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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界对北魏经济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显著成就，尤其对北魏前期的社会性质以及迁都前后实施的均田制、三长制对经济转型的影响等问题的探讨颇多，也对北魏各经济区域的经济发展状况做过一定的研究。然而，学术界对北魏的边疆问题尚缺乏必要的关注。笔者认为，北魏虽然统一了北方，但其北面和南面分别面临游牧民族柔然和东晋、南朝的军事威胁，边疆问题始终困扰着北魏统治集团，并最终演化为倾覆北魏政权的导火线。本文对北魏西北的边疆经营做条陈缕析，进而探索北魏边疆问题的焦点——北镇问题与迁都之间的关系。 北魏对西部疆土的经营 北魏对西部疆土的经营，是在先后攻灭盘踞关中及以北地区的赫连夏，以及割据凉州的北凉的过程中逐步展开的。早在北魏太宗时期，河西游牧部落便不断向北魏境内迁徙。之后世祖夺取赫连夏首都统万，摧毁赫连夏政权，加之先期已从夏手中夺取长安，从而获得了历史上西部重要的关中经济区。 根据世祖“修其教不改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经济策略，凉州成为北魏重要的畜牧业区，保留其原有的区域经济特色。太平真君五年（444年）10月，北魏打败吐谷浑王慕利延后，吐谷浑贵族伏念等“率其部一万三千落内附”。吐谷浑邻近河西，又是被晋王伏罗率领的凉州驻军击败，因此这些吐谷浑民户被安置于凉州从事游牧生产的可能性更大。公元460年，北魏征发并州、肆州的民工五千余人修河西猎道，这是一项旨在沟通平城中心经济区与河西凉州经济联系的宏观经济行为。 在保留凉州游牧区域经济特色的同时，北魏也通过移民屯垦加强凉州的农业经济基础。如北魏谋臣崔浩充分考虑了凉州的军事地理价值，并参考西汉成例，力主移民农垦，为凉州迅速融入北魏国家经济一体化做出了贡献；著作佐郎袁翻则建议，把内附北魏的柔然部落安置在凉州，从而实现实边、抚民兼顾的综合效益；等等。这些朝中大臣以及地方官员的施政思路大体一致，都是追求农垦实边的政治与经济效益。 关中地区虽然在前秦、后秦时期得到大力发展，但是在被赫连夏占据后，经济逐渐凋敝，直到北魏攻灭赫连夏政权后才得以逐步恢复。可是，至孝文帝时，关中形势仍不稳固。为稳定中心经济区洛阳，北魏从安全的角度出发，大力经营关中。世宗时，在华州刺史元燮的建议下，北魏选择了地理位置更优越的冯翊古城（今陕西省大荔县）取代李润堡（今大荔北）成为华州治所，理由是前者和洛阳之间有更便利的水路交通优势。 北魏屯田条件相当恶劣，如果不能实现自给，则需要内地的物资支援。这使运输问题显得十分棘手。薄古律镇（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的将领刁雍有一整套严谨的农垦方案，建议以船运代替陆运，提高运输效益。他事先对薄古律镇的水文、山川地理状况做了翔实的调查，然后在富平艾山兴修大型水利工程，取得了一定成效。 北魏对北镇的经营 为保卫北部边境免遭柔然部落的侵犯，捍卫农耕文明成果，北魏继承历代中原王朝传统，致力于长城的修筑。孝文帝时，朝廷名将源贺、源怀父子俩提出在修筑长城的同时辅以屯田的北疆防御策略，获得了朝廷的认可。长城的修筑为北魏农业经济的转型构筑了外围屏障。正如逯耀东在《从平城到洛阳——拓拔魏文化转变的历程》一书中所说，“建筑长城和拓拔化农业发展有密切关系，因为长城本身意义，就是分隔草原与中原两种不同文化类型的象征”。 尽管北镇以军事防御为主要功能，但其经济生活一旦与内地隔绝，不仅会损害北镇的经济基础，更会危害国家安全。为此，有识之士呼吁朝廷重视北镇与内地的经济联系问题。 北镇本来是维护北魏中期都城平城的安全屏障。北魏中期，统治集团对北镇十分重视。但是到孝文帝时，北镇经济问题已很严重，尤以粮食缺乏为甚。尽管历史传统和北魏自身实践均证明军事屯垦是解决边境经济问题的有效手段，但是，北镇与洛阳的社会组织不同。迁至洛阳的北人早已成为编民，中国传统的宗法组织成为他们的社会组织，但北镇却不相同，除一部分编民外，更多的是府户、部落与罪人。这使鲜卑人在迁都后由于国家经济重心南移而必然出现族群分化。结果，迁都后北境经济发展滞后于南部，特别是北魏朝廷因迁都，对北镇问题的态度早已不如以前那样重视。 与此同时，均田制在北镇也落实不力，造成贫富不均等诸多弊病。为此，北魏朝廷极力安抚北镇居民，试图给予北方六镇与内地一样的政治待遇。这是迁都洛阳后的北魏对六镇的区域经济进行整合所做的一次努力。为了协调南迁洛阳后原平城中心区与洛阳新中心区之间的关系，熙平二年（517年）10月，北魏朝廷发布诏令，表示并不因迁都而偏废旧都，希望未迁者“安堵永业”，但是两地自然条件和经济基础迥异，加之政治中心随迁都而南移，国家经济整合的基点和重心也必然相应南移。 孝文帝以果敢的决心迁都洛阳，改姓易服，成为我国古代著名的改革事件，为后世史学家高度肯定。其实，通过上述分析，孝文帝迁都的时机并不十分成熟。因为北魏经济尚处于由游牧生产方式向农耕生产方式的转化过程中，北境虽然通过长城的修筑和自身军事实力阻挡了柔然的袭扰，但是南部与南朝边境地区的拉锯局面仍然使疆土变动不定。孝文帝如果将促进各经济区域整合的新重心作为迁都的理由，本身并非不明智。但是迁都后，孝文帝仍然不断南伐的举动则充分证明，孝文帝迁都与推行汉化的最主要动机并不是致力于巩固农耕生产方式的转化成果，也并非致力于境内各经济区域的整合，而是以洛阳为跳板南下实现统一。 由于孝文帝的国家行政意识过于超前，在并未充分巩固和消化生产方式转化成果的条件下，便把南征作为主要任务，这至少不是最佳选择。其实，北魏经过世祖到孝文帝几代帝王对南朝的持续用兵，特别是趁南朝宋齐交替之际，凭借本来就占有的军事优势，陆续将青、齐、徐、兖诸州和淮北、淮南纳入版图，更加强了北魏的地缘政治优势。北魏所需要的，是在充分实现自身各经济区域的整合、以提高其综合经济基础特别是主体农业经济基础的同时，等待南朝政局出现可资利用的变局。孝文帝南迁后想利用南朝齐梁交替之际不断南征，虽然有局部胜利，但是彼时南朝局势迅速稳定，而北魏自己反而延误了促进国家经济一体化的最佳时机。孝文帝去世后，由于北方的鲜卑人和迁至洛阳的鲜卑人逐渐产生族群分化，北部边境屏障自我坍塌，北魏终于尝到了边疆问题处理不当的苦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