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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十四年（640），唐在西域设立安西都护府，开始了唐朝正式统治西域的历程。 唐朝之前统治西域的是西突厥。西突厥本是突厥汗国的组成部分，公元552年突厥汗国建立后，以木杆可汗（室点密）为首的突厥部分势力向西发展，控制了西域。公元583年突厥汗国分裂后，西突厥成为独立的汗国。西突厥采取三种方式统治西域：一，派遣官员担任西域国家的国王，进行直接统治；二，派遣官员“摄”、“领”西域国家，进行临时性直接统治；三，派遣吐屯监国，进行间接统治。[1]总体来讲，采取的是保持西域诸国原有土著政权，使其“称臣纳贡”较为松散的统治方式。西突厥对西域诸国的压迫仍然是很深重的，西突厥在军事上频繁征发居于北疆的铁勒部为其东征西讨，经济上征取诸国的贡赋尤其是南疆农耕绿洲小国的土产、商业税，而这一切又以武力镇压诸国的反抗作为基础，因此，西突厥与西域土著政权及人民的矛盾重重。 唐以前，隋朝即开始与西突厥联系，进而争夺西域的统治权。隋文帝为了分化东突厥沙钵略可汗的力量，实行远交近攻的方略，派太仆元晖出使西域，赐给西突厥达头可汗狼头纛，揭开了隋朝与西突厥交往的序幕。此后，双方互有使者往来。不过，文帝时的交往主要是政治、军事方面的，经济、文化方面的来往还较少。随着隋朝对东突厥汗国的胜利，沙钵略可汗及其后裔臣服隋朝，隋炀帝开始积极经营西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利用西突厥内部的矛盾，左右西突厥汗国在西域的统治权；一是设郡立县置官，进行直接统治。突厥汗国分裂后，东突厥阿波可汗逃到西域，开始了与西突厥达头可汗先联合对付大可汗沙钵略，后争夺西域控制权的历史。至处罗可汗时，阿波系已占据达头系的大片土地，取代达头系成为西域的统治者。隋朝于是利用处罗可汗母向氏为中国人，遣使诏处罗朝贡隋朝；后来，炀帝西狩，处罗托以他故未赴约，隋转而支持已臣属处罗的达头系射匮可汗，赐以桃竹白羽箭，许立大可汗。射匮正谋求隋朝的支持，向隋朝求婚，因此，发兵大败处罗，夺回故地。射匮依靠隋朝获得了西域统治权，处罗得罪隋朝丧失了原来地位，后无路可走内附于隋朝。隋朝操纵了西突厥在西域的统治权。隋朝又在西域南北二道东部要冲分别设置鄯善、伊吾、且末三郡，直接控制西域的门户，后又设西域校尉，为进一步进军西域作好了准备。隋末，西域已处在统一的前夜。不过，由于隋炀帝三征高句丽，激化了国内矛盾，加速了王朝的灭亡，统一西域的目标未能实现，而留待唐朝完成这个历史使命。 一，唐与西突厥的关系及设安西都护府 唐朝在设安西都护府之前，与西突厥关系已很密切，成为册封西突厥可汗的宗主国，并通过扶植西突厥可汗间接统治西域。唐初，西突厥汗国在射匮可汗之弟统叶护可汗的统治下发展到顶峰，所谓“北并铁勒，西拒波斯，南接罽宾，悉归之，控弦数十万，霸有西域，据旧乌孙之地，……西戎之盛，未之有也”。[2]统叶护主动遣使朝唐，贡献条支巨卵。但唐高祖时，唐与西突厥的关系仅为政治上的相互联络，尚未形成宗主支配关系。高祖曾与统叶护两次联合，都因东突厥颉利可汗的阻挠和统叶护的退缩而未成功。一次是与统叶护可汗相约，武德五年（622）合力攻东突厥汗国，大军将发，颉利可汗与统叶护通和，约以无相征伐，未成；一次是统叶护请婚，高祖应允，但颉利可汗威胁阻道，并频岁入寇，又未成。唐太宗时，唐与西突厥的关系有了重大发展，唐朝成为册封西突厥可汗的宗主国。贞观二年（628年），统叶护被伯父莫贺咄杀害，国内大乱，西突厥汗国从此走向衰落，西突厥分裂为莫贺咄与肆叶护（统叶护之子）两派，双方都寻求唐朝的支持，遣使向唐请婚。唐太宗初以西突厥“君臣未定，战争不息”，两拒之。肆叶护打败莫贺咄后，属下泥孰与之又分裂成两派。泥孰武德年间到长安，曾与“居藩”的唐太宗结为兄弟，关系密切，贞观六年（632），泥孰打败肆叶护，成为西突厥汗国的大可汗后，“遣使诣阙请降”，请求唐朝的承认。从此，唐朝与西突厥成为册封与被册封的关系，唐先后四次册封泥孰系可汗。不过，西突厥内乱不断，始终存在对立的两派，泥孰系未能有效控制西域，唐朝扶植泥孰系以非武力手段统一西域的目的亦未能实现。泥孰贞观七年（633）被册为奚利必咄陆可汗后一年即死。634年，唐再册其弟同俄设为沙钵罗咥利失可汗。咥利失可汗统治无方，控制权大大削弱，汗国分为十部（或谓十箭、十姓），又分左、右厢，左厢号五咄陆，置五大啜，居碎叶以东；右厢号五弩失毕，置五大俟斤，居碎叶以西。咥利失不断遭到属下的反对，西部立欲谷设为乙毗咄陆可汗，与咥利失可汗抗衡，“西突厥又分为二国矣”。[3]双方以伊丽河为界，西受令于咄陆可汗，东听命于咥利失可汗。唐朝仍然支持泥孰系，咥利失死，640年，再册泥孰之侄为乙毗沙钵罗叶护可汗。为了维护西域的安宁，唐同时安抚两派。《新唐书•突厥传下》载，“会二可汗使者皆来，帝敕以敦睦，令各罢兵”。但咄陆可汗不听，继续与叶护可汗攻战，并向东扩展，至贞观十二年（638），已占据西域东部地区，接着寇唐朝在西域东部所设伊州，唆使高昌国背叛唐朝，遣处月、处密与高昌共拔焉耆五城。咄陆可汗的所作所为，严重威胁了唐朝西部边疆的利益，彻底打破了唐朝扶植西突厥可汗，间接统治西域的计划，在这种形势下，唐朝决定进军西域，设立安西都护府，直接控制西域。 贞观四年（630），西域东部伊吾城因唐灭东突厥颉利汗国，惧而降唐，唐在此设伊州。伊州的西邻高昌国本与唐朝关系密切，唐朝建立的第二年（619）即遣使入朝，贞观四年（630）其王麴文泰入朝，其妻请预宗亲，太宗又诏赐李氏，封常乐公主。但其后却在咄陆可汗的操纵下与唐为敌，阻碍丝路交通，遏绝西域朝贡者，击伊州及焉耆，蔽匿中国人，无籓臣礼，挑拨薛延陀与唐朝的关系。贞观十三年（639）十二月，太宗遣交河道行军大总管侯君集等率兵讨伐高昌。咄陆可汗以阿史那步真叶护驻可汗浮图城，与高昌犄角抵御唐军。但唐军至，咄陆可汗“惧而西走千里”，高昌王计无所出，降；阿史那步真率部亦降。十四年（640）八月，唐朝分别在高昌、可汗浮图城置西州和庭州，又置安西都护府于西州。安西都护府是西域的最高军政机构，下辖伊、西、庭三州，牢牢控制西域东部，不仅遏制了乙毗咄陆的扩张势头，而且建立了唐朝进一步经营西域的稳定基地。 安西都护府设立后，唐与乙毗咄陆可汗还有几次大的较量。贞观十五年（641），乙毗咄陆可汗遣石国攻杀叶护可汗兼有其国后，仗着兵强马壮，转而向东，遣处月、处密等攻唐朝的伊州、西州天山县等地，安西都护郭孝恪率兵击却之，又乘胜进拔处月俟斤所居之城，降处密之众。乙毗咄陆可汗又使臣屈利啜为弟娶焉耆王突骑支女，结为唇齿关系，与唐为敌。焉耆毗邻西州，直接威胁到安西都护府的安全，迫使唐朝不得不出兵攻焉耆。时焉耆内乱，王弟颉鼻、栗婆准叶护等人降唐，贞观十八年（644），唐太宗令安西都护郭孝恪以栗婆准为向导，率兵攻焉耆，俘其王，留栗婆准摄焉耆国事，大胜而归。 乙毗咄陆可汗在唐军的打击下连连失败，性又狠傲，弩失毕部不愿继续追随他，遣使唐朝，请另立可汗。唐朝虽已进驻西域，但势力仅在东部，仍希望通过册封西突厥可汗，间接统治西域其它地方。于是，遣通事舍人温无隐与其国大臣择突厥可汗子孙贤者授之，贞观十六年（642），册泥孰之侄孙为乙毗射匮可汗，是为唐朝所册立的第四位泥孰系可汗。乙毗射匮可汗在唐朝的支持下，穷追猛打咄陆可汗，迫使其西走吐火罗；又挥师东进，攻打咄陆可汗的阿史那贺鲁叶护。贺鲁时在多罗斯川（北距西州千五百里），统处月、处密、姑苏、葛逻禄、弩失毕五姓，在乙毗射匮可汗的迫逐之下，贺鲁走投无路，贞观二十二年（648）四月，率部降唐，拜为左骁卫将军。乙毗射匮可汗打败乙毗咄陆可汗，成为西域的统治者。 乙毗射匮可汗成为西域的统治者后，与唐朝逐渐产生矛盾，乙毗射匮可汗想重温西突厥统治整个西域的旧梦，而唐朝不愿乙毗射匮可汗的势力进一步扩大。双方首先在焉耆和处月、处密的归属问题上发生冲突。如前所述，贞观十八年唐俘焉耆王，并立栗婆准为王，但乙毗射匮可汗却遣吐屯统摄焉耆，并将栗婆准执送龟兹，杀之，另立薛婆阿那支为王。[4]乙毗射匮可汗又在迫逐贺鲁时，与唐争夺贺鲁所部处月、处密。贞观十九年，唐遣左屯卫将军阿史那忠等招纳处月、处密。乙毗射匮可汗向唐请婚，太宗许婚，但令其割龟兹、于阗、疏勒、朱俱波、葱岭五国为聘礼，以削弱其势力，乙毗射匮可汗又不从，双方矛盾进一步激化。时焉耆西邻龟兹无藩臣礼，唐朝决心教训龟兹，并借此机会打击乙毗射匮可汗。 贞观二十一年（647）十二月，唐太宗派阿史那社尔为昆丘道行军大总管，与契苾何力、郭孝恪等率兵讨龟兹。贺鲁时为左骁卫将军，固请为向导，拜为昆丘道行军总管。焉耆王阿那支闻唐军至，率兵抗御，社尔擒斩之，立突骑支之弟婆伽利为王。唐军再破龟兹，擒其王诃黎布失毕及大将羯猎颠，其相那利夜遁，引乙毗射匮可汗兵来战，安西都护郭孝恪及其子被袭身亡，社尔率军奋战，二十二年（648）十二月，终于平龟兹，俘诃黎布失毕及羯猎颠于长安，立其王之弟叶护为龟兹王。唐军乘胜追击，“以昆丘道行军总管、左骁卫将军阿史那贺鲁为泥伏沙钵罗叶护，赐以鼓纛，使招讨西突厥之未服者”；[5]又以五十骑至塔里木盆地南缘于阗，劝其臣服唐朝，于阗王伏阇信随军入朝。唐朝征服了焉耆、龟兹、于阗三国，势力深入到南疆塔里木盆地；贺鲁打败乙毗射匮可汗，基本上控制了西突厥本土，唐于贞观二十三年（649）二月置瑶池都督府，以贺鲁为瑶池都督，统摄咄陆、弩失毕十姓，以安西都护府统之，[6]北疆西突厥也处在唐朝的统治之下。 但是，贞观二十三年唐太宗去世，西域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永徽二年（651）正月，阿史那贺鲁闻太宗崩，欲反。唐朝不欲西域动荡，遣通事舍人桥宝明驰往慰抚，令贺鲁长子咥运入宿卫，授右骁卫中郎将，遣归。但贺鲁反心已定，与其子拥众西走，击破乙毗射匮可汗，兼并其众，建牙于双河及千泉，自号沙钵罗可汗，统咄陆五啜、弩失毕五俟斤，胜兵数十万，又与乙毗咄陆可汗连兵，处月、处密及西域诸国多附之。七月，攻陷唐庭州金岭城及蒲类县，杀略数千人。为了挽回西域局势，唐高宗采取了两项措施：一，将贞观末年俘获的西域诸国王族放归故里，借助他们的力量稳定西域局势；二，派兵平息贺鲁之乱。 永徽元年八月，高宗遣布失毕归国，复为龟兹王，抚其众；永徽二年四月，诏加突骑支为右武卫将军，复为焉耆王，遣还国。永徽二年十一月，以原高昌王麴智盛之弟麴智湛为左骁卫大将军兼西州刺史，归故里，由任为安西都护，担任西域的最高军政首脑。 唐朝三次派兵西域讨击沙钵罗可汗（贺鲁）。第一次是永徽二年（651）七月，以梁建方、契苾何力为弓月道行军总管率兵进讨，但仅败贺鲁所属处月朱邪孤注而归。第二次是永徽六年（655）五月，以程知节为葱山道行军大总管率兵进讨，次年，破歌逻禄、处月二部于榆慕谷，攻拔突骑施、处木昆等部于咽城，追杀西突厥及别部鼠尼施数万骑于鹰娑川，后因逗遛坐失战机。第三次是显庆二年（657）正月，以苏定方为伊丽道行军总管，率兵自北道讨贺鲁；以阿史那弥射及步真为流沙安抚大使，自南道招集旧众，[7]十月，苏定方破处木昆部于金山北，大败贺鲁主力于曳咥河西，追至双河，与弥射、步真兵合，再创贺鲁余众，贺鲁与其子咥运等趣石国，被石国执送唐军。唐军历时7年（651—658），终于平定贺鲁之乱。 唐朝平定沙钵罗可汗（贺鲁）是西域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是西突厥汗国彻底灭亡、唐朝全面统治西域的标志。显庆三年（658）唐在西域采取了几项重大措施，强化对西域的统治：一是将安西都护府从东部的西州迁至中部的龟兹，以便全面控制西域；二是在塔里木盆地周缘置龟兹、疏勒、焉耆、于阗四个军镇，作为镇慑西域的军事力量；三是在西州置都督府，强化东部基地的力量；四是在西域各地设置羁縻府州，扩大统治西域的基础。 唐在西域设羁縻府州的时间不完全一致，大体上在显庆三年前后至龙朔元年（661），地域上则可分为四个部分：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设龟兹、毗沙、焉耆、疏勒四个羁縻都督府34个羁縻州；天山以北西突厥故地设昆陵、濛池二都护府（撤瑶池都督府，以阿史那弥射为左卫大将军、昆陵都护、兴昔亡可汗，押五咄陆部落；阿史那步真为右卫大将军、濛池都护、继往绝可汗，押五弩失毕部落），下辖26个羁縻都督府州；葱岭以西的河中粟特地区设康居（康国）、大宛（石国）等8个羁縻都督府州；葱岭以西的吐火罗地区设月氏、大汗、波斯等16个羁縻都督府72个羁縻州，又设110个羁縻县，126个军府。 至此，唐朝的西部边疆不仅扩展到两河流域及波斯北境，而且唐朝在西域以三种形式统治的政治格局也基本形成：东部是军政体制与内地等同的州府机构；南疆塔里木盆地是军镇控制下的羁縻府州；北疆及葱岭以西是羁縻都护府统治下的羁縻都督府州。安西都护府凌驾于各机构之上，是西域的最高统治机构。此后西域形势虽屡有变化，军政机构及安西都护府的统辖范围也屡有变动，如长寿元年（692）以前，唐曾设金山都护府分管天山以北，长安二年（702）设北庭都护府分管西域东部和北疆，安西四镇也有三废三置，安西都护府则三进二退，但三种统治形式的政治格局却基本未变，一直持续到8世纪末唐朝退出西域。 唐朝各级军政机构设置以后，西域进入比较安定的时期，但仍然存在着斗争，有时甚至是比较大的动荡，这种不安定因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西突厥贵族残余势力的挣扎反叛，一是吐蕃势力的进入，与西突厥残余势力勾结一起与唐争夺西域。 显庆四年（659）十一月，西突厥“思结都曼率疏勒、朱俱波、谒般陀三国叛，击破于阗”。西突厥叛是因为昆陵、濛池二都护“弥射、步真无绥御材，下多怨”。[8]唐以左骁卫大将军苏定方讨之，显庆五年（660）都曼降。弓月部同时亦叛，南结吐蕃，北招咽面，攻破疏勒。龙朔二年（662），高宗令弥射、步真率所部从风海道大总管苏海政讨疏勒及龟兹。步真欲兼并弥射部落，诬陷弥射谋反，海政杀弥射，结果弓月引吐蕃拒官军，海政以军资赂吐蕃，约和而还，不但未能打败弓月，还因错杀弥射，导致五咄陆无主，部众怨而离心。庭州刺史来济在龙朔二年西突厥寇庭州时亦战死。为了稳定天山以北地区的局势，唐设金山都护府于庭州，统辖庭州及五咄陆之地。[9] 西突厥自知无力单独与唐朝抗衡，因此南结吐蕃；吐蕃此时主要精力在青海争夺吐谷浑，亦无力在西域发动大规模战争，二者互相勾结，于阗是西域通向吐蕃的重地，成为二者联合进攻的主要对象。龙朔三年（663）十二月，弓月攻于阗，唐以安西都护高贤为行军总管，率兵击弓月救于阗。麟德二年（665）三月，疏勒、弓月引吐蕃侵于阗，唐以西州都督崔知辩、左武卫将军曹继叔率兵救之。乾封时（666—667）步真死，西突厥十姓无主，又“有阿史那都支及李遮匐，收其余众附于吐蕃。” [10]咸亨元年（670）四月，吐蕃陷西域十八州，又与于阗袭龟兹拨换城，陷之。唐朝第一次罢安西四镇，安西都护府也从龟兹退回西州。 唐朝针锋相对展开了挽救危局的行动。咸亨二年（671）四月，以西突厥阿史那都支为左骁卫大将军兼匐延都督，安集五咄陆之众，冀此分化西突厥与吐蕃的联盟。咸亨四年（673），唐遣鸿胪卿萧嗣业发兵讨弓月，十二月，弓月、疏勒二王来降。上元元年（674）十二月，于阗王尉迟伏阇雄亦来朝，上元二年（675）正月，以于阗国为毘沙都督府，伏阇雄为都督。同时，设疏勒都督府和焉耆都督府，并加强对丝路南道从蒲昌海到且末河一线的控制，改典合城为石城镇，改且末城为播仙镇，隶沙州。至迟上元二年（675）唐朝恢复安西四镇。但仪凤中（676—677），阿史那都支自号十姓可汗，与吐蕃连合又攻陷龟兹等地。唐派裴行俭以护送波斯王子、安抚大食为名，与王方翼率波斯道行军生擒都支和李遮匐，并获得西突厥活动基地碎叶。鉴于碎叶城在镇抚西突厥方面的重要性，调露元年（679），唐改四镇为龟兹、于阗、疏勒、碎叶，以碎叶取代焉耆，[11]这是第三次设安西四镇。安西都护府也迁回龟兹。 永淳元年（682）二月，西突厥阿史那车簿率十姓反。车薄围弓月城，安西都护王方翼引军救之，破之。又败与车薄合兵的三姓咽面。垂拱年间，唐朝形势更加复杂紧张，东突厥汗国复兴后，频繁侵扰内地和西域。垂拱元年（685），北蕃九姓亦叛，则天调西域金山道十姓君长进讨，吐蕃趁机侵扰安西四镇。垂拱二年（686）唐诏金山（碎叶一带）、金牙（龟兹一带）、疏勒（疏勒一带）、昆丘（于阗一带）四道出兵抗击，斗争非常激烈，唐军力量严重不足，[12]不得已，唐朝第三次罢四镇，安西都护府亦撤回西州。 朝廷在撤军之前作了两手准备，垂拱元年，擢兴昔亡可汗（弥射）之子元庆为左玉钤卫将军，兼崐陵都护，袭兴昔亡可汗，押出咄陆部落；垂拱二年（686）九月，以继往绝可汗（步真）之子斛瑟罗为右玉钤卫将军，袭继往绝可汗，押五弩失毕部落。希望唐军撤退后，由这些降附唐朝的西突厥可汗子孙控制西州以西地区。但二都护的能力有限，不能有效抵抗入侵者，吐蕃军队长驱直入，占领了西域大部分地方；西突厥十姓也被东突厥侵掠，散亡略尽，天授元年（690）十月，濛池都护继往绝可汗斛瑟罗收其余众六七万人入居内地。 从永昌元年（689）开始，朝廷着手收复四镇。五月，命文昌右相韦待价军为安息道行军大总管，出兵西域与吐蕃战，但待价无将领之才，败。天授二年（691），派岑长倩为武威道行军大总管率兵出征，未及行，长倩因事下狱。长寿元年（692），再以王孝杰为武威军总管，与左武卫大将军阿史那忠节率兵击吐蕃。十月，唐军大破吐蕃，第四次置安西四镇，安西都护府亦迁回龟兹。唐朝接受以往的教训，加强军事镇守力量，遣3万汉兵戍守西域，从此结束了与吐蕃拉锯战状态，西域形势稳定，约一百多年时间没有出现大的战争。 二，唐朝有关西域弃置及管辖方式的争论 唐朝对于如何管辖西域，是否放弃西域，曾经发生过三次激烈的争论，一次是在唐朝正式经营西域之始，即贞观十四年（640）唐灭高昌国之后；一次是唐朝经营西域的中期，神功元年（697）吐蕃要求唐朝放弃安西四镇之时；一次是唐朝经营西域的末期，建中四年（783）吐蕃请发兵助唐平朱泚之后。 第一次争论的情况如下。贞观十四年（640）唐灭高昌国，唐太宗准备在其地置州县，遭到大臣魏征、黄门侍郎褚遂良等人的激烈反对。魏征认为，高昌国有罪，罪止其王文泰即可，立州县不仅对国家无益，反而需要千人镇守，虚耗内地，不如立高昌王之子，所谓“未若因抚其民而立其子，……今若利其土壤以为州县，常须千余人镇守，数年一易，每来往交替死者十有三四，遣办衣资、离别亲戚，十年之后，陇右空虚，陛下终不得髙昌撮榖尺布以助中国，所谓散有用而事无用”。[13]黄门侍郎褚遂良与魏征观点相同，也认为立州县对国家有害无益，说灭高昌国时已使河西“飞刍挽粟，十室九空，数郡萧然，五年不复”，立州县“每岁遣千余人而逺事屯戍，终年离别，万里思归，去者资装自须营办，既卖菽粟倾其机杼，经途死亡，复在方外”，更须耗费人力物力，“设令张掖尘飞，酒泉烽举，陛下岂能得髙昌一人菽粟而及事乎！……此河西者方于心腹，彼髙昌者他人手足，岂得糜费中华，以事无用”；也主张立高昌王后代：“宜择髙昌可立者征给首领，遣还本国，负戴洪恩，长为藩翰。中国不扰，既富且宁，传之子孙，以贻后代”；他还提出了另外的两条反对理由，一是华夷有别：“明王创业，必先华夏而后夷狄，广诸徳化，不事遐荒”；二是遣罪人防边将造成安全隐患：“兼遣罪人，增其防遏，所遣之内，复有逃亡，官司捕捉，为国生事”。[14]但是太宗不从，坚持在其地置西州及安西都护府。 唐太宗当时坚持设州县，分析起来大约有四个原因：一，唐朝是继两汉、西晋、隋朝之后的又一个统一国家，消灭割据政权，收复领土，是其神圣的职责和使命。西域从西汉时已被纳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版图中，收复西域是唐朝理所当然的职责。魏征、褚遂良等人缺乏统一多民族大帝国的胸怀。二，唐初朝廷实行间接统治西域的办法，册封四位西突厥可汗，事实证明这种统治方法收效甚微，唐朝基本上不能控制西域的局势，必须改弦易辙。三，唐贞观四年灭东突厥汗国之后，在漠北实行羁縻都督府制，未加强军事控制，事实证明效果也不好，漠北薛延陀在既无东突厥威胁，又无唐朝压力的情况下迅速壮大起来，最终背叛唐朝。贞观二十一年（647），唐灭薛延陀汗国，在漠北、漠南设瀚海都护府和单于都护府之后，该地才获得三十多年的平静（安西都护府是唐朝在边疆设置的第一个都护府，它设置于东突厥降后，薛延陀汗国灭前，它的设置应是对漠北情况反思的结果）。四，高昌地区是汉人居住的地方，其地从西汉设高昌壁，历经高昌垒、高昌郡、高昌国，一直以汉人为主，其政治制度、军事制度和风俗习惯，文化教育皆同中原，该地以农业生产为主，经济基础结构也同中原，因此，适宜设州立县，而且，北凉时代这里已曾设郡县，有历史基础。褚遂良说“陛下平颉利于沙塞，灭吐浑于西海，突厥余落为立可汗，吐浑遗萌更树君长，复立髙昌，非无前例”，[15]将高昌等同于东突厥、吐谷浑等游牧民族，是其不智。总之，太宗在总结前朝及本朝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坚持置西州及安西都护府。西州、安西都护府之设，事实证明是非常正确的，唐朝因此在西域东部有了稳定的基地，为进一步深入统治西域提供了保证，也为唐朝战胜西突厥和吐蕃以及后来的突骑施、东突厥和大食提供了保证。公元670年至692年，安西都护府和安西四镇为形势所迫，三次从龟兹撤退，如果没有西州这块牢固的基地，很难想象唐朝每一次都能在西域迅速反攻并取得胜利。 贞观十六年（642）西突厥寇西州，太宗曾经后悔设西州，他说，“朕闻西州有警急，虽不足为害，然岂能无忧乎。往者初平髙昌，魏征、褚遂良劝朕立曲（麹）文泰子弟依旧为国，朕竟不用其计，今日方自悔责”。[16]说明太宗在困难面前曾经动摇过，也说明古代开疆拓土、守土卫边的艰难，即使像唐太宗这样英明的帝王，也有怀疑和动摇的时候。 第二次争论的情况如下。长寿二年（692）唐朝以汉兵三万镇守西域，对于唐朝巩固其在西域的统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对于吐蕃争夺西域却是十分不利。因此，吐蕃要求唐朝罢四镇。万岁通天二年（697年，九月改元神功），吐蕃大论钦陵遣使请和，武太后遣前梓州通泉县尉郭元振往议。论钦陵明确要求唐朝罢四镇：“今天恩既许和好，其两国戍守，咸请罢置，以便万姓。”并要求唐朝“分离属国，各建侯王，使其国居，人自为守”，即分割西突厥十姓之地。理由是“西十姓突厥，四镇诸国，或时附蕃，或时归汉，斯皆类多翻覆”，“而十姓中，五咄六诸部落僻近安西，是与吐蕃颇为辽远。俟斤诸部密近蕃境，其所限者，唯界一碛，骑士腾突，旬月即可以蹂践蕃庭，为吐蕃之巨蠹者，唯斯一隅。” [17]面对吐蕃的要求，唐朝展开了弃守西域的第二次大辩论。宰相狄仁杰等人赞成弃四镇，而右御史大夫崔融等人反对弃四镇。 狄仁杰从两个方面论证应该弃四镇：一从唐朝的版图已大于前朝，不应追求虚名方面。他说，四夷皆在先王封疆之外，与中原有山川阻隔，正是“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18]而唐朝的版图打破这个界限，“已逾于夏、殷”，并“过于汉朝远矣”，认为继续“用武荒外”，将耗费许多人力、物力，在经济上得不偿失，所谓“得其人不足以增赋，获其土不可以耕织”；仅仅为了追求“冠带远夷之称”的虚名，不合三皇、五帝的事业和“天心”，并举秦始皇和汉武帝正反两个例子说明：秦始皇穷兵极武，天下溃叛；汉武帝晚年觉悟，息兵罢役，免于祸乱。二从当时的形势方面。狄仁杰认为，武周时期用兵已经太多，形势已经危急，不利于守四镇。所谓“近者国家频岁出师，所费滋广，西戍四镇，东戍安东，调发日加，百姓虚弊”，然而“开守西域，事等石田，费用不支，有损无益”，“方今关东饥馑，蜀、汉逃亡，江、淮以南，征求不息。人不复业，则相率为盗，本根一摇，忧患不浅”。情况堪忧。他认为前朝处理边疆问题的例子可以借鉴：汉朝元帝罢珠崖郡，宣帝弃车师之田，他们“岂不欲慕尚虚名”，“盖惮劳人力也”；唐太宗册李思摩为可汗，统东突厥诸部，“此则近日之令典，经边之故事”。最后提出自己的建议：撤回四镇之军，以西突厥阿史那斛瑟罗为可汗，统诸蕃，守四镇，御寇患。他认为对待周边夷狄，“盖防其越逸，无侵侮之患则可矣”，将兵力用在边塞，以逸待劳，“贼深入必有颠踬之虑，浅入必无虏获之益。如此数年，可使二虏不击而服矣”。 狄仁杰以征发百姓戍边日多，民不聊生，担心百姓“相率为盗”，民是根本，“本根一摇，忧患不浅”，应该说是一种忧国爱民的表现，符合儒家崇德贵民的传统治国观念。但这种“爱国”、“忧民”是否真正对国家和人民有利，崔融议疏有很好的回答，我们先就狄仁杰所举前朝的例子做一点分析。 所谓“宣帝弃车师之田”，是指西汉宣帝元康二年（前64）事。车师在西域东部，地当丝路北道起点。西汉为了控制西域及丝路北道，从武帝天汉二年（前99）至宣帝神爵二年（前60），花费了近四十年时间与匈奴五争车师。宣帝地节三年（前67）汉朝四争车师成功，“于是（侍郎郑）吉始吏卒三百人别田车师”。但匈奴“觊觎车师地肥美”，“遣骑来袭田者”，郑吉因田卒少，不能挡，上书请援，朝廷以魏相为首的“公卿议以为道远烦费，可且罢车师田”，[19]于是放弃车师，徙民于渠犁。然而，放弃车师对西汉十分不利，匈奴控制车师，不仅阻隔丝路北道的交通，而且以此为据点，可以南击西汉在南道的据点鄯善（楼兰），西击西汉在西域中心轮台、渠犁的据点，使得西汉无法在西域真正立足。所幸的是，四年后即神爵二年（前60），匈奴日逐王率众降汉，西汉因此复得车师，郑吉可以都护南北二道，而“匈奴益衰，不得近西域”。[20]所以，“宣帝弃车师之田”并不是一件正确的举措，更不是一件值得夸耀的事，只因匈奴内乱，才使得西汉五争车师没有白费，四十多年经营西域的努力没有付之东流。 所谓“贞观年中，克平九姓，册李思摩为可汗，使统诸部者”，是指唐太宗时事。贞观四年（630），唐灭东突厥颉利汗国，太宗将东突厥降部迁到河南，以夏州为中心，设顺、佑、化、长等羁縻州府安置之。但贞观十三年(639)四月，突利可汗之弟结社率因任中郎将“久不进秩”，心怀不满，纠集故部落首领四十余人，谋袭太宗御营，被捕斩，太宗由是“悔处其（突厥）部众于中国”，“乃立阿史那思摩为乙弥泥孰俟利毖可汗，赐姓李，树牙河北，悉徙突厥还故地”。而李思摩“内畏薛延陀，不敢出塞”，[21]迁延一年多，至贞观十五年正月才成行。突厥降部迁回漠南草原不久就遭到薛延陀部的进攻，贞观十五年（641）十一月，薛延陀发兵二十万袭思摩部，唐朝进行军事干预，亦未能奏效，贞观十八年（644），李思摩不得不率东突厥诸部返回河南，由唐朝再次安置在胜、夏二州之间，恢复羁縻州府制。所以，册李思摩为可汗统诸部也是一件失败的举措，根本谈不上“近日之令典，经边之故事”。 狄仁杰主张以西突厥阿史那斛瑟罗为可汗统诸蕃，守四镇，御寇患，也不是良策。如前所述，斛瑟罗是唐朝所封蒙池都护、西突厥继往绝可汗阿史那步真之子。垂拱年间，唐朝鉴于形势和人力紧张，主动放弃四镇，垂拱二年（686）九月，委斛瑟罗为右玉钤卫将军、蒙池都护，袭继往绝可汗，押五弩失毕部落（垂拱元年擢兴昔亡可汗即阿史那弥射之子元庆为左玉钤卫将军，兼崐陵都护，袭兴昔亡可汗，押出咄陆部落），希望斛瑟罗等人以西突厥可汗子孙的身份招辑十姓，控制西域的局势。但是，斛瑟罗根本不能胜任这个重任，西突厥十姓被东突厥侵掠散亡略尽，西域大部分地方被吐蕃军队占领，斛瑟罗本人也无法在西域立足，天授元年（690）十月，率其余众六七万人入居内地。事实已证明斛瑟罗的无能。狄仁杰坚持以阿史那斛瑟罗为可汗统诸蕃，守四镇，这个建议被朝廷采纳（“圣历二年（698），以斛瑟罗为左卫大将军兼平西军大总管，令抚镇国人”），以后的事实证明，这个建议是错误的， “是时乌质勒兵张甚，斛瑟罗不敢归，与其部人六七万内迁”。[22]斛瑟罗惧突骑施乌质勒的势力，甚至“不敢归”西域，只得内迁，再一次证明斛瑟罗根本不能胜任守西域、御寇患的重任。当然，这并不是斛瑟罗个人的能力问题，而是西突厥可汗阿史那氏子孙在西域已无威信的问题。郭元振对这个问题有非常中肯的评价：“顷年，忠节请斛瑟罗及怀道俱为可汗，亦不能招胁（？）得十姓，却遣碎叶数年被围，兵士饥馁。又，吐蕃顷年亦册俀子及仆罗并拔布相次为可汗，亦不能招得十姓，皆自磨灭。何则？此等子孙非有惠下之才，恩义素绝，故人心不归，来者既不能招携，唯与四镇却生疮痏，则知册可汗子孙，亦未获招胁十姓之算也。” [23]指出阿史那可汗子孙既无惠下之才，又恩义素绝，人心不归，册之不仅不能“获招胁（？）十姓之算”，反而“唯与四镇却生疮痏”。 从上面的分析可见，狄仁杰认为前朝较成功的例子，恰恰是历史上失败的故事；狄仁杰起用斛瑟罗守四镇的建议，也是错误的判断，可以说，在处理西域的问题上，狄仁杰是一个迂腐的儒臣。他所期望的“以逸待劳”，“使二虏不击而服”只能是一种美好的幻想。 相反，崔融的见解却很符合实际。崔融在《拔四镇议》[24]中指出，中原历朝为北狄所困而没有良策，直到汉武帝通西域，断匈奴右臂，筑令居，绝南羌北交，才改变这种局面：“匈奴於是乎孤特远窜，羽檄不行焉”，充分肯定汉武帝的功绩（与狄仁杰否定汉武帝截然相反）。接着指出，汉朝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饿虎未摧，其国已耗；乇驼既死，其人亦殄”，以至于要“造皮币，算缗钱，税舟车，榷酒酤”，但这是“深惟长久之计然也”，非不怀人也（“夫岂不怀”）。他又指出，汉武帝晚年虽然悔改，但宣、元、哀、平四帝仍继承了汉武帝的政策，而“其道不替”。汉武帝开通西域的政策是受西域土著政权欢迎的，王莽篡位后，西域臣属于匈奴，但东汉光武中兴后，西域诸国即“皆遣使求内属”。针对狄仁杰说唐太宗册李思摩为可汗统诸部，“得推亡固存之义，无远戍劳人之役”的观点，崔融指出，唐太宗恰恰是继承汉武帝事业，在西域设都督府和军镇的（“复修孝武旧迹，并南山至於葱岭为府镇，烟火相望焉”），只是高宗“励精为政，不欲广地，务其安人；……复命有司拔四镇”，结果却是“吐蕃果骄，大入西域，焉耆以西，所在城堡，无不降下，遂长驱东向，窬高昌壁，历车师庭，侵常乐县界，断莫贺延碛，以临我敦煌”，造成整个西北局势的紧张。则天朝，经过韦待价、王孝杰两次率军浴血奋战，才挽回局面，复置四镇，“今若拔之，是弃已成之功，忘久安之策”。并指出弃四镇后果严重：四镇无守，吐蕃必兵加西域，西域“诸蕃气羸”，不能抵挡来犯者，“西域既动，自然威临南羌”，又将危及河西，引起整个西北连锁反应，而中原尚没有充分的守御、武卫准备，命将出师，将耗费更多的人力和物力，批评狄仁杰等人只知道“忧其劳费，念其远征”，而不知道丢失国土，是千古罪人（“蹙国减土，春秋所讥”）。崔融接着举汉武帝时南羌与匈奴联合侵汉，汉宣帝时先零诈言渡湟水畜牧，实与匈奴密谋袭汉之事，比附东突厥与吐蕃联合对唐朝的危害，指出，西域东部莫贺延碛的自然条件恶劣，若北有强寇（东突厥），唐军难以度碛，伊、西、庭、安西及诸蕃无救，贼得西域之后，唐军深入西域更难；唐军不能入西域，西域南面的吐蕃、吐谷浑必越南山与东突厥相合，唐朝凉州以西的国土危矣。崔融对当时形势的分析也与狄仁杰针锋相对，他认为当时国泰民安（“中国不闻犬吠之警，边庭不识狼顾之忧”，“人得四生”，免于军兵、冻馁、刑罚、疠疫），但要“安不忘危”，并举西汉元帝时匈奴呼韩邪单于上书，愿保塞请罢边备，郎中侯应以为不可的故事[25]来论证这个道理，又举东汉时西羌作乱，司徒崔烈以为宜弃凉州，议郎傅燮言斩司徒天下乃安的故事，[26]来证明自己反狄仁杰等弃四镇的正确。最后结论，根据以往的经验，考察未来的走向，绝对不能拔四镇，不能将西域委之于吐蕃和东突厥。 崔融的此议，有几个突出的特点。第一，对历史事件总结正确，对汉武帝的评价恰当。汉武帝下轮台诏，实际上是在武功盛世之后转向“守文”，以巩固取得的胜利，其真正用意在于不继续向西扩张，而不是后悔以往的军事行动，更不是放弃已取得的成就。这种“罪己诏”是必要的，是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的需要，也是因时变易、长治久安的需要。正如刘歆所说，“功业既定，乃封丞相为富民侯，以安天下，富实百姓。” [27]武帝的后继者深深懂得这一点，所以皆继承汉武帝的政策，继续经营西域。崔融说“宣、元、哀、平，其道不替”，借叙述西汉政策的连贯性，表达自己对汉武帝及后继者的肯定，是崔融能够正确认识汉武帝下“轮台诏”的动机和作用的表现。如前所述，狄仁杰所赞扬的历史人物或事，则皆非其人或皆非其事。 第二，对形势的认识和判断正确。崔融指出高宗“不欲广地，务其安人”，“复命有司拔四镇”，[28]结果造成吐蕃长驱直入，占领西域并兵临敦煌的局面，说明不能委任西突厥可汗子孙统治西域。如前所述，唐朝最初对西域的政策就是依靠西突厥首领间接控制，结果效果不好，才改变政策，出动兵力，一步步向西推进。垂拱年间，因周边形势及人力紧张，曾一度主动放弃四镇，结果痛失西州以西地区，事实已反复证明四镇对于唐朝在西域统治地位的重要，证明委托西突厥阿史那可汗子孙间接统治西域的无效。这些都证明崔融对西域形势的认识和判断是正确的。崔融对四镇失守将对整个局势的影响也认识得很清楚，他指出，撤军四镇，将危及西域东部的伊西庭诸州，从而丢失整个西域；西域失守，又将危及凉州以西的整个河西走廊；而东突厥或吐蕃一旦占据西域，朝廷再想夺回西域，则难上加难。崔融对当时东突厥、吐蕃与唐朝的关系认识得也很清楚，他指出，“今吐蕃请和，默啜受命，是将大利於中国也”。[29]吐蕃当时正经历政治上的大变动，赞普器弩悉弄已长大成人，正急于夺回长期由噶尔家族掌管的政权，迫切与唐朝和解，因此遣使请和，以便全力进行内部斗争。[30]而东突厥可汗骨咄禄天授三年（692）死，默啜即位，默啜改变了骨咄禄一味武力进攻唐朝的手法，实行和战并行的方针。[31]天册万岁元年（695）十月遣使请降，唐朝册其为左卫大将军、归国公。万岁通天元年（696），默啜又请为太后子，并为其女求婚，又请率部为唐讨契丹，唐册其为左卫大将军、迁善可汗。东突厥名义上已成为唐朝的臣民。在这样的情况下，在周边环境对唐朝十分有利的情况下，吐蕃要求唐朝放弃四镇，唐朝就真的放弃西域，而且是在唐军浴血奋战数年，刚刚夺回西域的情况下将西域拱手相让给吐蕃，简直是太荒唐了。 应该指出的是，狄仁杰身为宰相，不会对西域过去发生的事情不清楚，也不会对撤四镇将会出现的问题认识不清楚，问题的关键是，他本身就不想要西域，他的思想深处牢牢地存在着传统的“华夷之辨”的观点，认为内地是根本，四夷是枝叶，只想强根固本“肥中国”，不想费人力物力守四夷。他所谓的委西突厥首领统治西域，应该说只是一个弃西域的托词。 第三，具有辨证思想和长远眼光。崔融在疏议中指出“小慈者大慈之贼，前事者後事之师”；“向之所得，今之所失，向之所劳，今之所逸”，凝结了高度的辨证思想：重“小慈”，则妨害了“大慈”；过去图安逸，则给今天造成损失，过去多劳费，则给今天带来安逸。狄仁杰等人应该说也是殚精竭虑为国为民的大臣，但是他们眼光短浅，他们不愿劳师费财守卫西域，正是“小慈”的表现，这种小慈将妨害大慈。因为西域是内地的屏障，西域不保，则河西、内地亦无保障；而镇守西域，比夺取西域消耗人力物力少得多，欲弃四镇，节省人力物力，却只会损失更多。狄仁杰等人这种短浅目光的“小慈”正是“大慈”的敌人，不利于国家。崔融在评价汉武帝竭府库开疆拓土时说“夫岂不怀？深惟长久之计然也”，也包含了对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辨证关系的深刻考虑，体现了他的长远眼光。崔融的这种辨证思想和长久眼光，正是与狄仁杰等“弃四镇”派的最大区别。正因为崔融等人具有这种长远眼光和辨证思想，所以能够不惮劳费，坚守西域；而狄仁杰等人不具备这种思想和眼光，所以赞成撤军弃四镇。思维方式的不同，决定了他们观点的不同。 第四，具有国土观念和大一统思想。西域在西汉即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组成部分，唐朝重新收复至彼时也已近六十年。崔融说“议者但忧其劳费，念其远征，曾不知其蹙国减土，春秋所讥”，体现了崔融具有保护疆域完整的意识，还体现了他华夷一家大一统的思想。而狄仁杰等人仅从经济上看问题，凡是不能够给朝廷带来经济收入的“荒外”之地，就不值得投入，也不值得守护，这是一种狭隘的实用观点，其中还包含着“华夷之辨”的深深芥蒂。 郭元振也参加了这场大辩论。《旧唐书》卷97、《新唐书》卷122本传皆记载了其言论，《通典》卷190《吐蕃》记载最详细。郭元振本人并不赞成守四镇，他认为“夫善为国者，当先料内以敌外，不贪外以害内”，而甘、凉、瓜、肃为内患，十姓四镇为外患。他批评崔融等人“今议事者舍近患而靡恤，务远患而是贪”，说“臣愚驽，罔识厥策”。但是，他也不坚决反对守四镇。他说，“必以四镇殷重，事不可依，何不言事以答之”。主张以智辩对付吐蕃，维护唐朝已有的利益。他的主张和贡献主要有三点：一，慎重对待吐蕃的要求。他认为当时最难对付的是吐蕃与默啜，“若图之不审，则害亦随之；如防害有方，则利亦随之”。主张不可直接拒绝吐蕃以兴边患，而要“设册以羁縻之”，“使彼既和未绝，则其恶亦不得顿生”。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原则既要坚持，策略也要讲究。二，提出了回绝吐蕃的具体方案。他说，四镇是吐蕃的要害，青海是唐朝的要害，“今宜报陵云，国家非吝四镇，本置此以扼蕃国之尾，分蕃国之力，使不得并兵东侵；今若顿委之於蕃，恐蕃力强，易为东扰；必实无东侵意，则宜还汉吐浑诸部及青海故地，即俟斤部落当以与蕃。如此足塞陵口而和事未全绝也。”吐蕃果然无词以对。吐蕃既然不愿放弃青海，唐朝也就不必放弃西域四镇。三，考虑了西域民众的愿望和利益。他说，“兼西边诸国，款附岁久，论其情义，岂可与吐蕃同日而言。今未知其利害，未审其情实，迳有分裂，亦恐伤诸国之意，非制驭之长算也”。指出西域早已与国家连为一体，西域与中原的关系，与吐蕃与朝廷的关系不是同等性质，不考虑西域人民的愿望和利益，而只考虑吐蕃的要求，将西域分裂出去，必伤西域人民的感情。郭元振的这种认识比狄仁杰、崔融都进步。狄仁杰完全不将西域视为大唐帝国的组成部分，必将弃之而后快；崔融将西域视为大唐帝国的组成部分，但仅站在中央王朝的立场考虑得失，没有表达西域地方人民的愿望；二者都有不足之处。郭元振的观点，说明他对当时西域与内地已形成一体的状况有着更深入的了解。郭元振在这场大辩论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不可忽略。 这场辩论的最终结果是，朝廷接受了崔融的意见，不弃四镇，坚守西域，同时也接受了郭元振的具体方案，回绝吐蕃。 第三次争论的情况如下。建中四年（783），唐朝将领朱泚发动泾原兵变，朝廷的统治岌岌可危，唐德宗仓皇出逃长安。吐蕃请发兵助朝廷，但条件是唐朝割让西域及泾、灵等四州。鉴于当时面临的危急形势，唐德宗同意了吐蕃的要求。德宗的决定在《慰问四镇北庭将吏敕书》中有较详细的记载：唐“已共西蕃定议，兼立誓约，应在彼将士、官吏、僧道、耆寿、百姓等，并放归汉界，……然后以土地隶属西蕃。今故遣太常少卿兼御史大夫沈房及中使韩朝彩等往彼宣谕，仍便与西蕃交割”。[32]但德宗请吐蕃发兵的决定首先遭到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的反对。《资治通鉴》卷231载，兴元元年（784）二月，德宗遣秘书监崔汉衡使吐蕃，请发其兵，吐蕃相尚结赞言：“蕃法发兵，以主兵大臣为信。今制书无怀光署名，故不敢进。”推委制书上无唐朝主兵大臣李怀光的署名而拒绝发兵。德宗于是命陆贽谕怀光签署。然而，怀光固执以为不可，曰：“若克京城，吐蕃必纵兵焚掠，谁能遏之！此一害也。前有敕旨，募士卒克城者人赏百缗，彼发兵五万，若援敕求赏，五百万缗何从可得！此二害也。虏骑虽来，必不先进，勒兵自固，观我兵势，胜则从而分功，败则从而图变，谲诈多端，不可亲信，此三害也。”不肯签署。关于李怀光的态度，胡三省有评说，为：“李怀光虽欲养寇以自资，然其陈用吐蕃三害，其言亦各有理。”颇得其实。吐蕃因此亦不进兵。及朱泚诛，吐蕃来求地，德宗欲召伊西、北庭两镇节度使郭昕、李元忠还朝，将西域给吐蕃，又遭到李泌等人的坚决反对。李泌说：“安西、北庭，人性骁悍，控制西域五十七国及十姓突厥，又分吐蕃之势，使不得并兵东侵，奈何拱手与之！且两镇之人，势孤地远，尽忠竭力，为国家固守近二十年，诚可哀怜。一旦弃之以与戎狄，彼其心必深怨中国，它日从吐蕃入寇，如报私仇矣。况日者吐蕃观望不进，阴持两端，大掠武功，受赂而去，何功之有！”李泌从三个方面论述了不能割西域的理由，一是安西、北庭战略地位重要，可分吐蕃之势；二是西域与内地早已连为一体，二镇将士在河西沦陷吐蕃，西域与中原隔绝的情况下，还坚守近二十年，弃之不合情理，还会遭怨；三是吐蕃未发兵助朝廷，还抢掠武功等地，无功可言。李泌的观点得到大家的赞同，“众议亦以为然”。[33]因此，唐朝终以吐蕃没有践约为由，拒绝割让西域。 唐朝有关西域的三次大辩论，都是重西域者获胜，每一次获胜，都对西域历史起到了推动作用。第一次获胜，使得唐朝在西域东部得以建立州县，从而使唐朝拥有了经营西域的稳定基地；第二次获胜，使得唐朝在西域的军事力量巩固下来，从而保障了唐朝在西域的统治；第三次获胜，则使唐朝在西域的统治延长了近二十年。 纵观古代西域史，有关弃守的辩论贯穿始终，自汉武帝开辟西域到清朝，无代不有。但西域最终不但没有分裂出去，反而与内地的联系日益紧密，应该说，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注释：[1]见《西域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128-129页。 [2]《旧唐书》卷194下《突厥传下》。 [3]《新唐书》卷215《突厥传下》。 [4]见吴玉贵《西域通史》，158页。 [5]《资治通鉴》卷199贞观二十二年闰十二月。 [6]《资治通鉴》卷199，6266页。 [7]弥射、步真原皆为西突厥酋长，太宗之世率众来降。 [8]《新唐书》卷215下《突厥传下》。 [9]黄惠贤先生认为，金山都护府应在龙朔二年设置，因为裴行俭是有史籍记载的第一位金山都护府官员，其显庆三年（658）任西州都督府长史，后迁此职，麟德二年（665）拜安西大都护，其金山副都护之任应在来济死后，与龙朔二年设府时间吻合。金山都护府辖境与安西都护府大体上应以天山、伊丽水为界，以北为金山都护府，以南为安西都护府。见其著《从西州高昌县征镇名籍看垂拱年间西域政局之变化》，《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396—435页。孟凡人先生认为金山都护府之设应在龙朔二年底或三年初，他认为其辖境应超过庭州（庭州已辖五咄陆之地），达到伊丽河之西（五弩失毕之地）。见其著《北庭史地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2——75页。 [10]《资治通鉴》卷201。《册府元龟》卷967外臣部继袭二：乾封二年，二可汗既死，余众附于吐蕃。 [11]《册府元龟》卷967《外臣•继袭》载：调露元年，以碎叶、龟兹、于阗、疏勒为四镇。 [12]府兵不够，征及白丁，以至兄弟死绝。见黄惠贤先生《从西州高昌县征镇名籍看垂拱年间西域政局之变化》，《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396—435页。 [13]《贞观政要》卷9。 [14]《贞观政要》卷9。 [15]《贞观政要》卷9。 [16]《贞观政要》卷9。 [17] 引文见《通典》卷190《吐蕃》。 [18] 狄仁杰言论引自《文苑英华》卷694《言疏勒等凋弊疏》（下同）。其观点又见《旧唐书》卷89《狄仁杰传》、《唐会要》卷73及《册府元龟》卷991《外臣部•备御》。 [19]《汉书》卷96下《西域下》。 [20]《汉书》卷96上《西域上》。 [21]《新唐书》卷215《突厥上》。 [22]《新唐书》卷215《突厥下》。 [23]《旧唐书》卷97《郭元振》。 [24]载《全唐文》卷219、《文苑英华》卷769、《唐会要》卷73、《册府元龟》卷964《外臣部•封册二》。 [25]其事详见《汉书》卷94下《匈奴下》，侯应举十条理由反对罢边备，为武帝采纳。 [26]见《后汉书》卷58《傅燮传》1875-1876页，崔融引略有删节。 [27]《汉书》卷73《韦玄成传》。 [28] 王小甫先生认为此处“高宗”云云，是为主上讳计，实际上指武则天垂拱二年下令拔四镇。《崔融〈拔四镇议〉考实》原载《历史研究》1991年第4期，后收入其著《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29]《通典》卷190《吐蕃》郭元振言。 [30]695年，弩悉弄杀噶尔家族成员赞辗恭顿，698年，“噶尔家族获罪”，钦陵兵败自杀，赞婆投唐（见《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页107、222页，《大事纪年》）。可见吐蕃其时确实处于政治上的大变动中。 [31] 参见拙文《东突厥汗国复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3期。 [32]《全唐文》卷464。 [33] 又见《新唐书》卷139《李泌传》，15册，4635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