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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国初年，袁世凯任临时总统后，外患频频。俄国策动外蒙古“独立”，企图把外蒙置于俄国的殖民地。当时，针对外蒙古危机，袁世凯对蒙古进行安抚，希冀和平解决，同时寄希望于列强主要是俄国的调停。在中、俄交涉中，袁世凯在初期对俄的领土野心进行抵制，极力争取外蒙古的主权。但由于俄国的政治讹诈、国际环境的孤立，国内政局的动荡和为了政权的巩固，袁世凯最终妥协，放弃了对外蒙古的统治权，只获得空头“宗主权”。但这种妥协是被迫的外交让步，并非单纯的“卖国”。 关键词：袁世凯；内向性妥协外交 民国初年，政局动荡，袁世凯凭其北洋军队作为后盾，以及被清朝贬官所获得的意想不到的口碑，使人们对他给予厚望，希望他来稳定政局，其呼声远远超过对孙中山的呼唤，从某种程度上说，袁世凯的上台是“当时中国社会选择的结果”[1]，这与英法等国的选择不谋而合。 在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发表的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的就职演说中声明“所有前清政府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各外国政府所订条约、协约、公约必应恪守……各外国人民在中国按国际契约及国内法律并各项成案、成例已享之权利并特权、豁免各事，亦切实承认”[2]。袁世凯的声明，确认了外国在中国的既得利益和特权，也确立北洋政府的前期内向性妥协外交的基调。袁世凯政府与俄国就外蒙古交涉时，就基本上执行内向性妥协外交，主要表现为初期。 为维护外蒙古的主权而进行有效的抵制，但由于国际上外交环境的孤立，国内缺乏稳定、健全、统一的政治环境，加之俄国施加的外部压力，使中国的外交十分被动，最终使袁世凯失去抵制的信心，向俄国妥协，签订《中俄蒙协约》，基本上满足了俄的野心，中国只获得空头“宗主权”。 一 蒙古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日俄战争后，一直奉行扩张政策的沙俄在中国东北的扩张受到日本的限制后，开始把侵略重点转向蒙古。清末新政期间，新政措施与外蒙古上层封建王公、贵族、库伦活佛等的既得利益发生很大矛盾，他们不甘心失去往昔的特权，对清政府渐生外心。同时清末新政徒求形式，而且过于操切，加重当地人民的负担。当时“库伦一城，新添机关二十处，所有开办支应用费用悉取之于蒙民，使蒙民不堪其扰，相率逃避，近城各旗，为之一空”[3]。沙俄利用外蒙古王公及民众的不满，极力唆使外蒙“独立”。1911年武昌起义后，俄国乘辛亥革命倾覆清廷之机策动外蒙古“独立”，扶植傀儡政权。1911年12月1日，沙俄操纵下的“外蒙王公委员会”宣布蒙古为“独立国”，12月16日所谓“大蒙古国”正式建立，以活佛哲布尊丹巴八世为“皇帝”，俄国立即宣布“承认”，并“接济枪械”“俄兵队带同蒙兵围攻胪滨”[4]。外蒙古“独立”后，俄认为：“割据并兼并中国广大的领土是非常的措施”，因为此时吞并外蒙古，引发与中国的战争必然会受到也想侵略外蒙古土地的其他列强的牵制，并削弱俄在欧洲战场上应付世界大战的军事力量。因而“设法希望不致有这么多和这么严重不良后果的解决办法[5]，即外交解决以牟取在外蒙古统治地位的合法化。此后，俄国以调停者身份自居，表面上“严守中立”，实际上进行阻挠中国取消外蒙古“独立”的活动。 外蒙古宣布“独立”后，全国上下纷纷抗议外蒙古的分裂行为。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中宣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满汉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6]，并劝外蒙古王公取消“独立”。 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后，力图政治解决外蒙古问题。先后采取一系列稳定蒙古的措施以防止事态的恶化。首先，袁世凯于1912年3月25日发布《劝谕蒙藏令》，表明政府平等对待蒙藏和内地其他地区，以消除蒙藏对民国的对立和敌视。电令称：“现在政体改建共和，五大民族，均归平等……务使蒙藏人民，一切公权私权，均于内地平等，以昭大同而享幸福”[7]。其次，针对内蒙有些地区受库伦影响，鼓噪“独立”，北洋政府决定“先稳住内蒙，然后再设法解决外蒙问题”。袁世凯于1912年8月19日，颁布《蒙古待遇条例》，“解释猜疑、恢复联系，并尊重蒙旗习惯，力除前清弊端”。条约规定：“各蒙古均不以藩属待遇，应与内地一律，各蒙古王公原有之管辖治理权一律照旧”“外蒙古汗、王公、世、爵各位号应予照旧承袭，其在本旗所享有之特权亦照旧无异”“蒙古王公世爵俸饷应从优支给”[8]。再次，从轻处置内蒙各旗参加叛乱的官兵，规定：“但能释兵归来，其原有之产业，仍准享有，决不苛求。其原无产业者，应与设法安置，俾遂其生”[9]。通过这些措施，使一度动荡的内蒙古局势得以稳定，比较成功地打破了库伦企图把势力范围扩大到内蒙的阴谋。 袁世凯也试图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库伦问题。1912年8月两次致电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劝其取消独立。电称：“外蒙同为中华民族，数百年来，俨如一家。现在时局阽危，边事日棘，万无可分之理，贵喇嘛慈爱群生，宅心公博，用特详述利害，以免误会……此外如有要求，但能取消独立，皆可商榷”同时劝喇嘛“切勿惑于邪说，贻外蒙无穷之祸”“但使竭诚相待，无不可商榷，何必劳人干涉，致失主权……至蒙古与内地，合则两利，分则两伤。”并称“所有应行商榷各节，电内未能尽达者，已派专员前往库伦商议一切”[10]，随即派北京蒙古王公联合委员会会长那彦图为乌里雅苏台将军前往库伦解决外蒙古问题。库伦接到袁世凯的电报后“议战议和，莫衷一是，活佛意有所动”，但由于陶什陶等喇嘛、王、公、等在俄国的库伦态度强硬地唆使下“坚决不取消独立”，所以库伦态度强硬地拒绝了袁世凯政府的提议：“再四思维，与其专员来库，徒事跋涉，莫若介绍邻使，商榷一切之为愈也”[11]，这意味着和平解决库伦问题的计划破产了。但是袁世凯仍然希望和平解决库伦问题。在中、俄交涉期间，即1913年1月26日，再次致电哲布尊丹巴库伦不宜与中国分裂…..本总统以仁爱为怀，多方解劝，令其静候和平解决[12]。 武力解决也是一种办法，但袁世凯并没有真正用武力解决的意图。一方面是由于俄国的武力干涉。1912年3、4月间，中国政府分东西两路向边境调兵，东路由黑龙江向外蒙古边境调兵，西路由新疆调兵援助阿尔泰。俄国立即威胁说“因蒙事调兵，俄国不能漠视”，致使袁世凯下令“将兵队暂缓调动，免生交涉”[13]另一方面，面对“内忧方殷，外患亦亟”，袁世凯主张“先弭内乱，以杜外侮”[14]把北洋主要兵力用来对付内忧，稳定政局，而不敢把兵力投入于边境战场。因而袁世凯虽称“无论如何，必以武力为后盾”，但是始终坚持外交解决，“由他国出面调停，彼此让步”[15]这就不得不与库伦“独立”的幕后操纵者俄国进行交涉，这一直是袁世凯试图避免而最终不得不采取的一种办法。 1913年1月2日，袁世凯召见驻京各国公使就中俄关于外蒙问题的交涉发表意见，声明称：“政府只宜镇静交涉，不能轻举妄动，如交涉决裂，中国实无商榷之余地，时只得实行最后办法”。同时，袁世凯寄希望于英、法、美等国的国际调停，“如再开议之时，俄人仍坚持强硬态度，即将中俄库事交涉始末宣告各国，派任专使赴荷国，请求开临时海牙和平会议仲裁裁判”[16]袁世凯对外国调停的依赖性决定了中国的外交从根本上丧失了自己的独立地位。 初期交涉中，袁世凯政府一直坚持“务以不失主权为主”，对俄的无理要求予以坚决抵制和回击。1912年6月，俄驻京公使向北京政府提出三项条件：中国不得在外蒙驻兵;中国不得向外蒙移民;外蒙如取消独立，内政应由蒙人自治。袁世凯政府立即于1912年8月14日对英、俄、日发表关于《满蒙藏之主权五事》的声明，指出：“满蒙藏各地皆为中国领土，凡有关满蒙各地之条约，未经中国政府承认，不得私订;满蒙各地之矿产，无论何人不得私有抵押;中国政府在满蒙各地有自由行动之主权，外人不得干预;各国不得以护侨为由向中国增派军队;现蒙藏地方少数王公贵族反对中国政府的行为，是非法的，外国人不得主使挑拨”[17]。1912年7月8月，俄与日本签订第三次《日俄密约》，双方就瓜分外蒙古达成协议，9月，俄又与英在蒙古问题上达成谅解，在日本和英国的默许下。俄国于1912年11月3日撇开中国政府，直接与外蒙签订非法的《俄蒙协约》和《商务章程》，宣称：蒙古对中国的过去关系已经中止，俄国不准中国军队进入蒙境，不准汉人移居蒙地，俄人在蒙古享有特权等。针对此条约，中国外交总长梁如浩立即向俄使库朋斯齐提出抗议：“蒙古为中国领土，现虽地方不靖，万无与外国订条约之资格，兹特正式声明，无论贵国与蒙古订何种条款，中国政府概不承认”[18]。 但是这种抵制并未能坚持到底。从1912年11月开始的时间长达半年之久的中俄首轮谈判中，因为二次革命的即将爆发和迫在眉睫的善后大借款使中俄交涉出现了转折。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事件事发后，国内形势顿趋紧张，如剑拔弩张，袁世凯开始集中精力剿杀革命党人。为解决财政危机，筹措军费，取得英法等国的善后借款，对俄的抵制开始松动，在与俄的秘密谈判中，承认了俄在蒙古的扩张。1913年5月28日，外交部将与俄议定六款交众议院，7月11日，参议院否决了此议案。俄使因此也“顿翻前议，谓俄政府变更宗旨，将前六议取消…….复行提出四款”，使双方谈判中断。1913年9月-11月，袁世凯派孙宝琦进行第二轮谈判。谈判中中国力主将“外蒙古为中国领土”写入条款，几经周折，将此项写入其中。11月5日，双方达成《中俄声明文件》，袁世凯基本上答应了俄的条件。 根据《中俄声明文件》，中俄蒙三方代表于1914年9月8日开始在恰克图举行长达9个月的公开谈判和私下会晤。会上中国专使毕桂芳等人坚持会议性质为“乃确定中央自治区域之交际，而俄国为之居间，与外交会议不同”，实际上是让俄承认外蒙为中国领土的事实。陈簶等人就铁路、邮电、税则问题和内外蒙交界不殖民问题与俄国反复争执，不肯让步。当时，欧洲战场十分吃紧，俄国极想马上了解和中国的交涉，已开始有所妥协。但正在讨论期间，忽然发生中日交涉二十一条问题，俄国知道袁政府的外交十分棘手，于是态度遂变得强硬，推翻前议。使中国在外交上陷于被动，“政府顾全大局，不肯决裂“遂”率许备文承认大纲，以期和平解决”[19]。毕桂芳等人“屡接中央电讯，崔令迅为了解”[20]。最终，达成《中俄蒙协议》22条，将《中俄声明》文件中的规定具体化.《中俄蒙协约》内容主要有： 1.外蒙古承认民国2年11月(1913年)中俄声明文件。 2.外蒙古承认中国宗主权。中国、俄国承认外蒙古自治，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 3.自治外蒙无权与各国订立政治及土地关系之国际条约，凡关于外蒙古政治及土地问题，中国政府担保按照民国二年(1913年)十一月十五日中俄声明另件第二条办理。 4.中国、俄国承认外蒙自治官府有办理一切内政并与外国订立关于自治外蒙工商事宜国际条约及协约之专权。 5.中国俄国担任不干涉外蒙古现有自治内政之制度 6.中国驻库伦的官员和驻乌里雅苏台等地佐理官员的卫队数目，前者不得超过200名，后者不得超过50名。俄国驻库伦领事卫队不超过150名，驻外蒙古其他地方的领事的卫队不超过50名。 《中俄蒙协议》的签订，外蒙取消独立，改称自治。表面上外蒙古为中国领土，但中国政府既无权驻军又无权管理工商行政事宜，外蒙古自治政府反而有权与外国订立工商行政事宜的国际条约，因此事实上承认了俄国对外蒙古的全面控制，外蒙沦为俄国殖民地，中国则失去了北方的重要屏障。因而，“中华民国成立之初，就开始失去对前清两个边疆(西藏和外蒙)地区的控制”[21]。 二 “任何政府外交政策的制定，无不取决于国内外政治的发展变化”[22]。袁世凯对俄国执行内向性妥协外交，以牺牲外蒙古为代价，换得列强对袁政权的支持和边疆的暂时稳定，看似一种彻底的“卖国”和“投降”，但是从当时国内外政治环境看，大多是被迫的外交让步，在中俄交涉中，中国进行的抵制从某种程度上说，证明袁世凯并非一心想卖国，因而，很难把袁世凯的外交上升为单纯的“卖国”和“投降”。袁世凯执行妥协性外交有着深刻的国内外原因： 一、直接原因是为取得俄国对中华民国政府的承认及借款 武昌起义爆发后，国际形势处于世界大战的前夜，列强之间矛盾重重，他们相继宣称中立，实则观望中国形势的变化。中华民国成立后，南京政府多次要求英法等国承认，均遭拒绝。袁世凯任总统后，东郊民巷使团与袁世凯政府频繁往来，“暗示承认”，始终不肯呈递国书，给予公开承认。当时英法等国不承认北京政府，并非象他们所标榜的所谓“不干涉中国内政”，更不是拒绝支持袁世凯，而是要求袁世凯“不仅作出口头保障，而且还声明他所有履行各项国际义务的意志和能力”[23]，即让袁世凯承认列强一切在华的特权和利益。因而，英法俄等国都以“承认”为筹码，向袁世凯施加压力，以获取在华相关利益的实现。俄在外蒙古交涉期间，就以“承认”为要挟，进行政治讹诈。 1912年1月23日，俄外交大臣给沙皇奏文中称：“列强驻北京代表中最关心中国事务者认为承认袁政府的条件是保证外国人在中国的权利…….现在当中国政府正在组织之际，需要我们的承认及其支持时，是这么一个有利的时机，我们不能放过这个机会”。因而沙俄在交涉外蒙时就称：“不看到外蒙古俄问题的解决，将不予以公开承认”[24]。1913年10月，袁世凯政府接到来自俄驻华公使的照会：“中国如不承认俄蒙协约，则俄国亦将不承认民国政府”[25];因而给极想获得各国承认的袁世凯以极大压力。 同时，俄还利用善后大借款相威胁。民国初建时，财政十分拮据，“库空如洗”。袁在1912年开始就向俄、法、英、美、日、德等六国筹备借款。磋商近一年。六国都企图利用借款来实现他们的政治利益，尤其是俄国和日本。俄国初期反对借款，因为担心中国把借款用来对付俄在蒙古的扩张，但为防止列强间竞争，以及希望从中牵制和监督借款的实施，以及实现俄在外蒙的政治目的，俄就积极参加到六国银行团中。在六国银行团之间的先期谈判和协商中，俄要求其他五国在协议中承认“俄在中国的北满、蒙古和新疆的利益和特权”，足以显示俄利用借款进行政治讹诈的野心。在袁世凯与六国谈判期间，俄别有用心地极力阻碍大借款的实现，以给袁世凯以压力，迫使袁按照俄的意愿解决外蒙。随着宋案的发生，南方形势顿趋紧张，“袁大总统需款甚急，不惜答应任何条件，他以为如能有五百万英镑，他就可以使他的地位稳固，并控制军队”[26]，于是，袁为了巩固政权，“先弭内乱，以杜外侮，”在与俄的秘密谈判中，承认俄在蒙古的扩张。1913年4月26日，袁派赵秉钧同英、法、德、俄、日(美国退出)五国银行签订合同，借款二千五百万英镑，“扣除到期的借款和赔款，袁实际拿到手的不过七百六十万英镑”。善后借款以中国之盐务收入全数作为担保，致使“它们在短期内帮助了中国政府，从长远来看却在继续蚕食中国的主权[27]”，为我国财政史一大痛事。 二、国际环境的孤立 民国成立之初，“中国既无自由、平等的国际地位，又无可靠的同盟者”[28]。袁世凯执政后，在“以夷治夷”的外交理念基础上，又进一步对外国列强持一种开放性外交姿态。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发表的就职演说中说“夫输入外国文明与资本，是国家主义，而实世界主义，世界文明之极，无非以己之有余，济人之不足，使社会各得其所，几无国界可言。孔子喜言大同，吾国现行共和，则闭关时代之旧思想，必当扫除净绝”[29]。体现袁的对外开放思想。在近代国际政治格局中，实行“闭关”与世界他国不相往来已不可能，因而“开放”就意味着不可避免地存在与他国的对立和合作。袁在就职演说中已表明与列强各国的合作姿态，但前提是承认各国在华既得利益。即以妥协为基调。中国和列强本身存在巨大差异，中国国力衰弱，政局动荡，列强强大却缺乏平等、自由共处的观念，他们往往乘机进行讹诈，以谋求在华的自身利益的实现，同时彼此援应，孤立袁世凯政府。在对俄交涉中，英、法、日等国暗中和俄国进行双边或多边合作，孤立袁世凯政府，也是中国外交失败的重要原因。 首先是俄国与英国的密谋。俄国与英国就西藏和外蒙问题已进行过多次秘密交涉。1907年英俄协定中，双方允诺互不干涉西藏内政，但由于俄在蒙古影响扩大，使英觉得应得到俄的补偿，所以1912年，英外相格雷什和俄外交大臣萨查诺夫会谈中，英表示不允许中国大量派兵进入西藏， 同时暗示萨查诺夫，英俄两国可就两国在西藏和外蒙的地位做笔交易。此项建议虽被俄反对。但英俄实际就此达成谅解。所以英国在谋求中国的西藏时，自然不会反对俄对外蒙古的独吞。 其次，是日俄密约。日本和俄国对中国最具侵略性和进攻性姿态。日俄曾三次就中国边疆达成秘密协议，俄外臣称：“必须想到日本人会把承认袁政府问题和对他们较重要的问题联系起来，如关于关东租借期问题，并希望租期超过25年———让给俄国利用关东的时期，此种要求毫不损害我国的利益，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反对他。和日本行动协调时，我们可能估计到我们谈判的成功，尤其是我们得到我国同盟国法国，日人得到他们同盟者英国人同情保证时。”。1907年，日俄缔结第一次《日俄密约》，日本“承认俄国在外蒙古的特殊利益”。1910年，签订第二次《日俄密约》，相约在“必要时采取保护此种利益的措施”。1912年7月，日俄第三次密约：防止关于满、蒙特殊利益之可能的误解起见，俄日两国政府决定展长1907年7月30日密约之分界线，并划定内蒙古之特殊利益范围。因而，在俄与中国交涉外蒙时，日本不仅对俄听之任之，同时借中国外交处境艰难时，谋求在东北的权益，二十一条的签订就是日本乘机进行的政治讹诈。 法国的对华政策基本上追随英、俄两个同盟国。对于法国来说，当时的首要问题是即将来临的与宿敌德国的大战，自然不会对英、俄的侵略提出异议。况且，俄对外蒙的吞并与法国当初鲸吞安南如出一辙。因而，法也不反对俄对外蒙的吞并。1913年4月21日-23日，俄法公使在各国驻京会上提出承认中华民国的四项条件之一就为：“不承认蒙藏为中国领土。[30]一直坚持外交解决的袁世凯试图在外交中有所突破。当时《俄蒙协约》提出后，袁世凯即以精通俄事的陆征祥代替梁如浩为外长。陆征祥是民国时期著名外交家，具有广泛的国际知识，了解世界形势，掌握近代外交专业知识，通晓外交礼制和外国语言。他在前清时代曾先后出任过荷兰和驻俄公使，与英、俄各国都有相当不错的私交。因此袁世凯对陆征祥的任命，不但有利于陆征祥利用私人关系与沙俄斡旋之意，而且也想以陆征祥作为桥梁，以联系英法等欧洲列强，平抑沙俄在中国外蒙地区的扩张。陆征祥上任后多方打听列强对此事的态度，希望能得到列强的一点支持，岂料环顾一周，”各国官方的反应非常冷淡，使向来重视外国态度的袁世凯感到巨大压力，这也是袁世凯放弃外蒙的原因之一。 三、国内缺乏稳定、健全、统一的政治环境 民国初年，中国社会弥漫着种种危机，“边患、兵忧、财困、食艰、业敝、才难”[31]等一直困扰着北洋政府。袁世凯上台后，情况并未好转，在财政、外交、内政等方面危机重重。 首先在财政方面，“财政困乏，达于极点”。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时期，南京临时政府财政就十分拮据，不能不依靠借债度日。袁世凯上台后没有任何起色，新任财政总长熊希龄接任时：“南京库存仅余三万，北京倍之，不及六万”[32]。按照前清财政体制，中央的主要收入来源于各省的解款，武昌起义后，各省不仅截留应解归中央的税款，连在前清时期不敢耽误的“赔款”“洋款”(外债)也截留不解。中央政府几乎没有任何收入。尽管中央政府一再向各省呼吁解款，但因为地方财政也十分吃紧，因而应者寥寥。同时民国政府支出庞大，赔款和外债即是一笔沉重的负担。因为南北扩军使军费支出也十分庞大。再加上各项行政开支，因而财政困乏一直困扰着袁世凯政府，所以袁世凯不惜依靠外债输血来度过危机。 同时，政治动荡。其中既有袁世凯由于野心的膨胀，导致对异己势力尤其是革命势力的清除和打击所带来的动荡，也包括各派势力的分化组合和农民起义给政局带来的冲击。首先是袁世凯对二次革命的镇压。以宋教仁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希望通过合法政治斗争，建设“真正民主共和政体”。在第一届国会选举后，国民党在参、众两院获得压倒多数的席位，对袁世凯的独裁统治构成极大威胁。为打击资产阶级民主势力，袁世凯派人刺杀宋教仁，“宋案”真像公布后，全国哗然，孙中山主张“立即兴师讨袁”，以江西都督李烈钧为首的一些激进分子立即拥护，南方形势顿趋紧张，袁世凯立即着手镇压，“政府现已派遣军队，刻期南下，偏隅之乱，不难指日荡平”[33]。其次，在镇压二次革命后，又镇压了白朗起义。纵横于豫皖鄂地区的白朗起义使袁政府大为吃惊，袁世凯命段祺瑞率北洋正规军主力二十多万人剿灭白朗起义。虽在初期“将骄兵悍”的北洋军失利，但最终历时两年多的农民起义也以失败告终。此时，袁世凯基本上消除国内一切企图推翻袁政权的有影响的武装力量，实现了“统一。”此后，袁称“没有正式大总统，列强不承认，民国随时有被瓜分或清帝复辟的危险”，迫使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利用完国会给他戴上总统桂冠后，将只有“民主共和”象征意义却没有任何实权的国会解散。然后开始着手称帝准备。 动荡的政治格局，对袁世凯的妥协性外交产生一定的影响。外交是国内政治的延续。外交政策的制定取决于国内政治的发展变化。国内政局的稳定，有利于外交的展开。反之，政局不稳，国家权利易于分散，无法有效地运用权力。同时，外交也是以国家实力为后盾，并非只恃“笔舌之争”，才能取得胜利。综合国力的相对落后，也使中国外交处于不利地位。袁世凯执行妥协性外交，既是他主观上为自己政权的巩固“先弭内乱，以杜外侮”的外交理念所致，也于中国的客观实际相关，“外患”往往与“内忧”接踵而至，而“外患”往往又导致“内忧”的进一步恶化。 综上所述，在中俄长达两年半的外蒙古“独立”交涉中，坚持外交解决和和平解决的袁世凯，初期对俄国进行抵制，但这种抵制又是软弱的。最终袁世凯屈从于俄国的政治讹诈，使这场外交交涉变成政治交易。但从当时国内外政治环境来看，大多是被迫的外交让步，并非纯粹的“卖国”。 参考文献： [1]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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