族、宗教、反恐以及中国政府的治疆政策，刻意关注敏感问题；有的专门研究境外“东突”势力，采信其言论，并助其扩大影响。例如2001年美国开展所谓“新疆工程”，是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亚—高加索研究所福瑞德里克·斯塔尔(S.Frederick Starr)教授主持开展的新疆研究项目，该项目组织了美国研究新疆的主要学者，试图从历史等方面为“东突”势力张目，界定所谓“新疆问题”，掌控其话语权，扩大国际影响。2004年该项目完成后结集出版，冠以《新疆：中国穆斯林的边陲》(Xinjiang，China's Muslim Borderland)。总之，梳理近20多年来西方的新疆研究，与过去研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很多研究政治倾向明显，意识形态色彩浓厚，模糊新疆历史，制造认同差异，搞反恐双重标准等。此外，美国有些学者出席美国涉疆问题听证会，力图介入美国政府对中国新疆的政策制定；有些学者和境外“东突”势力关系密切，成为其学术靠山。 一些国际非政府组织也参与其间，从人权、民族等角度推动“东突”问题国际化。例如国际大赦组织，从1999年起发表多篇所谓中国新疆维吾尔族人权的报告，打着保护人权的旗号，盲目以“东突”分子的片面之词为依据，批评中国政府打击“东突”恐怖势力，为“东突”恐怖势力说话。 推动“东突”问题国际化是美国等西方国家插手中国新疆的重要工具，也是其遏制中国的抓手之一。例如美国反华组织(China lobby)的创始人D.J.麦克圭厄尔以及少数西方学者曾经公开向“东突”势力建议说，“国际化对‘东突’是最重要的”，可以有力地促进“东突厥斯坦”独立(26)。由此可见推动“东突”问题国际化背后的国际政治角力。 五、小结 “东突”问题是历史形成的沉疴，既有国内因素的作用，也有国际因素的影响。“东突”问题的滋生，就国内来说是近代中国积贫积弱、新疆军阀长期割据和中央政府鞭长莫及的结果，同时也反映出新疆存在分裂主义因素的事实，反映出新疆意识形态领域的特殊性和近代新疆治理存在的缺陷；就国际因素而言，周边、大周边与新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势力竞相角逐，新疆树欲静而风不止，反映出新疆地缘环境的复杂性，说明新疆治理不仅仅是国内问题，还必须充分考虑国际因素。就演变和现状来看，“东突”问题趋于复杂化，国际关联因素增多，已成为国际性问题，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 梳理“东突”问题的历史与现状，意识形态是刺激其产生与演变的症结。在新疆这种周边意识形态环境复杂、内外联系与交流密切的地区，注重意识形态建设、形成中华文化强大的基地极为重要，内陆亚洲不仅存在政治角逐，也存在意识形态竞争。 “东突”问题从最初的局部问题发展为全疆问题，从新疆问题演变成国际区域性问题，折射出治理“东突”问题的紧迫性、艰巨性和长期性，但是，解决好新疆自身问题是根本和主动权所在。近现代新疆历史表明，即使在非常艰难时期，“东突”分裂的迷梦都只能化为泡影，当代中国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妄想分裂新疆、建立“东突厥斯坦国”无异于痴人说梦。从另一个角度看，“东突”问题只会促使国家加紧对新疆的规划，从根本上加强新疆治理，实现新疆稳定和长治久安，彻底消除“东突”问题。 注释： ①综合研究“东突”问题的论文不多，本文不一一做述评。相关研究著作主要有3部，分别是李琪：《“东突”分裂主义势力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马大正、许建英：《“东突厥斯坦国”迷梦的幻灭》，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潘志平、王鸣野、石岚：《“东突”的历史与现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 ②⑥⑦(14)(16)(17)马大正、许建英：《东突厥斯坦国迷梦的幻灭》，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8、28-32、41-45、99-107、114-119、126-135页。 ③许建英：《近代土耳其对中国新疆的渗透及影响》，《西域研究》，2010年第4期。 ④许建英：《近代英国和中国新疆(1840-1911)》，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23-124页。 ⑤见毛拉木沙·赛拉米修：《伊米德史》序言。 ⑧⑨A.D.W.Forbes:Warlords and Muslims in Chinese Central Asia——A Political History of Republic Sinkiang 1911-1949,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114、184-185. ⑩杨发仁：《“双泛”研究译丛》第一辑，新疆社会科学院编印汉译稿，第95页。 (11)《中国新疆地区伊斯兰教史》编写组：《中国新疆地区伊斯兰教史》，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47页。 (12)Owen Lattimore,Pivot of Asia,Boston,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50,P114. (13)包尔汉：《新疆五十年》，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第329页。 (15)陈国裕主编：《新疆维护祖国统一打击“三股势力”斗争大事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部资料 准印证2005年216号，总第489号，第8页。 (18)(21)国务院新闻办：《东突恐怖势力难逃罪责》，《人民日报》，2002年1月21日。 (19)Maesh Ranjan Debata,China's Minorities Ethnic-Religious Separatism,Pentagon Press,2007. (20)此处“东突”势力组织的统计采用的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政法委的相关统计资料。 (21)Zeyno Baran,Hizb Ut-Tahrir Islam's Political Insurency,The Nixon Center,December,2004,P7-15,P26. (23)除了笔者调研外，也可参照吐尔文江·吐尔逊：《南疆原教旨主义思潮调查笔记》，《中国新闻周刊》，2014年5月29日。 (24)“东突”分子多里坤·艾沙公开声称有资格做国际反华工具。 (25)实际上，据有关调研显示，参与“ISIS”进行恐怖主义活动的“东突”分子多达1000人以上。 (26)丁建伟、赵波：《近代以来中国西北边疆安全问题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第351-352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