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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以人口流动方式为突破口，结合历史学与社会学的分析方法，在充分掌握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再现了近代史上丝绸之路重镇—新疆的频繁的跨国人口流动景象，深刻阐述了人口流动形成的原因及其对新疆社会发展的深远影响。 关键词：近代时期；新疆跨国人口流动；动因；影响 新疆，位于祖国的西北边陲。在人们的眼中，这片土地一直充满着神奇的色彩。之所以神奇，根本上在于缺乏对她的认识。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新疆所特有的地理环境阻碍了人们之间的接触交流。地理环境的制约是人口流动无法回避的难题。但随着社会向前发展，近代科技的进步，它的影响力日趋减弱。跨入近代的新疆，一改闭塞的面貌，变得异常活跃。此时的新疆，不仅与内地的联系更密切，而且跨国间的交往也愈加频繁，突出体现在跨国人口流动上。 近代新疆历史上的跨国人口流动呈现出流动频繁、规模宏大的局面。正是基于这种状况，再加上当时种种制度不完善等方面的局限，以致于今天，我们拿不出一个相对准确的统计数据。笔者认为，有无这样一个确切的数字对于今天而言实无多大意义。研究近代新疆史上的跨国人口流动，首先应解决如何再现那段史实；其次，我们怎样看待那一时期的跨国人口流动及其影响。对此，笔者将在本文中以五种人口流动方式为突破口加以说明。 一、政治影响下的人口流动 考察新疆近代史，我们明显地看到：这一时期，跨国人口流动所呈现出的流动频繁、规模宏大的景象首先与当时新疆及其周边诸国的政治状况有着紧密的关系。同时，这种国内外的政治状况也决定了新疆跨国人口流动的双向性，有进有出。 首先，我们来探讨政治影响下的新疆人口的跨国流出。政治一旦不稳定，战端一起，人们正常的生活就无法安定。而这恰恰与人们所追求的理想生活相违背。面对时局动荡的年代，最好的办法就是逃离这是非之地。这自然而然地又会形成一股股人口流动大潮。新疆近代史上的政治动荡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一是晚清的40年代末至80年代；一是盛世才统治时期。这两个时期固然是新疆人口跨国流出的高峰期。 晚清时期的新疆，正如当时的中央王朝，内忧外患不断，政府又不能一一妥善解决，以致外逃或是被裹胁的人口很多。这其中的典型事件有三： 1、1847年，卡塔条勒和卓在南疆叛乱，被清政府镇压。喀什噶尔的回民因担心被问罪，有男女二万余人与其同行[1]； 2、19世纪70年代，陕甘等地起义的回民，遭清政府围剿，部分逃入新疆。在清军的强力进攻下，1877年白彦虎携5000人军眷越过边境，抵达中亚楚河流域[2]； 3、1881－1884年，中俄就伊犁地区进行谈判。虽通过缔结条约，清政府收回大部分失地，但沙俄却利用条约胁迫近5万伊犁居民迁往中亚地区[3]。 1933年“四一二”政变后，盛世才开始崭露头角。随后，他凭借军权一跃成为独霸一方的新疆实际统治者。在他上台伊始，新疆的政局依旧比较动荡，社会不稳定，有一些人对新成立的政府极为不满，有些人甚至公然发动叛乱以示抗议。为此，在苏联的帮助下，盛世才用时4年多平定了政敌的叛乱。叛乱一平，叛乱首领自会逃之夭夭，绝不坐以待毙。鉴于与内地交通不便，再加上叛乱地区多属边境，流亡者则多选择逃亡异国。首领逃亡，自不会一人成行，家眷、随从亦不能少。这无形中扩大了跨国人口流出规模。以下为证：1933年7月，兵败的马仲英率280名随从人员假道中亚前往莫斯科；是年十月，马成彪带100多名亲信逃亡克什米尔；1937年，麻木提在英国领事馆策动下举兵反盛，未遂，携其骨干木苏尔阿吉等35人逃往印度[4]；同时举兵的马虎山亦兵败，率随从百余名亦流亡印度。 成功平叛后，平稳治疆仅两年，盛世才便慢慢撕下伪装，开始在新疆推行恐怖政策。对有能力、有才干的人员，他进行清洗；对普通老百姓，他强取豪夺，极尽压榨。在强大的武力威慑下，民众敢怒不敢言，更多的人只有选择逃亡，这其中逃往外国的不在少数。1930年代末40年代初，盛世才几次大清洗时期，在南疆，喀什地区几乎每个村庄都有几户迁居国外。张大年在其《新疆风暴七十年》一书中反映：与新疆省政府有隙于民国三十年（一九四一年）到克什米尔，又分散于克拉提和旁遮普等地，因患病等原因死亡一千余人。在北疆，受迫害的哈萨克族也被逼远走他乡。仅1935年2月，由叶力斯汗带领辗转逃到印巴边境的的哈萨克人就近千余人[5]。 与新疆跨国人口流出相比，不论从频率上，还是从规模上讲，当时的跨国人口涌入都占绝对优势。这与当时新疆邻边诸国一直处于十分尖锐的政治局势是分不开的。近代以来，中亚地区不断受到外来势力的干扰，先是沙俄、英帝国不断在该地区侵蚀、搞扩张，后是前苏联强制推行一系列侵犯当地各民族利益的政策，导致这一地区各种事件层出不穷，社会秩序不稳。为了躲避战乱，当地居民纷纷逃往异国他乡。由于这一时期，该地区人口往新疆涌入频繁，本文只选取其中几次规模较大、有代表性的事件。 1、阿古柏祸新 19世纪60年代初，因国内政治斗争的缘故，阿古柏被派往新疆。入新之时，他仅有随从60余人。此时，恰逢新疆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阿古柏趁机笼络人才，采取种种手段扩张地盘，以致占据大半个新疆。阿古柏之所以能如此顺利取得这样的胜利，固然离不开英俄等国的支持和纵容，当然，更也缺不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做后盾。据相关资料显示，阿古柏的军队兵员多是由安集延人以及印度、阿富汗的雇佣兵组成。这些人中很多是在反抗英俄帝国统治失败后投奔阿古柏军营的，他们有丰富的作战经验，有强大的战斗力。 2、征兵事件 1916年俄国爆发革命，沙俄政府下令征募哈萨克人从军。中亚地区的哈萨克人、布鲁特人在哈拉湖一带发动起义，以示抗议。沙俄政府迅速派兵前往剿办。俄哈民纷纷越境逃入新疆避难。 据《补过斋文牍》记载：（新疆）治边各道县者不下三十余万人[6]。 3、白俄窜新 十月革命后，帝俄兵败，俄民纷纷逃入华境，南起喀什噶尔，北至伊犁、塔城、阿山“无一处不吃紧”[7]。1920年，在苏联红军凌厉攻势下，白俄军队相继被击败，大批的白俄军溃逃到新疆。1918年至1921年间，约有三四万人进入新疆。这是继1916年民族暴动后涌起的又一次难民潮。仅1920年3月，白俄将领巴奇赤就带着1100名残兵，连同9000匹战马，夹杂着6000多名难民涌进新疆塔城地区。 4、反对国有化 1929年到1936年，苏共在全苏推行农业集体化。中亚地区高速度的贯彻执行，难免会有侵犯农民切身利益的行为发生，进而遭到中亚农牧民的反抗。1932－1933年间又闹了一次大的饥荒。为躲避饥馑和政府的镇压，中亚的农牧民纷纷外逃，其中避往伊、塔、阿一带约3万人以上[8]。 5、强迫移民 为了防范居住在苏联境内的华侨与潜入的日本间谍及汉奸串通，苏联政府对华侨也采取了不信任和歧视的态度。苏联政府先是将远东地区的一万多华侨以及俄罗斯亲属分批迁入中亚等地区，1931年至1933年经新疆边卡被遣送回国。 这一股股难民潮，缘非天灾，而在人祸。政治影响下的近代新疆跨国人口流动明显是一种非正常的人口流动。有无难民潮是政治安定与否的晴雨表。政治影响下的近代新疆跨国人口流动充分向世人展现了近代新疆及周边邻国的政治面貌。这是研究跨国人口流动的意义和价值之所在，同时也为政治研究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 从当时来讲，受政治影响下的近代新疆跨国人口流动影响最大的还是政治。谈论政治，最根本的一个问题是政权问题。近代新疆的几次大规模跨国人口流动都关系着新疆地方政府的政权。阿古柏入侵新疆，不仅击溃了新疆地方政府，还威胁到中央政府对新疆的主权。白俄窜新期间，白俄军有几起阴谋虽未得逞，但已严重威胁了当地政府的统治。同时，我们也看到：一些政敌的外逃，威胁政权统治的力量解除了，无论对于当时的统治者，还是对于普通民众都是一件幸事。 从长远来看，无论是走出去还是跨进来的人们，他们都为他们所在的地方经济发展贡献了应有的智慧和汗水，丰富了当地的文化，促进了文化间的交流。受政治影响涌进新疆的外籍人员，尤其是定居在新疆的那部分人为新疆各项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例如，伊犁地区的蜂蜜业就是从俄国难民进入新疆那时开始的；新疆的建筑、教育等各方面都因此烙上了俄罗斯文化的烙印。 二、营生——经济利益驱使下的人口流动 新疆近代史上，出国谋生的人确实不少。其中最有影响力的莫过于20世纪初新疆籍居民远赴中亚务工。日俄战争中，俄军伤亡较大，导致战后沙俄境内短期劳动力缺乏，不得不需要雇佣工人帮助从事农业生产。于是，沙俄政府便在新疆开始招募季节工。据相关统计，1911年至1913年“每年有2－2．5万喀什噶尔人往费尔干纳做季节工”[9]。1914年更高达4万余人。1916年，以俄国医药业对鸦片的巨大需求为借口，俄人在中亚地区不断拓展罂粟的种植规模。但是当地工人数量有限，故而，再次派人到新疆招募华工。在得到大量许诺后，很多新疆人开始冒险偷越边境远赴中亚。据伊犁镇守使报称：“沿边数千里头头是道，偷越出境，无从查察……仅民国六年出外种烟人民至二万余人之多[10]。”除了这一时期新疆人出国务工外，还有一次影响较大的新疆籍工人出国发生在20世纪的40年代。1940年代初，苏联撤出阿山矿区时，携3万民工入苏。1943年撤离头屯河机场时，又带走了3千名工人[11]。 出国务工者数量不少，国外经商者亦不次于。位于丝绸古道上的新疆，自古贸易就非常发达，与周围诸国的贸易关系也非常密切。进入近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各种贸易更是往来不断。早在1866年，印度就专设帕拉普尔市场，以便于新疆商人与当地商人开展贸易。民国时期，新疆商人中出国经商者更是非常多。民国时期，依新疆地方政府规定，商人出国经商需办理护照。据新疆外交署民国七年（1918年）九月三十日文：每年领照人民全疆不下二三万人[12]。杨增新在其《补过斋》中也有反映：“自欧战发生以来，华商在俄属者数十万人悉受俄人虐待[13]。”这还不包括赴印度、阿拉伯等国经商者。民国后期，出国经商者也大为减少。和田行政长官郝登在1947年5月17日给张治中的呈文中称：墨玉、洛浦等县尼孜阿吉等53人出国经商[14]。 与新疆出国营生的人相比，入新营生的外籍人更多。新疆本身劳动力比较充足，再加上工业滞后，入新的这批人中做工的很少，仅有少些人在南疆某些地区从事农业种植。据谢彬在《新疆游记》中记载：“俄人在四乡种地者，皆缠民之入俄籍或安集延人。”做工者虽少，但经商者众多。新疆是一个科技落后的地区，生产力有限，甚至连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必需品都不能自给。这为经商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市场空间，同时，经商的利润也比较丰厚，所以赴新经商者众多，这其中还包含带有官方鼓励贸易政策下的殖民。 入新经商的外籍人有很多，德、美等国商人都曾在迪化开设过洋行，但相较之下，以俄、英籍商人为最多。俄属中亚商人以其交通便利而使得入新经商相较英印、阿富汗商人更容易，尤其是在西伯利亚铁路修通后。同时，在晚清民初，沙俄政府利用攫取的贸易特权对入新经商的俄籍人进行保护，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经商的热情。随着俄国在新疆的各地贸易圈相继建立以后，俄商日益增多。至1909年，全省计有俄籍商民户数约2100余家，人口约1万人以上[15]。这一数字是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俄商人口已占新疆总人口的1／200。天山南北每一角落都有俄商，同时，俄国商品也充斥着新疆市场，以至今天，在维吾尔语中很多日常用品的名称都还保留着取自俄语的称谓。 与俄商在新疆的势力相比，英籍商人是稍逊些，但也不可小觑。英商多集中在南疆一带，且多为英籍的印度、阿富汗商人。新印、新阿交通虽不如新俄便利，但凭着“利益均沾”，他们也享受到俄商在新攫取的一些特权。据史料显示，英商主要分布在迪化、吐鲁番、温宿、莎车、叶城、和田等地。仅在莎车一地就经常驻有印度商业代表150多人；居住在和阗地区的阿富汗商人就有150多家。另据1909年的统计调查，英商在新人口达3087人[16]。 以重利益、求生存为目的的跨国人口流动是正常的人口流动，这种流动实现了人力资源、商品等资源的共享，基本满足了人们日常生活需要。基于这一点，我们是要肯定流动的积极性。同时，我们还要清醒地意识到：晚清民初时期，依靠贸易特权，外籍商人在新疆搞经济渗入的侵略本质。这其中尤以俄商为甚。早在19世纪晚期，由于关内贸易阻塞，新疆各种物资短缺，俄商就趁虚占据了新疆市场。在俄国的一些工业品成批输入新疆的同时，新疆的棉花、畜产等原料产品运往俄国工厂。1892年至1914年，北疆容纳了俄国棉织品进量的四分之三，日用杂品市场完全由俄商垄断。大量物质财富被俄商掠走，同时，他们还抑制了新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凭借贸易特权，使得俄商的商品成本大大低于华商，新疆当地的工商业无法与之抗争。俄商利用经济垄断的地位，压低新疆土货的价格。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新疆农牧区的自然经济，使得许多农牧民、小手工业者破产。外商在新疆不仅有经济侵略行径，还从事着一些直接危害社会的活动。在边境关卡，新疆就多次查缴了外商有走私、夹带鸦片的行为。1910年伊犁宁远县报告说：“常有俄商将烟土藏入百货之内，或由山径私运入境潜销，流毒不已[17]。”另有一些外商凭借特权，在新疆各地胡作非为，欺压百姓，危害一方。英籍印度商人塔里巴依在和阗地区放高利贷、贩卖毒品、强迫中国妇女卖淫等，几乎是无恶不作。 三、宗教信仰——精神需求下的人口流动 朝觐是伊斯兰教徒人生中最神圣、最荣耀的事。在经济条件、个人身体素质许可的情况下，每个穆斯林一生中至少要到麦加去朝觐一次。凡朝觐过的人，都会得到“阿吉”这一荣誉称号，并受到人们的尊重。起初，去朝觐的穆斯林局限在上层，人数有限。后来，宗教职业者和一般信徒们也加入到朝觐的队伍中。众所周知，新疆众多民族是信仰伊斯兰教的，自然，去朝觐的穆斯林也不会少。19世纪末和20世纪上期，新疆去麦加的朝觐者“岁不下数万人”。即使在一战期间，去朝觐的人不仅没有减少，反而“纷纷领护照”要求朝觐。去朝觐的人没有把脚步停留在麦加，他们还把足迹印到了其它国国土上。哈密地区的阿訇毛拉等120人到麦加朝圣后，又去苏丹、埃及等地。 相较新疆去麦加朝觐的庞大规模，到新疆朝圣的印度穆斯林则是微乎其微，但前来新疆的传教士还是不少的。在新传教的诸宗教中，以基督教各派派出的传教士规模最大，这其中又以瑞典传教团为主力。瑞典教会在新疆最初的试验性传教活动始于1892年。1894年，该教会派出了第一批瑞典传教士抵达喀什。在随后的30多年里，瑞典传教士将他们的活动扩展到整个西南疆，先后在疏附、莎车、疏勒、英吉沙等地建立了教堂。在这些教堂中，疏附县教堂中的传教士人数较多，早在1904年设立之初，就有男教士三人，女教士四人。继而，英、美、德、法等国的传教士也先后在迪化、伊犁等北疆地区建立教堂。1939年，外国传教活动一度被新疆当局取缔。但到解放前夕，外国基督教各派在新疆的传教公会仍有九个之多。 虽然新疆众多民族信仰伊斯兰教由来已久，但伊斯兰教毕竟属外来宗教，由于语言上的障碍，影响了教义的理解。故而，新疆需一批地道的宗教人士来华答疑解惑，传道授业。于是，一批土耳其人或被聘或私下潜入来新传教。1918年接内务部复电：已查明新疆延请土耳其人传授经卷之事各县皆有之。为此，杨增新也曾多次下令严于禁止。足见来新传教的土耳其人之多[18]。 通过宗教活动的跨国人口流动充分体现了宗教对信徒的影响。表面上是宗教信徒出于虔诚的信仰，忠实去履行宗教义务，去朝圣，开阔了视野，去传经诵道，扩大了宗教的影响。实际上，他们的影响远不只此。受到外国先进思想文化的冲击，很多朝圣归来的“阿吉”们在当地开办学校，延请外教，传授现代科学文化知识，为民族教育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来新的传教士在各地建立孤儿院、医院，他们为新疆慈善、医疗卫生等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其积极性却难以掩饰其背后的消极影响。在朝觐途中，一些人接受了泛突厥、泛伊斯兰思想。回国后，他们立即成为两泛思想的传播者和新疆境内分裂活动的组织者，和田人穆罕默德•伊敏便是其中的代表。穆罕默德•伊敏不仅致力于两泛思想的传播，而且还积极参与了在南疆成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分裂活动。来新的传教士，他们多扮演着多重角色。1927年潜逃到新疆的安集延大阿訇艾力汗•吐烈以传教和行医为名，到处宣扬鼓动反汉仇汉的思想。其他各国的传教士多表面上是宗教职业者，实际上却是间谍。以至于新疆当局多次下令严禁传教，甚至驱赶传教士。其中，在1939年，盛世才就曾下令将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一批传教士逮捕入狱。 四、留学与外聘——社会发展的智力支持 在派遣留学生问题上，不同时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这使得在不同的统治者统治时而呈现出不同的局面。早在1903年，清政府便令伊犁将军派遣满族青年赴俄国留学。处于对俄国的仇视，满族贵族不肯让自己的子女出国留学，但命令难违，终是派遣了一批以锡伯族为主的留俄学生。这应是近代新疆史上第一批公派留学生。辛亥革命后，清朝官费留学制度被取消。此时，上台的杨增新采取黄老之术治理新疆，封闭了新疆与外界的沟通，以致在他统治的17年里没有派出一批留学生。但在新疆派驻苏联领事馆任职的几位锡伯族外事官员的努力下，先后有几批留俄学生被带出去。金树仁上台伊始，为表革新政治的局面，他曾派出三批留学生。其中，第三批规模较大，从维吾尔族中共选出约30余人，他们都被派往蒙古留学。新疆留学高潮发生在盛世才统治的“亲苏”时期。自1934年11月至1936年10月，盛世才共选派了三批约300余名赴苏留学生。这三批留学生每一批都近100人，规模较大，且包含了新疆各民族优秀的青年。他们选择学习的专业面广，涉及行政、法律、农业、畜牧、医疗卫生等众多专业。这是新疆留学史上前所未有的突破。除官派公费留学外，各个时期，都有一些家境比较殷实的各族群众送子女出国留学的现象。 为迅速采用近代科技的新成果，改变落后的面貌，促进新疆各项事业的发展，历届新疆政府（尤其是民国时期）在引进外籍人才方面都做出了一定的努力。通过不同的途径，外国的一批批专业技术人员及相关专家受聘前往新疆。在主政新疆17年里，杨增新虽一贯坚持推行闭关自守的愚民政策，但在新疆汽车运输、邮电等市政事业发展上还是有所突破。为筹建迪化汽车运输局，杨增新一次就聘请了七八名苏俄技师；又通过斯文赫定聘请数名瑞典籍驾驶员。1909－1933年，新疆政府先后聘请9位外籍邮务长[19]。金树仁上台后，他也曾多次聘请德、俄等国的专家、技工。到盛世才时期，外聘不论在规模上还是涉及领域都达到了巅峰。在盛世才亲苏时期，苏联先后向新疆派出300余名顾问专家和相关技术人员。若再加上其他各领域受聘的苏方人员，规模会更大。同时，我们还注意到：外国驻新领事馆也聘请了一些外籍人员。例如，驻喀什的英国领事馆就聘有两个印度籍秘书，一个印度籍医官[20]。除此以外，新疆的一些富商及上层也存在聘外籍人员的现象。 不论留学生，还是外聘人员，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新疆的面貌，推进了新疆现代化进程。 五、考察团——多种诉求融合的人口流动 新疆，地处丝绸之路的黄金地段，与周围八国接壤，是中西文明交流的枢纽。无论从军事战略上，还是从文化上考虑，她的地位都是非常重要的。为了侵略扩张，为了开展学术研究，怀揣不同目的的各种考察团在近代频繁往来在这条古道上，使得沉默许久的丝绸之路再次热闹起来。这些只忙碌于自己所关心的事情中的人们也许从未想到：他们正是近代新疆跨国人口流动中最具特色的。这批跨国人口流动人群最大的特征是流动的单向性，即皆是入新，有输入，无流出。 综观近代新疆史上的各种考察团，可以将它们简单地归为两种类型。首先是以搜集情报为目的的军事考察团。这类考察团由于执行的任务特殊，往往是秘密进行，所以一般是单人成行，全权自己负责。早期入新考察的目的多是出于军事需要，故而早期的考察团多属此类型。该类型考察团中比较有名的考察人员如沙俄的谢苗诺夫、芬兰的马达汗、日本的日野强等。其次便是考古学等方面相关学术的科学考察团。该类考察团主要是在1890年《鲍尔文书》发现后，引起一大批学者对新疆的关注而争先恐后组建而成。且这类考察团不像军事考察团那样，往往只组织一次、排他性强；很多的时候，科考人员要多次往返；基于相互照应、节省开支、学科互补等方面的考虑，他们更乐意组团，所以规模往往较大。著名的科考团有中法联合考察团、中瑞西北考察团等，它们的规模都较大，都多达20余人以上。 以考察团方式形成的近代新疆跨国人口流动，它在客观上对新疆的历史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军事考察为目的的考察人员对于新疆当时风土人情等方面的记载和描述为日后新疆历史和自然科学研究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第一手资料。科学考察团更是开辟了新疆文化研究的大门，一系列的古墓遗址的发掘开创了一些相关学科诸如吐鲁番学、龟兹学等。考察人员当时对于这些学科的初步探讨奠定了现在研究的基础。对于客观形成的积极影响，我们不能抹杀；但对于他们主观上的不良动机，我们要予以坚决的批判。 六、结语 以上文中五种方式形成的近代新疆人口跨国流动，它在近代新疆史上写下了浓厚的一笔。跨国人口流动促进了近代新疆各项事业发展，推动了新疆各民族间以及与中亚各国的文化交流，奠定了今天新疆多元文化的基础；同时，从长远来看，也给新疆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 注释： [1]日野强著，华立译．伊犁纪行，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6年9月，第405页。 [2]韩敏．清代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史，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 [3]李琪．中亚维吾尔人，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4页。 [4]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兰溪出版社，1986年，第6444页。 [5]伊犁文史资料（第四辑），1988年。 [6]增新：补过斋文牍，乙集上，第6页。 [7]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癸集三，第31页。 [8]转自《民国新疆社会研究》，《选新疆建设计划大纲草案》，第2页。 [9]新疆通志•侨务志，第26卷，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17，42页。 [10]杨增新：补过斋文牍，庚集三，第5页。 [11]张锡忠：新疆政府志资料•民国时期，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10页。 [1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档案，外1－2－648，第17页。 [1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档案，外1－2－648，第17页。 [14]新疆通志•侨务志，第26卷，第44－45页。 [15]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商务印书馆，1986，第469页。 [16]同上，第477页。 [17]转引自《民国新疆社会研究》第99页，新疆外交研究所编《新疆外交报告表》，1910年编印。 [18]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续编。 [19]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新疆人民出版社，1979年。 [20]K．马嗄特尼D．西普顿：外交官夫人的回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