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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胡人是我国古代中原汉民族对北方和西方异族的通称。先秦时的胡，专指匈奴，汉晋时期“胡人”泛指句奴、氏、鲜卑、羌、揭，“胡人”的范围已由北方逐渐扩大到西部这个具有传奇色彩的商业民族，他们沿着传统意义上的陆上丝绸之路大批东移，不但为世人留下了精美的文化艺术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各民族的物质文化生活，而且为沟通东西方文明交流、传播先进的科技文化，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关键词：胡人变迁；东西方文化；交流；促进 所谓胡人是我国古代中原汉民族对北方和西方异族的通称。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胡人”所指范围有所变化。本文希望以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为观察点，以北方草原丝绸之路和绿洲丝绸之路为主轴线，考察西域“胡人”在丝绸之路的开拓、发展和繁荣过程中，其变迁、社会活动和文化内涵，进而阐述粟特胡人对丝绸之路发展所作出的积极贡献。 一、先秦时期的胡人及其相关情况概略 先秦典籍中最早出现的“胡”据《周礼·冬宫·考工记》：“粤无搏燕无函、秦无庐、胡无弓车。”东汉人郑玄(127-200年)注释：“此四国者不置是弓也。……胡今匈奴”由此可知，“汉之匈奴，即先秦时的胡。原本是匈奴的专名。”[1]先秦的肃慎、汉晋的乌恒、鲜卑等民族因地处匈奴的东面，故称之为“东胡”。这也间接的证明“胡”与匈奴有密切的联系。 汉朝时，匈奴人的势为控制了西域，汉朝政府为了遏制匈奴刊中原的不断扩张与侵扰，与西域各民族联合抗击匈奴，设置的许多官衔，如《汉书·西域传》记载：鄯善置“却胡侯”，疏勒、龟兹、车师后国皆置“击胡侯”，尉黎有“击胡君”，焉耆置“击胡左右君”，婼羌王称“去胡来王”。表现出对西域特定人群的称谓，从当时西域形势分析来看，这些“胡”均指“匈奴”。 从目前发现的出土文物来看，两汉时期匈奴在西域的活动中，留下了属于他们的文化遗物。最为典型的是吐鲁番地区发现的虎噬羊纹金牌噬。牌饰上虎噬羊的造型特征，与内蒙古鄂尔多斯青铜器中所见虎噬羊纹青铜牌饰如出一辄。还有，秦汉时期广泛流传的匈奴青铜釜，在新疆也有发现。蘑菇型耳的青铜釜被认为是匈奴在西迁过程中，留下老弱所建的般悦国使用的器物。新疆霍城和乌鲁木齐发现过这种青铜釜。其形状和匈牙利、罗马发现的青铜器十分相像[2]。到了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胡人的概念逐渐发生了些变化胡人“包括了匈奴系统和西域白种人两个层次”刘。这主要是因为随着汉代丝绸之路的开拓，西域地区居民的社会风彭随入汉人的眼界，人们把西域深目高鼻的居民也称之为“胡”按照这个观念，在新疆考古发现资料中的一些人物造型，尤其是深目高鼻的西域人形象，应该说是先秦时期就活动在塔里木盆地周缘的“胡人”的象形体现。具体如在新疆天山山脉岩壁上雕刻的著名康家石门子岩画，大量人形刻画像，除人物特征多表现出深目高鼻，头戴尖帽的特征外，其生殖繁衍崇拜、舞蹈图的内容等，都表明他们与曾在丝绸之路草原道上活跃的斯基泰人有着密切的关系。斯基泰人属于古代深目高鼻的印欧人种，自然属于“胡人”的范围。而斯基泰人在丝绸之路绿洲道开通之前的前秦时期，就在丝绸之路草原道上从事商业贸易等活动，并将其经商的范围扩延到阿尔泰山以南，天山以北地区。[1]东晋时期的“五胡十六国”(公元4-5世纪)之“五胡”，即指匈奴、氏、鲜卑、羌、揭，“胡人”之范围已由北方逐渐扩大到西部。 二、粟特胡人的出现及其在丝绸之路上的迁徙 南北朝隋唐时期(公元5-9世纪)，“胡”仍泛指中国西、北方的异族。《魏书·西域传》讲到于闻国时说：“自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以西，诸国人等深目高鼻，唯此一国貌不甚胡。”这表明当时人们心目中的“胡人”，特指“深目高鼻”的印欧民族。 隋唐时期，胡人的概念和内涵逐渐缩小，特指粟特人。粟特人在中国史记中被称为“昭武姓、九姓胡、杂种胡、粟特胡等等”。从人种上来说，他们是属于伊朗系统的中亚古代民族，从语言上来说，他们是操印欧语系伊朗语族中的东伊朗语的一支，即粟特语(sogdian)，文字则使用阿拉美文的种变体，现称“粟特文”，粟特人的本土位于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泽拉夫珊河流域，其范围主要在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坦一带，其中尤以撒马尔罕为中心的康国最大，并常常成为粟特各城邦国家的代表[5]。此外，还有曹国、米国、石国、何国等等。历史上的粟特人先后臣属波斯的阿奇美尼德王朝、希腊的亚力山大帝国、康居国、大月氏部、贵霜帝国、嚈哒国等。正是由于不断的易主，造就了粟特人在特殊的地域和文明环境中，形成了非凡的应变才智和超人的语言天赋，成为中古时期控制陆上丝绸之路的一支独具特色的商业民族。 公元3-8世纪时期，粟特人沿着传统意义卜的路上丝绸之路大批东移。粟特人从中亚向东迁移的第一站就是现今新疆各地。荣新江先生对粟特人的东迁的研究表明，从十六国到北朝时期粟特人聚落在塔里木盆地、河西走廊、中原北方和蒙古高原的情况来看，已经清晰的勾画出了一条粟特胡人东行所走的丝绸之路，即：从西域北道的巴楚、库车、焉耆、高昌、哈密，或是从南道的和田、且末、鄯善进入河西走廊，经敦煌、酒泉、张掖、武威，再东南经固原，入长安，或东北至太原、进幽州(北京)。可以说明，在十六国到北朝时期，西域地区巴楚、库车、焉有、高昌、哈密，和田、目末等地均为粟特胡人的聚落[6]。粟特人东迁，不仅是走丝绸之路绿洲道，而且在中亚占道漠北草原也是其活动的主要领域。这个操伊朗语言的民族，在文化方面对于中亚突厥人，也就是当时的草原游牧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粟特人一方面离开本土向其它地区移民，另方而和其他大国频繁地贸易。这些贸易，有以私人名义进行的，也有以官方名义进行的。其中，和突厥汗国的官方贸易，曾经十分繁荣。据中国古代文献记载，突厥汗国的官方贸易使团往往一年中多达五、六批次，在这些商业活动中，大多都有粟特人的协助和推动。有的粟特人如康苏密、史蜀胡悉等，甚至成为突厥汗国决策层的重要人物。商业的发展，推动了货币的济改困和货币制造业的发展。在粟特人当年的都市，现今撒马尔罕东部的潘季肯特遗址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中国在公元571年铸造的铜钱；而在我国的西域地区也发现了突厥汗国时期的拜占庭金币。这些从东西方远道而来的钱币，是随着粟特人的往返经商而流通的。在中亚楚河流域发现的时间约为七到八世纪的突厥钱币，形制仿中国钱币的圆形方孔，但其题铭为粟特文。经有关学者研究，制作者为粟特工匠。就是说粟特人还为草原货币经济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三、粟特胡人装饰艺术举要及对中原装饰艺术的影响 粟特人作为一个独抗的民族群体，有着自己特殊的审美情趣和爱好，尤为突出地表现在对联珠纹饰的喜爱。联珠纹是一种以圆珠图像连续排布为环圈，形成独立单元空间，空间内填充人物或动物图像的装饰形式。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古墓中发现的纺织物上，分别发现了联珠纹圈内织制猪头纹、对马纹、对羊纹、对鸟纹的图案。据学界研究，这些纹样与粟特人的袄教信仰有关，连珠环圈内的动物，是袄教中的神灵。如是，我们就会想到一个问题，这些图案可能是当时中原的丝绸织匠，根据粟特人的需求，把他们所喜爱的，能够代表他们审美情趣和精神归属的图案，以中原汉文化的工艺进行加工和制作。这充分体现当时东西文化交流中不同文化的包容和尊重。粟特人喜爱的联珠装饰纹样，也被中国文化所吸纳，成为丝绸图案中的重要装饰纹样，在联珠纹之间织入“贵字”、“吉字”等汉字图案，表明中国人将自己汉代以来表达吉祥如意的用语，织在丝绸图案上的做法，与外来文化因素相结合，创造出一种新的装饰风格。而把西域“胡人”的形象织在联珠环圈内，再织上“胡王”两字的丝绸，则生动体现了东西方文化的和谐交融，以及当时人们对胡人在丝绸之路上所发挥重大作用的认同。 追踪联珠纹在中国盛行的原因，从联珠纹产生的源流来看，它作为一种结体单纯的几何形式，最早出现在公元前的西方货币上。它以连续排布成环圈的形式，围绕钱币上的人头像。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波斯的安息时代。至萨珊王朝发展成熟，并广泛使用在钱币、丝绸、银器以及建筑装饰物卜。中世纪中后期，正是粟特人大量进人中国。中原胡风盛行之日，胡人凭借乐舞等技艺博取“高官厚禄”，同时，也为中国文化注入了异域因素。联珠纹的流行与胡风盛行密切相关，观察中亚壁画以及入华粟特人葬具上的图像，可知联珠纹正是当时粟特艺术中最流行的纹样。[7] 织物上的联珠纹虽首创于波斯，但它在向东、西方传播中，图案面貌不断发生变化，这在主纹上尤其明显。由于宗教信仰同波斯人一致，河间地区的粟特人较忠实地借鉴了萨珊朝的样式。在中亚粟特城邦遗址的壁画中，以翼马、野猪头、含缓鸟等为主纹的联珠纹都可以找到。北朝末，伴随着推崇胡化的倾向，以粟特文化为代表的西方事物风靡朝野。装饰联珠纹的异样服装，以琵琶、茎模为主要乐器的胡部新声，充满动感的胡腾舞因极富展示性而最为人们所熟悉，最能反映粟特文化艺术特征。因此，与其相关的粟特纹样首先被引人中国的图案体系。在缺乏对其宗教含义深人理解的情况下，他下门选取了心目中与西方有密切联系的动物和联珠纹为丝绸装饰主题，体现的是胡化盛行的风气下对西方风物的爱慕及其对西方样式的追随。联珠纹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丧失原有的图案寓意，成为粟特文化的标签，反映的是当时的社会时尚[8]。 四、到寺胡人对丝绸之路宗教文化传播所发挥的作用 由于粟特人处于中亚河间地区，占据着沟通亚欧大陆南北东西交通、贸易十字路口的特殊地理位置，同时也是一个文化交汇的中心，因而形成了粟特本土的宗教信仰“种类多样、丰富多彩”的局面。粟特人在其生活的各个历史阶段，曾经接受过来自西亚的索罗亚斯德教，基督教的异端最斯脱里教(唐代称为景教)、摩尼教以及后来的伊斯兰教，也有来自南亚次大陆的佛教和北部草原地带的萨满教。但从整体来看，主宰粟特人信仰生活的主要是索罗亚斯德教，中国人称其为拜火教或袄教回。粟特胡人在丝绸之路上不但从事商业贸易活动，对本民族传统宗教的承继、发展也付出了努力。有学者对中国古文献记载中的“高昌国俗事天神”；“焉耆国俗事天神”；疏勒国“俗事天神”等现象进行了研究”[10]。提出“高昌之天神，即主要由粟特等胡人供奉的袄神”[11]。1977年，吐鲁番文书整理小组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合撰《吐鲁番晋—唐墓葬出土文书概述》提出吐鲁番文书中的丁谷天、胡天，指的都是袄教祠[12]。王素在《高昌火袄教论稿》中，对这些吐鲁番新出土的材料做了通盘的解说，把属于麴氏高昌国时代的文书中的丁谷天、胡天、诸天、天，都解释为袄神或其祭祀场所。他还指出《高昌永平二年(550)十二月三十日祀部班示》中的“萨薄”，即高昌国专门管理和监督火袄教的官员[13]。笔者认为：高昌等地数量众多的粟特移民群体的存在，不可能不将其宗教信仰带入移居地。但其所举行的宗教仪式活动的形式等，可能会受周边文化环境的影响有所变化。比如高昌地区发现的五胡十六国时期流行的“木代人”现象，与中原汉族早在原始时期就己产生，汉代流行很广的方术有关，也称“人形方术”，它可以替人死亡，可以代死者受各种惩罚[14]。但吐鲁番地区75TAM90号墓出土九枚“代人”木牌，正面是汉文，背面以粟特字母拼写的古代突厥语kisi，经专家翻译大意为“人、仆人或妻子”。这种现象是否表明移居高昌地区的粟特胡人，在宗教信抑的某些形式上，也有所变化。 沿着丝绸之路迁徙的粟特胡人，对袄教以外其它宗教文化的传播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据德国冯•佳班著《高昌回鶻王国的生活》记叙：“在敦煌以西，万里长城最西头的要塞，发现了粟特人的语言文字，估计属于公元4世纪，突厥、回鶻最早皆使用粟特文、重用粟特人，回鶻人早期信奉摩尼教为国教，东方教区主教大抵是粟特人。他们信仰摩尼教、景教和佛教，突厥人从粟特人那里得到了所谓‘粟特’字和‘回鶻’字，回鹊佛教中的基本术语不是梵文，而是粟特文。”，在新疆楼兰、和田发现的粟特文书，内容多位商业性。吐鲁番发现的粟特文书，除买卖契约外，还有佛教、摩尼教、景教写经等，说明粟特文在西域多元文化交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摩尼教也是粟特人曾经信仰的宗教之一。摩尼教早在公元3世纪末叶传播到中亚地区，在粟特本土有许多人信奉了摩尼教。据东西方学者对敦煌出土的摩尼残经《摩尼光佛教法仪略》的研究，该经内容里有许多源自中亚的语言，其中就包括粟特语。而西域高昌是摩尼教传播的一个重要地区。虽然吐鲁番的摩尼教信仰，与回鶻人的迁来有关。但回鶻人在漠北信仰摩尼教，是受了粟特人的影响。在吐鲁番出土的《牟羽可汗入教记》〔残本)较为详细的记载了漠北回纶接受并尊崇摩尼教为国教的经过。在这个过程中，活跃在回纶汉国的粟特人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当公元779年，顿莫贺发动政变，杀死牟羽可汗自立，便“屠其支党及九姓胡几二千人”。九姓胡指的是粟特人。而粟特人如前所述，早己版依摩尼教。虽然如此，但是摩尼教仍然在回鶻兴盛起来，回鶻在公元840年国破西迁后还尊奉摩尼教达三、四百年之久。这足以说明，摩尼教在回鶻的兴盛并不只是统治者个人的作用，而是由回鶻当时的社会环境决定的。这种社会环境，当然与本文第一部分所述，高昌地区有大量的粟特居民有关。 考古发掘的一些典型粟特器物，对我们认识粟特胡人其文化内涵的变化等也有一定的帮助。前面我们讲到，粟特胡人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面腮部蓄有浓密的大胡子。这样的人像不仅发现与伯子克里克石窟壁画中的供养人像中，也见于和田、喀什等地发现的一种浅浮雕人像的陶罐上。具体如现今新疆喀什疏附县乌帕尔乡出土的“人头像残陶片”，陶片上塑有大胡子侧面人像；另一件是发现于和田地区的三耳人物罐上，也见有大胡子人像，不同的是，除了这种人像，旁边还塑有手拿宝瓶的女性形象。这些大胡子人像头上戴有月牙形冠，周圈用联珠文环绕，连珠纹之间有忍冬纹图案。更令人兴奋的是，在中天山的阿特--巴西山谷中央西部，著名的科硕伊--克尔衮古城遗址上，也发现了时代在7世纪末到8世纪的粟特香炉，此香炉高19.8厘米，炉体最宽处21.6厘米。在香炉口沿下的肩部，均匀地分布着大小不等的插香孔洞。该香炉的腹部，有一圈浅浮雕装饰图案，以连珠纹组成基本结构框架，连珠圈内塑造着一个长着大胡子的粟特人侧面形象，这个人像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头戴月牙冠[15]。 通过对出土于二个不同地点的、塑有大胡子粟特胡人形象的陶器装饰图像的比较我们觉得，中天山和喀什陶器仁的粟特胡人形象更加接近于中亚粟特人的文化面貌，但和田的陶器上，除了大胡子的粟特胡人，手拿宝瓶的女性形象，因为背后有项光，我们推断可能是受佛教文化影响的结果。这似乎也表明粟特人在保持其文化传统的同时，开始接受佛教信仰的一个端倪。 还有一个重要的材料有助于补充我下门的论正。笔者于于1981年在吐兽番地区文物局工作时，对伯孜克里克石窟65号窟内坍塌的土沙进行清理发掘，发现了保存较完好的三件粟特文书和五件回鶻文书，其中81tb65：1粟特文文书，是由9张纸粘贴连接而成的长卷，长268厘米、高26厘米，存墨书粟特文135行，在接缝处均加盖有红色圆形印鉴，中间绘有一幅色彩绚丽的彩绘插图，有一行金色粟特文榜题，经日本学者对其内容的释读和研究，是摩尼教东方教区的负责人夏夫鲁亚尔·扎达古写给本教区教主马尔阿鲁亚曼·普夫耳的问候、致敬信。从收信人和寄信人的关系来看，是教团间的具有公文性质的书信，可见吐鲁番在当时己经成为摩尼教的一个教区。全信自始至终充满了问候和颂扬，没有其他的具体内容，时代约为公元9世纪后半叶公元十一世纪前半叶。信中有这样的话语：“由无比的不能并列的[王……]诸神之王紫鲁宛，[由]三个不变的东西[五个伟大的东西]，由两个(光辉的)明亮乘物，[由]拥有六柱王权的[诸神]，又给于生命的王夷数，进而由各个时代的佛陀们，还有天使们、守护灵们，使[全教会具备新的光荣和幸运……”[l6]。在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充分体会到摩尼教的某些精神内涵，通过这些细节，我们推测高昌地区的粟特人，至迟于公元5世纪在宗教信仰方面已经涉猎了佛教的内容，并将其内涵与摩尼教精神相融汇。 作为隋唐时期丝绸之路上的最为活跃的商业民族粟特胡人，不仅从事着物质文明的交流各类商品的贩运和买卖。他们把代表东西方先进的生产技能及精美艺术的文化产品，甚至珍奇动物带到远方，极大地丰富了东西方各民族的物质生活。如：中国许多舶来品；波斯的玻璃器皿、金银器皿，毛纺织品及装饰图案；皇家狩猎队伍中的猎豹、宫廷贵夫人玩耍的波斯犬、绘画使用的胡粉香料；普通民间普遍使用引进的植物胡杨、葫芦、胡萝卜等，都与粟特胡人的努力经营关系重大。粟特胡人作为一个个活生生的文化主体，他们的东迁，把粟特文化深层次、多层面的因素都展现在新的生活领地，对当地文化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如：在中原从事歌舞演艺的胡姬，从事音乐传播的教头，从事语言翻译的译者，从事佛教传播的胡僧等等，他们的衣着风尚；飞旋、腾跃的舞姿；包含了多种思维方式的认知理念等。 概言之，无论是先秦时期广义上的胡，还是在不同历史时期范围有所变化的“胡人”，他们在世界历史的发展史中，作为沟通东西方文明交流的使者，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注释： [1]《吴震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洲2009年版，第375页。 [2]马利情：《原句奴、句奴历史与文化的考古学探索》，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3版、339页。 [3]鸿宾：《“胡人”亦或“少数民族”用于唐朝时期的两个概念的解说》，《乾陵文化研究》(四)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 [4]戴禾、张英莉：《先秦时期的欧亚草原丝路》，见张志尧主编《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文明》，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版，17页。 [5][6]荣新江、张志清：《从撒马尔干到长安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迹》，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第3、4页。 [7][8]陈彦妹：《六世纪中后期的中国联珠纹织物》，《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年第1期。 [9]华波：《信仰空间的万花筒粟特人的东渐与宗教信仰的转换》，见荣新江、张志清《从撒马尔干到长安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迹》，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4年版，第49页。 [10]周等葆：《丝绸之路宗教文化》，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61-62页。 [11]姜伯勤：《论高昌胡天与敦煌袄寺》，《世界宗教研究》1993年1期。 [12]吐鲁番文书整理小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晋唐墓葬出土文书概述》，《文物》1977年3期。 [13]《历史研究》1986年3期172页。 [l4]《吐鲁番学研究》2003年2期。 [15]《出土于科硕伊--克尔衮古城遗址的公元七世纪末到八世至乙初的粟特香炉》，《俄罗斯考古》1993年1期。 [16]柳洪亮：《吐鲁番新出“摩尼教”文献研究》中国文物出版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