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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最近就民族起源和形成问题发表了不少文章，其中论及新疆诸民族起源和形成问题的论文也很多，学术水平虽不敢妄加评论，但是，在方法论上确实存在一些值得商榷之处，若在这方面不能取得大体一致，则论述过程和结论可能根本无法达到基本共识。这里结合本人近年来对维吾尔族历史问题的探索，谈点体会以供方家指正。 民族的起源和形成问题是一个错综复杂、千变万化的动态过程，故对其研究探索，除了以唯物史观作为理论指导、结论源自史料之外，科学的研究方法同样也是必需的。以往研究中，方法的失范和单一都是影响我们深人探索民族起源、形成和发展这一学术问题的主要障碍。曾有不少人使用一些不规范或缺乏科学内涵的方法，试图从历史学、语言学，甚至文学等某一学科领域对此展开专业探索，其结果或许能在某些局部方面有所成就，或解答个别枝节问题，但无助于在大的方面推动问题的解决，更难以得出令人心悦诚服的科学结论。 我们应该承认:民族起源以及形成过程异常复杂，且支脉繁多，对其研究探索实际上是一个规模庞大的综合性系统工程，所以，惟有综合性的科学的研究方法对于起源和形成问题的研究才是正确的。这方面所涉及的学科领域和研究范围必然是十分宽泛的，大的理论构架固然不可缺失，但有时一个小问题的解决也可能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所以微观的研究也应予以特别关注。鉴于此，以往那种断代研究的历史方法尚不可取，而仅仅依赖语言学方法也存在一定缺陷，故对之研究探索需借助文献学、人类学、考古学、宗教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理论方法，以及诸多学科的相关成果。文化人类学中强调使用“他者”的立场和眼光观察和审视民族的起源和形成问题也不失为一种可供借鉴的方法。 即便如此，如何科学地使用这些方法同样也是必须认真加以注意的，否则也会导致适得其反的结果，著名的蒙古学家亦邻真先生在论及探讨蒙古族族源的方法时有如下一段精彩阐述: 文献资料自然是这方面最基本的依据，我国历代史籍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但是必须批判地对待文献记载，仔细地辫别真伪正误，才能提高研究的科学水平。语文学资料对鉴别族属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语言的共同性是民族特征的第一要素。研究语言资料必须有历史的科学的方法，臆断杜撰和穿凿附会只能创造失败的记录。人类学资料指示民族学共同体的自然体质特征，对鉴别族属也有很大参考价值.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而不是种族范畴，因而人类学资料的价值是相对的，不能把它提到决定性准绳的高度。民族学和考古学资料有生动的直观性，这常常是文献资料所不能比拟的，它向我们提供风俗习惯、物质文化的图样，从而揭示民族的文化、心理素质特征.当然，应用这些资料也是有条件的，不能把各族间的文化影响、各族物质文化的某些雷同.点和相似处当作确定族源的主要根据。在这些方面，中外学界多年来研究蒙古族族源的实践向我们提供了许多正反面的经验。[1] 亦邻真先生的这段话对研究我国其他民族的起源和形成问题的方法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在这里，我们尤其要摒弃那种将种族(人种)体质人类学资料的研究与民族识别径直联系起来，甚至希望体质人类学的资料能为古代某种考古文化或族属识别提供一些依据的做法，这种认识若不是对体质人类学的误解，就是一种极端荒谬的想法.众所周知，人种或种族是根据人体特征区分，本质上是一种生物学的分类，而民族则是由历史上形成的语言文化、经济特点和生活习俗为特征而构成的共同体，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学的分类。所以，一个人种或种族可以包含一个或多个民族成分，例如本亚蒙古人种中就可以有汉族、藏族、朝鲜族等不同民族，而一个民族也可能含有不同的种族体质类型，就像不能将“深目高鼻”和“头发是黄色”都辨认为欧罗巴人种一样。正如一位人类学家所指出的: 不要把种族或人种学上的分类概念和民族族属的识别相混淆。在试图利用体质人类学资料解释历史上族的更迭、迁挑、触合等复杂的历史事件时，把两者简单的类比是没有多少意义的.因为在生物学的现象和历史事件之间，尽管不无关系，但很难说明两者之间必定存在那样简单机械的同步关系，这应该是不言自明的。[2] 考古学对于探索民族起源问题，是寄望会有重要发现的学科，尤其是近年来诸多新发现对人们认识新疆古代民族起源和社会面貌颇多助益.然而，正如国际知名学者丹尼斯·塞诺(DenisSinor)所言:“考古学的结果很少能够直接转变为历史学的命题，在内亚，将基于文献材料的历史学结论与考古发现相对应，是相当危险的，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凭什么将一个墓葬归为某个人群，而不是另一个人群。”[3]故此，用考古资料作为古代某一部族群体归属的证明依据，还应具备另外一些材料加以佐证。 语文资料在探讨民族起源问题上的应用同样也应该谨慎，语言是形成民族的一个重要条件，语言同民族存在着一种相互依赖的密切关系，民族的众多特征实际上都是通过语言来表达和反映的.但是语言与民族又有区别，各有自己的特征和发展规律，二者不仅不是同时产生的，而且其发展过程也不同步。一般而言，语言界限与民族界限在多数情况下是一致的，但是语言的变化却比民族变化慢得多.再则，众所周知，使用一种以上语言的民族群体古今都不在少数，同一民族也有可能使用不同的语言，例如同样作为古代回鹤人后代的裕固族迄今仍然使用着两种不同语言，东部裕固语属于蒙古语族(一称恩格尔语)，西部裕固语属于突厥语族(一称尧乎尔语)。这两种语言差异之大甚至到了不能彼此通话的地步。[4]另外，民族志资料显示，使用同样语言的可能是不同的民族，以今天我国的民族而言，如回族、满族都使用汉语就是一例。不同的民族使用共同的语言是由一定的社会条件决定的。 人们在研究北方少数民族历史时，也曾试图从文献记载的人名、地名和制度、民俗的名称来追索其族源，这同样也是探索民族起源过程中一个异常复杂的难题，史籍里因为根据的资料来源不同或由于不位对象的语言，致使同名异译，前后颠倒，或脱或衍的现象屡见不鲜，有研究者则依靠这些不完整、不可靠的材料望文生义，不顾古今语言的相异与变化规律，随意因译音、用字形近，拿今日读音认读古代少数民族译名，并据此进行所谓比较研究，从而导致错上加错的情况是很多的。我国著名民族史学家韩儒林先生谈到做好相关文献整理时须在音韵、训沽上下工夫，应遵循三项原则:一、必须具有一定的音韵学知识，懂得汉字的古代读音;二、必须学习少数民族语文，懂得西北民族的语言规律，三、还必须知道不同时代的翻译规则。[5]即便如此，前辈先生们仍一再提醒我们，审音勘同这项工作异常复杂，目前尚处在初步探索阶段，故对其方法使用仍藉慎之又慎。 注释： [1]亦邻真:《中国北方民族与萦古族族源》.《内蒙古大学学报》1979年第3, 4期. [2]韩康信:《丝绸之路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0页。 [3]丹尼斯·塞诺(Denis Sinor) ;《中央欧亚游牧帝国的历史与历史学》，汉译文刊载北京大学历史系民族史教研室译:《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中华书局，2006年，第389-390页。 [4]参见马学良、戴庆夏:《语言和民族》，《民族研究》1983年第1期。 [5]参见韩儒林:《关于西北民族史中的审音与勘同》，《穹庐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15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