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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欧洲各国的藏学研究中，英国的藏学研究不仅历史悠久，而且独树一帜、特色鲜明。本文简要回顾了英国200余年(1774-2007)的藏学研究历程，总结了不同历史时期英国藏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及其特点。希望此篇文章对我国藏学研究的同仁们有所启发和借鉴。 关键词：英国；藏学研究；牛津大学；伦教大学；剑桥大学 欧洲的藏学研究虽肇始于匈牙利[1]，但兴盛于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挪威。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和美国藏学研究[2]的异军突起，仅有英国和德国的藏学研究还呈现出持续不断的发展趋势，尤其是英国的藏学研究，虽然参与人数、研究队伍和研究成果已大不如昔，但依然吸引着世界各地的藏学家和有志于藏学研究的莘莘学子，在国际藏学研究领域中，仍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006年10月至2007年10月，受益于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的资助，笔者在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系和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宗教系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访学，通过与英国同仁们的多次接触和查阅相关资料.对英国藏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有了一些初步认识，本文就是在这次访学的基础上撰写而成。 一、20世纪前进入西藏的英国人 1757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击败了半独立的莫卧儿副王，征服了拥有2000万人口的孟加拉王国。从此，印度成为英国在亚洲进行殖民扩张的根据地，被誉为“女王皇冠上最耀眼的宝石”[3]的东印度公司与葡萄牙、法国争夺印度半岛的同时，也开始了对中国罪恶的鸦片贸易。东印度公司欲从我国东南沿海短期内打开中国市场的尝试屡受挫折后，便决定利用其在印度半岛的有利地位，企图打开从西藏通往中国内地，尤其是北京的商贸通道。此外，英国资本家对西藏物产，尤其是黄金、茶叶等早已渴望已久。但由于西藏地方政府从乾隆年间开始就实行闭关政策，禁止一切外国人踏入西藏，加之横亘西藏南部的天然屏障—喜马拉雅山的阻挡，还有喜马拉雅山南麓西藏的邻邦锡金、不丹、尼泊尔等的抵制，东印度公司一直苦于没有进入西藏的机会和借口。 18世纪中叶，紧邻西藏南部重镇帕里的库赤一贝哈尔土邦发生内乱，孟加拉总督哈斯汀斯(WarrenHastings)借机派军队兼并该邦，并进而占领了不丹的几处军事要塞。1774年，因不丹德布王的请求，六世班禅额尔德尼洛桑贝丹益希(1738-1780)致信哈斯汀斯，请他下令从不丹撤军[4]。哈斯汀斯接到六世班禅的信函喜出望外，认为这是英国势力进入西藏、并与西藏建立贸易关系的绝佳机会，立即请求东印度公司派遣乔治•波格尔赴扎什伦布寺回访。 根据现有的文献资料，从波格尔赴藏到1904年英国发动第二次侵略西藏的战争，共有4名英国人进入我国西藏地方，他们分别是: 1.乔治•波格尔(George Bogle,1746-1781):第一位踏入西藏的英国人。 乔治•波格尔是苏格兰人，1770年受聘于东印度公司，赴加尔各答任职，1773年，升任东印度公司特别委员会秘书。波格尔有与藏族长期交往的经历，因而对藏族的语言文化、风俗习惯有一定的了解。1774年5月，哈斯汀斯命波格尔与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等出访扎什伦布寺，名义上是对六世班禅来信的回访，实际上是欲借此与西藏建立联系，搜集有关西藏的一切情报。[5]1774年11月，波格尔一行经西藏帕里、江孜、白朗等地抵达后藏重镇日喀则。虽然六世班禅多次出面宴请波格尔，将其视为贵宾，而且两人之间建立了诚挚的友谊[6]，但在通商贸易、与拉萨建立联系等事宜上，六世班禅态度坚决、立场鲜明，没有丝豪的让步和妥协。1775年4月，波格尔带着失落的心情按原路返回加尔各答。[7]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波格尔的扎什伦布寺之行开启了英国人进入我国西藏地方的先河，而他与六世班禅的“友谊”成了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东印度公司进入西藏的主要借口。 1779年4月，哈斯汀斯决定再次派遣波格尔出使不丹和西藏。但准备出发时，传来了六世班禅赴承德为乾隆皇帝祝寿的消息，哈斯汀斯只好放弃了此次计划。1781年4月，波格尔病逝，年仅34岁，他的墓碑至今还矗立在印度的加尔各答。[8] 波格尔出使西藏比1792-1794年抵达北京的第一批英国使节还早18年，因此，在中英关系史以及我国西藏地方与西方世界的交流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一页，一直受到西方学者，尤其是英国学者的高度评价。 2.塞缪尔•特纳(Samuel Turner, 1749-1802)第一部英国人关于西藏研究专著的作者。 1781年11月，六世班禅额尔德尼洛桑贝丹益希在北京西黄寺圆寂后，西藏噶厦地方政府根据乾隆皇帝的旨意和藏传佛教的传统，寻找六世班禅的转世灵童。经过多次的明察暗访，最后确定日喀则宗白朗宗吉雄谿卡的丹白尼玛为六世班禅的转世灵童。1783年8月，乾隆皇帝降旨批准，令驻藏大臣傅清额亲自送至扎什伦布寺。[9] 得知七世班禅即将坐床的消息后，1783年1月，哈斯汀斯当即决定乘此机会派遣33岁的中尉塞谬尔•特纳、医生罗伯特•桑德斯(Robert Saunders)和绘图专家塞缪尔•戴维斯(Samuel Davis)前往日喀则，名曰向新的班禅喇嘛表示祝贺，同时，也代表东印度公司向扎什伦布寺的主要负责喇嘛仲巴呼图克图等表示“问候”。当年5月，特纳一行抵达不丹德布王的夏宫扎什曲宗，但德布王拒绝接见他们，扎什伦布寺也迟迟不表态。经过反复交涉，扎什伦布寺最后允许特纳入藏，但只能带一名英国人。1783年9月，特纳和桑德斯医生沿波格尔进藏的路线抵达扎什伦布寺。[10] 仲巴呼图克图接见了特纳，但拒绝特纳参加七世班禅迁至德帕林寺的盛大仪式，并多次婉言推托特纳拜会班禅喇嘛的要求。直到当年12月特纳离开日喀则返回孟加拉前夕，仲巴呼图克图才特地安排他拜见了一次七世班禅。1784年3月，特纳在给东印度公司的出使报告中，认为七世班禅喇嘛长大成人后，会对英国友好，而中国的统治是阻挠英国与西藏通商的最直接原因。[11]1800年，伦敦出版了特纳的使藏纪录，这是迄今所知英国人撰写的第一部关于我国西藏地方的著作，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英国人了解西藏的主要依据。出版不久，该书就有了法文版。[12] 3.托马斯•曼宁(Thomas Manning, 1772-1840):第一位到达拉萨的英国人。 自1783年特纳出使日喀则后近30年间，再也没有一个西方人以官方身份进入西藏。 但在1811年底，一位乔装打扮、性格古怪的英国人潜入拉萨，并在拉萨生活长达4个多月.成为到达拉萨的第一位英国人，他就是托马斯•曼宁。 曼宁自幼体弱多病，虽然未能上学读书，但他被剑桥大学岗维尔及凯厄斯学院(Gonville and CaiusCollege)破格录取，并很快出版了一本影响很大的关于数的专著。但不久，曼宁因不满太多的约束和考试，退学后到法国学习汉语。1807年至1810年.曼宁受聘于东印度公司，在广州英国商馆里当医生。他不安心于本职工作，多次想深入中国内地旅行，但都没有成功。 1811年9月，曼宁带一位中国随从赵金秀到达西藏和不丹边境，准备潜入拉萨。10月，曼宁下额上贴着假胡子，身穿长袍马褂，俨然一副清朝官员的模样，顺利通过边境检查，抵达西藏南部重镇帕里。当年11月，在一位清朝将军的帮助下，曼宁顺利进入拉萨，成为有史以来到达拉萨的第一位英国人。 曼宁在自己的日记中，详细记载了他在拉萨的感受。雄伟的布达拉宫令他激动万分，但众多的乞丐、肮脏的环境使他不停地诅咒和抱怨。1811年12月，曼宁到达拉萨后不久，不但拜见了当时驻藏大臣衙门的有关官员，而且还受到了九世达赖喇嘛隆多加措(1805-1815)和摄政王第穆呼图克图的接见。由于曼宁能讲流利的汉语和化了装的外表，当时驻截大臣阳春和西藏噶厦地方政府虽然怀疑，但一直无法确定曼宁的真实身份。1812年4月，清朝令驻藏大臣处死汉人赵金秀，并将曼宁驱逐出西藏。1840年5月，曼宁在其英国家乡死于脑溢血。他的旅藏日记为后来英帝国主义侵略我国西藏地方和早期西方从事西藏研究的学者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13] 4.威廉姆•莫尔科若夫提(William Moorcroft,1767-1826, or 1838?):在拉萨居住时间最长的英国人?[14] 迄今为止，无论是英国本土，还是世界其他国家出版发行的有关早期进入西藏英国人的研究中，莫尔科若夫提的名字极少提及。但近年来的发现说明，莫尔科若夫提不但于1826年抵达拉萨，而且在拉萨一呆就是12年。由于他把自己装扮成克什米尔商人的模样，加之能操一口流利的波斯语，还雇佣了一个克什米尔仆人，西藏噶厦地方政府一直认为他是克什米尔人。1838年莫尔科若夫提返回拉达克时，在阿里被西藏地方政府缉拿的一群强盗所杀。在其部分遗物中，西藏地方政府发现了图片和地图，这才知道莫尔科若夫提实际上是东印度公司的间谍。[15]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莫尔科若夫提就是迄今在拉萨连续居住时间最长的英国人。[16] 二、20世纪前半叶的藏学研究 1893年12月，英国政府威逼、利诱清政府签订了《中印会议藏印续约》，会议主要内容之一便是开放我国西藏亚东地方为通商口岸，成为英国殖民势力在西藏建立的第一个据点。1904年9月，英国侵略军侵入拉萨，用武力强迫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非法的《拉萨条约》，增开亚东、噶大克为商埠。直到1947年印度摆脱英国宣布独立前，英国从事西藏研究的大多数人都是英印政府中从事与不丹、锡金、尼泊尔等相关事务的官员和英国驻我国西藏江孜等地的商务代表等。他们撰写有关西藏研究著作的主要目的是为英国侵略我国西藏地方辩护，为英国更好地控制西藏，将西藏变为英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服务。其主要代表人物有: 1.荣赫鹏(Fancis Edwards Younghusband，1863-1942) 荣赫鹏出生于印度，但在英国本土接受教育并参军，系1904年英国入侵西藏侵略军的总指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担任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主席，并负责珠穆朗玛峰的探险活动。晚年，投身于宗教事务，尤其是与藏传佛教有关的事务[17]。与西藏相关的著作有《印度和西藏)(汉译本名《英国侵略西藏史》)[18]、《喜马拉雅奇迹》《埃佛勒斯峰史诗》《西藏使团的地理收获》[19]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印度与西藏》一书，迄今广为西方学者所引用。 2.劳伦斯•瓦德尔(L.Austine Waddell,1854-1938) 瓦德尔是英国著名的东方学家、考古学家、自然学家和西藏研究权威，英国学界普通认为他是英国仅次于贝尔的西藏研究专家。瓦德尔长期在大吉岭工作，并在喜马拉雅山南麓的藏传佛教文化区城做过多次实地调查研究，对藏族的语言文化和历史宗教非常熟悉。1895年撰写出版了《藏传佛教，或喇嘛教》(The Budhhism of Tibet, or Lamaism, W. H. Allen&Co. Limited, London, 1895.)，这是西方最早全面介绍和研究藏传佛教的学术著作之一，受到藏学界的一致好评，1972年由美国的丹佛出版社(Dover Publication)再版。[20]1904年，瓦德尔以“文化专家”的身份随同英国侵略军进入拉萨。返回印度后不久便出版了《神秘的拉萨:1903-1904年英国西藏远征军纪实》( Lhasa and Its Mysterieswith a Record of the British Tibetan Expedition of 1903- 1904)一书，1988年，此书也由丹佛出版社再版。从印度回到伦敦后，瓦德尔在英国高校开设“藏传佛教”等课程，成为在英国高等学府讲授藏族宗教和文化的第一人。 3.查尔斯•贝尔(Sir Charles Alfred Bell, 1870-1945) 贝尔出生于印度加尔各答，大学毕业于牛津大学新学院(New College), 1891年步其父亲后尘，为英印政府服务。1900年，调至大吉岭任职，开始学习藏语文。1905年，撰写了《藏语口语手册》( Manual of colloquial Tibetan. Kathmandu, Nepal: Ratna Pustak Bhandar,1978) 0 1904-1905年，被任命为负贵春丕谷事务的官员(春丕谷是英印政府根据《拉萨条约》抢占的我国西藏地方)。1908-1921年，担任英印政府负责锡金、不丹和西藏事务的行政官员。1911年，川军进入拉萨前，十三世达赖喇嘛仓皇逃往锡金，贝尔负责监视和联络达赖喇嘛，从此与十三世达赖喇嘛建立了长期的“友谊”。通过与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特殊交往，贝尔几乎参与了当时西藏地方的所有重大政治事件。贝尔自己也承认，正是由于他对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帮助“也许就是英国在西藏享有良好声誉的主要缘由”[21]。1920年11月，贝尔曾到拉萨，但由于西藏僧侣和民众的一致反对，第二年10月被迫离开。 贝尔是《中印会议藏印条约》(1890)和《中印会议藏印续约》(1893)的英方代表，1913-1914年西姆拉会议英方代表麦克马洪的藏事顾问，直接参与了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和所谓内藏、外藏的策划。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江孜开办英文学校、聘请英人训练藏军、扩充藏军等，都与贝尔的建议和鼓动有关。可以说，贝尔是现在所谓“西藏间题”始作俑者。[22] 1921年，贝尔从英印政府离职后，一方面，通过各种途径继续插手我国西藏事务，一方面开始撰写有关西藏研究的著作，先后出版了《西藏的过去和现在》[23](1920),《英藏口语词典》(1920),《西藏的人民》(1928),《西藏宗教》(1931),《达赖喇嘛的画像》(1945)[24]等。 贝尔是西方公认的“西方通”，被称为“西藏最有影响的英国官员”。[25]他的800余幅西藏照片和底片，还有部分手稿现保存在牛津大学的皮特瑞维斯博物馆(the Pitt Rivers Museum)中。 4.黎吉生(Hugh E. Richardson,1905-2000) 黎吉生出生于苏格兰的圣安德每斯，大学毕业于牛津大学克波尔学院(Keble College)古典文学专业。1930年，成为英印政府的一名官员。1932-1934年，在孟加拉任职，开始跟一位藏族仆人学习藏语。1933年，从锡金旅行抵达西藏帕里，第一次进入西藏，从此，终生从事与西藏有关的政治和学术活动。 1936年，在锡金、不丹和西藏行政长官古德(could, Basil John, Sir, 1883-1956)的推荐下，黎吉生赴任英国驻西藏江孜商务代理。随后，随古德代表团到拉萨，负责与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和拉萨贵族的联络工作。古德代表团打着调解九世班禅返回西藏事宜的旗号，在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和拉萨贵族中拉拢和培植的亲英势力。[26]1940年，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前，古德再次率代表团到拉萨，黎吉生是代表团成员之一。古德代表团名义上是观摩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坐床大典，实际上是为了与当时以吴忠信为团长的国民政府代表团相抗衡。 1936-1940年，黎吉生担任英国驻拉萨代表团团长，其间他利用各种机会挑拨西藏地方政府和国民政府之间的关系，并广泛搜集藏族历史和文物资料。1947年，印度宣布独立，英国殖民势力撤出拉萨，黎吉生摇身一变，又成为印度政府驻拉萨的代表，继续干预和插手西藏地方事务，1947年的“热振事件”和西藏派代表团参加“泛亚洲会议”事件，以及1949年的“驱汉事件”[27]，都与黎吉生的挑拨鼓动有关。1950年，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前夕，黎吉生逃离拉萨。1951年，返回圣安德鲁斯。 黎吉生退休后，继续活跃在国际政治舞台和学术界，他与十四世达赖喇嘛及其流亡政府中的许多高级官员保持长期的联系，并不遗余力地为“西藏独立”寻找“历史根据”和制造舆论。由于谙熟藏语文和掌握有大量的藏文史料，黎吉生撰写有多部西藏研究的著作，并先后担任美国华盛顿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和德国波恩大学的客座教授，在国际藏学界有很大的影响，被英国学术界誉为“近代西藏研究之父”(the father of modern Tibetan studies),[28]代表著作有《西藏的过去和现在》《西藏简史》《清代拉萨的碑文》《藏族文化史》《拉萨的节日》《高山净土》[29]等。 5.古德(Basil John Gould,1883-1956) 1907年加入印度内务部工作，曾担任锡金、不丹和西藏的行政长官。1936年、1940年两次率团到拉萨，对英国政府的西藏政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著有《藏语词汇》《藏语词根》《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寻找、认定和坐床》[30]等。其中，《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寻找、认定和坐床》比较详细地记载了古德所见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的前后过程，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6.托玛斯(F. W.Thomas,1867-1956) 从学术的视角来讲，以上5位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藏学家，因为他们都是英印政府的官员，著书立说带有强烈的政治目的。但托马斯是个例外，他可以说是此时期英国真正的学院派藏学家。 托玛斯是英国著名的东方学家、古藏文学者，毕业于剑桥大学，精通梵文、藏文等多种文字。1906-1927年，曾任英国印度事务部图书馆馆员、研究员、馆长等，并长期担任牛津大学教授。“托玛斯从20世纪之初起，即致力于西域古藏文文献和写本的解读、翻译和研究。他在二三十年代陆续发表了一批长篇论著，研究成果卓著。在1935年和1951年，他以《关于中国西域藏文文献和写本》为名先后集结出版了两卷专著。托玛斯是第一位将英藏西域古藏文社会历史文书中的精华部分，以拉丁字母转写形式公布于世的学者；同时，他还对如此大量的文书进行逐句解释、注释和研究。”[31] 除两卷本的《关于中国西域藏文文献和写本》外，托玛斯的代表著作还有《南语考》《东北藏古代民间文学》等。尤其是《关于中国西域藏文文献和写本》（第2卷汉译本即《敦煌西域古藏文社会历史文献》)代表了当时国际敦煌古藏文研究的最高水平，是托玛斯“倾其一生才智贡献给学术界的一部力作，它既是具有第一手价值的珍贵文献史料，又是具有开拓性的研究成果”[32]。 三、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藏学研究 1947年，印度正式宣布脱离英国独立。虽然新兴的印度在一定程度上仍继承了英国西藏政策的衣钵，但对英国政府而言，西藏从此失去了对其地缘战略和经济利益上的重要性。因此，尽管黎吉生等人仍一如既往为所谓“西藏独立”摇旗呐喊，但英国的藏学研究悄然从主要为政治服务转向学术研究，特别是上世纪60年代以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London)以藏族宗教(特别是苯教研究)和藏区人类学研究为主的学术之风蔺然兴起，加上牛津大学藏族历史和政治研究的传统，英国逐渐成为欧洲.乃至西方藏学研究的中心，其代表人物除了黎吉生外，还有斯奈格罗夫、海门道夫和米切尔•阿瑞斯等。 戴维•斯奈格罗夫(David L. Snellgrove,192。一)出生于英国东南部的朴次茅斯，其父亲、哥哥都是英国皇家海军。1936年，斯奈格罗夫一举通过了牛津和剑桥大学的资格考试，但他选择了南安普顿大学，主修德语和法语。1941年，加入皇家工程兵。1943年，前往印度加尔各答服役。其间，在大吉岭的牛津书店购买到了查尔斯•贝尔的书，开始自学藏语文。1946年，返回英国，通过了印度内务部的考试，但第二年印度就宣布独立，斯奈格罗夫前往印度工作的理想也随即破灭。 1946年10月，由著名汉学家、亚非学院教授沃特•西门(Walter Simon)推荐，赴剑桥大学皇后学院学习东方三语(Oriental Languages Tripos，即梵文、藏文和古汉语)硕士学位。梵文老师是哈罗德•巴勒(Harold Bailey藏文老师是沙克勒顿•比勒博士(Shackleton Biley )，两位都是当时英国著名学者。在剑桥大学期间，与意大利著名学者图齐(Giuseppe Tucci,1894-1984)开始通信交往，从此，两人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剑桥大学毕业后，斯奈格罗夫被聘为亚非学院的藏语讲师。随后赴意大利拜图齐为师，学习藏族历史和文化。1953-1956年，两次率考察队到喜马拉雅山南麓考察。1959年，洛克菲洛基金会决定资助西方9所大学从印度聘请藏族学者，开展藏学研究，为期3年[33]，伦教大学是其中之一。斯奈格罗夫代表伦教大学赴印度挑选并邀请藏族学者，他力排众议，邀请了5位苯教僧人。他们分别是丹增南塔(TenzinNamdak),桑结丹增(Sangye Tenzin),索南班丹(Sonam Panden Trangjun)、桑木旦•噶麦( SamtenKarmay)和扎西克主(Tashi Khedrup )，其中索南班丹是贵族弟子，扎西克主是残疾人。4年后，丹增南塔等3人学成后返回印度，建立了“苯教研究中心”，而桑木旦•呜麦继续留在伦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日后成为若名国际学者，今天仍然活跃在国际学术界。 1966年，斯奈格罗夫与黎吉生合作，建立了独立于伦教大学的“西藏研究所”( the Institute ofTibetan Studies). 1968年，剑桥大学授予斯奈格罗夫文学博士学位，同年，入选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达到了其学术顶峰。1979年，首届国际藏学会在牛津举行，斯奈格罗夫担任大会主席。1982年退休后，移居意大利。[34] 斯奈格罗夫认为截传佛教是印度佛教的遗留，苯教才是真正有价值的西藏传统宗教。因此，他一生致力于苯教研究和苯教研究人才的培养。他本人在苯教研究方面的重要贡献，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普通认可。可以说，斯奈格罗夫是欧洲，乃至西方藏学界苯教研究的开山鼻祖，其代表作有:《佛教的喜马拉雅》《苯教九乘》《喜金刚密乘:批判研究》《多尔波四喇嘛:藏文传记》《喜马拉雅朝圣》《藏族文化史》[35]等。 藏区人类学研究也是亚非学院的重要学术传统之一，始于上世纪50年代的著名人类学家海门道夫(Christoph von Furer-Haimendorf,1909-1995)教授。海门道夫出生于奥地利的维也纳，年轻时就梦想到印度做一名人类学家。在维也纳大学读取了人类学博士学位后，赴伦教政治与经济学院参加那里举行的人类学研讨会，遇到了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从此，正式走上了人类学研究之路。之后，随马林诺夫斯基到印度阿萨姆做田野调查，熟练地掌握了当地语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海门道夫因持有德国护照，被捕入狱。二战结束后，被聘请为印度德拉巴德邦“部落与落后阶层的顾问”(the Advisor for Tribes and Backward Classes)，协助解决当地土地改革中出现的问题。1949年，开始担任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讲师，仅两年后便升为reader(英联邦国家大学特有的职称，介于讲师与教授之间，类似于国内副教授)和亚洲人类学研究主席。从此，长期担任伦敦大学人类学教授，1976年退休。 受马林诺夫斯基的影响，海门道夫特别强调长期细致的田野调查在人类学研究中的重要性，他自己身体力行，一生曾多次在喜马拉雅山地区进行实地考察。海门道夫是第一位深入喜马拉雅山地区的夏尔巴人中从事田野调查的西方学者，先后撰写和出版了10多本有关印度及其喜马拉雅山地区人类学研究的著作，受到国际人类学界的一致高度评价，代表作有:《赤裸的纳加人》《尼泊尔的夏尔巴:佛教高地之人》《转型的夏尔巴人:尼泊尔佛教社会的社会变迁》《喜马拉雅商队:高地尼泊尔人之生活》《活在印度部落:一位人类学家的自传》[36]等。 虽然海门道夫及其学生主要研究区域是喜马拉雅以南的尼泊尔、不丹和锡金，但由于这些地方与西藏在地理、文化等方面的密切联系，他们的研究也大量涉及到西藏。在海门道夫众多学生中，巴巴拉•阿奇兹(Barbara Nimri Aziz)[37]和南希•列文(Nancy . E. Levine )[38]两位女人类学家尤其引人注目，她们对藏族传统婚姻家庭的研究在国际藏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外，当今法国巴黎第三大学的海瑟尔•噶麦(Heather Karmay)[39]博士虽然不是海门道夫的学生，但也是伦教大学亚非学院培养出来的著名女藏学家。 上世纪末，英国，乃至西方最为著名的藏学家之一便是牛津大学的研究员密歇尔•阿瑞斯(Michael Aris,1946-1999)。阿瑞斯在喜马拉雅山研究中所做的卓越贡献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此外，阿瑞斯还因是缅甸民主运动的著名领导人、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昂山苏季(Daw Aung San SuuKyi)的丈夫而广为人知。 阿瑞斯出生于古巴，父亲是英国人，母亲是古巴人。1964年，大学毕业于伦敦附近的苏塞克斯大学(the University of Sussex)。1967年，获杜拉姆大学(University of Durham)近代史硕士学位。1967-1973年，阿瑞斯担任不丹皇室的家庭私人教师和不丹政府翻译部负责人，主持对不丹历史的官方研究工作。1972年，阿瑞斯与昂山苏季在伦敦结婚。1974年，考入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导师就是前面提到的英国著名藏学家斯奈格罗夫。1978年，获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藏族文献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不丹形成史研究:不丹藏文文献的校对与翻译)[40]。 1976--1989年，阿瑞斯被聘为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St-John's College)的资深研究员(Junior Re-search Fellow)，并同时被聘为该校东方学院(the Faculty of Oriental Studies)的研究员。1980-1989年，阿瑞斯曾担任牛津大学沃夫逊学院(Wolfson College)西藏与喜马拉雅研究的研究员。从1981年开始直到逝世前，担任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St Antony's College)亚洲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此外，阿瑞斯还曾经担任过英国巴利文文本学会(Pali Text Society)的会长(1988-1990)、印度高级研究所研究员(1985-1987)、哈佛大学西藏与喜马拉雅山研究客座教授(1990-1992)、英国皇家亚洲研究会(Royal Asiatic Society)研究员等职务。阿瑞斯还是1979年牛津国际藏学研讨会的召集人。从此，每两年或四年一次的国际藏学会便成定例，迄今已召开了11次。 1999年3月，密歇尔•阿瑞斯因患前列腺癌在牛津病逝。当时英美各大媒体都对此进行了专题报道，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也发表了悼词。阿瑞斯的病逝对国际藏学研究，尤其是英国的藏学研究是巨大的损失。 阿瑞斯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喜马拉雅山地区，尤其是不丹历史、文化和宗教的研究，主要代表作有《喜马拉雅山王国不丹的早期历史》《库塘三上师自传:白玛顿主、白玛丹堆和白玛伦主的生平，来自尼泊尔努日和库塘地方的无宗派宗教人物》《伏藏及其神秘生活:白玛林巴(1450-1521)和六世达赖喇嘛(1683-1706)研究》《渡鸦之冠:不丹佛教君主政权之起源》《1789年晋美林巴关于印度的论述:<南方印度之语•第八品明镜>之注释翻译和校对》[41]等。 四、当前英国的藏学研究 人类迈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实施和国际社会对西藏历史与现状的深入了解，同时也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不断增长和在国际社会上的影响日益扩大，世界各国的藏学研究也在悄然发生粉变化，除了那些以学术为幌子，死心塌地为所谓“西藏独立”摇唇鼓舌者外，越来越多的西方藏学家开始重视中国本土的藏学研究成果，作为国际显学的藏学，其学术的含量越来越高。英国作为传统的藏学研究强国，其形势亦是如此。从藏学研究的分布格局看，牛津大学和伦敦大学依然是英国藏学研究的排头兵，但近年来，剑桥大学的藏学研究也在不断加强，大有三足鼎立之势。 目前.牛津大学的藏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东方研究所，招收两年制的“西藏及喜马拉雅研究”硕士研究生，主要是从学习藏语(拉萨话)入手，为以后攻读不同专业藏学研究的博士学位奠定基础(详细情况参见本文附录“牛津大学西藏及喜马拉雅研究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代表人物有: 1.查尔斯•兰伯(Charles Ramble):生于印度的加尔各答，获牛津大学博士学位，现为牛津大学讲师，牛津大学苯教研究工程负责人，国际藏学联合会主席。兰伯博士精通藏语，长期从事苯教及藏区人类学研究，代表作有:《女魔之脐:高地尼泊尔的藏传佛教和民间宗教》《西藏之圣地和朝圣:寻找失去的苯教王国》《鲁扎的喇嘛:尼泊尔西部的藏族苯教家庭牧师》[42]等。此外，兰伯博士和马汀•布劳恩主编的《西藏和喜马拉雅的人类学》[43]一书也得到学术界的一致好评。 2.乌瑞克•洛斯勒(Ulrike Roesler) : 1995年毕业于德国明斯特大学(the University ofMuenster)，获印度研究博士学位。1994-2004年，在德国玛尔堡大学(Marburg University)教授梵文、藏文和印度宗教。2005-2006年，牛津大学佛教研究努马塔讲师(Numata Lecturer in BuddhistStudies )。现为牛津大学东方研究院的研究人员。近年来，洛斯勒博士致力于印度吠陀文献和藏传佛教噶当派经典的研究，代表作有(彭域的噶当巴道场:中部藏区早期佛教寺院指南)等。[44] 自海门道夫和斯奈格罗夫相继退休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藏学研究重点也己经发生了变化。藏族历史研究悄然兴起，而苯教研究逐渐被藏传佛教研究所取代。近年来，在国际藏学界非常活跃的阿里克斯•马凯(Alex Mckay)[45]和夏嘉次仁((tshering shakya )[46]就是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培养的青年学者，他们在藏族近代、现代史领域内所做的成就，引起了藏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目前，亚非学院有关西藏宗教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宗教系，代表人物有:塞佛提•鲁埃格(SeyfortRuegg )、塔德乌孜•斯考鲁普斯荃(Tadeusz Skorupski)和乌瑞奇•帕格尔(Ulrich Page)等。其中奋埃格教授主要研究大乘佛教哲学思想，是国际学术界公认的如来藏研究专家，代表作有《印度和西藏大乘佛教思想研究》《布顿生平研究》[47]等。斯考鲁普斯基侧重于小乘佛教文献研究，著有《六圆满》《藏族护身符》[48]等。乌瑞奇•帕格尔博士毕业于德国波恩大学，曾担任宗教系系主任，其研究领域主要是印度和西藏佛教史、显宗典籍等，代表作有《绘制次第:大乘经典中的金刚句》《伦敦藏协嘎尔手抄本甘珠尔缩徽版文献目录指南》和《菩萨藏:教义、实践及其在大乘文献中的地位》[49]等等。 此外，目前的英国还有一个类似“西藏及喜马拉雅研究会”(Circle of Tibetan and HimalayanStudies，简称CTHS )的学术组织。该学术组织的活动中心就是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荣誉会长是塞佛提•餐埃格教授，会长是乌瑞奇•帕格尔博士，主要成员来自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伦敦大学，几乎包括了目前所有英国高校的藏学家。该协会的主要活动之一是邀请欧洲各国藏学家举办定期学术讲座。学术讲座一般安排在每年的第一学期，2006-2007学年讲座的学者及题目如下: 序号 演讲人 所属大学 演讲时间 演讲题目 1 Dr. Karma Phuntsho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23 November 2006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Tibetan Buddhist Schools:Mipham's discourse of humour and satire 2 Dr. Charles Ramble Oxford University 26 January2007 The Sutra of the Prince's Law-Giving:a Bonpo treatise on statecraft and its social implications 3 Dr. Henk Bleze Leiden University 16 March 2007 Where are the Bonpos from:Locating the Ancient Heartland of Bon 4 Dr. Franz-Karl Ehrhard Munich University 11 May 2007 Himalayan Manuscript and Blockprint Traditions 总之，就目前而言，亚非学院的藏学研究其重点已转移到了对藏族历史和藏传佛教的研究，而藏区人类学研究的阵地已逐渐转移到了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至于其传统强项苯教研究似乎后继乏人。 近年来，英国藏学研究的一个新动向就是剑桥大学藏学研究的逐渐兴起。虽然剑桥大学很早就己开设有梵文、藏文等与西藏研究相关的课程，而且剑桥也不乏喜马拉雅研究的著名学者，如目前社会人类学系的麦克法兰尼(Alan Macfarlane)教授，就是国际著名的尼泊尔研究专家，但直到1986年，蒙古语与内亚研究所(Mongolia and Inner Asia Studies Unite，简称MIASU)成立后，由于蒙古族与藏族在历史、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密切联系，剑桥的藏学研究才开始起步。 MIASU隶属于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系(Department of Social Anthropology)，其宗旨是对内亚大陆的文化和族群进行比较研究。目前，该所开设有藏语文课，并与我国西藏社会科学院、内蒙古大学等建立了合作关系，藏学研究的代表人物是海德噶•迪姆伯格(Hildegard Dienmberger). 迪姆伯格毕业于娜威奥斯陆大学，获人类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我国西藏定日地区及尼泊尔的人类学、民族志研究。1996年，她与我国著名藏学家、西藏社会科学院的巴桑旺堆先生合作，整理、出版了《协嘎尔教法史》[50]，填补了长期以来对元代十三万户之一拉堆洛研究的空白。此外，她还与巴桑旺堆先生合作著有《惊奇盛宴:博顿却列南杰的生平及其传承》[51]《瓦协》等。 MIASU有关藏学研究的项目都由迪姆伯格负责或牵头，目前，该所相关项目有: 1.藏文及蒙文珍稀版本文献和手抄本项目(Tibetan-Mongolian Rare Books and ManuscriptsProject). 2.西藏与喜马拉雅山趁的传统与现代性(Tradition and Modernity in Tibet and the Himlayas). 3.中国西藏一内蒙地方的时间体系与政治谈判(Time systems and political negotiation inMongol-Tibetan enclaves in China)。 4.后社会主义场景下西藏一蒙古之相汇点: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比较研究(The Tibet-Mongoliainterface in the Context of Late Socialism:a comparative study of nationalities in ContemporaryChina). 5一位藏族女喇嘛与她的转世:桑顶多吉帕姆(15-21世纪)研究(A Tibetan Woman-Lama and her Reincarnations:a Study of the Samding Dorje Phagmo(15th-21st Century). 五、结语 通过以上对英国藏学研究历程的简要回顾，我们可以看出，从1774年第一位抵达西藏的英国人到目前，英国藏学研究有以下8个基本特点: 1.英国藏学研究肇始于英国对我国西藏地方的侵略，而19世纪中叶以前从事与西藏研究有关的人员都是英印政府的官员。 2.无论是早期的学术官员，还是后来的学院派学者，皆重视藏语文的学习，从语言入手从事藏学研究是英国藏学研究的主要传统，这点与西方其他国家的藏学研究传统基本一致。 3.从20世纪初开始，英国的藏学研究逐渐形成了两个传统:即以牛津大学为中心的藏族历史和政治研究传统；以伦教大学亚非学院为中心的藏族苯教和藏区人类学研究传统。 4.进入新世纪以来，英国藏学研究的格局发生了徽妙的变化，牛津大学成为苯教和藏区人类学研究的中心，而伦教大学的重点转移到了藏族近现代史和藏传佛教经典研究。 5.近年来剑桥大学藏学研究的异军突起表明:不远的将来，藏区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有可能会成为英国藏学研究的重心。 6.从学缘构成分析，目前，英国藏学家大都来自英国本土以外的欧洲国家，他们都有熟练的藏语文基础，并开始学习和掌握汉语文。 7.因地缘和文化关系，英国藏学家与欧洲大陆的藏学研究者联系非常频繁，他们之间经常互通有无、资源共享。 8.从目前状况看，藏族学者或非西方学者欲进入英国藏学研究的主流，尚有很长一段距离。 最后，英国藏学研究给我们的另外一个启发就是:由于藏学是一个由众多学科群构成的新兴学科，因此，在藏学研究中，如何明确研究方向的依托学科，培育单位或个体长期、稳定的研究重点和突破方向，乃是目前我国藏学界需要及时重视和严肃探讨的问题。 注释： [1]匈牙利人乔玛(Alexander Csoma de K&ros,1784-1842)被公认为是现代国际藏学研究的创始人，参见冯燕:《国外藏学研究概况》I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287页。 [2].见苏发祥、供邱泽仁:《当代美国旅学研究的主要内容、特点及其分析》[J]。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民族问题研究》，2007年第5期。 [3]苏发祥:《伸向雪城的魔爪—从波格尔使藏到英国第一次侵藏战争》[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年，第4页。 [4]信函的具体内容见《伸向雪城的魔爪—从波格尔使藏到英国第一次侵藏战争》第13-14页。 [5].阅柳隆棋、邓锐龄:《乔治•波格尔入藏的使命内容及其执行结果》载《藏族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05-220页。 [6]据说六世班禅将自己的妹妹许配给了年轻的波格尔，但许多学者对此持怀疑态度。黎吉生作过专门的调查研究，认为波格尔确实与六世班禅的妹妹结了婚，他们的后人今天仍然生活在英国.详细史事有待进一步考证.见Hugh Richardson:George Bogle and HisChildren, in ffigh Peaks, Pure Earth一一Collected wrings on Tibetan History and Culture，pp. 468-481. Serindia rublica-tions,London,1998. [7]虽然波格尔是进入西藏的第一位英国人，但他的旅藏纪录1876年才出版.是英国人关于西藏研究的第二本著作，见Clements R.Markharn:Narrativess of the George Bogle to Tibet and of the Journey of Thomas Manning to Lhasa, London.1876.汉译名为《叩响雪域高原的门靡:乔治•波格尔西藏见闻及托马斯•里宁拉萨之行纪实)，张皓、姚乐野译，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年。 [8]Hugh Richardson: High Peaks. Pure Earth- Collected Wrings on Tibetan History and Culture .plate101 GeorgeBogle's Tomb, Serindia Publications, London,1998 [9]牙含章:《班禅翻尔德尼传》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0年。 [10]Luciano Petech: The Missions of Bogle and Turner According to the Tibetan Texts, in Selected Papers on the Asian History. pp. 60-61, Roma.1988. [11]《伸向雪域的魔爪—从波格尔使藏到英国第一次侵藏战争》第43页。 [12]Samuel Turner: An account of an embassy to the court of the Teshoo Lama in Tibet containing a narrative of ajourney. London,1806.汉译名为《西蒙札什伦布寺访问记》，苏发祥，沈桂萍译.西藏人民出版社，2004。 [13]曼宁进藏日记和详细过程参阅Clements R. Marrham: Narrativess of the George Bogle to Tibet and of the Journey ofThomas manning to Lhasa,London,187e. [14]我的朋友英国成学家Dan Jantzen博士为我握供了莫尔科若夫提的相关线索和英文材料，在此表示感谢。 [15][法]古伯察著，耿异译:《鞑靼西藏旅行记》，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第489-491页。 [16]大多数人相信，1826年9月，莫尔科若夫提死于从拉达克到克什米尔的途中。见Beyond Bokhara-The isle of William Moorcroft-Asian Explorer and Pioneer Veterinary Surgeon 1767-1825,byGarryAlder,Century Publishing ,1985,London ,p.417, [17]荣麟鹏生平见Patrick French: Younghusband:The Last Imperial Adventurer, London:HarperCollius,1994. [18]英文全名为:India and Tibet； a history of the relations which have subsisted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介om the time of Warren Hastings to 1910，with a particular account of the mission to Lhasa of 190l,Delhi,Oriental Publishers,1971.汉译本名为《英国侵略西藏史》，孙煦初译，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1. [19]Wonders of the Himalayas,Chandigarh:Abhishek Publications, 1977. The Epic of mount Everest.London, E. Arnold&Co. 1947.Geographical results of the Tibet mission.washington,1907 [20]内容基本未变，但书名改为:Tibetan Buddhism with Its Mystic Cults, Symbolism and Mythology,Dover Publication Inc.New York.1972. [21]Sseing Lhasa:British Depictions of the Tibetan Capital 1936-1947.p141, edited by Clare Harris and Tsering Shakya,Serindia Publication, 2003 [22]关于贝尔插手我国西藏事务的主要活动，请参阅杜永彬:《近代英国插手中国西藏事务的三名代表人物—荣赫鹏、贝尔、黎吉生》《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1期。 [23]Tibet:past&present ,by air Charles Bell.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umphrey Milford, 1927.汉文译本有二:《西藏史》.宫廷章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西藏志》，董之学、傅勤家译.长沙:商务印书馆.1931。 [24]English-Tibetan colloquial dictionary. Calcutta, The Bengal secretariat book depot. 1920. The People of Tibet.Oxford,the Clarendon Press, 1928. The religion of Tibet•Oxford, Clarendon, 1968. Portrait of a Dalai Lama:the life and times ofthe great thirteenth.London:Wisdom,1987汉译本名为《三世达赖喇嘛传》 [25]Seeing Lhasa:British Depictions of the Tibetan Capita! 1936-1917,p143,edited by Clare Harris and I sering ahakya,Serindia Publication, 2003. [26]牙含章：《达赖喇嘛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30页。 [27]阅伍昆明主.:《西藏近三百年政治史》[M],鹭江出版社.2006年.第515-523, 548-599页。 [28]Alex Mchay: Tibet and the British Raj:Front Cadre 1904- 1947, P. 222, Curzon, Richmond, 1997. [29]Tibet:Past and Present .University of Saskatchchewan, 1967. A Short History of Tibet.New York, Dutton, 1962.Ching Dynasty Inscriptions at Lhasa .Roma: Istituto italiano per i1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 1974. A Cultural History ofTibet，David Snellgrove and Hugh Richardson. Boston: London: Shabhala: 1986. Ceremonies of the Lhasa Year.edited byMichael Aaris. London:Serindia,1993. High Peaks, Pure Earth:Collected Writings on Tibetan History and Culture.editedwith an introduction by Michael Arts. London: Serindia Publications, 1998. [30]Tibetan word book，by Sir Basil Gould, and Hugh Edward Richardson, with a forward by Str Aurel Stein. London, NewYork, Bombay, etc.:H. Mil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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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代表作有Tibetan Frontier Families: Reflections of Three Generations from Ding-ri.Carolina Academic Press, U.S.A,1978.中文译名为《藏边人家》，翟胜德译，西旅人民出版社，2001年。 [38]The Dynamics of Polyandry:Kinship，Domesticity，and Population on the Tibetan Border .university of ChicagoPress. 1988. [39]代表作:Early arno-Tibetan Art. Warminster, 1975.汉译名《早期汉蒙艺术》，熊文彬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Lemendiant de I'Amdo pa以(安多的托钵僧)),Paris, 1986. [40]A Study on the Historical Foundations of Bhutan，with a Critical Edition and Translation of Certain Bhutanese Texts in Tibetan . Boston Spa, United Kindom :British Library Document Supply Centre, 1978. [41]Bhutan，the Early History of a Himalayan Kingdom. Warminster,England:Aris&Phillips. 1979. Autobiographies of Three Spiritual Masters of Kutang:Lives of Padma-don-grub，Padma-dbav-vdus, and Padma-lhun-grub(O- rgyan- bstan-vdzin )，Raying- ma- pa religious figures from Nubri and Kutang in Nepal.Thimphu: Kunsang Topgay,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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