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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08年为中国全球传媒公关的重要一年，西藏再度成为全球媒体的焦点。西方视角中的西藏形象、西藏话语与中国互不交接，南辕北辙。西方多年形成的西藏形象，首先涉及到西方的普世价值，其次反映了西方长期对中国的偏见以及近期对中国崛起的焦虑。西方大众传媒和学术界、政界在西藏问题上形成了配合默契、行之有效的政治传播链。对此中国需要有现实主义的态度和全球视野，面对西方的主导话语权，必须努力打造中国的普世价值观，坚持历史的主题、发展的主题，积极参与普世价值的全球重建。 关键词：西方的西藏形象；西藏话语；普世价值；全球重建 一、西藏2008：全球媒体聚焦 2008年3月14日，中国西藏再一次成为全球媒体的聚焦点。起因是发生在拉萨的一场暴乱，这场暴乱在新华社报道中称为“拉萨314打砸抢烧事件”。新华社是这样报道的：“这是一起骇人听闻的严重暴力犯罪事件”，“一群不法分子在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市区的主要路段实施打砸抢烧，……给当地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使当地的社会秩序受到了严重破坏，18名无辜群众被烧死或砍死，造成直接财产损失超过3亿元”。报道又称：“这是一场反对分裂，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斗争……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组织公安、武警，对在拉萨街头十分猖狂地进行打砸抢烧的不法分子依法打击，迅速平息了事态，维护了社会稳定，维护了国家法制，维护了西藏各族群众的根本利益。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这起严重的暴力犯罪事件是由达赖集团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煽动的，是由境内外‘藏独’分裂势力相互勾结制造的”。[1] 而在全球传播体系中占主导的英美媒体的报道却与新华社的描述大相径庭。《纽约时报》3月16日报道称：“成百上千的僧侣与藏人与防暴警察发生冲突……，出现许多相互矛盾的报道……中国当局否认向示威者开枪，但印度的西藏领袖对记者说他们确认30名藏人死亡，未能确认的死亡藏人过百。”[2]3月18日的《纽约时报》称，“对于藏人与他们的同情者来讲，拉萨的长达一周的反抗中国统治的起义，反映了藏人多年来沸腾不已的愤怒情绪，因为北京干预藏传佛教的仪式，实施严厉的政治掌控，对藏人视为圣土的喜马拉雅山区的环境制造破坏”[3]。在CNN以及德国的电视、纸媒上面，出现了大量中国警察与军方镇压僧侣和藏人的画面，许多纯属张冠李戴，或刻意剪辑，歪曲事实，道听途说。西方传媒普遍的严重背离事实、充满偏见的报道引起了全球华人的强烈反弹。 3月的藏独闹事是多年蓄谋己久的借题发挥事件，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傍”奥运这个传媒公关的“大款”来宣传藏独。紧接着，奥运火炬传递给西方政治化奥运者们提供了新的机会，把反华鼓噪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一些欧洲国家的政要跟着起哄，以法国总统萨科齐为代表，纷纷拿中国“人权”开刀，向本国选民大作政治秀。在世界多个国家的火炬传递过程中，尤其是在伦敦和巴黎，藏独和人权组织严重干扰奥运的正常火炬传递活动。中国民间群情激愤。 改革开放30年后的中国，开始在文化领域推动全面的发展战略，以北京奥运为标志，推动全球性的传媒公关。2008年年初春节期间的中国南方雪灾、3•14西藏动乱、4月奥运火炬海外传递事件、5•12汶川大地震，以及8月北京奥运，就在这一关键的年度，发生了如此密集、重大的事件。在今天全球传播的高速度高效率、高覆盖高穿透力的大气候下，每一个局部事件都会成为重大国际传媒事件。雪灾地震是自然灾害，其他更多的则是刻意策划制造的传媒事件。藏独暴力事件、海外奥运火炬传递事件都是指向北京奥运这个中国最大的国际传媒活动的，是借助奥运这样的重大国际传媒活动来发出声音。这是一个惯例，不分国家，也不论何种政治体制。 2008年，全球媒体聚焦西藏，就是这样一个大背景、大气候。以新华社和《纽约时报》的报道为例，无论从视角、叙述方式、遣词造句、议程设置等各方面来看，都是南辕北辙，甚至是针锋相对。很显然，在全球传媒中声音最响亮的不是新华社，而是《纽约时报》、CNN和路透社这类西方主流传媒，引起西方公众舆论的哗然，西方政客随之作秀，中国公众为西方的偏见所激怒。这是一场公关危机、媒体危机，严重影响到中国的国家形象、国际关系。汶川地震之后，在曲折复杂的环境变化中，这场危机才得以化解。 西藏为何一而再、再而三地成为全球媒体的焦点？中国和西方在对于西藏的看法上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异？ 西方媒体、知识界、政界、大众文化中的西藏形象，虽不完全一致，但基本上形成了某种固定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或脸谱化形象。如前引《纽约时报》所示，西藏时时发作的暴乱是“［藏人］反抗中国统治的起义”，原因是中国对西藏宗教和文化的“干预”、“严厉的政治掌控”、对西藏环境的“破坏”。达赖喇嘛在西方社会的眼中是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是宣扬“和平”、“非暴力”、“仁慈”和“信仰”的世界级的宗教领袖，其影响力不下于梵蒂冈的天主教教皇。西方媒体向公众描述的西藏，曾经是香格里拉式的乐土，是独立的佛教王国，但被中国“入侵”和“征服”。达赖喇嘛是藏人拥戴的精神领袖、世俗领袖，藏人的“起义”与反抗是争取自由、人权和独立的正义事业。面对中国共产党“极权政府”的“暴力镇压”，达赖喇嘛就像圣雄甘地一样，倡导“非暴力”与“和平”。 这是一个在西方根深蒂固的西藏形象。塑造了西藏形象的西方的“西藏话语”，首先涉及到西方的普世价值，其次反映了西方长期对中国的偏见以及近期对中国崛起的焦虑。 二、西藏话语：误读和歧义 对于西藏，中国与西方的媒体处于“各说各话”的状态。中国学者、媒体人宋念申指出，“在报道最近的西藏骚乱事件中，西方媒体反复灌输，这是一场Tibetan（藏人）和Chinese（中国人）的冲突。有意无意之间，造成‘藏人’不是‘中国人’的效果”。[4]对于西方传媒来讲，Chinese一词指的就是“汉族”。所以汉藏之间的差异和矛盾就被置换成了中国与西藏的冲突。相对于当今流行的“非裔一美国人”（African-American）、“华裔—美国人”（Chinese－American）等所谓“并联式身份认同”（hyphenated identity，即族裔与国籍并联的身份），西方话语中并无“藏族—中国人”（Tibetan—chinese）、“维族—中国人”（Ughur-Chinese）等称呼。“中国”在西方话语中不是以一个现代法理意义上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出现的，而是以一个“汉字和儒家文明”的形象出现的。这涉及到了西方对于中国作为多民族的现代国家的根本认识，其中的误读影响深远，体现了西方社会从哲学思辨上、法理上对中国的模糊认识和偏见，可追溯到为西方现代理性奠基的黑格尔和西方启蒙思想家。 话语和语言的表述问题不仅仅是学术问题。在西藏问题上，我们看到了话语的强大威力。西方媒体的“西藏话语”坚持把“中国”与“西藏”作为两个对立的概念和实体，通过话语的置换，把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现代民族一国家（nation-state）的内部问题植入“国家冲突”的框架（framing）。其历史渊源出于复杂的西方与中国的不同发展道路、不同文化背景，是一个非常需要探讨和向公众澄清的问题。但是大众传媒的常规是有意避免复杂深奥的历史、学术话题，尽量把复杂的问题简化为大众能接受和理解的语言。西方媒体西藏话语的误读对国际社会产生的误导是非常广泛和深入的。尽管2008年通过互联网和全球华人的抗议，中国民间对于西方传媒的西藏话语的抨击让世界瞩目，但要想在短期内动摇西方公众多年来形成的“西藏观”却很不现实。 处在风暴核心的十四世达赖喇嘛，是善用传播和话语手段来达到政治目标的政治传播高手、国际公关的“大师”。他在针对中国公众的中文网站上发表的言论，绝大部分都使用“汉藏民族”、“国际社会应该帮助汉藏民族建立互信与相互交流”。在汶川地震之后、北京奥运即将开幕之际，国际舆论开始对达赖喇嘛的言行有所保留。达赖喇嘛连忙发动公关攻势，在美国和欧洲各地四处游说。2008年7月16日，达赖喇嘛在美国加州公开演说时称，“现在就是汉藏两个民族必须要建立友谊的关键时刻，也就是汉藏两个民族居住的地方我们要去建立一个团体，相互交流，让互相真正的认知对方”[5]。但是在其英文网站上以及在西方其他语言的语境中，达赖喇嘛反复强调的是China和Tibet的对立，毫不含糊地在中国与西藏对立的框架中，使用西方的话语来表达他的观点。实际上，达赖喇嘛关于西藏的言论已经成为西方媒体的西藏话语的重要部分，他的观点基本上就是西方传媒的观点。达赖喇嘛在2008年4月6日的英文声明中提到，“每一个藏人都有权利为他们的自由与人权去斗争。但是如果我们在中国人民心中造成仇恨的话则无益和无助藏人的斗争”，“我们的斗争对象只是中国的少数领导人，而不是中国人民。因此我们千万不能造成中国人民的误解和伤害他们”。[6]在声明中，达赖喇嘛反复使用Tibetans和Chinese people，向西方公众传递的明确无误的信息就是藏人与中国人的之间的问题，而不是藏族与汉族之间的关系。 在西藏问题上的英语表述和翻译上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国际上目前就“西藏问题”的三种英文说法，即“Tibetan question”、“Tibetan problem”和“Tibetan issue”，在内涵上有着重要差别。国内论者认为，西方一些学者用Tibetan question来对西藏的争议作出阐释，而政界多用Tibetan issue，把西藏问题作为法律上和事实上存在着的悬而未决的问题，从第三者角度出发来加以判断。而Tibet an problem和Tibetan issue则被达赖喇嘛交替使用，在谈论西藏法律地位时用Tibetan issue，在讨论西藏的宗教、人权和文化时用的是Tibetan problem，突出西藏出现的问题。[7]中国在用英文表达西藏问题的时候，究竟应该用哪种选择才能更准确地表达中国的立场？这是个相当困难的选择，因为在使用任何一个词汇的时候，都存在着西方语境、西方话语的主导问题。西方传媒和学界、政界可以在各自的语境中强调其词汇有利于己的内涵，而中国却不得不在西方语境、西方先入为主的西藏话语中，做出艰难抉择。 西方学术界的西藏研究具有强烈的现实政治意识和问题意识，是冷战时期的遏制共产主义、遏制中国的大的知识体系、知识框架的重要部分。西藏研究在美国学术界从属区域研究（Area Studies），是冷战期间美国社会科学与人文研究学科之中研究非西方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学术体制。[8]美国的西藏研究集中在哈佛大学等著名高校，早期研究西藏的历史、人文与宗教等，从人类学、史学、宗教学、语言学、民族志等方法开展研究，但始终与政治和国际战略的关系密切。[9]值得指出的是，西藏研究在美国亚洲研究这个区域研究的大学科中不是东亚研究（包括中国、日本、朝鲜等）的一部分，而是从属南亚研究，划归为印度等南亚次大陆领域。我们知道，地缘政治是冷战中国际战略的核心，在学术上面的地缘归属，也深刻地反映了美国对西藏的战略意图。美国学术界的西藏研究与政界和媒体的关系密切。美国国会、中央情报局等从民意、社会舆论、选举议程的公开场合到秘密场合训练大批西藏反华游击力量，都是人所皆知的事实。[10] 西方的西藏话语包括大众传媒和学术界、政界的话语，其中，学术话语虽然不常在大众传媒上亮相，但却具有导向作用。在历史叙事、概念定义、观点表达、遣词造句上，往往是西方学术界发牌，提供概念和议题，传媒则针对西藏的暴力事件（多半是有预谋的）进行炒作，国会则借题发挥，推波助澜，行政部门（国务院、五角大楼、中央情报局等）则通过行政手段来表明立场，形成了配合默契、行之有效的政治传播链。 三、西方西藏形象、西藏话语的语境 西方视角中的西藏形象和西藏话语是各种因素的综合表现。首先，西方视角中的西藏反映了西方的普世价值观，西藏话语可以借用美国学者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观点，是西方所建构的关于非西方的“文化他者”的话语，在西方现代性观念体系中，诠释包括中国和西藏在内的他者形象的意义。这种西藏形象作为一种权力话语，在西方文化中规训化、体制化，构成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全球主义意识形态的必要成分，参与构筑西方现代性及其文化霸权。[11] 自由、人权、信仰自由等是西方西藏话语中反映西方普世价值的核心部分，也是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公关策略最着力的方面。藏传佛教密宗教义神秘感较强。而转世轮回的观念以及西藏的政教合一的农奴制度，实际上跟西方启蒙理性的现代性思维有很大差距。但是达赖喇嘛却殚精竭虑地把佛教中的有关和平、慈善等观念跟西方的平等、自由的理念结合起来。通过西方传媒，达赖喇嘛被描绘成一个跟圣雄甘地一样提倡非暴力，跟南非的反种族隔离领袖曼德拉、图图大主教，以及捷克诗人、人权斗士前总统哈维尔一样具有现实主义观点的、仁慈、悲悯的理想主义者、人类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在西方公众心目中的信誉是建立在西方社会的公认、共享的普世价值基础上的。可以认为，达赖喇嘛的论点相当成功地融入了西方普世价值观之中。 法国总统萨科齐在为他与达赖喇嘛会晤辩护时，反复强调他作为法国总统，有责任和义务与诺贝尔奖得主见面，否则就“无法面对历史真相”[12]。萨科齐会晤达赖事件反映了中西方在价值观与意识形态上的根本冲突。这里不仅仅是西方政界和传媒的认识，西方知识界以及文化界也对达赖喇嘛及其理想有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尤其是好莱坞影视圈，除了像理查•基尔这样狂热“信仰”达赖喇嘛的明星，北京奥运之前鼓吹抵制奥运的导演斯皮尔伯格也是达赖喇嘛的坚定支持者。 西方上世纪60年代的反文化、嬉皮士运动中有许多西方知识分子，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物欲横流的商业文化感到厌倦，纷纷在神秘主义的东方思想、宗教中找寻文化“他者”。而藏传佛教作为保存得比较好的最古老的东方宗教之一，其教义给一些“新世代”（New Age）、先锋派的西方文艺界人士提供了精神食粮。这些知识分子后来逐步进入西方社会主流，但对于西藏古老宗教和文明的向往与对中国共产党政府的反感，构成了西方自由派和某些“左翼”知识精英的立场。这些掌握了西方主流话语权的知识精英所建构的西藏话语，通过好莱坞电影、电视节目、流行音乐、畅销书等大众文化渠道，以及学术、知识界的传播，形成了相当深厚和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西藏形象、西藏话语。曾任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新闻学院院长的资深媒体人、美国的老牌“中国通”夏伟（Orville Schell）在《虚拟的西藏：从喜马拉雅山到好莱坞的香格里拉寻踪》一书里，以他自己个人在西藏和中国内地的经历，描述了西方部分知识精英的心路历程。他们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幻灭和对中国共产主义实践的误解、无知、偏见混杂在一起，通过好莱坞电影、流行音乐等媒介，制造了“虚拟的西藏”及西方视角中的西藏形象和话语。[13] 西方知识精英、文化精英的西藏话语虽然包含了自由派左翼的一些对西方商业文化的批评，但根深蒂固的东西依然是西方的自由、人权的普世价值，他们眼中的达赖喇嘛、藏传佛教等等，最终归结到还是西方的个体本位的人文理性，是西方现代性的核心价值观。这种价值观逐渐融入了多元文化、多种宗教信仰和认同的观念，把现代人文理性进一步扩展了，但最核心的个体、自由、人权等并未改变。这就是西方的西藏话语的人文价值语境。达赖喇嘛对于西方普世理念十分了解，一方面积极迎合西方普世观念，另一方面把自己打扮成弱者、非暴力的和平使者，把中国政府妖魔化为镇压信仰自由、压迫少数民族文化的专制暴君，从而在西方公众舆论中赢得大量同情者与支持者。 加之从现实政治的角度讲，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迅速崛起深感不安和焦虑。西方的西藏话语也体现了中国威胁论、中国例外论的观点，而这些观点在西方的国际关系、国际战略的现实主义牌中一向很有市场。西藏问题并不牵涉到中国的总体经济与军事发展趋势，也不像台湾问题那样大规模地涉及美国的外交战略、地缘政治利益。西方的西藏话语主要体现在文化或意识形态软实力的范畴，即宗教信仰、自由人权等领域。而文化软实力方面恰恰是中国的“软肋”。改革开放30年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使中国国际影响力迅速扩张，但中国在文化与传媒领域的软实力大大落后于经济的发展。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曾说过，中国的国际形象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共产党国家，一是神秘莫测。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2008年4月30日发表的《中国外交政策及其在南美、亚、非洲软实力报告》（简称《报告》）认为，很难判断中国的对外政策目标和动机，无法了解中国在国际上到底是感到自信还是觉得自己很虚弱和犹豫不决，也不能确定中国的对外援助、投资、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报告》认为这是因为中国缺少透明度和可靠的信息数据，中国的对外政策缺乏战略连贯性和协调。[14]在西藏问题上，中国的态度和立场常常是西方反复试探的地带，这里面也包含了西方难以把握中国战略意图的困境。 四、中国的西藏话语：中国国际战略的重要一翼 长期以来，中国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对外宣传与公关工作，与西方基本上是互不交接的状况。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多年连续发表《西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白皮书，可作为中国的西藏话语的权威文本。[15]中国的西藏话语主要内容包括： 1、突出西藏的近现代历史。从西藏的农奴制到国际范围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冷战时代的对立，谈到1959年的西藏平叛、民主改革，一直到改革开放，从历史角度强调西藏问题的来龙去脉。 2、强调西藏的现代化发展。近年来对于单纯的经济发展、GDP增长的强调有所淡化，对于文化遗产的继承、保护和弘扬、宗教信仰和民族习俗的尊重等方面则大大加强。 除了中国政府的对外宣传，中国近年来也通过学术界、文化界的交流、访问等开展了西藏形象、西藏话语的国际公关。总体上讲，中国的历史主题、发展主题体现出动态的、开放的趋向，也是符合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主题的。但是中国的西藏外宣工作的这些主题，跟西方主流社会、媒体所打造的西藏话语显然是互不交接、格格不入的。西方媒体的西藏话语很少提及农奴制、西方殖民主义的西藏政策、西方在冷战时期的西藏战略等。西方的西藏形象非常推崇的是某种亘古不变的、纯朴古老的精神家园，而不是蓬勃发展的现代社会。实际上，“发展”、“进步”的概念和话语本身，就与西方的西藏话语形成了对立。 在中国迅速崛起、正在复兴的当下时刻，中国愈来愈意识到中国自己的国际化的西藏话语的重要性。但是面对中国的西藏话语与西方的西藏话语互不交接，甚至严重冲突的状况，中国究竟应该怎么办？ 中国的国际西藏话语显然不能不顾及传播效果，自说自话。但中国是否要像达赖喇嘛那样，迎合、顺应西方普世论话语，来包装与重新框定（frame）西藏形象？现在看来，中国的确需要有现实主义的态度和全球视野，一方面承认西方普世论话语的主导话语权，另一方面则要努力打造中国的普世价值观，在西藏形象和西藏话语上，中国不能不坚持历史的主题、发展的主题。与此同时，也需要吸纳西方当前的多元文化论、宗教与信仰自由等观念，强调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等话语。坚持媒体策略的灵活与开放，大力推行公共外交（文化交流、学术交流等），增进多方位的对话。最后，中国在西藏形象和西藏话语的策略上，始终应该保持清醒和理性的判断。中西方根本的价值观差异是不可完全化解的，只可避免、缓解对抗。西藏问题就是如此。在价值观方面的根本差异、国家利益的根本差异，既不可依靠谋取强权来征服和消除，也不能靠顺应强权来妥协退让。在中国复兴或崛起的道路上，中国唯有走出一条现代化不同选择之路，并以此来参与普世价值的全球重建，这才是治本之道。 注释：[1]《拉萨314打砸抢烧事件真相》［N］，新华社2008年3月22日电讯。 [2] Jim Yardley, "Tibetans Clash With Chinese Police in Second City", New York Times, March 16, 2008. [3] Jim Yardley, "Simmering Resentments Led to Tibetan Backlash", New York Times, March 18, 2008. [4] 宋念申：《Chinese：一个暧昧的否定》［N］，《东方早报》2008年4月10日 [5] 《达赖喇嘛称国际社会应帮助藏汉民族》，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官方网站，2008年7月16日。（http://chinese.dalailama.com/news.140.htm） [6] "Statement of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to all Tibetans," The Website of The Office of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April 6, 2008. （http://www.dalailama.com/page.228.htm）. [7] 陈泉：《“西藏问题”的三种英译及其取舍》［J］，《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第54页。 [8] 对于美国区域研究的分析，参见Bruce Cumming, "Boundary Displacement: Area Studies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During and After the Cold War,"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Vo1.29,1997. [9] ：索珍：《美国主要涉藏研究机构和藏学研究人员现状及其分析》［J］，《中国藏学》2006年第2期，第271—281页。 [10] 相关论文可参见Melvyn C．Goldstein，“The United States，Tibet，and the Cold War”，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v01．8，No．3，Summer 2006，pp．145—164；王芳：《美国国会与西藏问题（1980—2003）：一种历史的考察》［J］，《国际观察》2004年第2期，第19—24页；李晔：《20世纪美国西藏政策述论》［J］，《西藏研究》2003年2期，第1—17页。 [11] Edward Said，Orienttalism，New York：Random House，1978．关于西方视野下的中国形象，见周宁：《天朝遥远》［M］（上、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12] “Sarkozy Defends Dalai Lama Meeting"，AFP，December 8，2008． [13] Orville Schell, Virtual Tibet: Searching for Shangri-la from the Himalayas to Hollywood. New York: Henry Holt, 2000.本节内容与Schell的参考书受到乐钢博士启发，特此致谢。 [14] "China'a Foreign Policy and 'Soft Power' in South America, Asia, and Africa"，A study prepared for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United States Senate, The Congressional 调查SL灶CA30， 2008. [15] 《西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白皮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8年9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