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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日本的藏学研究在国际藏学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根据日本藏学的发展特点，日本藏学史可划分为萌芽、创立、发展、繁荣四个阶段。本文对日本藏学的萌芽和创立两个阶段做了比较系统的疏理和考察。 关键词：日本；藏学；历史 藏学是研究藏族社会、历史、文化等方面的一门综合性学科。自从19世纪上半叶匈牙利人杜•乔玛（1790-1842）开创了西方藏学这门学问以来，引起国外众多学者的浓厚兴趣，全世界的藏学研究蔚然成风，藏学已经逐渐成为世界范围的一门令人瞩目的显学。其中，日本的藏学研究在国际藏学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日本的藏学研究早在19世纪初期已显端倪，正式起步则是进入20世纪以后的事情。20世纪初，在日本佛教团体海外扩教的大背景下，一些日本僧人以搜寻佛教原典为主要目的，以各种方式相继进入我国西藏，开始研习藏传佛教。他们回国时，又将大量的西藏文献携归日本，这不仅使日本成为世界上拥有藏文文献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同时也极大地推动了日本藏学研究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研究成果，使日本成为世界上藏学研究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学术界对日本藏学研究状况了解不多，迄今尚未发现系统地考察日本藏学起源、发展的著书。鉴于此，本文拟对日本藏学史进行分期的基础上，就日本藏学研究的发展过程做一个比较系统的梳理和考察。 根据日本藏学的发展的特点，笔者将日本藏学史划分为四个阶段，即萌芽阶段（1812—1877）、创立阶段（1877—1954）、发展阶段（1954—1979）、繁荣阶段（1979—至今），本文就前两个阶段进行简要评述。 一、萌芽时期（1812——1877年） 日本人中最早获知今天的西藏地区及西藏人，可以上溯至我国的唐代。公元8世纪上半叶，日本遣唐使就与吐蕃派赴长安的使臣有过接触，而日本人开始涉猎相关西藏的学问是进入19世纪以后的事情。其中精通汉学的江户幕僚近藤重藏（1771—1829年）撰写的《喇嘛考》一文，首开日本学者探索西藏佛教的先河。 《喇嘛考》，共1卷24页，写成于1812年左右。该文由近藤重藏利用《清文鉴》、《卫藏图识》、《清会典》等二十余种汉文资料写成。该文除对“喇嘛”一词的意义进行辨析以外，还介绍了藏传佛教中黄教、红教的区别，以及喇嘛的地位、达赖和班禅、女尼、西藏与清朝的关系等情况。尽管由于条件所限，他对藏传佛教教理以及当地的苯教等未作探究，但是当时处于锁国状态下的日本学者，对喇嘛以及西藏佛教状况的这种了解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日本佛教学者川崎信定先生说“：虽然近藤重藏考证‘喇嘛’一词并非是为了探究藏传佛教思想，但其内容应该说是相当杰出的。”[1]因此，笔者将近藤重藏《喇嘛考》一文写成的时间———1812年视作日本藏学萌芽时期的肇始。 日本对西藏真正发生“兴趣”，并开始出现相应的研究成果是明治维新以后。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奉行神道中心主义，采取了“废佛毁释”的政策，佛教界受到来自政府、民众以及其他宗教教派的猛烈攻击。加之维新之后，明治政府对西方宗教采取解禁政策，基督教、天主教势力迅速传播到日本，原来几近国教地位的佛教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为了摆脱这一困境，日本佛教界将目光投向了海外，试图通过在海外的发展，弥补在国内的失势，并恢复佛教原有的地位。为此，向来有护国传统的日本佛教各宗一方面派遣大批留学僧赴西方汲取近代学术思想方法，并对国内佛教实行种种革新措施；另一方面，纷纷采取迎合国家主义潮流、支持军国主义对外侵略的姿态，教化国民协助战争，并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相表里,迅速开始了向海外的开教、扩教活动。近邻中国成为他们“布教”、“扩教”的重要对象，此即日文史料中所称的“清国开教”。于是，被海内外视为“佛教圣地”的我国西藏，成为日本佛教僧团急于扩教“开拓”的地方。其中日本净土真宗派佛教团体———东本愿寺以其强大的实力充当了这种海外开教、扩教的先驱。1873年7月,东本愿寺派僧侣小栗栖香顶（1831—1905）渡航上海做开教考察，其行成为近代日本佛教在华开教之始，同时他也是第一位向日本佛教界系统介绍藏传佛教的人物。 小栗栖香顶（1831—1905），号八洲，生于丰后国大分郡（今冈山县大分市）真宗大谷派的妙正寺。8岁，从父亲学习汉文儒家经典。1841年，10岁，随父北上京都，得僧籍。以后在京都及家乡的寺院中研习各教要义。1868年3月，被授予东本愿寺中最高的学阶“三讲”之一的“拟讲”学阶。1870年，他响应政府“开拓北海道”的号召，力主应参与其事，和宗主大谷光胜（1817—1894）一起到北海道布教。小栗栖认为“佛法兴于天竺,至中国日本”,方今印度先衰,中国次之,故力主以日本为主,与中国、印度结成三国联盟,带动亚洲佛教徒团结一心,共抗西来之耶稣教“，但这首先得说服中国僧人”。[2]1873年7月，受东本愿寺之派遣，小栗栖从日本长崎抵达上海，做开教之考察。8月，赴北京的龙泉寺学习汉语，并到五台山等地巡游。在北京的一年期间，小栗栖香顶师从雍和宫的东科尔呼图克图学习、研究藏传佛教，同时写出《护法论》的论文共一卷十七章，介绍日本佛教和真宗，其中最末一章即第十七章《护法策》里曾对中国佛教界的情形有所批评。次年8月，他因病归国，在家乡的妙正寺静养时，参考魏源《圣武记》中的《抚绥西藏记》、《大清会典》、《佛祖通载》之《彰所知论》、《元史》之《释老传》等文献资料，写成《喇嘛教沿革》一书（共三卷），1877年由临犀楼出版，东本愿寺执事石川舜台撰写了汉文序言。 关于撰写《喇嘛教沿革》一书的目的，小栗栖香顶在该书的序言中说“：我现身在北京。我撰写此书的目的是出于要说明喇嘛教是密宗佛教的愿望，这是以前我从藏族和蒙古族喇嘛那里了解的宗教。”出于同样的目的，这部著作对藏传佛教的源流做了详细的历史描述。作者引用上述《圣武记》等汉文资料，在自己理解的基础上，进行了照本宣科似的叙述。由于大量引用了《圣武记》的内容，所以该书偏重了对政治事件的叙述而几无喇嘛教教义方面的内容，对密宗佛教的介绍也十分欠缺，因此该书更像一本介绍西藏历史的著作。然而遗憾的是，该书由于很大程度上是以《圣武记》为主要的资料来源，所以它重复了《圣武记》中的一些错误，甚至以讹传讹。据此，日本藏学家佐藤长先生认为“：从现今西藏历史的研究水平来看，可以说在今天，这部著作实际上已毫无参考价值”。[3]但是，现在我们不可否认的是，该书是第一部由日本人撰写、面向日本比较系统地介绍藏传佛教和西藏历史的著作。后来此书不仅成为日本人了解藏传佛教的重要参考书，同时也激发了日僧赴藏“求法”的热情“，佛教圣地”西藏成为日本不少佛教徒向往的地方。因此，该书不仅在日本藏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同时在近代日本与中国西藏关系史上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不过小栗栖在撰写《喇嘛教沿革》时，并没有参考六十余年前由江户幕僚近藤重藏撰写的《喇嘛考》一文，他大概不知此文的存在。 综上所述，以1812年近藤重藏的《喇嘛考》开日本学者探索西藏佛教的先河，1877年小栗栖香顶出版的《喇嘛教沿革》又把日本人对西藏佛教的了解引向深入，此即为日本藏学的萌芽时期。 二、创立时期（1878———1954） 自1877年小栗栖香顶出版《喇嘛教沿革》直至20世纪初，在日本没有出现值得一提的藏学研究成果。进入20世纪以后，一些日本僧人以搜取佛教原典尤其是藏文经典为主要目的，直接进入西藏“求法”，也有个别人受日本当局派遣到禁地西藏从事特殊的“考察”活动。随着这些人进入西藏进行实地考察，加深了日本人对西藏历史、文化的感性认识。特别指出的是，这些人回国时又将许多西藏文献携归日本，使日本的藏学研究进入了一个实质性的发展阶段，并为日本藏学奠定了基础。 从现有资料来看，日本的明治时期（1868—1925年）涉足中国藏区的日本人共有七人，即河口慧海、能海宽、寺本婉雅、成田安辉、矢岛保治郎、青木文教、多田等观。其中除能海宽未能实现其入藏目的以外，其余六位日本人都以各种形式进入了西藏。这些进藏者中的大多数人，都为日本藏学研究的建立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他们可谓是日本藏学创立时期的代表，也是日本藏学研究的先驱。因此，以下对他们的藏学研究情况分别做一简要介绍。 （一）河口慧海（1866—1945年） 河口慧海，大阪堺市人，幼名定治郎。15岁，进入汉学者土屋弘（号凤洲）的家塾“晚清塾”学习儒学。23岁，到东京求学，进入刚开设不久的“哲学馆（”1887年创设，即今天的东洋大学），1891年3月毕业。在哲学馆学习时期，佛学家井上圆了对河口慧海以后的学术和思想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25岁，河口在东京五百罗汉寺剃度为黄檗宗僧侣，取法名“慧海”。不久，河口慧海出任该寺住持。为了取得佛教经典，河口慧海曾两次入藏。第一次是1900年至1902年，第二次是1914年至1915年。第一次进藏活动结束后，1904年，日本出版社博文馆出版了他撰写的《西藏旅行记》；1909年，河口慧海以“ThreeYearsinTibet”（《旅藏三年》）为名，又将此书在印度玛德拉斯和英国伦敦出版，使更多的读者了解了西藏，河口慧海也因此声名远播。除蜚声海内外的《西藏旅行记》外，河口慧海对日本藏学研究的贡献可以分成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为日本藏学研究的资料建设做出了贡献。收集佛教原典是河口慧海两度进藏的主要目的。因此，他在旅藏过程中（包括以后在中国内地的旅行），收集了大量的梵文和藏文佛教经典。这些大藏经和藏文文献、梵文写本等，现分别藏于日本东洋文库、东京大学、大正大学、东北大学等图书馆。 据《河口慧海请来西藏资料图录》介绍，日本东北大学文学部东洋?日本美术史研究室还藏有河口携归的佛像144尊、佛画261幅、经版28枚、佛具385件、动植物标本125件、矿物标本130件。[4]以后，河口家私藏的20件佛像、佛具转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约1000件植物标本藏于国立科学博物馆分馆。这些都成为日本藏学研究的珍贵文物，为日本的藏学研究奠定了资料基础。 第二，对日本的藏学研究尤其对藏文佛典的翻译和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河口慧海1917年返回日本后，开始投身于对佛典特别是藏文佛典的翻译和研究，这项研究可以说是河口慧海的主要事业，这方面的成果也最为丰硕，此不一一举引。其实日本的藏学研究就是在研究佛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河口的研究不仅限于佛教范围，还包括西藏的语言、历史、思想、美术、民俗等其他领域。据日本学者高山龙三统计，河口慧海一生中撰写的单行本著作（包括译著）有41种，考证性论文80篇，登载在报刊上的文章36篇，其它有16篇，[5]可谓著作等身。 第三，为培养藏学人才做出了贡献。河口慧海精通梵文、藏文、英文、汉文、巴利文，正是这种语言功底，使他完成了许多佛典的翻译、对勘工作。翻译浩繁的藏文经典，需要大量通晓藏文的人才。为此他在日本培养了一批藏语人才，他的第一批藏语研究生中有以后成为佛学专家的池田澄达、阿部文雄、铃木重信等人，以后又有桥本凝胤（药师寺住持）、山田无文（花园大学校长）等数十人。 除培养指导藏语研究生以外，河口慧海还在大学讲授藏传佛教和藏语课程。先后在东洋大学、宗教大学（即后来的大正大学）讲授藏语和佛教。1926年任大正大学藏语专业的教授，并出版了《西藏文典》、《西藏语读本》等。 （二）能海宽（1868-1901） 能海宽，岛根县人，12岁时在京都东本愿寺剃度为僧。1886年,入京都东本愿寺的普通教校（今龙谷大学前身）学习佛教。1890年北上东京，进入庆应义塾（今庆应义塾大学）学习英语。次年转入哲学馆（今东洋大学前身），跟随从牛津大学学成归国的真宗大谷派僧人、著名学者南条文雄（1849—1927）学习梵文。1893年，能海宽从哲学馆毕业以后，自费出版了他留下的惟一著作《世界上的佛教徒》[6]，其中收录有《西藏国探险的必要性》一文，此文比较详细地阐述了对西藏进行探险的重要性。因此能海宽是在日本第一个撰文明确提出西藏探险的人物。1898年11月，能海宽受东本愿寺派遣，从神户乘船至上海，于次年1月抵达重庆，开始了试图由四川进入西藏的活动。但是，由于藏族僧俗的强烈抵制，能海宽试图从四川、青海及云南进入西藏的三次进藏活动均告失败，最后于1901年在云南德钦一带失踪，成为日本第一个进藏“求法”路上客死他乡的不归之人。但是，能海宽在日本藏学方面的贡献我们不能忽视。他的这种贡献可以简要总结为以下几点: 首先，能海宽是第一个用日文翻译藏文经典的日本人。能海宽在打箭炉滞留期间，致力于佛教经典的搜集和对藏文经典的翻译，他将藏文佛经《金刚经》、《弥勒菩萨誓愿经》、《无量寿智经》、《般若心经》等翻译成了日文，成为第一个用日文翻译藏文经典的日本人，并对勘了藏、梵文《金刚经》。 其次，能海宽为日本藏学的资料建设做出了贡献。收集佛教原典是能海宽进藏的主要目的，因此，他在进藏途中收集了不少珍贵资料。据报道，他从中国四川等地收集到“历史与宗教文化资料2691条（内含佛典56卷、佛像、佛具79件，旅行记等文字资料96件），图书、地图202件。”[7]这些资料现收藏于日本大谷大学图书馆及能海宽的家乡岛根县金城町的历史民俗资料馆。 第三，他留下了有关中国藏区的珍贵记载。能海宽在入藏过程中，对沿途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人口、地理等状况做了详细的考察和记录。他除留下了珍贵的日记、笔记以外，还给日本自己的老师、亲友等一共写了43封信（后编辑成《能海宽遗稿》出版），并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写了《进藏行程》一书。能海宽在这些资料中比较详细地记述了当时他途经的四川、甘肃、青海、贵州、云南等地的地理、历史、政治、宗教、民族、风俗、语言、商业、农业、物产等情况。这不仅给日本的藏学研究奠定了一定的资料基础，加深了日本人对西藏文化的认识，还在客观上给我们留下了不少极其珍贵的资料。即便在今天，其中的不少记载对我们的藏学研究和地方史研究仍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三）寺本婉雅（1872—1940） 寺本婉雅，日本爱知县人，日本东本愿寺僧人。1895年入真宗大学学习。1898年6月，受京都东本愿寺派本山之派遣，从日本抵达中国，先在北京雍和宫学习藏文，并策划由川藏线进入西藏拉萨。1899年8月，他与能海宽结伴行至四川理塘后，其进藏活动遭遇当地藏族僧俗群众的强烈抵制，无果而返。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后，他又以陆军翻译的身份随日军再赴北京。抵京后，他经常奔波于与清廷政要的交往和政治活动，此间他不仅将在北京黄寺和资福院搜获的两套藏文《大藏经》运至日本，1901年还诱使藏传佛教高僧、雍和宫著名活佛阿嘉呼图克图“访问”日本月余[8]。1903年2月，他以日本外务省派遣的“西藏蒙古研究生”为名，进入中国，不久进入青海塔尔寺，在这里滞留了整整两年，一边研习藏传佛教，一边从事进藏的准备工作。1905年5月，他经青海成功潜入西藏拉萨，于当年10月经印度返回日本。1906年4月，受日本当局之托，再次潜入中国，活动于青海塔尔寺、山西五台山及北京等地，与正在内地流亡的十三世达赖喇嘛接触甚密[9]。1908年8月，在寺本婉雅的斡旋下，达赖喇嘛在五台山会见了日本西本愿寺代表大谷尊由。1909年初返回日本。 寺本婉雅返回日本以后，便沉溺于藏学、尤其是藏文佛典的研究，一直到69岁去世。1915年2月任京都大谷大学教授，教授藏语和佛学，以后还曾在京都帝国大学担任嘱托讲师，教授藏语，为日本培养了不少藏语人才。他撰写的相关藏学方面的论文、译文及著作达百余种，涉及西藏的佛教、政治、经济、历史、语言、文化等很多方面。他翻译出版了藏文本教典籍《十万白龙》(东京帝国出版协会，1906年)、有关新疆的藏文典籍《于阗国史》及《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东京丙午出版社，1920年)等。他编写的《西藏语文法》（京都内外出版社，1922年）一书，成为当时日本人学习藏文的重要工具书。关于日本与西藏接触方面的著作有《西藏蒙古经营私议———附日本对达赖国王关系论》（1909年）、《西藏秘密国之事情》（1929年）等。此外，他的《藏蒙旅日记》（1974年）一书，也对日本人了解西藏提供了很好的资料。他从北京、西藏等地搜集了不少藏文典籍，为日本藏学研究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文献资料。20世纪初期日本对西藏的了解，他的贡献不可低估。 （四）青木文教（1886—1956年） 青木文教，日本滋贺县高岛郡人，西本愿寺僧人。早年入京都府立中学，不久转入佛教大学（今京都龙谷大学的前身）学习。1912年9月，作为西本愿寺派遣的留学生进入西藏，1913年初抵达拉萨，住在西藏贵族家庭，开始了三年的留学生活，主要学习西藏的宗教、语言及历史。1916离开西藏经印度返回日本。 青木文教返回日本后，1920年在京都内外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西藏游记：秘密之国》。1935年，受京都大学羽田亨教授的嘱托，在该校教授了近两年的藏语。1941年，作为外务省嘱托，从事了约六年相关西藏方面的调查及情报工作。1940年出版了《西藏文化的新研究》；1942年出版了《西藏的民族与文化》；1947年刊印了《西藏语学》。这些都是他在这一阶段的成果。战后，从1947年开始，青木文教在美军的CIE（联合军总司令部民间情报教育局）担任了4年的教育顾问。1951年3月，接替多田等观在东京大学文学部担任的藏语讲座。 青木文教与上述几位有进藏体验的藏学家（河口慧海、寺本婉雅、多田等观）不同，他研究的范围没有局限在佛学领域，而是涉猎广泛。归国后不久出版的《西藏游记》（1920年内外出版社），无疑是他重要的代表作之一。该书由《进藏记》、《西藏事情》、《出藏记》三个部分组成，其核心部分是《西藏事情》，共分16章，内容涉及西藏的地理、对外关系、拉萨周围的设施、西藏的政体和行政组织、宗教、教育、产业、交通、军事、风俗民情、节日等。可以说这是青木3年期间对当时西藏所做的一份出色的调查报告。与河口慧海《西藏旅行记》相比，该书没有刻意渲染的神秘和掠奇，不管是对进藏、出藏往返路程的地理性描述，还是以拉萨为中心的民族志报告《西藏事情》，记述都相当准确，可以说它是当时关于西藏的第一级情报，今天也不失其资料价值。藏学家山口瑞凤先生说“：《西藏游记》虽是五十多年以前的东西，但是以后没有看到能超过它的报告。⋯⋯可以说《西藏游记》在日本的藏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10] 1940年出版的《西藏文化的新研究》，是作者在《西藏事情》基础之上做的进一步研究，一定程度上是代表了当时日本对西藏的研究水平。在东京大学担任藏语讲座期间，青木文教投入了很多精力，利用新、旧《唐书》及《资治通鉴》等汉文资料，开始对西藏古代藏文年鉴进行研究，考证了吐蕃诸王的在位时间等，其成果即《早期西藏编年史研究：有关矛盾的日期及其判定》（1955年完成、手稿刊印本）。但令人遗憾的是他当时无法接触到敦煌吐蕃文献，以后随着敦煌吐蕃文书及其它相关著作的不断问世，青木的这一研究在今天已经失去了价值。 另外，与其它日本入藏者一样，青木文教在离开西藏时，同样从西藏带回了不少相关西藏的文献及其它资料。1979年夏，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从民间购入了青木从西藏带来的142件资料，其中佛教图象7件、佛教图象白描6幅、佛像6尊、佛教礼仪用具27件、民具及生活用具14件、服饰21件、书籍类（装订本）9册、文献52种（其中50种是《大藏经》以外的藏文文献）。[11]显然，青木携归的西藏资料主要是与藏族日常生活关系密切的用具，种类繁杂。从他携归的资料中，可以透视出20世纪初期西藏民众社会生活的原貌，这是他携归的资料的最重要的价值。 （五）多田等观（1890—1967） 多田等观，秋天县土崎港人，西本愿寺僧人。1911年4月，在京都跟随达赖喇嘛派遣的赴日留学生擦珠•阿旺罗桑学习藏语。1913年，作为西本愿寺派遣的留学生进入西藏，在拉萨色拉寺研习藏传佛教。1922年获得格西学位，成为第一个获得藏传佛教这一最高学位的日本人。1923年，多田等观经印度返回日本。他是在西藏居留时间最长的日本人。 多田等观在离开回国时，同样带回了大量的西藏文献，而且其数量和质量远远超过了上述几位进藏者。据日本藏学家山口瑞凤教授介绍，多田搜集的文献几乎没有脱页，是西藏木版印刷中最清楚的。其中属于大藏经的文献有21872部。多田带来的《大藏经》，有德格版、纳塘版和拉萨版三个版本。多田还收集了《大藏经》以外的大量藏文文献，其中有西藏高僧的全集2083套，现藏在日本东北大学。东京大学文学部现藏有多田等观收集的相关医学、历算、传记及相关佛教教义方面的名著425种。[12]多田等观回到日本以后，马上投入到了对西藏文献的整理以及藏语教学之中。1925年受聘担任帝国东北大学的藏语讲师，教授藏语，同时在日本著名佛学家岛地大等建议下，与佛学家宇井伯寿合作，给德格版的《丹珠尔大藏经》进行编纂目录的工作，1934年出版了《西藏大藏经总目录》。1942年以后，多田受聘担任了东京大学和庆应大学的藏语讲师，并受东京大学文学部的嘱托，从事西藏文献的整理工作。此间出版了介绍西藏社会情况的《西藏》一书。[13]1953年，在佛学家羽田野伯猷等人的协助下，完成了《西藏撰述佛典目录》一书，因此业绩，1955年被授予“日本学士院奖”。1951年6月至1953年11月，担任美国加里弗尼亚大学亚洲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并带去不少西藏文献。1956年担任日本东洋文库藏学研究中心的主任研究员。1965年在东京出版了英文版的《十三世达赖喇嘛》（ThreeThirteenth DalaiLama，The Centre for East Asian Cultural Studies，Tokyo.）一书。 多田等观的另一部著作《西藏滞在记》[14]也值得一提。该书由多田等观口述、牧野文子记录并编辑成册。虽然该书完稿于1965年，但正式出版是完稿28年之后的1984年。当时，两位著者都已经去世，他们未能看到此书。该书为我们了解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提供了不少鲜为人知的珍贵资料。但大概是口述记录的缘故，加之著者本人未能看到清样等原因，书中错讹不少，在此不赘。 从多田等观的藏学研究成果中可以发现，虽然他撰写了许多相关西藏社会、文化等方面的著作，但其研究的重点在西藏佛教方面，尤其在西藏佛典的整理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并获得了学术界的好评和肯定。 除上述进藏者外，二战时期又有三位日本间谍进入青海、西藏等藏区，他们分别是野元甚藏、木村肥佐生和西川一三。这三人中除木村肥佐生外，其余两位后来未能从事藏学研究工作，但他们以后根据在西藏的实地考察出版的著作，为后来日本人了解西藏的社会历史文化提供了新的资料。[15] 总之，上述五位日本僧人以“取经”“、留学”等名目，直接进入西藏从事实地调查活动，使他们对西藏的认识进一步加深，同时刺激了他们对西藏文化的研究兴趣。他们携归的大量西藏文献及藏学研究成果，不仅使日本一跃成为世界上收藏藏文文献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同时奠定了日本藏学研究的基础，也大大激发了其他学者对西藏的宗教、历史、文化等进行研究的热情，学习藏语文的人也逐渐增多，他们中的不少人开始致力于藏学研究。这使日本的藏学研究队伍不断得到壮大，由原来的从个别人逐渐变成了一个研究群体。 除上述几位日本藏学研究的先驱外，20世纪上半期日本的藏学舞台上还活跃着不少从事西藏宗教、历史、语言等方面的研究者，以下分别做一简要的叙述。 历史方面：介绍整个西藏历史全过程的通史性著作很少。山县初男编著的《西藏通览》（330页，附地图，1907年，丸善社）可谓是出版较早的一部关于西藏历史及文化的概述性的著作。1934年楠基道出版了《西藏史研究》（共118页，佛教年鉴社，193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东洋文库岩井大慧博士出版了《西藏、印度的文化》（共325页，日光书店，1942年），石滨纯太郎（1888—1968）出版了《西藏史（古代、近世）》（白杨社，1943年）一书，但后者过于简单。京都大学的藤枝晃教授从二战时期开始，从事关于吐蕃占领时期的敦煌研究，发表了《沙州归义军节度使始末》（1-4,1941-1942年）。1951年，龙谷大学的芳村修基教授将《布顿佛教史》一书的西藏史部分译为日文，使日本学界受益匪浅。 除上述学者的著述外，著名的中亚史专家羽田亨、丰田藤八、松田寿男等人也有一些涉及西藏历史的论文。二战时期曾在北京留学、战后成为日本著名藏学家的佐藤长这时也已显露头角，发表了《唐代吐蕃的内部构造》（1941年）、《女国与苏毗》（1942年）、《古代西藏史料》（1948年）、《唐蕃会盟碑之研究》（1949年）、《上古西藏文化考察》（1949年）、《西藏文献的史料价值》（上、下，1950－1951年）、《古代西藏的内部构造》（1952年）等论文。1953年日本西藏学会成立后，佐藤长的藏学研究也随之进入黄金时期，他成为日本藏学发展时期的领军人物，这将在下文中予以介绍。 宗教方面：研究西藏佛教方面的学者较多，这无疑与日本学界受欧洲学者的影响，重视和崇尚佛教研究的传统有关。在对藏传佛教的研究中，翻译和整理上述进藏者搜集来的西藏文献成为佛教研究的主要工作之一。樱部文镜于1926—1927年出版了《梵藏对检西藏大藏经目录》，河口慧海于1928年翻译出版了《那塘版西藏大藏经目录》。1930年大谷大学图书馆编辑发表了《西藏大藏经甘珠尔勘同目录》。1934年，佛教学者宇井伯寿、铃木宗忠、金仓园照、多田等观等人根据东北大学所藏德格版藏文《大藏经》，编出了《西藏大藏经总目录》，等等。 语言方面：除上面提到的寺本婉雅《西藏语文法》（京都内外出版社，1922）、河口慧海《西藏文典》（东京山喜房佛书林，1936）外，池田澄达与中村元合作出版了《藏语文法入门》（东京山喜房佛书林，1932年）、阿部文雄编辑出版了《西藏语文典》（东京，1935年）、明石惠达《西藏语文典纲要》（京都，1937）、青木文教《西藏语学》（1947年）、多田等观《西藏语文法抄》（东京，1948年）等。 总之，二战以后由于以日本佛教学者、语言学者及历史学者的努力，又将藏学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1953年随着“日本西藏学会”（初任会长石滨纯太郎，1888—1968）这一专门研究藏学的学术团体的成立，标志着日本藏学的完全创立。 就日本藏学创立时期的特点来讲，日本的藏学研究者们多从佛学和语言学入手，擅长考据，厚古薄今。但是，由于上述研究者中不少是日本不同宗派的佛教徒，这些人对藏传佛教的研究中，无疑会夹杂着作者的私情，具有一定的排他倾向。这种现象无疑也会削弱这些人的研究成果的客观真实性。 参考文献：[1]川崎信定：西藏佛教与东亚佛教———以近藤重藏著〈喇嘛考〉为例[A].何谓东亚佛教[M].春秋社.1995.P315. [2]高西贤正：东本愿寺上海开教六十年史[M].法藏馆.1937.P6. [3]佐藤长：日本西藏历史研究的起源和发展[A].向红笳译.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J]，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12). [4]东北大学文学部东洋、日本美术史研究室：东北大学所藏河口慧海请来西藏资料图录[M].佼成出版社.1986. [5]高山龙三：河口慧海———人、旅行与业绩[M].大明堂.1999.P173.河口慧海的所有著作、论文等，集结成《河口慧海著作全集》（共16卷、别卷2卷，松涛诚达、高山龙三、金子民一监修），从1998年底由日本潮书店出版，可参考。 [6]隅田正三：西藏探险的先驱者、求道之师———能海宽[M].日本岛根县波佐文化协会.1989.P81—127. [7]能海宽资料总括与岛根县金城町的文化财[J].日本）中国新闻[J].2002（.319）. [8]秦永章、李丽：20世纪前半期雍和宫藏族高僧秘访日本始末[A].北方论丛[J].2004.2. [9]秦永章：1906—1908年日本当局与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接触[A].民族研究[E].2005.4. [10]山口瑞凤：解说青木文教[A].青木文教.秘密国西藏[M].芙蓉书房.1995.P329. [11]长野泰彦：青木文教带来西藏民族资料目录[A].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研究报告[J].1989.3. [12]山口瑞凤：西藏（上）[M].东京大学出版会.1987.P105页. [13]多田等观：西藏[M].岩波书店.1942. [14]多田等观口述、牧野文子记录：西藏滞在记[M].白水社.1984. [15]野元甚藏：西藏潜行———1939[M].悠悠社.2001；木村肥佐生：潜行西藏十年[M].每日新闻社.1958；西川一三.秘境西域潜行八年（上、下卷）[M].芙蓉书房.197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