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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藏传佛教传入蒙古族地区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过程，文章以藏传佛教传入蒙古族地区的基本过程为研究对象，旨在探究藏传佛教在蒙古族地区传播的阶段性特征和区域性特点。 关键词：藏传佛教；蒙古族地区；阶段性；区域性 藏传佛教传入蒙古族地区经历了漫长的过程。1247年蒙古皇子阔端与萨迦派首领萨迦班智达的凉州会晤，标志着蒙古族与藏传佛教正式结缘的开端。在这之后，藏传佛教并未在蒙古草原迅速传播开来。藏传佛教（主要指格鲁派）在北方蒙古族地区大规模传播并战胜萨满教，是明朝万历以后的事情。这中间有历时三百余年的过渡期。藏传佛教格鲁派在明代万历时期的传播地区主要是东蒙古，西蒙古（卫拉特蒙古）全面接触藏传佛教格鲁派则始于明末崇祯年间。鉴此，本文以藏传佛教向蒙古族地区传播的基本过程为研究对象，分阶段、分地区考察这一传播过程的复杂性和规律性。 一、萨迦班智达、阔端凉州会谈与蒙古族初结佛缘 (一）凉州会谈 对准备入主中原的蒙古军队来说，把西藏在内的藏区纳入蒙古汗国的版图成为形势必需。1239年阔端派遣多达宁波对西藏进行了一次小规模的军事行动，以期了解藏族地区的政教情况并迎请一位在西藏地区有名望的政教界要人，就西藏如何归顺蒙古汗国等问题进行协商。而萨迦派首领萨迦班智达是一位“学富五明”、佛学造诣极高的大师，在西藏地区影响很大。1244年阔端决 定迎请萨班会面。 萨班派遣其侄子八思巴和怡那多吉先行到达凉州，他自己则沿途与吐蕃各地方首领商议归顺的事宜，与次年到达凉州。双方经过协商达成一致，西藏归顺蒙古汗国，其行政事务由蒙古方面指派人员管理，宗教事务则由萨迦派的宗教首领来处理。藏传佛教可以在蒙古地区自由传播，蒙古王室皈依藏传佛教，并做藏传佛教的施主。正如萨班在给卫藏统治者的公开信中说到：“大施主对我言：今我用世法来治理世界，汝用佛法来护持世界。”[1]从此藏传佛教正式向蒙古族地区传播，萨迦派也成为西藏佛教的主流教派。 (二）忽必烈和八思巴 忽必烈即位后接受了八思巴的灌顶，尊八思巴为上师，二人之间不仅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友谊，而且建立了坚固的政治关系。八思巴不仅成为西藏地区的宗教领袖，而且成为掌握全国宗教事务的实权人物。《八思巴行状》中写道：“庚申（1260年）,师年二十二岁。世祖皇帝登基，建元中统，尊为国师，授以玉印，任中原法主，统天下教门。”[2]1270年，忽必烈封八思巴为帝师，此后直到元朝灭亡，历代皇帝都封有帝师。“帝师”不仅是宗教方面的领袖，而且在政治上是中央的高级官员之一，朝廷的重大政治活动帝师必须参加，元朝皇帝对西藏的人事安排一般都经过帝师的推荐，由皇 帝直接任命。“帝师”掌握了西藏宗教和政治的领导权。 忽必烈与八思巴时期整个蒙古族与藏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也不断加强、巩固。元朝政府通过扶持萨迦派更进一步巩固了对西藏的统治，萨迦派也依靠元朝政府的支持在藏区乃至整个中国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可以说，忽必烈和八思巴是阔端和萨迦班智达方略的继承者和光大者，为藏传佛教萨迦派在蒙古族上层的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3]。 (三）藏传佛教初传蒙古族地区的特点 第一，政治色彩浓厚。藏传佛教传入蒙古族地区依靠的是蒙古族统治者政权的支持，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阔端在给予萨迦派藏传佛教统治地位的同时，也与萨班商议好了西藏归顺的条件。忽必烈同样借助宗教来实现他的政治目的，通过八思巴加强对西藏的统治，八思巴也以忽必烈的支持来保证萨迦派在西藏的地位。 第二，迎合心理。藏传佛教的教义、教规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当时蒙古人的心理，没有那么多清规戒律，出家的僧侣可以娶妻、生子、吃肉等，对蒙古族没有太大的约束，方便他们的修行，蒙古族也需要一种比萨满教更富人文关怀和具一神权威信仰的宗教。 第三，借助萨满教。当时蒙古族的统治者对宗教实行平等政策，传统信仰萨满教并没有受到太多影响，在民间的作用依然很大。藏传佛教在传入蒙古族地区时，为使其教义被接受，也往往以萨满教的形式传播。此时的藏传佛教对信仰萨满教的广大蒙古族人民来说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所以当时的藏传佛教只在蒙古族上层流行，并未深入到蒙古草原地区。当元朝统治结束的时候，失去依托的藏传佛教在蒙古族地区的影响很快消失，藏传佛教在蒙古族地区的传播中断，虽然也有部分僧侣留下继续活动，但其影响是微不足道的。 二、仰华寺相会与格鲁派在东蒙古地区传播 (一）格鲁派（黄教）的兴起 格鲁派是藏传佛教中最后兴起的一个大教派， 其创始人为宗喀巴。一般认为，明永乐七年（1409年）甘丹寺的建造，标志着该派正式形成。“格鲁”意为“善律”，所以格鲁派又称“善律派”或“善规派”，因其僧人穿戴黄色僧服，所以也称“黄 教”。宗喀巴本名罗桑扎巴，着重从事宗教改革。1409年，宗喀巴在帕竹政权首领扎巴坚赞的支持下，在拉萨大昭寺举办规模空前的祈愿法会，成为公认的佛教领袖，树立了黄教的优势。随后依靠帕竹集团建造了甘丹寺，其弟子相继创建了哲蚌寺和色拉寺。三大寺建成后，许多分散的寺院和僧人都纷纷改宗格鲁派，使格鲁派的寺院和僧人迅猛增长，格鲁派的势力在西藏强大起来。1547年，该派采用活佛转世制度，将索南嘉措迎至哲蚌寺，将活佛转世制度发扬光大。 (二)仰华寺相会 蒙古族首领俺答汗，又称阿拉坦汗。连续几十年的征战，俺答汗年事已高，体弱多病，许多部属和贵族都产生了厌战情绪，百姓也要求有一个安定和平的生活环境，明政府也多次催促俺答汗退出青海地区。为稳定青海局势，俺答汗决定邀请索南嘉措，以便控制西藏稳定青海。此时的格鲁派正遭到日趋强大的噶举派的限制和打击，急需一个强大的政治靠山来巩固自己的势力，俺答汗的蒙古军队正符合他们的需求，所以当俺答汗发出请求后，格鲁派立刻答应邀请并派索南嘉措前往。 1578年，索南嘉措与俺答汗在青海仰华寺会晤，举行了有汉、藏、畏兀儿、蒙古等十万人参加的法会和剃度受戒仪式。俺答汗与蒙古贵族共同修订了《十善福经白史法规》实行保护喇嘛僧侣，禁绝萨满教并以喇嘛教神像取代萨满教的“翁贡”等有利于藏传佛教发展的政策[4]。这为藏传佛教在蒙古草原传播奠定了有力保证。俺答汗和其子孙在今呼和浩特修建了弘慈寺、延寿寺、寿灵寺和庆缘寺，这里便成了明末清初蒙古族地区传播黄教的中心。俺答汗还从藏族地区邀请喇嘛到蒙古译经传法、亲自主持藏文“大藏经”的翻译。这次会面为格鲁派在东蒙古族地区的大规模传播奠定了基础。 (三)索南嘉措北上与格鲁派在东蒙古地区迅速传播 俺答汗去世后，蒙古部族又迎请索南嘉措到蒙古传教。索南嘉措在北上途中处处传教，期间还到甘肃与明官员会面，使格鲁派得到明政府的承认。1586年，索南嘉措抵达呼和浩特一带，僧格都楞汗和钟根哈屯为索南嘉措举行了数万人参加的盛大集会。在集会上各部落的代表纷纷邀请索南嘉措前往驻地传教讲经，索南嘉措也利用这个机会同蒙古各部落贵族首领建立广泛的联系，大力宣传了其教 义。索南嘉措成为各部落贵族心中“伟大圣洁的圣人”为格鲁派的迅速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几年之内，绝大多数蒙古王公都信奉了藏传佛教，格鲁派在蒙古地区占了上风，蒙古族人民也普遍信仰了藏传佛教。 索南嘉措圆寂后，俺答汗的曾孙被土默特蒙古各部奉为索南嘉措的转世灵童。拉萨格鲁派上层于1592年正式认定该灵童为第四世达赖喇嘛，取名为云丹嘉措。四世达赖是唯一一个转世在蒙古族中的活佛，他的认定更加密切了格鲁派和蒙古族的关系，更有利于蒙古族人民信仰自己民族中产生的活佛。云丹嘉措曾派遣许多高僧外出传法，这些高僧的传教活动使得格鲁派在蒙古族地区更进一步的广泛传播，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得到了普遍的发展。 三、固始汗进入西藏与格鲁派在卫拉特蒙古地区的传播 (一）卫拉特蒙古接受藏传佛教的时间晚于东蒙古地区 16世纪至17世纪初，卫拉特蒙古一直遭受种种武力困扰，特别是后期来自俺答汗的征讨。卫拉特四部以武力行动抵制了俺答汗的征服活动，使俺答汗“利用黄教统一蒙古各部的最初尝试”受挫[5]。连年的战争和以传教为名义的征伐没有使卫拉特蒙古接受藏传佛教，所以卫拉特蒙古比东蒙古地区晚了半个世纪左右才接受藏传佛教。卫拉特各自为政，削弱了自身力量，在强邻的进攻下屡屡受困。他们只有团结起来建立强有力的统一的汗权，才能壮大发展，摆脱威胁，这又为黄教传入卫拉特蒙古提供了社会条件。 (二）卫拉特蒙古和黄教的结缘与固始汗进入西藏 1640年，喀尔喀和卫拉特诸部在和硕特塔尔巴哈台举行联盟会议，制定了著名的《察津毕齐格》即《1640年喀尔喀-卫拉特法典》，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格鲁派的最高地位，实现了蒙古诸部的联合统为黄教在西蒙古族地区的传播提供了可靠的政治保障。1643年，固始汗打败并俘获藏巴汗，统一了青藏高原。他授权达赖和班禅掌管西藏宗教事务，形成了蒙藏贵族僧侣联合统治的政权。为了保证五世达赖的安全，在固始汗的支持下，修建了著名的布达拉宫。固始汗进驻西藏，使黄教在西藏的地位更加巩固，并扩大了黄教在卫拉特地区的影响。 (三）格鲁派在卫拉特地区的大力传播 1616年，卫拉特各部首领选派一子和部分青年子弟到西藏学习格鲁派教义，其中和硕特部拜巴噶斯养子咱雅班智达、绰罗斯部哈喇忽喇的孙子罗卜藏呼图克图、土尔扈特部墨尔根济农之子内齐陀音、绰罗斯部巴图尔洪台吉之子噶尔丹[6]等人成为有名的高僧，翻译了大量的藏文佛经，广为布教，对黄教在卫拉特蒙古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固始汗进驻西藏后不久，卫拉特就出现了“由部落首领或重要台吉率领的进藏熬茶队伍，规模一般比较大”[7]。所谓的“熬茶”就是进藏礼佛布施、拜见达赖。进藏熬茶广泛存在于信仰藏传佛教的民族中，但无论从规模和影响上都无法和蒙古人特别是卫拉特蒙古人相比。17世纪后半叶，在噶尔丹的影响下，格鲁派在卫拉特蒙古得到大力传播，成为卫拉特蒙古最广泛的信仰。至此，藏传佛教最终取代了萨满教，成为了全蒙古族的最重要的信仰。 四、藏传佛教北传蒙古的因素分析 (一)三次政教结合与三次传播机遇 蒙古族统治者十分注意利用宗教来达到其政治目的，这就为藏传佛教能够被蒙古族统治者接受创造了条件。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经历了三次政教结合，每次结合都为藏传佛教在蒙古族地区的传播创造了机遇。 第一次政教结合始于阔端和萨迦班智达的凉州会面，完成于忽必烈和八思巴时期。13世纪，扩张中的蒙古军队需要将西藏纳入自己的统治范围，混乱的西藏宗教派别都想取得宗教的统治地位。这种政治和宗教的相互需要促成了1247年的凉州会面，为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传播创造了契机。此后蒙古族上层接受了藏传佛教。 第二次是1578年俺答汗与索南嘉措仰华寺会面。俺答汗不断征讨蒙古各部落，他需要一种新的精神力量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崛起的格鲁派也需要一个强大的政治靠山来打击敌对势力。这种因素促成俺答汗与索南嘉措会面，这为藏传佛教传入蒙古族地区获得了第二次机遇。此后，藏传佛教向东蒙古地区迅速传播。 第三次是卫拉特迎请格鲁派使者传教，固始汗进驻西藏。卫拉特遭受了百年的战争，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的联盟壮大实力，抵制其他各部的进攻，同时将自己的政治势力扩展到西藏。这时候的卫拉特急需要一个可以建立统一思想、加强思想控制的工具；此时的格鲁派面对敌对势力的打击，形势危急，需要卫拉特的军队来保护自己，这种形势下促成了第三次政教结合。格鲁派在西蒙古卫拉特地区大力传播，最终成为全蒙古族的最主要信仰。 (二)佛教对萨满教的改造以及对游牧经济的推动作用 作为蒙古族传统信仰的萨满教，没有完整的信仰体系和系统的哲学理论，其宗教活动具有浓厚巫术色彩和随意性，是对自然压迫的反映。萨满巫师作为沟通天人的唯一的途径，凌驾于王权之上，造成了王权和神权的矛盾。藏传佛教为一神教，其崇拜对象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藏传佛教认定蒙古族统治者为“转轮王”，是佛的旨意，将王权和神权统一，使得藏传佛教得到统治者的推崇。另外，藏传佛教通过对萨满教的改造，出现了将萨满教的观念和神与喇嘛教仪轨形式结合起来的祈祷经文。 萨满教祭祀需要宰杀大量的牲畜，浪费大量的物力、财力，给以游牧经济为主的蒙古族带来极大的损失。再加上连年的征战，需要大量的后勤供应，人民负担极为沉重。而佛教是禁止杀生的，对游牧为主且需要大量粮食、肉供应的蒙古族来说，藏传佛教可以节省掉许多用于祭祀的牲畜，相对增加社会财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游牧经济的发展。与萨满教相比，藏传佛教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三)蒙古汗王黄教护持地位的激励作用 藏传佛教和蒙古政权结合，一个显著的特点是让蒙古汗王与其结成施主关系，让蒙古汗王成为其宗教护持，并用佛法以“佛”的指示，将蒙古族统治者的地位神圣化。如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就将“佛授转轮王权”授予俺答汗，认定他是转轮王成吉思汗、忽必烈的转世，其转世是佛的旨意。让蒙古汗王成为藏传佛教的施主，能够带动众多统治阶层、王公贵族效仿他们皈依藏传佛教，甚至可以刺激民间效仿上层统治阶层信仰藏传佛教。这在很大程度扩大了藏传佛教的影响力。 (四)清朝统治者“以黄教柔驯蒙古”的强化作用 清朝政府对蒙古实行“兴黄教以安众蒙古”的宗教政策，承认喀尔喀蒙古的哲布尊丹巴、内蒙古章嘉呼图克图两大活佛系统。为了使蒙古族人民服从其统治，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鼓励蒙古人出家当喇嘛，如：授予上层喇嘛享受与蒙古王公同样的待遇；免除出家喇嘛的兵役、赋税和其他杂役；向蒙古人民宣扬“宿命论”，说服人民出家；蒙古族统治者将自己的儿孙说成转世的呼图克图等上层喇嘛，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这一系列的对喇嘛的优惠政策极大掀起了蒙古族人民出家的热潮，削弱了蒙古族人民的反抗意识，强化了藏传佛教在蒙古族地区的影响。 综上所述，藏传佛教传入蒙古族地区经历了从上往下，自东向西的三个阶段传播。究其传播过程，可以发现它在蒙古族地区的传播往往带有政治上的功利性，其传播者也不断用符合当地人心理的教义来传播其思想，带有心理上的迎合性。 藏传佛教传入蒙古族地区经历漫长的过程，最终能够战胜萨满教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其本身的宗教优势。蒙古族人民接受藏传佛教的过程，也是西藏与中央政府交流加深、一步步纳入祖国版图的过程。藏传佛教传入蒙古族地区，谱写了蒙藏两族人民民族交流，密切往来的篇章，实现了民族的团结，为今天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版图的确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利用宗教交流来实现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也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参考文献： [1]陈庆英，高禾福.萨迦世系史·萨迦班智达至蕃人书网.周润年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91-94. [2]八思巴[EB/OL].http://rcs.wchang- edu.com/RESOURCE/GZ/GZLS/LSBL/ZGTSBSLE/18192_SR.htm.2008-12-15. [3]嘎尔迪，闵文义.13世纪蒙藏文化关系的确立及其重要意义[J].兰州大学学报，1998,(1). [4]唐玉萍.俺答引崇黄教探微[J].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2004,(2). [5]金锋.论中期卫拉特联盟[J].内蒙古社会科学，1989,(4). [6]乌日娜.有关黄教传入卫拉特的两个问题[A].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编.民族史研究（第五辑）[C].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 [7]蔡家艺.清前期卫拉特蒙古进藏熬茶考述[A].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国民族史研究[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