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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雍正朝基本上继承了康熙末年的治藏政策，在推行政教分离制扶持西藏地方世俗贵族掌政方面保持了延续性。雍正帝借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之机，取得了对西藏外围地区的直接控制权，为加强对西藏地区的直接统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后，为了应对不断变化的西藏局势，雍正一朝又在很大程度上对原有政策进行了调整，从而把清朝的治藏事业不断地推向了前进。在以往的有关清朝治藏政策的研究中，对雍正时期的治藏政策多有涉及，但缺乏对雍正朝治藏政策的深入探讨和整体把握。 雍正帝鉴于西藏地方对清帝国的重要战略意义，决心将其置于朝廷的直接掌握之中。雍正初期，清朝借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之机，取得了对康区和青海的直接统治权。对西藏外围地区的直接控制，为加强清朝对西藏地方的直接统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有效防止准噶尔蒙古的南侵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自清廷立国以来，直至雍正朝结束，准噶尔蒙古对清朝西北边境的威胁始终未能解除，且力图置西藏于其统治之下。清朝皇帝对此一直忧心忡忡，如芒刺在背，雍正帝即视准噶尔“实为众蒙古之巨害，且恐为国家之隐忧”。[1]正如李铁铮先生所言，“准噶尔远征西藏的突然的和完全的胜利对皇帝产生了一个充满危险的形势，这可能是基于共同的宗教而胜利地建立一个包括西藏在内的蒙古帝国的前奏——皇帝一直为此担忧，不能掉以轻心。”[2]因此，雍正一朝的治藏政策并不是就西藏问题而论西藏问题，而是着眼于全国统一大局，将蒙古和西藏问题联系在一起，全盘统筹。由此，雍正朝的治藏政策带有鲜明的防备准噶尔南侵的色彩。 一、削弱和硕特蒙古之威势，控制西藏之外围 1717年，准噶尔蒙古策零敦多布的进攻，直接导致了和硕特汗王在西藏统治的结束。1720年，康熙皇帝派遣大军驱逐准噶尔军队，置西藏地区于清朝的直接掌握之中，随后决定废止和硕特汗王制而利用地方世俗贵族担任噶伦对西藏实行直接管辖。康熙此举最终断送了和硕特蒙古在西藏存在了近80年的既得利益，从而导致了以罗卜藏丹津为代表的和硕特蒙古贵族的强烈不满。1723年，雍正皇帝嗣位后即不得不考虑遏制和硕特蒙古贵族觊觎西藏地区的企图。 罗卜藏丹津系顾实汗孙，“和硕亲王”达实巴图尔子。1714年，达实巴图尔去世，罗卜藏丹津袭亲王爵位。当时青海和硕特部中只有罗卜藏丹津拥有亲王爵位，权势也最为显赫。1717年，准噶尔策零敦多布占据西藏后，清朝于1720年派延信率军护送七世达赖格桑嘉措进藏，罗卜藏丹津也率兵参加了清朝的这一军事行动，并且也立过战功。当准噶尔在西藏的统治被推翻，由清朝军队暂管西藏事务时，罗卜藏丹津也参加了由平逆将军延信主持的临时地方政府。但为时不久，清朝决定任命西藏地方世俗贵族担任噶伦，推行众噶伦联合掌政的行政体制，宣布不再封授和硕特汗王时，罗卜藏丹津就被排除在西藏地方统治权力之外。“这件事引起罗卜藏丹津的强烈不满，因为他从和硕特王公的利益和个人野心出发，极力希望恢复固始汗统治康青藏时期的和硕特部的‘霸业’，由他来继拉藏汗之后作西藏的汗王，遥管青海。”[3]但是这与清朝政府的利益和意图相违背。清朝入关前后鉴于国内政治权力格局的形势，出于权衡利弊的考虑，承认和支持和硕特汗王在西藏的统治，不过是一时权宜之计。当清朝在全国的统治已经巩固，具备在西藏行使直接的统治权时，自然不能容许在清朝中央和西藏地方的臣属关系之间存在任何障碍。更何况，和硕特汗王据西藏，遥管青海，挟达赖喇嘛号令蒙古诸部，壮大自身势力在藏族地区自成一体，拥兵自重，严重妨碍了清朝行政体系的统一，实际上长期使清朝对西藏地方的统治在很大程度上流于形式，致使清朝在西藏的重大战略利益丧失殆尽。这些战略利益包括：一，西藏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所提供的军事上的战略地位。西藏“地势隆起，海拔极高，对其四周邻近地区皆有高屋建领之势”，[4]“屏蔽青海。滇、蜀”，[5]乃清朝西部边境天然之藩篱；二，西藏作为藏传佛教的发源地和中心，以及达赖喇嘛及班禅额尔德尼等藏传佛教领袖的驻锡地所提供的对蒙藏人民的宗教凝聚力。由于历史上种种原因，不独藏族人民信奉藏传佛教，且各蒙古一心归之。因此，控制西藏，掌握达赖喇嘛和班禅活佛，对于柔顺、抚绥蒙藏诸部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鉴于上述种种原因，清朝决不会置自身利益于不顾，继续让和硕特蒙古统治西藏。 出于对罗卜藏丹津觊觎西藏企图的防备，雍正帝对青海的权力格局进行了重新划分。雍正帝的具体措施是在青海实行“众建分治”的策略，以使其内部分化、对抗，从而达到最终瓦解和硕特部势力的目的。清朝以跟随延信进军西藏有功，封和硕特部势力较大的察罕丹津为“亲王”，贝勒额尔得尼厄尔克托克托鼐为“郡王”。[6]清朝还命令罗卜藏丹津和察罕丹津同领青海右翼。这样，清朝在青海树立起两个地位平等的亲王，“使罗卜藏丹律由原来总领青海和硕特部，下降到只与察罕丹津共领右翼的地位”，[7]从而改变了青海蒙古权力格局中一支独大的局面，为罗卜藏丹津的独霸地位培养了挑战者。雍正帝此举在以后平定青海叛乱中起了积极作用。罗卜藏丹津觊觎西藏未得，独领青海不保，在权力欲和野心的驱使下，决心用武力“复先人霸业，总长诸部”，[8]青海发动了叛乱。 1723年10月，雍正帝根据侍郎常寿的奏报在确认罗卜藏丹津起兵乃是以反对清朝图谋割据为目的后，随即晓谕川陕总督年羹尧，“罗卜藏丹津自夏间作乱以来，人马疲乏，若不乘时击之，迟延日久，则贼人得以蓄养气力”，“尔宜将西宁、松潘、甘州等处军兵整备，务期剿灭”。[9]在清朝大军的攻击下，罗卜藏丹津的叛乱迅速平息。 雍正帝在青海叛乱平定前后，采取强有力措施削弱和硕特蒙古的势力，把青海和康区置于清朝的直接统治之下。这些措施包括：（一）、将青海蒙古各部收为内藩，仿照内蒙古建立札萨克制度，即在青海蒙古各部中划定游牧地界，统一分编为旗，各旗之间以划定的地界游牧，规定各旗之间互不统属，不得私自往来。“令土尔扈特旗、卓罗斯特旗、辉特旗、喀尔喀旗、察罕诺门刺麻旗皆各自为部，不得复属和硕特，以分厄鲁特之势”。[10]“每年盟会不许自称盟长，必择其老成忠顺者，听候谕旨点定，使其主盟，盟讫必散，固不许干犯内地，亦不许同类相侵也”。[11]（二）、将原隶属于和硕特蒙古的青海藏族各部收归清朝直接管辖。清查户口，划定地界，任用藏族首领为百户、千户等各级土官，所有藏族土官悉归清朝在青海的道、厅、卫所等衙门直接管辖。从而彻底改变了自明朝以来藏民“止知有蒙古，而不知有厅卫，不知有镇营”[12]的局面。（三）、加强对青海各喇嘛寺院的管束，以息其悖逆之心。规定“寺庙之房不得过二百间，喇嘛多者三百人，少者十数人，仍每年稽察二次，令首领喇嘛出具甘结存档。至番民之粮，应具交地方官管理。”[13]（四）、1725年，清朝将西宁卫升为西宁府，设置“总理青海蒙古番子事务大臣”（通称青海办事大臣或西宁办事大臣），以加强清朝对青海事务的协调和管理。这成为不久后清朝在西藏设立驻藏办事大臣的先声。（五）、加强清朝在青海的军事力量，“置大通、安西、沙洲、柳沟各卫，增西宁西、北两路防兵马步五千，设总兵于大通、安西”。[14]这样，青海被完全置于清朝军事力量的保护之下。雍正帝通过实施上述措施，从而遏制了和硕特蒙古的发展，“自后青海始同内地，渐削弱矣”。[15] 雍正帝在加强对青海的统治的同时，也进一步地完善对康区的行政管辖。早在1720年，康熙皇帝派遣噶尔弼、岳忠琪由康区进藏时，清朝已建立对康区事实上的统治。雍正帝及其大臣鉴于康区乃通藏要道之—，于是进一步加强了对康区的治理。“查青海既已平定，应将巴尔喀木处人等悉行收集，除罗隆宗之东叉木多、乍丫地方具录胡图克图管辖外，其余番众头目等俱应给于印信执照，与内地土司一体保障”，并在打箭炉、巴塘、理塘、中甸等地要隘处驻扎重兵，[16]以资震慑。雍正四年，清朝又正式将打箭炉、巴塘、理塘划归四川管辖，中甸、维西、阿墩子划归云南管辖。 雍正帝将青海、康区收归内地管辖，并驻以重兵，其意图显然不只是为削弱和硕特，恐怕还在于以青海、康区为基地，形成对西藏地区的直接威慑力，从而保证对西藏行使畅通无阻的统治权。从表面上看，清朝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的军事行动及其善后事宜，主要是在西藏外围地区进行，似乎与西藏无涉。但事实上，清朝对康区和青海的政治安排和军事布置显然考虑了西藏地方的因素，并对西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首先，青海和康区同是西藏的外围地区，控制西藏之外围对西藏的意义非比寻常。青海西连西藏，北邻新疆，历来是西藏通向内地及蒙古地区的重要门户，也是北路进藏的必经要道；康区北邻酉藏，是西藏进入内地的主要通道之一，也是南路进藏的必经要道。自固始汗以来，蒙古和硕特部一直牢牢地控制青海，并以康区之赋税充实青海之实力，然后以青海为基地向北阻遏准噶尔军的南侵，向西支撑和硕特汗王在西藏的统治权。对清朝而言，1720年以前“大体上是以蒙古和硕特部的归顺和巨服，间接或有限地控制青海，并藉以维持其在西藏的施政和权力的。1720年，当清朝取消和硕特蒙古在西藏的统治而建立起对西藏的直接统治以后，清朝直接统治西藏与当时青海仍主要由和硕特蒙古控制的状况已极不相称”。[17]罗卜藏丹津叛乱的迅速平息及清王朝对青海、康区的直接统辖，清朝便牢牢地控制了西藏与内地和蒙古交通的主要门户，并在事实上使西藏与内地联为一体，从而使清朝对西藏的直接统治具备了更坚实的基础。其次，清朝控制青海和康区，即可从西、南两路对西藏形成威慑，保有对藏事作出迅捷反应的主动权，从而在战略上处于有利位置，为有效防止准噶尔蒙古的南侵提供了有利条件。康熙末年“平准安藏”成功的军事范例即可为之佐证。 二、酝酿新的治藏政策，对西藏政教格局进行新的调整 雍正帝即位后继续推行政教分离制以及利用西藏地方世俗贵族掌政以实现清朝对西藏的直接统治的政策。这种政策显然适应了雍正朝对于加强西藏地方防卫能力以抵御准噶尔蒙古可能的入侵的战略思想的需要。众所周知，由于西藏地方历史上的种种因素，13世纪以来，西藏发展成为一个宗教性的社会。西藏向宗教性社会的演变与发展导致的一个严重后果是世俗政治力量的衰退和弱化，尤其是属于世俗范畴的军事武力的衰退和弱化。“由于缺乏世俗军事武力的支撑，它对外也几乎处于一种解除武装状态。”[18]但种现实与清朝的治藏战略是不相适应的。 但是，雍正帝加强西藏地方防卫能力的战略意图不可能在一个由格鲁派喇嘛主导的地方政权身上得到实现，这主要是由两个方面的原因决定的：第一，藏传佛教本身具有一种固有的对世俗军事武力的排斥性倾向，利用喇嘛来发展军事武力的结果是可以想见的；第二，由格鲁派领袖主导的政府来发展军事武力的设想与清朝政府对格鲁派的期望是相违背的。清朝政府对格鲁派的期望正如雍正帝所言，“思古今之有佛教，特以劝善惩恶、济人觉世之本。黄教之传所以推广黄教之旨也。演教之地愈多，则佛法之流布愈广，而番夷之向善者益众。……朕所以仰体皇考厚酬达赖喇嘛累世恭顺之忱，且以广布黄教，宣讲经典，使番夷憎俗崇法慕义，亿万斯年永济仁寿之域，则以佐助王化，实有权益”[19]既期望格鲁派“劝善惩恶”、“济世觉民”，以“佐助王化”使“番夷向善”，又让格鲁派来倡导武力，其后果岂非自招天下人耻笑？在这种情况下，实行政教分离，利用西藏地方世俗贵族来实现清廷的治藏意图无疑是可供选择的且行之有效的办法。因此，终雍正一朝，政教分离制始终保持了延续性。事实上，1721年由清朝组建的西藏地方世俗贵族政权忠实地执行了清朝政府预定的政策。 但是，清朝利用康济鼐和颇罗鼐在阿里及后藏的军事力量防止准噶尔可能的入侵的政策，在1727年遭到前藏贵族阿尔布巴、隆布鼐等人的干扰，雍正皇帝不得不筹谋新的治藏政策。为了争夺西藏地方的权力，阿尔布巴、隆布鼐等前藏贵族策划了杀害康济鼐的事件。随后，颇罗鼐自后藏起后，为时将近一年的卫藏战争爆发。在这场战争中，清朝对交战双方都保持了超然的中立姿态。这在雍正帝1727年10月的一份谕旨中得到体现，“前因达鼐报称康济鼐被擒之信，恐策妄阿喇布坦有窥柯西藏之意，是以降旨令陕西各路及四川、云南各派兵马预备，以候调遣。今康济鼐被害情由，系西藏噶隆等彼此不睦、自相残害之小事，不需用兵，著将各路兵马停止，不必预备。”[20]清廷试图给交战双方留下这样的印象：任何一方都可能得到清朝中央政府的支持。然而，事实上，清朝政府始终坚持了支持颇罗鼐的立场。雍正帝在了解到颇罗鼐在后藏及阿里起兵征剿阿尔布巴等前藏贵族一事后，即流露了支持颇罗鼐的意向。“此事若能事成，于西藏有益。”[21]雍正帝的策略是，在卫藏战争中造成中立的假象，使双方都以为中央支持了自己，从而使自己处于一种非常主动和有利的地位。“它不但使清朝免除了动用武力的麻烦，而且由于卫藏交战双方始终无法确认清朝的态度，双方都相信清朝会支持自己，以致形成了战事结束后双方主动并一致将最后裁判权交给清朝的局面。”[22]清朝有意保持超然姿态还基于对阿尔布巴等前藏贵族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挟达赖喇嘛外逃的担心。雍正帝在给额尔泰的一份谕旨里即流露了这一担心，“我兵若进，抗拒与否且不必言，大概西藏为首数人皆是一气，畏罪之心皆系一体。大兵一进，彼若挟达赖喇嘛往谆噶儿，徒取空藏，取守难施。喇嘛一入策妄之手，则甚烦难矣。”[23]事实证明，清廷在卫藏战争中的这一策略获得了成功。1728年9月，在卫藏战争已经结束后，查郎阿和迈禄等率领清朝大军进驻拉萨，充当了交战双方的仲裁者。清朝官员宣布了皇帝对颇罗鼐的支持，并主持对阿尔布巴等三位噶伦及其党羽的审判，将阿尔布巴三人及其亲属党羽十七人处决。” 在审判和处决阿尔布巴等人及其党羽之后，雍正帝随即对西藏地方政教格局进行了新的调整。这些调整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封颇罗鼐为“贝子”，让其总理西藏政务。这一调整实际上是以颇罗鼐取代康济鼐的地位，保持了任用世俗贵族掌政实行政教分离政策的延续性。雍正帝的意图是任命效忠于清朝的颇罗鼐总管西藏政务，以利用颇罗鼐在西藏的军事力量及政治实力加强西藏的防务，稳定西藏地方的政局，从而杜绝给准噶尔蒙古窥伺藏地以可乘之机。颇罗鼐作为西藏地方的实力派人物，雍正帝之所以敢于任用他来管理西藏地方事务，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颇罗鼐始终忠于朝廷，乐于成为清朝在西藏的追随者，并且他不具备与清朝抗衡的力量。正如李铁铮先生所言，“由于政治需要，颇罗鼐使他自己成为北京朝廷的工具。但在当时西藏是绝对没有它自己的政策的，这是由于皇室的监督非常严密，西藏又没有自己的物质力量可作较量，那时黄教是有巨大的宗教影响的，但黄教却不属颇罗鼐的控制。”[25]颇罗鼐要想维持其在西藏的地位，只能仰赖于朝廷的支持，在驻藏大臣的监督下执行清廷为西藏制定的政策，并“不断地向他的保护者表示完全的忠诚。”[26]（二）、颇罗鼐在准噶尔蒙古的问题上与清朝有共同的利益和愿望，是清朝遏制准噶尔蒙古南向发展的忠实同盟者。和硕特汗王统治西藏时，颇罗鼐是拉藏汗的得力助手。1717年，准噶尔蒙古策零敦多布入侵西藏，颇罗鼐率兵英勇抵抗。准噶尔蒙古占领西藏后，颇罗鼐又积极与康济鼐联络，在后藏策动起义，配合清朝大军入藏平准。1721年，清朝组建新的西藏地方政府后，颇罗鼐又成为康济鼐的主要助手，配合清军积极协防西藏通往准噶尔的要道路隘，成为清朝遏制准噶尔南侵政策的重要执行者。 第二，设置驻藏大臣二员，监督西藏地方事务。1727年2月，内阁学士僧格、副都统马喇被雍正帝派往西藏办事，标志着驻藏大臣制度确立。驻藏大臣的职责与雍正帝的治藏策略保持了一致。驻藏大臣一方面拥有对西藏地方政府的监督权，以使西藏地方政府忠实地执行清朝为西藏制定的政策；同时，驻藏大臣在军事上还负有防御准噶尔蒙古入侵的重责。雍正帝一向视准噶尔蒙古“实为众蒙古之巨害，且恐为国家之隐忧”。西藏北邻新疆，清朝惟恐准噶尔再度偷袭藏地，因此一直把防备准噶尔蒙古南侵作为清朝对藏政策的重中之重。驻藏大臣作为朝廷在藏钦派大员，防御之责守土之任，自然责无旁贷。1730年春夏之交，朝廷派僧格率军1500名在腾格里诺尔驻防，到降雪前撤回。第二年仍带兵前往，遂成定制。[27]由于清朝命令驻藏大臣在达木和腾格里诺尔建立防线，并与西藏地方政府密切配合，保持高度警惕，致使对西藏怀有野心的准噶尔首领一直未能找到骚扰西藏地方的机会。李铁铮先生在谈到驻藏大臣的作用时说，“两个驻藏大臣从事于军事组织工作，命令训练一支能信任又可靠的军队，到适当的时候将取代中国占领军队的大部分任务，颇罗鼐很高兴地支持他们朝这方向的努力。”[28] 第三，移达赖喇嘛于内地，以永消准噶尔窥伺之念。许多学者认为达赖喇嘛被移驻内地是清朝出于推行政教分离政策，避免西藏地方因权力斗争再起衅端的需要而作出的政策调整。此论似乎有其合理性，但本文认为这并不是雍正帝作此决策的主要原因。本文作此判断的理由如下：其—，此论不符合清朝治藏政策的一贯作法，即分而治之，使其互相牵制，从而确保清朝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的最高统治权，移驻达赖喇嘛显然不符合清朝的利益。其二，西藏地方的权力斗争在雍正帝看来不过是“彼此不睦，互相残害之小事”而已，当然用不着费尽心思移驻达赖喇嘛至内地。此论的支持者的一个重要依据是，雍正本年清朝政府准许达赖喇嘛回藏的条件是达赖喇嘛父子作出不于政的保证。那么，我们可以推测，早在1728年，在前藏贵族输掉战争的不利形势下，达赖喇嘛及其父完全可能作出类似的保证，如果清朝需要的话。同样，我们是否就可以推测达赖喇嘛就没有搬出拉萨的必要了呢？此其三。由此，我们可以断定，达赖喇嘛被移驻内地显然还有其他方面更重要的因素。 我们认为清朝移驻达赖喇嘛的深层次原因有二：其一，清朝为了达到“以黄教安众蒙古”的战略意图，力图将格鲁派领袖达赖喇嘛掌控在自己的手里。众所周知，早在明朝末年，格鲁派即为蒙藏广大群众所信奉。作为格鲁派之领袖——达赖喇嘛在蒙藏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和极大的影响力。因此，在入关前，清朝即已制定了“以黄教安众蒙古”的国策。雍正帝将达赖喇嘛移驻内地，从而置达赖喇嘛于清朝军队的保护之下，这显然有出于实现清朝战略意图的考虑。其二，即在于以此永消准噶尔窥伺之念。出于同样的原因，准噶尔蒙古也企图控制达赖喇嘛，以号令蒙藏诸部，扩张势力，以与清朝争雄长。为了实鹏自的目的，双眼开了舰的争夺。事实上，自雍正登基以来就从未放松过对准噶尔可能的侵藏掠走达赖喇嘛行动的警惕。这种思想在朝廷上下皆有所体现，雍正重臣岳钟琪在阿尔布巴事件前的一份奏折中说，“我兵之所以救藏者，原为达赖喇嘛现今在藏起见，是所重在达赖喇嘛，而不独在藏也。设使谆噶尔之人乘虚来藏，一闻我兵两路应援，彼竟仍如从前逃遁，或将达赖喇嘛一并迫胁带往，则口外番彝向背所系，关系甚大。我兵独得一空藏，守之无益，弃之可惜。故臣窃以为取藏犹易，而保护达赖喇嘛甚难。若云遣兵进藏，臣虽无才，尚可仰仗天威，力能身任其责。而兵马未到之先，鞭长莫及，恐不能保达赖喇嘛不失陷于谆噶尔之手。”[29]至于如何确保将达赖喇嘛控制在自己手里，岳钟琪作了这样的回答，“一遇谆噶尔有窥藏之信，即便会同康济鼐等督率唐古忒之兵，于喷多、样八井险要之处，勒兵据守，乘其远来疲乏，以逸待劳，不难剿灭。倘贼势众大，度量唐古忒之人不能抵敌，即领官兵先护送达赖喇嘛由叉木多一路，前赴内地，则喀木、藏、卫之人心有所归向，自必皆为我所用。终使这噶尔之人再据西藏，亦不能团结被处之人，为其附和。加以我兵照从前川陕两路齐进，恢复西藏，实属不难。”[30]岳钟琪认为，“如此料理不特西藏安如盘石，更可永消谆噶尔窥伺之念，诚为上策。”[31]雍正帝亦对此深信不疑，他在谋“边方久远之计”时从为“出其不意，将达赖喇嘛移至西宁，则西藏可永远无事矣”。[32]由此可见，雍正朝上下认为解决藏事之关键乃在于防备准噶尔，而防备准噶尔的一个重要措施即是移达赖喇嘛于内地。正如张羽新先生所言，“清政府害怕准噶尔故伎重演，再次劫持达赖喇嘛，造成西藏的动荡，于是将七世达赖移驻川边。”[33]1732年，准噶尔蒙古在额尔德尼石被额附策凌重创，失去了与清朝抗衡的实力。1733年，噶尔丹策零主动提出与清朝和谈。雍正帝鉴于准噶尔蒙古的威胁暂时被解除，因此，准许达赖喇嘛重回拉萨。 综上所述，雍正朝基本上继承了康熙末年的治藏政策，在推行政教分离制扶持西藏地方世俗贵族掌政方面保持了延续性。同时，为了应对不断变化的西藏局势，雍正一朝又不失时机地对原有政策进行了调整，从而把清朝的治藏事业不断地推向了前进。 参考文献： [1]世宗实录[E].卷七八,雍正七年二月癸巳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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