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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抗战期间，美国驻新疆领事馆的建立为美国介入新疆事务打开了门户。为反法西斯的需要，美国对中苏在新疆事务的纠纷持中立调节之立场。冷战开始后，美国以“遏苏反共”为目的积极插手新疆事务，这包括：对国民党施压，谋求美国在新疆的航空特权；美国媒体利用“北塔山事件”反苏反共；美国驻新疆领事馆在新疆从事间谍活动和分裂活动。 关键词：新疆；美国；领事馆；苏联；北塔山事件 20世纪40年代，新疆政局经历了急剧的历史变革。抗战期间美国基于对日作战的需要和新疆的战略地位开始介入新疆事务。战后，美国又出于冷战的考虑在新疆策划了一系列间谍活动和阻止新疆和平解放的活动。美国插手新疆事务对近代新疆政局历史进程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由于资料所限，近年来学界对该问题的研究仍相当薄弱[1]。基于此，本文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当事人回忆录等原始文献为依据拟对20世纪40年代美国在新疆的活动进行历史考察。 一、抗战期间美国势力对新疆地区的渗透 1.美国驻新疆领事馆的建立 1942年3月8日，日军侵占仰光，滇缅公路被切断，西北国际陆路交通线成为中国唯一一条对外联系通道。美、英援华物资主要经波斯湾运到苏联的阿拉木图，再经新疆运到中国内地。由于新疆处在该运输线的枢纽位置而具有重要战略价值，1942年6月美国与重庆国民政府签订了《中美抵抗侵略互助协定》。这年下半年，美国将一批军火运到德黑兰，经过苏联境内的小亚细亚进入新疆，再运至内地。这批军火是由一个美国少校率领一个车队运来的，这是美国人第一次成批地到新疆和在新疆活动的开始[2]。随着新疆军事战略地位的提升，美国国务院决定在新疆建立领事馆以加强其影响。抗日战争以前，除了美国个别旅行家到过新疆以外，全疆没有一个美国侨民。美国之所以要在既无侨民也无定产的新疆建立使馆，有多种考虑。其一，美国在新疆建立使馆的直接目的是出于战时情报的需要，即在中亚地区进行观测和情报传输。缅甸失陷后，美国高度关注德国在中亚对高加索的觊觎。为获得该地区地理、联络、政治军事和经济情报，美国准备在此设立观测点[3]。美国国务院希望新疆领事馆与美国驻重庆大使馆保持联络，为其定期提供充足的、独立自主的、可靠的情报[4]。其二，监视或制约苏联在新疆的行为的需要。美国认为，苏联已经在新疆的迪化、喀什噶尔等地设有领事馆多年，而美国却在新疆毫无建树，美国的介入对制约苏联在新疆地区的渗透和影响将发挥特殊作用。 1943年，美国驻华(重庆)大使高斯(Gauss)以苏联对新疆有领土野心、企图把新疆变成第二个外蒙古为借口，要求在新疆省会迪化(今乌鲁木齐市)设立美国领事馆，以便“看住苏联”[5]。美国的上述提议与国民政府不谋而合。因为蒋介石正欲利用美国的影响向苏联施加压力。蒋介石认为，当苏军对德作战步步取胜时，要想阻止苏联重占新疆，美、英的态度具备关键性作用[6]。1942年10月，国民政府外交部美国科科长主动向高斯提出关于美国在迪化开设领事馆的建议。同年10月31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向美国表示，“国民政府欢迎美国在新疆建立领事馆，随着通讯形势的发展，西北日益重要，如果美国政府认为战时在新疆建立领事馆的计划可行，中国政府对此表示欢迎”[7]。高斯也深知国民政府此举是在企图抵销苏联在新疆的影响。美国政府接受了国民政府的上述建议，新疆领事馆的选址初步定在迪化。美国国务院认为，迪化乃连接兰州和阿拉木图的枢纽和中转站，而且可以作为观察苏联行动的最佳地点[8]。1942年12月，中国政府正式批准美国在迪化开设领事馆[9]，1943年4月19日美国驻华大使馆秘书柯乐博(Cululb)出任美国驻迪化领事。美国驻新疆领事馆的建立为美国介入新疆事务打开了门户，实现了美国在该地区的“存在”，同时也为美国影响新疆局势提供了契机。 2.美国对待中苏关于新疆事务纠纷的立场 抗战期间，苏联不断加强对新疆的渗透和影响。苏联染指新疆与正加强对新疆统治的国民政府产生了深刻的矛盾。作为蒋介石政权的支持者，美国如何对待中苏间新疆事务的纠纷成为罗斯福总统无法回避的问题。 1942年10月5日，盛世才在国民党的支持下迫使苏联势力从新疆撤退，蒋介石、盛世才虽然达到了预期目的，但中苏关系也因此而急剧恶化。伴随着这种恶化的形势，便是1943~1944年中苏间发生的领土纷争和武装冲突。1944年初春，国民政府与苏联操纵下的外蒙古在新疆与外蒙古交界的阿尔泰地区发生冲突。对于苏联染指新疆的企图，蒋介石的态度十分强硬。他一方面调兵遣将，摆开了不惜一战的架势，一方面不断向美国总统罗斯福告斯大林的状，试图对苏施加外交压力[10]。罗斯福对此十分谨慎，在回应蒋介石之前，美国驻迪化领事柯乐博首先就中苏纠纷形势对美国带来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他指出：“这种影响是多方面的：美国必须关注苏联在亚洲的计划和政策，因为这必定影响到我们自身在该地区的计划。但是美国目前在亚洲与苏联的关系，与我们与苏联在欧洲所展开的整体战略及其战后安排的重要性相比，前者只能居其次。我们将尽力弄清苏联在亚洲的意图。我们在制定对俄政策时应避免受制于中国政府。我们必须掌握主动。”[11]基于上述考虑，罗斯福先是在4月8日建议中国政府“冻结”新疆事件，等到战后再解决，继而又在4月10日劝告蒋介石对苏联要忍耐，要顾全大局，后来甚至禁止中国再扩大反苏宣传[12]。次日，罗斯福致信蒋介石：“应采取措施以防止目前局势进一步恶化，应保持自我约束和善意，避免表现出任何有损于盟国战争的行为和态度，不要因外蒙古、新疆边界冲突而损害我们击败日本侵略的伟大目标。我建议，应将目前发生的事件冻结等待战后处理，而不损害其权利和主权”[13]。4月21日，高斯在给美国国务卿的电报中指出，美国应“避免卷入中苏关系纠纷，也避免表现出美国对中国无限制地外交援助的倾向。尤其是在对苏关系上，将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限定在对日作战框架内；利用国民党对美国的依赖对其施加影响”[14]。因此，美国对阿尔泰冲突和蒋介石的申诉反应极为冷漠。不久，为推动中苏接触，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先后访问苏联和中国。国民政府接受了美国的建议，6月16日，王世杰受蒋介石委托专程到迪化迎接华莱士，并叮嘱盛世才不得在华莱士面前公开攻击苏联。6月24日华莱士离开重庆时，蒋介石托宋美龄致函罗斯福，答应美国倘有任何改进中苏关系的办法，中国必全力以赴[15]。不仅如此，美国还力促中苏西北国际陆路交通线的开通。1944年4月25日，美国驻苏大使斯坦利(Stanley)与莫洛托夫会谈，要求苏联允许美国卡车经由苏联境内的阿什哈巴德、阿拉木图运抵中国[16]。 由此可见，抗战期间美国在新疆事务的上述立场始终着眼于世界反法西斯的需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成为美国在亚洲抗击日本法西斯的盟友，而苏联则是欧洲战场上对德作战的主力。因此，美国不愿看到中苏因新疆事务纠纷而导致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破裂。这使得美国在新疆事务中扮演了“中立的”协调者的角色。 二、战后美国插手新疆事务 二战结束后，美苏从昔日的盟友成了全球冷战的对手。美国开始从冷战的战略需要来考虑中苏新疆事务，其“中立”立场也随之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一方面，美国积极介入新疆事务，并将其利用中苏在新疆问题上的纠纷作为反对苏联的“素材”；另一方面，美国则不断对国民政府施压，以谋求其在新疆的特殊权益。 1944年秋，在新疆伊犁、塔城、阿山(今阿勒泰)三个专区爆发了三区革命。1945年初，新疆三区革命指挥部对伊宁国民党军政发起总攻，前线战事紧张激烈。苏联对三区革命进行全面的渗透和控制，对此，美国给予了高度关注。1月11日，美国领事华瑞德拜访省主席吴忠信，了解“伊宁事变”情况，以便“公布世界，藉以引起国际的关注”[17]，同时制造反苏舆论。不久，国民党在伊犁各地相继失陷，守军被全歼。6月23日，华瑞德再访吴忠信询问事变的最新进展[18]，并报告美国政府研讨对策。6月29日，华瑞德向吴忠信表示，美国总统杜鲁门特使霍普金斯已赴莫斯科，美国将努力使“伊宁事变”可望不复扩大[19]。美国副领事马克南还赴伊犁拜访临时政府报社总编、伊犁专署秘书长、民主革命党副主席艾斯海提•伊斯哈科夫及苏联驻伊宁总领事达巴申[20]，同时趁机搜集苏方的援助情报。美国媒体也对事变十分感兴趣。新疆省联合政府成立后不久，美国《生活杂志》女记者伊斯吐尼斯•巴巴拉和女记者法格•法尔克尔先后到伊宁采访临时政府副主席、伊犁地区专员、清末贵族阿奇木伯克霍加，财政厅厅长、伊犁地区副专员、富商安尼瓦尔•木沙巴也夫，民族军总指挥伊斯哈克伯克穆努诺夫、军事法院院长艾尼等著名人物，主要了解三区革命和苏联支援情况[21]。 “伊宁事变”引起了美国军政要员的高度重视。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陆军上校杜森伯利(Dusenbury)、迪克(Dickey)和无线电报务员卢卡斯(Lucas)准备于1945年9月上旬到迪化视察。听到风声的国民政府当局立即对此大做文章，并在新疆极力营造一种国民党将联合美国共同对付苏联的舆论氛围。美国领事馆领事华瑞德曾向国务院汇报，当时在新疆随处可见如下的报道：“美国武官将在9月访问迪化，美国陆军高级将领与中国文武官员举行秘密会议，议题是抵御苏联保卫新疆”[22]。更有甚者，9月15日，华瑞德还获悉在迪化城南曾出现一份官方布告[23]，宣称杜鲁门总统已向苏联发出警告，并指责苏联违反中苏签订的关于新疆事务的新条约。华瑞德认为，国民党此举是企图利用“以夷制夷”的策略将美国卷入中苏新疆事务纠纷之中。美国自然不能接受这份擅自捏造的布告，华瑞德立即向新疆当局证实此事并要求其出示布告的副本原文。对此，国民政府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刘泽荣告知华瑞德：“该布告已被清除，新疆省政府在目前的形势下无法出具文告副本”[24]。由于缺乏确凿的证据，华瑞德对刘泽荣的回应亦无可奈何，所以当刘泽荣向他表达歉意并要求其息事宁人后，此事便不了了之。 1947年6月初，新疆发生了“北塔山事件”。这是外蒙古军队入侵新疆奇台边境北塔山引发的一场边境武装冲突。美国对此事件异常关注。“北塔山事件”爆发后不久，美国驻华大使馆派遣马克南赴迪化领事馆出任秘书，他随即赶到北塔山面见乌斯满，还在乌斯满陪同下绘制了北塔山地形图[25]。美国不断通过其驻迪化领事馆获取苏联和新疆的情报，并与新疆警备司令宋希濂保持密切联络。据宋希濂回忆，当他得到苏联轰炸北塔山国民党守军阵地的消息时，立即打电话约包懋勋到其办公室，把这个情况告诉他。他把这个情况立即电告了美国国务院。当时有些美国记者曾向美国国务院询问这一事件的情况。国务院的发言人答复说：“我们驻在新疆的外交人员曾从当地军方获得-北塔山事件.的第一手资料。”[26] 与此同时，在解放区战场上一败涂地的国民党反动派立即开动全国宣传机器，力图尽可能扩大这一事件的影响，以转移人民视线，引起国际关注，并进一步争取美国的同情和支持。美国新闻媒体、报刊记者为国民党政府的宣传活动提供了积极的配合。为制造反苏舆论，1947年6月10日，美国时代生活公司(Times-LifeInc.)比尔(J.JohnBeal)接受国民党外交部聘请以行政院对外新闻关系顾问的身份对苏联插手新疆事务进行了抗议。一名受雇于国民党政府信息办公室的美国工作人员认为，“此乃国民党精心设计，目的是引起美国公众舆论支持”[27]。与此同时，1947年6~9月，美国新闻媒体记者纷纷来到迪化对“北塔山事件”进行实地采访和报道。由于国民党和美国媒体别有用心地渲染，北塔山事件一时成了令国际社会瞩目的事件。 随着新疆形势的日益复杂化，美国军方也开始觊觎新疆的军事情报。1948年春，国民政府国防部第二厅厅长侯腾陪同美国大使馆武官苏洛准将，乘B-24式轰炸机飞抵迪化。他的主要目的是侦察由兰州到新疆的航空线路，所以当时除苏洛武官外还有几个关于航空、气象等技术人员同往[28]。他还向宋希濂询问三区的军事情报。据宋回忆，苏洛重点想探听以下信息：伊、塔、阿三区的武装力量有多少；驻新疆国民党军队的兵力有多少；部队的装备情况和弹药的装备是否充足；补给和运输的情形如何；在新疆境内有几个飞机场，每一个机场的跑道有多长，是否每一个机场都贮存有供应飞机使用的汽油[29]。5月20日，苏洛一行飞往南京，向美国驻华大使馆汇报新疆情况。然而，美国并不满足于在国民政府国防部的陪同下进入迪化。美国准备使用军用飞机在新疆单独行动。1948年，美国向国民政府提出了允许其武官乘坐B-17型军用飞机经由兰州飞抵迪化的要求。对此，国民政府以5中苏1939年的航空协定6为由予以拒绝。由于5中苏1939年的航空协定6将于1949年9月期满，美国一方面鼓动国民政府终止中苏航空协定的续约；另一方面，美国还对国民政府施压，“美国不能接受苏联对哈密至阿拉木图民用航空的垄断条款，并坚持将美国武官飞机送入新疆的权利”[30]。同时，美国国务院还决定向国民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议，并扬言美国将不顾国民党的反对直接派运输机到迪化。在威胁未能奏效后，美国开始改变策略。为了消除国民政府对B-17型飞机军事企图的疑虑，美国国务院接受了空军司令托马斯的建议，转而向国民政府提出了使用C-47型运输机飞抵迪化的要求。但是国民政府外交部对此仍加以拒绝：“不允许外国使团使用自己的飞机飞往新疆，外交部也不会批准这样的计划。”[31]美国武官飞机在新疆飞行的企图就此搁浅。 三、美国驻新疆领事馆的间谍和分裂活动 1.美国驻新疆领事馆的间谍活动 20世纪40年代，美国驻迪化领事馆成为美国在新疆从事间谍活动的主要机构。1944年11月伊犁革命爆发后，美国国务院改调职业间谍华瑞德出任总领事。他到职以后，即以伊、塔、阿三区为间谍活动的主要地区。二战结束后，美国越加注重苏联在新疆的活动。1945年8月，正是三区革命军解放乌苏、精河，迪化摇摇欲坠的时候，华瑞德借治病为名，乘机潜往苏联中亚地区的阿拉木图，途经伊犁时，多方刺探三区方面的军政情报。1946年冬天起，美国还陆续派遣间谍迪瑞克、史帝芬、帕凯尔、鲁伯逊、伯朗格林、艾名世、魏好仁等以牧师、游历、记者、考察等各种名义作掩护，潜入新疆进行间谍活动。1946年11月，华瑞德被调离，美国又调原驻伊朗大使馆成员的包懋勋(英文名Paxton，帕克斯顿)接替驻迪化总领事职务。包懋勋到任后，即购置工具，修建房屋，架设电线，增补人员达18人之多，使间谍活动规模不断扩大。1947年南京美国大使馆用专机给领事馆送来一架超短波的无线电台用于情报联络。1948年3月，包懋勋携电台、照相机、放映机等，历游南疆焉耆、库车、阿克苏拍摄照片和放映电影，沿途笼络各地军政官员，收买人心，物色对象，大力串通封建阿訇、地主，为扩大间谍情报活动基础之用[32]。l948年4月27日至5月1日，包懋勋又乘车前往新疆北部地区的伊犁、塔城“旅行”。自1947年初到1949年7月包懋勋离开新疆时为止，他的间谍活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多方搜集有关苏联的材料。这是美国国务院给他的主要任务。内容包括：侦察苏联是否有了原子弹(这是美国当时最为注意的中心问题)；苏联在新疆采矿和驻军数量；新疆境内苏联人数及其活动；苏联领事馆吸收新疆人入苏籍情况等。(2)搜集有关新疆地方的资料。包括：新疆各少数民族的分布情况及宗教信仰状况；新疆的矿产及农产品；新疆境内交通及通往苏联、阿富汗、克什米尔、青海、西藏等处的交通状况；各地区少数民族的领袖人物和他们的政治倾向；各地区社会团体的负责人及其政治倾向等等，领事馆也多方搜集这些资料[33]。(3)积极拉拢各少数民族的上层人物。(4)和官方[34]保持密切联系，并进行渗透。(5)千方百计地在国民党新疆政府机关里收买干部，进行渗透。如宋希濂的英文秘书邝宇彰，包懋勋除了每月给他五十元美金外还以赴美国免费留学为条件要其刺探西北行辕迪化办公厅和新疆警备总部的消息，搜集资料。外交特派员公署的一个楼科长，也被包懋勋收买，经常把公署和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在外交上的有关文件交给美国领事馆[35]。 2.包懋勋和马克南阻止新疆和平解放、旨在分裂新疆的活动 1948年，马克南被任命为美国驻迪化领事馆副领事后，协助匪首乌斯满训练武装，从事干涉新疆事务的活动。马克南曾是美国驻重庆军事情报机关的情报官员，他于1944年到新疆调查地形、气象、民情、飞机场及各种军事目标等。1948年6月，马克南策划组织成立了以乌斯满为首的所谓“保卫宗教反共反苏委员会”[36]。1948年，马克南曾数次到三台(位于吉木萨尔)，令乌斯满扩展势力，准备抵抗解放军，镇压“投降派”。与此同时，美国驻迪化总领事包懋勋也在秘密酝酿分裂新疆的计划。1948年10月间，他与新疆省主席麦斯武德、政府秘书长艾沙秘密商议，为了保证新疆不落入中共或三区手中，应成立“泛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求得独立。美国率先予以承认，再由美国出面游说中东各国承认，并迅速建立外交关系，造成既成事实[37]。随后包懋勋也来到三台，指示乌斯满与艾沙、穆罕默德•伊敏、尧乐博斯、麦斯武德、贾尼木汗等密切联系。他说：“我希望你们之间要团结，不要闹意见，好好使用美国给你们的援助，以此反对共产党、反对三区。”[38] 在美国支持下，乌斯满等气焰更加嚣张，积极在迪化、昌吉、吉木萨尔、奇台、木垒各地组织武装，煽动叛乱。1949年5月，美国领事馆开会决定反对新疆和平解放行动方案：派艾沙到南疆各地活动，散布言论，制造独立气氛，全力宣传分裂，争取扩大社会基础；送麦斯武德到南疆活动，必要时在当地成立政府，对抗迪化省府，以天山分野，形成南北疆对峙，隔山划分美苏势力范围，徐图再进[39]。包懋勋还与魏锡熙商谈具体的行动方案：穆罕默德#伊敏要速返和田，重建大头棒基地，号召独立，首先可以在和田成立新疆独立省政府。由于和田接近国境线，便于托庇国际势力；同时，派艾沙前往兰州向马步芳献旗致敬，借此观察一下，马步芳能否支撑危局，能支撑多久[40]。1949年5月，包懋勋进一步确定了新疆独立的具体方案，同时策动新二师师长叶成掌握新疆军权，还积极与马步芳、尧乐博斯和乌斯满等地方反动势力联络，妄图全面控制新疆[41]。1949年8月初，正当陶峙岳和叶成、马呈祥、罗恕斗争白热化之时，包懋勋再次纠集魏锡熙、尧乐博斯、伊敏、扎克勤等在水磨沟密谋：“万一叶成、马呈祥、罗恕的反起义获胜，国民党军队必将迎战于东疆一线，此时，乌斯满部队应立即进驻迪化，控制局面，并且立即宣布独立。如国民党部队退守铁门关，即改变方式，可在和田宣布独立。在叶成率部撤离东疆时，尧乐博斯与乌斯满应配合军事活动，以争取叶成支持独立”[42]。8月15日美国领事包懋勋回国述职，由副领事马克南主持领事馆工作。临行前包懋勋要求麦斯武德随时为他提供有关解放军进疆后的一切情况，并约定电台呼号密码等等。在解放军进疆前后，曾发送电报[43]。此时，在苏联总领事的协调联络下，新疆省政府军政界主和派陶峙岳、包尔汉联合，并与中共和三区伊方取得联系。新疆政坛斗争向主和派倾斜，马克南急忙拉拢主战派，交给叶成200两黄金作为活动经费，资助其武装暴动。1949年9月25日，新疆国民党军以陶峙岳为首宣布和平起义。马克南于9月28日离开迪化，他与乌斯满分别时说：“从西藏去巴基斯坦有个地方叫太吉努尔，你可以带所有的哈族到那里去，在那里可以得到美国的援助”[44]。1949年10月25日，马克南秘密潜往新疆东部的镇西(今巴里坤)地区，纠集乌斯满等人，策划叛乱活动。马克南对乌斯满、贾尼木汗保证美国将给他们以援助，同时提议将乌斯满、贾尼木汗、苏勒唐三人的儿子带往美国留学，以备将来“回新疆举事”，但马克南的这一提议遭到拒绝，他随即潜逃。马克南一行经青海越过藏区，在偷渡印藏边境时与西藏边防军遭遇，混战中马克南被击毙。 20世纪40年代美国插手新疆事务的基本历史过程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抗战期间，美国虽然通过在迪化建立领事馆实现了其在新疆的正式存在，但美国此时的新疆政策是基于战时反法西斯的需要；战后，美国出于冷战的考虑，积极插手新疆事务，目的是抵消苏联在新疆的势力影响。美国驻迪化总领事馆逐步成为新疆各派反共势力的政治核心和行动指挥部，它利用遏制苏联楔入新疆事务，借支持国民党政府反对“三区革命”和“北塔山事件”而广泛活动，不断扩张势力和影响。美国迪化领事馆在新疆的间谍、分裂活动以及阻止新疆和平解放的计划构成了美国冷战初期的新疆政策的主要内容。 注释： [1] 目前，关于美国的新疆政策的研究尚无专著问世，相关论著散见于各种资料汇编中。如，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4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编：《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7年，等等。相关研究论文有，屈新儒：《新疆解放前后英、美敌对势力的间谍活动》，《军事历史》2000年第1期；袁澍：《20世纪40年代新疆政局风暴与美国领事馆》，《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周泓：《近现代帝国主义列强对新疆的文化侵略》，《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李光清：《外国间谋在新疆的末日》，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顾问委员会《当代新疆》丛书编辑委员会编：《新疆纪事》，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9年；等等。 [2] 宋希濂：《鹰犬将军——宋希濂自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6年，第199页。 [3] Memorandum for theMr1Everett F1Drumright of the Division of Far Eastern Affairs， October 26， 1942，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缩写为FRUS，下同)， 1942.China (1942) ，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6， pp1688-689。 [4] Memorandum for the Mr. Everett F. Drum right of the Division of Far Eastern Affairs， October 26， 1942， FRUS， p.692. [5] 宋希濂：《鹰犬将军——宋希濂自述》，第199页。 [6] 《蒋介石日记》， 1943年9月30日，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5卷，台北， 1978年，第2245页。 [7] Telegram， the Ambassador in China (Gauss)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Chung King， October 31， 1942， FRUS，p.694. [8] FRUS， p.691. [9] 美国驻迪化领事馆座落在迪化市羊毛湖头道巷5号(今乌鲁木齐市胜利路和平巷1号)，占地面积约7000平方米。 [10] 秦孝仪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台北：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 1981年，第460~461页。 [11] Memorandum by the Second Secretary of Embassy in China，(CHUNGKING)April 7， 1944， FRUS， 1944，p.779. [12] 沈志华：《中苏结盟与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变化(1944~1950)》，《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 [13] Telegram，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Ambassador in China (Gauss) Washington， April 11， 1944， FRUS，p.772. [14] The Ambassador in China (Gauss)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CHUNGKING)， April 21， 1944， FRUS， P.776. [15]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4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编印，第332~333、338~343页。另参见： Memorandum by the Second Secretary of Embassy in China，(CHUNGING)， April 7， 1944.FRUS， p.779. [16] The Ambassador in Soviet Union (Harrima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pril 25， 1944， FRUS， p.782. [17] [18] [19] [20] [21] 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4年，第55， 58， 55、58、81、176， 226， 211~242页。 [22] Telegram The Charge in China (Roberts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CHUNGKING， October 2， 1945， FRUS，p.1015. [23] 据华瑞德称，该布告为国民党新疆宣传部制作，由新疆省政府发布。参见， The Consul at Tihwa (Ward)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October31， 1945， FRUS， p.1020。 [24] The Consul at Tihwa (Ward)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October 31， 1945， FRUS， p.10191 [25] 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新疆简史》第3册，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7年，第492页。 [26] 宋希濂：《鹰犬将军——宋希濂自述》，第203~204页。 [27] Telegram The Ambassador in China (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NANKING， June 12， 1947， FRUS， p.559. [28] [29] 宋希濂：《鹰犬将军——宋希濂自述》，第206、206页。 [30] The Ambassador in China (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ugust 30， 1948， Volume VII (1948)， FRUS，p.741. [31] The Ambassador in China (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September30， 1948， FRUS， p17481 [32] 屈新儒：《新疆解放前后英、美敌对势力的间谍活动》，《军事历史》2000年第1期。 [33] 时至今日，美国国会图书馆仍藏有民国廿三年(1934)行政院新疆建设委员会拟《新疆建设计划大纲草案》等；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藏有新疆省政府秘书处1932年《新疆省政府公报》、1939年《蒙疆联合委员会公告》以及民国二十七年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印发盛世才的《政府目前主要任务》，等等。参见：周泓：《近现代帝国主义列强对新疆的文化侵略》。 [34] 这里所谓的官方主要是指当时在新疆的西北行辕迪化办公厅、新疆警备总司令部、国民党新疆省党部、国民政府外交部驻新疆外交特派员公署等机构。 [35] 宋希濂：《鹰犬将军——宋希濂自述》，第202~204页。 [36] 包尔汉：《新疆五十年——包尔汉回忆录》，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4年，第350页。 [37] 魏锡熙：《我在新疆和平解放前后的种种活动》，《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第135页。 [38] 《新疆简史》第3册，第510页。另见《匪犯乌斯满已在迪化伏法》，《人民日报》1951年5月5日第1版。 [39] 李光清：《外国间谋在新疆的末日》，第100~111页。 [40][41][42][43] 魏锡熙：《我在新疆和平解放前后的种种活动》，《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第138， 135、138~139， 139~140， 143页。 [44] 包尔汉：《新疆五十年——包尔汉回忆录》，第350~351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