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世纪30年代，随着日本侵华行动的日益肆虐，中华民族危机不断加剧，新疆也陷入了空前的动荡之中。新疆危机加剧了西北危机，于是新疆问题成为当时的知识界、舆论界关注之焦点，国人对新疆问题的讨论盛况空前。其内容十分广泛，涉及新疆社会的方方面面，在国人面前展示了一个较为真实的新疆。 西北边疆研究热潮的兴起 上世纪30年代，从全国看，日本侵华，中华民族面临危机；从局部看，由于哈密事变，导致新疆全面动荡。面对空前加剧的重重危机，国人认为西北可以作为中华民族持久抗战的大后方，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故以西北为复兴基地的呼声也愈发高涨。1932年，南京国民政府甚至决定“以洛阳为行都，以长安（西安）为西京”。同年12月19日，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等人又提出《开发西北案》，决定设西北拓殖委员会，从事有关西北各个方面的开发事宜。 南京国民政府对西北问题的关注和对西北开发的提出，进一步激发了社会各界关注西北问题的兴趣和热情，并掀起了一股考察西北的热潮，许多个人、团体纷纷奔赴西北各地，进行各种名义的调查和研究。一时间，从政府官员到普通学者通过实地考察、旅行，写出了大量考察行记、游记。 同时，研究西北问题的各种学术团体也相继成立，如北平的西北协会、西北公学社，南京的西北问题研究社、西北周刊社，上海的西北公论社、西北问题研究会等。这些团体一面从事西北开发的调查研究工作，一面积极创办自己的刊物，发表对西北开发的意见和建议。如国立北平大学法学院边声社发行的《边声》、《中央亚细亚》，上海新亚细亚月刊社的《新亚细亚》，北平西北研究社创办的《西北研究》，上海西北屯垦团事务所创办的《开发西北月刊》，南京天山月刊社创办的《天山》月刊（原名《边铎》）等，成为研究西北的主阵地。这些刊物大量刊载有关西北开发的文章，在全国形成了一股开发西北的舆论热潮。 此外，各类论著也纷纷出版，如刘文海的《西行见闻记》、林竟的《西北丛编》、杨钟健的《西北的剖面》、安汉的《西北垦殖论》、华企云的《新疆问题》、吴绍璘的《新疆概观》、曾问吾的《中国经营西域史》、蒋君章的《新疆经营论》等。 这一时期的西北研究中，对新疆问题的考察和研究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此外还有对国外学者相关研究的翻译。官员、学者是主要的研究者。这些文字记载着新疆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民族、宗教、地理、历史等各个方面，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新疆的关注和了解，是我们今天了解新疆、研究新疆不可忽视的珍贵材料，更是我们考察分析这一时期国人对新疆问题在思想观念上变化的重要载体，这种思想观念的变化是近代新疆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对以后新疆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有关新疆的论述 1．西北中枢论：关于新疆国防战略地位的论述 上世纪30年代，舆论界、知识界在谈及新疆战略地位时，几乎都援引了左宗棠“中国国防重点在西北”的思想主张，但人们对新疆的认识，已经随着时代的前进和国际形势的变化，有了很大进步。 首先，在他们看来，新疆是西北的中枢，西北国防即是新疆国防。如西北史地学家黄文弼指出，“西北问题之中枢，自以新疆为中枢。一方面因新疆北临苏俄，南临强英，外患日急，危机潜伏，虽未势若燎原，但已危在旦夕。新疆地处极边，为内地甘青宁绥诸省之屏障，故保全新疆之安全，亦即系保全西北诸省之安全”。褚民谊认为“新疆与蒙古唇齿相连；为中原之屏障，为边陲之第一道防线。……新疆不固，蒙古不安，则华北各省皆呈动摇”。 其次，从国际地缘的视角来看，新疆是国家安全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那时的中国，东北已失，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外蒙独立，成为苏俄的势力范围。显然，新疆必将成为大国势力互相争夺的舞台。这样一来，新疆就成为中国国防安全屏障线中的重中之重，战略地位极为显著。知识界、舆论界一方面把东北地区、蒙古地区、西藏地区和新疆看作是连成一体的一道国家安全屏障；另一方面，从国际关系来看，新疆安全关系亚洲安全，于是有了“新疆地接中亚，而外蒙则连于苏俄，故以地势而论，实占亚洲之中心，为欧亚陆路交通之孔道”和“新疆是中亚细亚的火药库”等说法。 总之，在上世纪30年代的舆论界、知识界，新疆在国防上的重要性被反复强调，新疆被视为保卫内地不受侵略的重要屏障。当时的新疆国防论虽然在认识上比过去更加全面，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但依旧是危机之下的关注，其实质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新疆依旧是内地之藩篱，拱卫中央之要塞。 2.政治统一论：关于新疆政治状况的论述 关于新疆的政治状况，在上世纪30年代知识界、舆论界的论述中几乎处处可见。如当时的学者刘文海在其著作《西行见闻记》中，记录了从新疆省主席到普通官吏以及军队在新疆的种种暴政和劣行：“当地官吏，立有厉例规，凡骆驼入新境。均须在哈密挂号应差，驮过两次军粮，方准其驮货出境……商人不能选择应差时间，并不能作价代雇，须将贿赂行至相当程度，始由经理运粮衙署准其起粮——若不明个中底蕴，虽静候两年，商货腐烂，维持费无着，将骆驼变卖，亦不能得丝毫悯恤，宽予放过。”经济学家傅筑夫也说，“今日的军政当局，他们在新疆所设施的，无一不是些祸国殃民的虐政，他们治新的方针，一方面是杜绝内外交通，闭关自守，以防他人染指；一方面是厉行愚民政策，好使新疆的民众永远在他们的宰割之下”。新疆政治之黑暗，是当时人们对新疆现状的共识，更是新疆问题的一大症结所在。 关于上世纪30年代新疆社会大动乱的原因，政府官员和学者发表了许多不同的见解，综合来看，公认的原因是：政治腐败、经济崩溃、民族隔阂、外国势力的介入及挑拨、交通梗阻导致的与内地隔绝等。而这些原因的根源，还是由于新疆远离中央，中央鞭长莫及，即政治不统一所致。因而，他们普遍认为要解决新疆问题，首要之法就是改造新疆的政治，结束独裁，组织一个与中央统一政令的新疆省的政府。 然而，如何改造新疆的政治，结束政治独裁局面？知识分子提出了许多建议，大致分为三种：第一，由中央派大员视察，认为这样“一可以加强地方与中央密切联系，二可杜免外人之觊觎。第三视察考绩则上下之情通”。第二，用武力来结束新疆的割据状态，为镇压民族叛乱，应当派军队屯于各地，“组织一个能够服从国民政府命令的新疆省政府”。第三，开发新疆，加强与内地的联系，使之与内地关系密切。总之，彻底打破新疆政治独裁局面，是政府及广大知识分子的共识。因此可以说，新疆的政治统一论是上世纪30年代“新疆论”的核心，是国民政府政治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其真正目的所在。 3.民族平等论：关于新疆民族、宗教的论述 上世纪30年代，也有人认为民族不平等是导致新疆民族问题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当时边疆研究的标志性人物华企云认为，新疆民族问题的关键就是维吾尔族的问题，他还从国际视角来看新疆的维吾尔族问题，认为新疆的维吾尔族问题与世界回教的势力及帝国主义试图谋新之手段息息相关。而刘文海认为，新疆民族问题的症结在于“大回教主义”。 因此，许多人认为，要彻底解决新疆问题，就不能不解决新疆的民族问题。大多数人认为，解决新疆的民族问题首先应该是改革吏治，革除弊政。一些人主张在澄清吏治的基础上派官员去新疆进行宣抚，从而缓和长期以来积压在各族人民心里的积怨。还有人提出给予少数民族应有之权利，“故欲使边民内附，不但他们所受的痛苦应当解除，即应得的权利，也须设法实现”。 随着人们对新疆重要性认识的不断加深，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知识分子，对新疆民族问题的认识也在不断提高，主要表现在：第一，随着民族观念在民国时期的不断强化，时人对新疆民族与宗教的识别更加清晰，称谓上也更加尊重； 第二，当时有关新疆的论述中几乎无一不提到新疆民族问题，有的还做了较深刻的分析和阐述；第三，对新疆民族问题的原因进行分析，突破了“夷夏之防”，强调应从根本上解决新疆民族与宗教问题，才能维护边疆地区的稳定。 总之，对于新疆民族问题的解决，当时的政府官员及知识分子积极献计献策，但无论是改革吏治，还是推行教育，亦或是所谓民族平等，其目的都在于消除民族之间的界限，使少数民族明白他们也是“中华民国”的一分子，从而彻底解决新疆民族问题。 4.移民实边论：关于新疆开发的论述 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内忧外患，开发西北的呼声高涨，开发新疆的建议也随之响起, 成为这一时期有关新疆论述中的一个重要话题。 “地广人稀”是当时论述中最常提到的新疆现状。当时的知识分子认为，新疆土地广阔，人烟稀少，广大土地无人耕种，遍地矿藏无人开采，而内地人口过剩，水旱灾害不断。在他们看来，移民开发新疆，不但可以解决人口问题，还可以有效开发新疆资源，同时亦能解决新疆的民族问题，可谓是一举数得的良策。故无论官员还是学者，纷纷发表自己观点，有的还提出具体方案。 首先，上世纪30年代以后，我国内地人口过剩问题极为严重，“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占农村以至全国人口的大多数，加上水旱灾害，构成了我国社会中最大的不稳定因素 。所以移民西北成为当时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据地质学家翁文灏推算，当时西北四省可容纳的移民大约为550万人，其中新疆可容纳300万人。西北四省中，新疆的人口密度最低，未开垦的荒地也多。因此，几乎每个人都认为，“新省又是一个人口宣泄地，可以调节内地过剩人口” ，移民西北就是移民新疆。 其次，开发丰富的矿产资源。新疆矿产丰盈，蕴藏大富的金、煤、铁、石油等重要矿藏，可惜无人开发，这是当时人们的共识。当时的学者吴学衡认为：“新疆的矿山很多，不知有多少金银埋在地里，没有人去开采，倘于今日加以开发，则富源自必滚滚而来，不但在国民经济上有帮助，在国家财政上也得有办法。”新疆的石油资源，在上世纪20年代就已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注意，其黄金等贵金属的蕴藏量也受到了国民政府的关注。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移民开发新疆的一个重点就是开发新疆无尽的矿藏资源。 第三，移民开发的另外一层意义在于解决新疆的民族问题，同时巩固国防。华企云认为，移民实边是我国当务之急的大事，是防止外国势力入侵的必要手段。刘文海也认为移民实边可以防止外国侵略势力的觊觎，还能消除一些民族问题：“亟宜提倡殖民实边政策，既可辅助开发新疆富源，又可抵消英俄帝国主义窥视，及变像帝国主义之‘大回教主义’，使其不致引起民族间仇杀；至均匀分内地人口，补救水旱灾害，尚其小焉者耳”。 当然，关于新疆的开发还有人提出其他方案，如开辟交通、开边实业、兴办教育等，但这些都离不开移民实边的前提。在他们看来，新疆有了大量移民，才可谈开发建设、可谈消除民族隔阂、可谈巩固国防，中华民族振兴的希望才指日可待。从这个意义上看，移民实边是上世纪30年代开发新疆论述中的关键。 结语 上世纪30年代，国人对新疆问题的讨论可谓盛况空前。从其关注的内容上来看，主要包括四方面的内涵： 第一，从其背景上和讨论对象来看，时人对新疆问题的讨论依旧是危机下的应对、权宜论，试图在日本侵华下的民族危机和新疆的现实乱局中，探讨如何解决新疆问题，使其在政治、经济和民族各个领域，消除一切可能独立的因素，在大敌当前的时刻，使新疆和内地统一在抵御外辱的旗帜下，共同反抗侵略。在政策的提出及开发方略之建议等方面，都是从解决当下之危机入手，即应对危机的权宜之计，缺乏长远考虑。 第二，从其目的来看，这一时期的新疆论是当时国民政府政治建构的一次努力尝试。从当时的中央政府来看：一方面，新疆是整个中华民族共同抗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重要的战略后方；另一方面，打破新疆政治独立更是中央亟待解决的根本目标，即政治统一。从时人对新疆的诸多讨论中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官员还是学者，他们都认为政治腐败是新疆危机出现的根本原因，各类建言无一不是把打破新疆政治独立作为解决新疆问题的前提条件，至于其他诸如民族、宗教、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具体措施，均提出推行三民主义、国族主义、纳回汉人民于同一中华民族文化范围内等。因而我们可以说， 上世纪30年代的“新疆论”是以国家政治建构为根本目的的。 第三，从其关注和思考的内容上来看，上世纪30年代的“新疆论”具有明显的二重性。最主要的表现是同一性与差异性的分离。时人在国家统一方面认定新疆是国家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认定新疆的各少数民族也是“中国人”，如“缠回多住新省境内，论缠回者皆谓其为土耳其种，实则中华民族”，这是国家层面上的对新疆认识的同一性；从所处地域和民族成分来看，他们把新疆定义为边疆或是屏藩，这是有关新疆认识的差异性。他们认为新疆不同于内地，其经济凋敝、民族庞杂、愚昧落后，且无文化可言。也就是说，他们在认定同一性时，对新疆的差异性是有所认识的，但是他们并没有真正认识到产生这种差异的客观原因及其历史根源，而是把新疆的这种差异性看作新疆地区及其居民之特有，因而造成对新疆认识的片面甚至误读。如以国防而论，新疆保卫内地；以经济而言，新疆经济凋敝，大量丰富宝藏有待开发，急需内地人前来开发；以民族而言，新疆民族庞杂，且民智不启，愚昧落后；以文化而论，新疆无文化可言，亟待内地先进文化之启发。可见，在当时人们的认识中，新疆虽是国家领土的一部分，但其是从属于内地的，这说明他们在认同这一地区的同时并没有把它及其区域上居民同内地及其居民一同视之。 第四，上世纪30年代的“新疆论”又具有显著的内地本位论和新疆本位的缺失。时人最关心的还是如何打破新疆的政治独立问题，其他诸如经济问题、民族问题、交通问题等都在其次。他们在强调以解决政治问题为前提的同时，也提出其他方面的措施。如推行教育以便“治回汉于一炉”、建设交通以便一箭四雕、移民垦殖以解决内地人口问题，开发新疆资源等。可以说，当时知识分子提出的各种解决新疆问题的办法，实际上是从我国内地利益出发的一种真实写照，是内地本位论的具体表现。 需要指出的是，上世纪30年代的“新疆论”是历史的产物，具有很强的时代性。时人对新疆的认知不再只局限于对边疆问题的讨论，而是把对新疆问题的思考纳入到国家构建的层面上，把对新疆问题的解决纳入国家政策的轨道，这在当时对于唤醒民众重新认识新疆、审视祖国边疆具有重要价值，具有一定的时代性和前瞻性。同时，对国民政府后来在新疆的统治政策的制定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对今天新疆地区的发展和稳定依旧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