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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传统海疆观念是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的反映，具有弛张更替、强干弱枝、守土防御等特质。“天地君亲师”，“安内攘外”、“重陆轻海”，“和柔四夷”、“以夷制夷”等传统疆国观念是其产生与发展的渊源。这些传统海疆观念缺乏对海疆观念整体性的把握，延缓与桎梏了中国海洋社会经济的整体成长，加大了民族间的隔阂，不利于民族间平等交往。 关键词：海疆观念；海洋社会经济；海防；海权 中国是一个陆海兼容、生态环境多样性的国家。“中华民族的形成，经历过农业部族和海洋部族争胜融合的过程，中华民族中也包含了向海洋发展的传统。”[1](P1)中国历代统治集团与士大夫阶层传统的占主导地位的“大一统”、“重农轻商”、“重陆轻海”、“和柔四夷”等海疆观念，制约着政府的决策，尽管不时遭到辩诘，但其思维定式不断地被强化，弱化与延缓了中国人面向海洋、走向海洋的能力与势头，导致了晚清以来中国人在与西方殖民主义者的较量中一败涂地。国内外史学界对中国传统海洋文化，尤其是对中国传统海疆观念的产生与发展过程及其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研究较少，本文拟对此问题进行解读，以期引起同行的关注。 一、中国传统海疆观念的特质 我们知道，任何观念的产生，都不能离开当时所处社会的客观条件。一定社会的观念，都是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的反映。中国传统海疆观念是当时所处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的反映，并给当时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以巨大的影响。中国传统海疆观念大致缘起于先秦以前，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与延续至清代，具有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脉络，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自身的特质。 (一)弛张更替。宋元以前中华民族是以一种较为开放的海疆观念融入海洋的，这一时期的海疆观念大多表征为“弛”的特质。明清时期由于“海患”的出现与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东来，明清政府的海疆观念大多表现为“禁海———开海———禁海”的弛张交替的特质，但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海疆观念大多表征为“张”的特质，出现了宋元以前与明清时期海疆观念弛张更替的规律。 秦始皇五次巡察，曾四次巡视到齐、燕沿海等地，强烈地领悟到大海的浩淼与深邃。汉代打通西域，开辟陆上丝绸之路，又进军海洋，打通海上丝绸之路。西汉以降，尤其是唐、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得到充分展拓与延伸，对外联系日益紧密。唐代设立市舶使制度，允许外商入唐贸易，对海外贸易采取保护政策，广州作为当时中国重要的港口城市名扬四海，已经初步具有了经略海疆的意义。“唐宋时期中国经济重心南移东倾与汉人南迁的移民潮和对外交通的大通道从西北陆路向东南海路转移同步，航海贸易受到西亚阿拉伯蕃商东来的刺激和带动，而有长足的进步。宋代隔舱防水技术和指南针在海舶的使用，海洋天文、水文、地理知识的不断增进，海洋远洋航运贸易能力迅速攀升。”[2](P55)特别是宋高宗南渡时期，财政十分拮据，把开放海洋作为国策，市舶收入成为南宋王朝一项重要的财政来源。仅福建市舶司一地，在建炎元年(1127)至绍兴四年(1134)的八年之内，一个蕃舶纲首招致的舶船，就获得98万缗的“净利钱”。[3]同时，一大批沿海港口城市，如杭州、明州、温州、澉浦和泉州因运而生。尤其是泉州取代广州成为东方第一大港和东南亚贸易网络的中心。[4]宋代对海洋的社会经济属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对海洋防卫和海洋安全的重视程度较之前代也有所加强。[5](P49)为了保卫对外航道的安全通畅，宋代在沿海的主要港口城市如明州、扬州、泉州、广州的外围，设置军寨，分兵把守。元朝建立以后更把发展海洋作为国策，海洋经济发展达到鼎盛时期。元朝政府变更禁官泛海贸易之令，“听海商贸易，归征其税”。[6]同时承袭南宋市舶司制度，设立了上海、澉浦、庆元、泉州四市舶司，后来又陆续增加了杭州、温州、广州三处市舶司，并放宽政策，除市舶司和市舶司所在地的官员禁止“下蕃货卖”外，其他“诸王、驸马、权豪、势要、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诸色人等”均可“下蕃博易”。为了取得更多的收入，还由政府出本钱或给舶商出海贸易，称为“官本船”。[7]由于大力发展海外贸易，拉动了对海防与国土安全的需求。元代的展土拓疆意识十分强烈，两次东征日本，又南征占城、安南、爪哇，引发了“防海”、“防倭”的安全需求。这种“防海”、“防倭”的安全需求正是海防与海权意识兴起的内部张力，标志着中国传统海疆观念的初步觉醒。可惜好景不长，迨至元末明初倭乱尤其是清政府的“海禁”政策之后，随着海疆安全问题日益凸现并进而成为统治阶级政权的隐患时，原本逐渐开放的海疆观念开始转向，出现了明清两朝与以前朝代海疆观念弛张更替的困局。明洪武时期，为应对倭乱，实行“海禁”政策，规定“寸板不许下海”，逐渐从海洋上退缩，这种政策一直持续到明穆宗时期。尽管穆宗以后又实行“开海”政策，但并没有改变明政府逐渐从海洋上退缩的海疆观念。实行“禁海”政策的目的原本是为了防止“倭乱”的袭扰，巩固海疆，但却适得其反，反而加剧了海疆的危机。为对付明郑集团海上势力，清初又实行“海禁”、“迁界”政策，颁布《申严海禁敕谕》，规定“有将一切粮食、货物等项与逆贼贸易者，不论官民俱行奏闻处斩，货物入官”。[8]康雍乾时期，清政府又实行过几次“禁海”与“开海”政策，但均没有改变传统海疆观念。当时正值新航路的开辟与世界大航海时代的到来，统治阶级应对的策略只是在“禁海”与“开海”之间徘徊，面对西方殖民主义“海患”势力的东来，只能闭关自守，消极被动地防御，在弛张更替之中沦落到被动挨打的窘境。 (二)强干弱枝。中国古代以农为本，农耕文明十分发达。农耕文明是强势、主流，农耕文明在局部地区被掺杂糅合成带有海洋文明的特质。区域性、民间性是中国传统海洋文明的基调和真切意蕴。[4]沿海地区尽管有着充满活力的传统海洋文化因子，但在古代生产力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很难在与农业文明的争胜中处于优势。中国地理环境西、北背负大陆，且地势西高东低，在古代航海技术不发达的情况下，很少有海患的袭扰，形成了地理环境十分封闭的格局，所以统治阶级“重陆轻海”的海疆观念极易被强化，陆疆与海疆形成强干弱枝之势。以中原地区为中心、周边地区为边缘，陆疆防御为强干、海疆防御为弱枝的海疆观念根深蒂固。正如李东华所言:“自史前迄秦汉时代，从东西向海洋民族、大陆民族的抗争(夷夏)到南北向海洋民族与大陆民族(汉越)抗争的过程，从而说明海洋文化是中国古代基层文化重要的一支。但因两度抗争都是由大陆民族获得决定性的最后胜利，因此形成中国历史传统大陆性格为重的发展。”[9](P32)中国传统海疆观念受制于中国传统疆国观念，在这种传统疆国观念的支配下，海疆观念与海权意识的开放与觉醒往往受到统治阶级“重陆轻海”疆国观念的打压、牵制。即使在具有最开放的海疆观念的宋元两朝，统治阶级也不断地强调:“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10](P2354)“朝廷绥抚远俗，禁止末游。”[10](P2354)明代的胡宗宪在《筹海图编》中提出“防海之制，谓之海防，则必宜防之于海”[11]等积极主动的海疆防御思想，遭到许多士大夫的质疑，而在传统海疆观念的支配下，也很难付诸实施。清康熙时期限制民间制造大船，规定“如有打造双桅五百石以上违式船只出海者，俱发边卫充军”。[12]这是清政府对海外贸易进行限制的一种策略手段，其实质依然是中国传统海疆观念在作祟。正如沈鸿烈反思的那样，“我国自有史以来，素持农本商末主义，使人民醉生梦死于小天地中，直接为活跃进取、商务振兴之妨，间接为贸迁有无、航业发展之碍者，固为我民族受病之源。”[13](P1129)中国沿海地区积极进取的海疆观念只能局限在一定的藩篱内，停留在民间与地方的层面上，始终不能突破中国传统海疆观念的窠臼而居于主导地位。 (三)守土防御。中国沿海地区始终存在着向海洋社会经济发展的欲望与冲动，当传统的海洋社会经济的能量被释放出来以后，来自海疆的国土安全便成为统治阶级的一种政治诉求。“由于自古以来形成的以农业文明为中心的经济政治格局，铸就了陆主海从、重陆轻海的思维定式，从而使中国海洋观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守土防御的特点。”[5](P56)中国历代统治阶级均尊奉“内外有别，亲疏不同”的“华夷观”与“服事观”，其所从事的海上军事活动基本上围绕着“华夷大防”、“以夷制夷”的观念而展开。一旦遇到强大的势力打击时，疲于应付，消极防御，最后落到被动挨打的窘境。秦代曾经略过岭南，汉武帝也曾征服过南越与闽越，具有积极主动的拓边精神。唐代恪守着陆主海从、重陆轻海的传统海疆观念，宋代虽把发展海外贸易作为国策，元代更积极地开拓海疆，但都具有明显的守土防御的特质。明代开国之初所实行的“禁海”政策，主要是防范东南沿海的倭乱。面对北方蒙古残余势力的侵逼，边防的重心主要配置在西北地区，对中国的海防则实行守土防御的政策。统治阶级认为“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14](P30)一些抗倭的名将如俞大猷、戚继光、胡宗宪、郑若曾等人曾提出过“御敌于海”、“御海洋、固海岸、严城守”等打击倭寇的海防思想，具有积极的进取精神，但在当时海军实力不济的情况下，也不可能付诸实施。清代也秉承了中国传统的守土防御的海疆观念。如康熙三十年(1691)在上谕中说:“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实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敢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疆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15]仔细分析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清政府具有明显的守土防御、“和柔四夷”的思想。晚清时期，面对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坚船利炮的入侵，清政府采取“各守要隘，认真防范。如有该夷船只经过，或停泊外洋，不必开放枪炮，但以守御为重，勿以攻击为先”[16](P467)的海防政策。以龚自珍、林则徐、魏源、梁廷、姚莹、徐继畲等人为代表的经世派纷纷著书立说，介绍西方的情势，抨击中国传统海疆观念，开始促使中国人从传统的海疆观念中警醒；以郑观应、薛福成、严复等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也纷纷翻译西学，针砭时弊，主张学习西方的社会制度，提出了积极的海防与海权思想，但是对当时的实际影响相当有限。其后的“船政兴废之争”、“海塞之争”、“航海利权之争”，虽然具有向近代海疆观念转型的滥觞和倾向，但基本上还是中国传统海疆观念的延续和发展。由于统治阶级始终抱着传统的守土防御的海疆观念不放，中国传统海疆观念向近代转型十分曲折艰难。 中国传统海疆观念根深蒂固，具有自身的特质。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这些传统海疆观念的形成与发展有其自身的思想渊源，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中国传统海疆观念的思想探源 中国传统海疆观念在宋元以前基本上是以比较开放的心态迎接海洋的，而“明清时代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大变动的时代，也是中国‘传统内变迁’引发新旧交替的冲动和面对西力东侵、西学东渐压力的剧变时代。”[5](P279)在这一时期，“海洋经济意识始终局限于沿海的民间层次，而难以向内陆推进和转化，更不可能向内陆中心体系产生较大的影响和冲击，因而迟缓了中国政治权力核心对海洋开放和传统官僚体系的近代化。”[1](P4)中国传统海疆观念的形成与发展受制于中国传统疆国观念。中国传统疆国观念，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层面: (一)“天地君亲师”。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天地君亲师”的大一统疆国观念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初露端倪。尧舜禹时代就有协和万邦，“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17]的疆国观念。迨至殷商周时代又有“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18]、“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19]的大一统疆国观念。其后，孟子提出了“定于一”的大一统思想。孟子说:“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家国，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20]荀子也提出“君者，国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乱，自古及今，未有二隆争重而能长久者”[21]的大一统的疆国观念。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中央集权制，大一统的疆国观念又不断被强化。到了西汉时期，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提出以后，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天下一统的疆国观念延续了两千多年，对我国海疆观念的形成、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太宗时期实行“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22](卷198)的大一统疆国思想。宋代推崇“程朱理学”，更使大一统的疆国观念得到进一步强化。元代也强调“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10]的重农抑商的政策。明代朱元璋时期，重申“厚本抑末，使游惰皆尽力田亩”[23](卷177)的政策。清代康熙皇帝曾上谕:“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矣，治天下之道，以宽为本。”[24]乾隆皇帝也提出:“圣帝明王为治，莫不以礼为本，然后渐之以仁，摩之以义，和之以乐而天下化成”[25]的大一统疆国思想。可见中国历代统治者均恪守着大一统的疆国观念，主张以仁、义、礼、智、信治理天下。 (二)“安内攘外”、“重陆轻海”。中国周边地理环境封闭，且地势西高东低，在明代以前，中国的海疆很少有外患与战事，故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用力方向均在北方与西北地区，轻视海洋，海权意识淡薄。自秦迄明，历代统治者均修长城抵御外患。他们认为只要把中原治理好，就可以治国平天下。“中国(中原)既安，四夷自服。”[22](卷193)正所谓:“夫四民之中，农居大半，男耕女织，各司其业，治安之本，不外乎此。”[26](P94)这是中国古代“攘外必先安内”疆国观念的典型流露。明皇帝朱元璋曾上谕:“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照，无有远近，一视同仁，故中国奠安，四方得所，非有意于臣服之也。”[23](卷34)他认为:“胡戎与西北边境，互相密尔，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防之。”[27]面对东南沿海倭寇的袭扰，认为海防就是防寇，实行“重陆轻海”的政策。清代的疆国政策依然把边防的重心放在西北地区，平定了漠北蒙古的叛乱，统一了新疆地区，加强了与西藏地区的联系，并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七月与沙俄签定了《中俄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中俄两国东段的边界，成功地遏制了沙皇俄国在我国东北黑龙江流域的扩张。由于传统疆国观念的影响，清政府实行守土防御的海防政策，强调:“沿海各水师，仅为防守海口、缉捕海盗之用，辖境虽在海疆，官制同于内地。”[28](P3981)清廷平定台湾以后，采取以守为主，和辑相安的政策，把海防政策放在防守的基点上，具有明显的“重陆轻海”的疆国观念。尽管西方资产阶级在18世纪已经形成了近代意义上的海防、海权、国土安全观念，但统治阶级的统治中心，无论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还是思想文化建设均强调“安内攘外”的政策，海权意识和国土安全意识极其淡薄。 (三)“和柔四夷”、“以夷制夷”。中国传统疆国观念中还包括中原王朝与边疆少数民族、外族的关系。中国历代王朝均实行“和柔四夷”、“以夷制夷”的政策。《左传》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诸侯。”[29]孟子云:“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20]“以华变夷”，“以德化之”均是历代统治阶级处理少数民族与外国关系的政策。由于古代王朝统治的中心均在中原地区，只要中原地区稳定，天下安康，就需要采取“和柔四夷”、“以夷制夷”的方针政策，以达到和睦四邻的目的。据《后汉书·西域传》载:“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30]三国、魏晋南北朝、隋都积极地发展海上贸易。唐代强调“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31]的“和柔四夷”的政策。明代郑和七下西洋，宣威海外，实行朝贡贸易。明中叶以来，随着倭乱与西方外来势力的侵入，统治阶级擎起“以夷制夷”的传统疆国观念的旗纛，用夷之长技来实现“以华变夷”或“夷夏大防”的目的。针对外国殖民主义者的入侵，晚清时期，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另谋《筹海篇》，图谋抵制外国殖民主义的入侵。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历程，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为代表的洋务派积极主张大力发展海军，建立海军学堂，培育人才。1874年11月5日总理衙门上递《海防亟宜切筹武备必求实际疏》，强调筹办海防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同月19日，丁日昌又请人代上《海洋水师章程》六条，提出设立北洋、东洋、南洋三支海军。李鸿章也奏上《筹议海防折》，爆发了“海塞之争”。经过反复辩诘，清政府采取了海防、塞防并重的方针。由于经费拮据，只创立了北洋海军，但对近代中国海军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次大讨论，标志着清政府开始了由原来单一的海防观念向全方位的海防观念，由原来被动应对的海权观念向主动诉求的海权观念的转型。由于清政府实行的“重陆轻海”的政策没有实质性的改变，随着中日甲午战争北洋舰队的覆灭，并没有达到“以夷制夷”的预期目的，反而加重了海疆的危机。 中国历史延续与发展了两千多年，中间朝代不断更迭，但其疆国观念承继得多，创新得少，这些传统疆国观念对中国传统海疆观念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中国传统海疆观念的深层反思 中国长期的历史发展所形成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和政治架构使“大一统”、“重本抑末”、“重陆轻海”等传统海疆观念不断延续和强化，从而阻碍了中国近代海疆观念的产生。把握与梳理中国历史发展脉络，展望未来，我们可以对中国传统海疆观念作更深层次的反思。 (一)中国传统海疆观念延缓与桎梏了中国海洋社会经济的整体成长 “海洋经济和海洋社会的完满形态是近现代才有的，但其基本要素是从古代海洋发展的传统中游离出来的。因此，海洋沿岸国家的‘传统内变迁’，能够在局部地区或海域首先突破，产生海洋经济和海洋社会组织的雏形。”[1](P3)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沿海地区海洋社会经济的发展始终从属于以内陆为中心的传统农业经济。大陆沿海海岸带与岛屿带的开发模式，基本上还是大陆传统农业社会发展模式的延伸与移植。“事实上，中国古代向海洋发展的小传统始终没有被割断，只是表现时强时弱而已。汉唐以来，海上交通、海上贸易、造船和航海技术、海上捕捞和海盐制造等等，都有深厚的历史积淀。”[1](P4)明代中叶以后，世界大航海时代来临，同时中国社会经济开始向商品经济倾斜发展，东南沿海地区私人海上贸易飚兴，对中国传统的“大一统”、“重陆轻海”、“重农抑末”等海疆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冲撞。但统治阶级始终恪守着小农经济的传统海疆观念，强调社会的稳定与统一。即使在海洋经济与商品经济比较涌动的宋元两朝，海洋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发展也被限定在并不危及封建政权稳固的基础之上。明清统治阶级原本可以审时度势，因应时代发展的趋势，采取更为开放、包容与弹性的海疆政策，但却抱着“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僵化观念，采取“禁海”、“开海与禁海”、“迁界”等弛张交替的海疆政策，逐步从海洋上退缩。对于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许多士大夫认为是“奇技淫巧”，没有必要向外国人学习。如俞樾认为:“彼之智巧日出而不穷，而我乃区区袭其已成之迹，窃其唾弃之余，刻舟而求其剑，削足以合其履，庸有济乎?”[32](P30-31)王炳燮也认为，“若使富民挟其利器，无借多工，则富者益富，贫者益贫，王政之平，谅不取此。”[33](P5)这种思想显然不利于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与生产方式。由于中国海洋社会经济的发展缺乏官方的支撑与传统海疆观念的内驱力，只能局限在民间性、地方性的层面上，并没有上升为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东南沿海局部地区海洋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只能以扭曲变形的“非法”走私的形式表征出来，严重地桎梏与延缓了中国海洋社会经济整体性的孕育与成长。 (二)海防与海权意识淡薄，缺乏对海疆观念整体性的解读 近代意义上海疆观念包括海权意识、海防意识、海洋经济意识、海洋政治意识与海洋国土意识等全方位、整体性意识。中国古代海疆观念中政治意识强，经济意识弱；海防意识被动防御多，主动出击少；海权意识与海洋国土意识缺失；缺乏向海外开拓与积极进取的精神。明清以前，由于沿海地区海患少，统治阶级的边疆观念与政策均用力在中国周边的少数民族地区。明清以降，由于太平洋航路的接通与西方殖民势力的东来，传统的疆国观念受到挑战。西方殖民者受经济利益的驱动，大力向海洋发展，以海洋发展拉动经济发展，以经济发展拉动军事发展，形成一种良性循环。明清政府本应顺应时代潮流，转变自己的海疆观念，及时调整海疆政策。然而，明清政府却反而逐渐从海洋上退缩，宋元以来先进的造船技术与航海技术在明清时期停滞不前。明清政府缺乏对世界大势的认真解读，在与西方的竞争中拉大了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差距。 中国传统海疆观念，在海防建设上表征为“重陆轻海”，经济建设上表征为“重农抑末”，军事建设上表征为海防空虚、武备废弛。中国在很早的时期就已经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进行海上贸易，但大多是“朝贡贸易”，以政治原则优先，宣扬国威，缺乏经济利益的互动。“而由官方一手控制垄断的朝贡贸易则缺乏内在的经济利益驱动，结果造成‘连年四方蛮夷朝贡之使相望于道，实罢中国’的尴尬局面，下西洋的空前辉煌很快就演变为官方经营海洋的千古绝唱。郑和舟师虽然早于西方开洋远航，但却未能率先走向世界。”[5](P280)乾隆以降，以西方殖民者为主体的侵略势力东来，清政府的海疆防御政策发生了转向，国家防御的重点不得不从西北内陆方向逐渐转移到沿海地区。晚清时期，尽管林则徐、魏源等人面对着西方殖民者的入侵，提出过朦胧的近代海防与海权思想，但没有从根本上摆脱传统海疆观念的桎梏。洋务运动打着“自强”、“求富”的旗纛，创立了近代中国海军。“归根结底，一个国家的海军、海权与其海洋经济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当海洋利益在国民经济中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时，海军建设必然缺乏内驱力，海权的呼声必然缺乏持久的热情和支持力。当一个民族把拓展海外市场看成是本国经济发展重要组成部分时，其海洋军事力量势必受到相应的重视，因为，海外贸易和利益扩张需要借助海军来实现。”[34](P322-323)由于清政府海防、海权观念淡薄，中国海军发展的整个过程始终呈现出一种“海患紧则海军兴、海患缓则海军弛”的消极、被动的状态。因此当北洋舰队组建之后，清政府便认为海军已经发展到“用之自守尚有余”的地步，便停止了对海军发展经费的支持，甚至将一些经费挪用于修缮皇家园林。这一时期的“船政兴废之争”、“航海利权之争”、“海塞之争”也主要是围绕着海防与海权观念而展开的，距离近现代的海权与海防观念差距太远。马汉的海权理论认为，能否控制海洋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兴衰。只有控制海洋，拥有制海权，特别是与国家发展战略和海上商业贸易有关的航海控制权，才能实现近现代国家的富强与繁荣。[5](P276)未顾及海防与海权这一中心议题，只能导致统治阶级舍本逐末，不可能真正地控制海洋、开发与利用海洋、保卫海洋国土。中国历史的发展已经充分地证明了“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一切”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 (三)中国传统海疆观念加大了民族间的隔阂，不利于民族间平等交往 中国传统海疆观念均以“大一统”的思维定式处理汉族与少数民族、西方外来势力的关系。这在古代封建政权相对封闭的条件下，有利于维护中央集权的体制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有利于民族的统一与发展。但随着时代的变迁，以地方民族自治为核心的近代国家雏形出现，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以大一统的思想为主体的海疆观念阻碍了民族的进步与发展，不利于民族之间的平等交往。“以华制夷”、“华夷秩序论”、“以夷制夷”导致了民族间的隔阂及世界各民族的交往、互通有无，妨碍了中华民族对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的吸收。中国历代统治阶级“希望通过羁縻手段，凭借文化上的强势，逐渐同化任何侵入中国社会的文化弱势的民族和国家。这是中原汉民族与周边游牧民族几千年相处经验的历史遗存与心理凭借。利用这种经验对付西方列强，事实证明是无效的。”[34](P310)这也是历史发展给我们的启迪。我们不能苛求于前人，因为中国传统的海疆观念有其存在的历史诱因和适宜土壤。按照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一定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只能建立在一定的生产力、经济基础之上。这样，“在突出内治、强干弱枝的统治格局中，虽然体现出传统的‘以藩屏周’、‘天子守在四夷’的治边思想，但实际上却形成了虚边和弱边的效果。”[35]由于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东来，导致了“中退西进”的格局。晚清统治者也意识到西方殖民主义的潜在威逼，但始终恪守着“天不变，道亦不变”、“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古训，不可能变更封建制度本身，只能在传统体制的框架内遮遮掩掩、修修补补。正如当时日本著名政治家伊藤博文在抨击中国政治时所说的那样，“中国执权大官腹中经济只有前数千年之书，据为治国要典。中国以诗文取文，以弓矢取武，所取非所用。稍微变更，则言官肆口参之。虽此时外面于水陆各军俱加整顿，以我看来，皆是空言。缘现在法事甫定之后，似乎发奋有为，殊不知一二年后，则又因循苟安，诚如西洋人形容中国所说，又睡觉矣!”[36]中国传统海疆观念虽然在客观上延缓了西方殖民主义势力侵略的步伐，但终究抵御不了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中国传统海疆观念的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国家海疆观念的强弱，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历史进程与兴衰荣辱。“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我们不可漠视海洋权益，尤其是不能听任祖国的海洋权益继续受到损害。我们应当制定海洋经济的战略，不断加强海洋经济建设，促进综合国力的迅速提高，为海洋事业的全面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36](P325)回眸历史，前瞻未来，我们应该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海疆观念形成与发展的曲折历程，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努力提升全民族的海疆观念。在向海洋进军的时代，顺应世界发展的大势，加强国防建设和海洋安全观念，真正地利用海洋与开发海洋，应对海洋提出的各种挑战。 参考文献: [1]杨国桢.明清中国沿海社会与海外移民[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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