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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藏地区自古就有人类活动，新石器时代的氏族主要是土著族及迁入的古越、华夏、羌、东夷人等。三代至春秋战国时期，经民族融合，西藏地区主要的民族是以发羌为主的诸羌族（其他族也都融合到了羌族）。他们不仅和周围地区有经济、文化、宗教交往，而且从古至战国末，也与中原地区有着紧密的联系和内在的文化关系，充分说明西藏自治区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各族人民的经济、文化虽然赶不上中原地区，但他们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下顽强生存和劳动，对先秦时期的灿烂文化作出的贡献也是应当充分肯定的。同时，他们也为秦汉时期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秦汉时期西藏地区的民族 秦汉时期的西藏地区，依然是春秋战国的部落或民族。他们在偏僻、封闭的环境中缓慢地向前发展。因此，我们就必须从西藏地区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部落或民族讲起。 1.春秋战国时期的部落或民族 秦汉时，西藏仍属封建王朝辖境域外区。关于西藏的民族，林惠祥先生云：“神话性质之土著说：藏人自述起源有极惊奇之神话，谓藏地原在藏曲，即藏河之水底，后经菩萨划分喜马拉雅山，河水流去藏地出现，菩萨且化为猴而生人”。“此种神话自然无历史价值，然其意则为藏人为土著民族也”；“羌族移入说：此系中国史所述。中国史有二说：一说谓吐蕃出自发羌，发转音为蕃，故曰吐蕃。又一说吐蕃为鲜卑秃发氏之后，其民则为羌族。西人如英国爱第巴喀氏亦谓西历纪元前一百二十年，西藏游牧民族曰羌人者与土耳其人相连结而废羌族之名而为藏族云云，盖亦赞同羌族说也”；“尚有谓吐蕃为印度移入者，然其实系指建立吐蕃国之王室而非指其人民，不能谓其人民皆由印度移来也。西藏之地与青海交通较易，而与印度则山岭阻隔，交通较难，古代民族之散布流移大抵视天然环境为标准，藏地与青海相连则其民族至少自然相类。青海自古为羌人所居地，藏地之有羌殊非不可能，且从民族名称而言，藏字康字实即‘羌字转音变而字异，（吕思勉《中国民族史》）。可见藏人之先大约即是羌族也。”[1]此说中的吐蕃较晚，实际上三代至战国末年前，西藏的民族是土著羌人和从青海、新疆移入的羌人，还有从川甘交界地区移入的三危人和中原移入的华夏族人，以及从云南移入的古越人和西亚移入的民族等。吕思勉先生曰：“今地理学家所谓西藏高原者，就地势别之，可分四区：南山之南，冈底斯山之北，诸大川上源之西，地势高而且平，水皆潴为湖泊，一也。雅鲁藏布江之东，巴颜喀喇山之南，大渡河之西，伊洛瓦底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龙江之所贯流，二也。巴颜喀喇山之北，南山之南，黄河上游及青海所储，三也。喜马拉雅山之北，冈底斯山之南，雅鲁藏布江之域，四也。第四区为印度阿利安人分支吐蕃兴起之地，第二第三两区皆羌地，第一区，即藏族之故居也。”[2]这些著作都是三四十年代的名著，由于资料的局限，对黄河中上游及下游的民族迁入西藏研究较少。但他们都认为西藏地区是以羌族（土著或外来两源）为主，杂有其他族的。 三危人。 春秋时期，居于藏南盆地及其邻近地区的三危（又称三围、卫人）族，又有部分向西、向南迁徙，形成印度、阿富汗、俾路芝、波斯之山等地有许多三危之名。春秋及以后成书的古文献多有记载。吕不韦的《吕氏春秋•本味篇》载：“流沙之西，丹山之南，有风之丸，沃民所食，水之美者，三危之露。”该书的《求人篇》又记载：“西至三危之国，巫山之下，饮露吸气之民，积金之山。”《淮南子•时则篇》载：“西至三危之国，石城金石，饮气之民，不死之野。”顾实《穆天子传西征讲疏》云：“如此吕氏、淮南两家说，则沃民、三危，皆在昆仑、弱水之西，即在今新疆、西藏之西也”，古代波斯人“谓其北方诸国即中亚细亚之黄种人曰土兰”，故“古盖有狭义名称之三危，不过崛山以西一隅之山；而广义名称之三危，则自西藏高原以西，直走撒里茫山脉，通至伊兰高原，包有今印度、阿富汗、俾路芝、波斯之山，皆是也。古人本以三为多数，其地既多高危之山，宜乎名之曰三危也。后世知有昆仑，而不知有三危，并忘西王母之邦亦名曰三危之国，岂非稽古之疏哉！此三危之解也。”赵俪生《寄陇居论文集<穆天子传>中一些部落的方位考实》云：“远古的三危，可能在费尔干”。“三危和费尔干，从地域上又合拢了。”这些记载和说法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费尔干即今俄罗斯的费尔干纳。西王母国也是春秋时期才从今甘肃酒泉迁入新疆昆仑山的玉田地区的。何光岳先生释：“至今高加索山脉、伊朗北部山区和阿富汗的一些山区，还存在着一种黄肤黑发黑睛扁鼻的黄型黄种人，不能不说是古三危人、西王母人，当然也有以后陆续西迁去的西羌、月氏丁令、匈奴、柔然、突厥、蒙古、契丹和汉人的遗存者，有的必然和当地众多的白种人杂居混合，而消失了原有的人种特征。”[3]三危人是由积石山向西南迁入前藏的，成为今前藏的古名卫。卫与危一音之转，故拉萨后之圣山，古代称三危山。秦代时，三危人的一支又迁至阿里地区，元朝曾在此设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王辅仁、索文靖《藏族史要》第80页下注：纳里速古鲁孙，意译为阿里三围，三围也即三危。说明西藏地区最早迁入定居的民族有卫人（三危的一支）。他们和陆续迁入的苏毗、羊同、附国、西女、吐蕃（即发羌）融合为今日之藏族。”[4] 康族。 东夷族有虞氏的一支康人，在西周末被秦国所逼，分别向西北和西南迁徙。其中向西南迁徙的部分康人由今甘肃康县越过崛山，迁入今四川江油县的西康山及甘孜地区。后来，康人又有部分与炎帝后裔芒人结合，称为芒康人，于春秋时期迁入今西藏自治区的芒康山及芒康县一带，仍称康或芒康人，芒康系其族而得名。藏族称康人为“康巴”，藏地称“康”亦源于此。康人在秦与西汉前期被发羌吞并。 戈族。 东夷寒促的后裔戈人，约在春秋时期迁于今四川的甘孜一带。戈人善于利用犁和治水，受到羌民的欢迎。甘孜地区藏族中传说他们的祖先中有戈人。戈人又有部分西迁入今西藏的江孜地区。戈人后融合入羌族。秦代时戈与羌都成为吐蕃族。 青衣羌。 西藏昌都地区金沙江两岸的贡觉县境内之相皮墓地，相传挖掘大批石棺、陶器及人骨等。考古工作者也在这里看到一副用石板拼成的残石棺，还在这里发掘出了陶器。这里出土的黑陶，宽带耳，鼓腹，小平底，颈部和腹部饰捏制的竖道印痕，这些特征与四川西北部崛江上游石棺葬中出土的陶器大体相似。四川西北部的石棺葬为战国至西汉晚期青衣羌的文化遗存，而比它稍晚的相皮区石棺墓，当为战国末迁入西藏昌都地区之青衣羌人的文化遗存。青衣羌中有氏族，又称青衣氏。青衣羌在秦汉时期分布于四川、西藏的一些地区。冉駹人的一支也徙入了西藏与青衣羌相融合。 发羌。 发人系黄帝后裔番人、毫人的一支，后迁于今青海的河曲东端，与羌族结合称发羌。发羌的迁入西藏之时间，说法不一，有的认为是汉代，有的认为是晋代。何光岳先生云：“发羌，以前许多学者认为是吐蕃、藏人的祖先之一，这是有道理的。当然自吐蕃王国松赞干布兴起后，并吞了苏毗、孙波、羊同、东女、附国、党项、吐谷浑、羌人，使这些民族中大多数融入了藏族。同时西藏地方在古时已有土著民族定居，所以藏族的族源是多源的。但其中有一支主要族源即发羌，约于东汉后期受到汉朝在青海地区的征讨，才被迫向西南迁入西藏。”[5]姚微元先生则说：“今之藏族即古之羌人，部落繁多，约当东晋时，其中一部名‘发’羌者统一诸部，建立大国。诸羌皆号发羌。”[6]王辅仁、索文靖《藏族史要》云：“根据这些资料，把发羌看成与吐蕃有直接的族源关系，是可信而合理的。”藏族自称“博巴”，即居于博地之人。博古音与蕃相近，又称蕃，吐蕃之称与博地之人有关[7]，更与发羌中的发人来源于番人相关。“雅鲁藏布江北岸有波部地区，波即播、博、番、蕃发的同音异译，意为发人的部落”，“发人与羌结合，称发羌。”[8]发羌首领后被推举为赞普（王之义），遂称吐蕃赞普，族名吐蕃。但从考古发现看，发羌约在战国时期就迁入西藏地区了。如日土县的任姆栋、鲁日朗卡及恰桑岩画，题材有人、马、牦牛、驴、鱼、狗、鹿、羚羊、男性生殖器等，还有羽毛、盾牌、房屋、陷井及日、月、山、宗教符号等，反映了原始宗教活动以及祭祀、狩猎、骑乘等场面。任姆栋地点的岩画，画面中以羊头作宗教祭祀的场面可能是本教盛行的“血祭”[9]。血祭的习俗盛行于公元前4至5世纪，相当于战国早期。因而岩画中反映战国时期题材的主人当是吐蕃的祖先“发羌族”。因此，可以认为发羌族在战国时期就迁入西藏地区的，葬俗为石棺葬，是以畜牧业为先。 2.秦汉时期吐番的形成 秦汉时期以发羌、青衣羌（含并入的三危人、康人、戈人等）诸羌族及少数阿拉伯人，在艰苦的环境中缓慢发展，顽强地生存，逐渐形成吐番族。“在青藏高原，自古就有人类生息，大约在两千多年前，我国西北地区部分羌族陆续南徙，逐渐与生活在青藏高原的土著居民融合，形成了今天藏族的先民。”[10]至春秋战国时期的西藏先民前已述。“两千多年前”的具体时代，应当相当于秦朝与西汉时期。即秦汉（尤其是东汉）时期，又有许多羌人由青海迁入西藏。羌人的发展约在秦厉共公（公元前476—前443年）时期，居于黄河、湟水、赐支河流域。当时诸羌以爱剑为祖先。他曾被秦国掳为奴隶逃归后，以秦国的先进生产技术，教羌民在河涅地区（今青海湟水流域）农耕、放牧，得到拥戴为首领。秦汉时期诸羌发展到190多种部。《后汉书•西羌传》记载：这190多种羌落，东汉时“其九种在赐支河首（今青海扎陵湖、雩陵湖的一段河流）以西及蜀汉徼北，前史不载口数，唯参狠在武都胜兵数千人。其五十二种衰少，不能自立，分散为附落，或绝灭无后，或引而远去。其八十九种，唯锺最强，胜兵十余万，其余大者万余人，少者数千人”，“顺帝时胜兵合二十万人。发羌、唐旄等绝远，未曾往来。氂牛、白马羌在蜀、汉，其种别名号不可纪知也。”由此载可知，至东汉时，支系繁多的羌族已广布在秦陇以南的广大地区，包括今甘肃、青海、四川西部、西藏和新疆昆仑山区。其中的发羌和唐旄羌分布于西藏雅鲁藏布江地区，属于吐蕃的一员，未与汉朝发生联系。传说中的吐蕃赞普（吐蕃王）第一代是在公元前2世纪[11]，即秦朝时期。至东汉起码已是五六世吐蕃赞普了。东汉连年征伐河湟地区的羌族，部分羌落又远徙入西藏地区，使吐蕃的人口有了较大增长。逃徙入西藏地区的羌落自然或多或少的带入了汉朝的一些生产技术和文化。古印度文化也随其少数人的徙入而带进西藏地区。 二、秦汉时期吐蕃的社会经济和文化 秦汉的版图还未达西藏地区，吐蕃也未与秦汉王朝发生关系，还处在封闭境域，但秦汉文化信息已传递到了吐蕃地区，只是还十分微弱。从总的状况看，吐蕃至东汉时期还处在部落向奴隶社会的过渡阶段，以游牧经济为主，兼有少许农业经济。其生产工具还处在铜石并用时代。拉萨市曲贡村与琼结县邦嘎吐蕃赞普时期遗址，虽难明确判明属于相当秦、西汉、东汉，还是以后朝代，但它们是秦至唐代以前的遗址是可以肯定的。从出土文物看，多是大量的打制石器或磨制石器、陶器及少量骨器，有窖穴。石器中的刮削器、砍砸器、铲、网坠、斧、锛等[12]，反映出自相当于秦朝后，西藏地区的诸多羌人还是以游牧、狩猎为主，兼有微量的农业生产。陶器是其主要生活用具，在手制的基础上已出现慢轮加工。器形有罐、钵、豆、壶、瓮等。分泥质、夹砂两类，以黑、灰、褐色居多，亦有红色陶器。陶器多素面，磨光，少数有刻划纹饰[13]。这就是说，西藏地区的民族和文化，至东汉时期还相当落后，不能与邻近的四川地区相比。这些器物与邻近的蜀、青海同类器物大同小异。 吐蕃赞普时期（公元前世纪至公元9世纪）的墓葬在青海诸地均有发现，多达三四百座，以昌都、拉萨、山南地区比较集中。可以判断为战国至西汉晚期的墓葬是相皮区墓地与杜布类型墓地。后者稍晚，当约至东汉时期。相皮类型墓地仅发现一处，位于西藏昌都地区金沙江两岸的贡觉县境内，曾挖掘出大批石棺、陶器、人骨等。陶罐为夹砂黑陶，器表磨光，有的表面施彩。有的有耳，腹部圆鼓，底小而平，略近圜底。颈、腹部多饰手捏竖道凸印痕，纹饰以压印和刻划的几何形纹为主；杜布类型墓分布于林芝地区，包括红光三队五处墓地和杜布石棺葬地，均为小型墓。一般是较大的墓居中，四周为小墓。有些墓有封土，分梯形、圆锥形两种，竖穴土坑，穴内有石棺。葬式为仰身直肢，有夫妻合葬墓[14]。葬品与相皮类型墓葬物相似。根据四川石棺葬的年代判断，系羌族墓葬习俗和形制。东汉时期的墓葬有夫妻葬，说明家庭经济在秦、西汉基础上又有所发展。“仰身直肢葬式”则明显受到了汉人葬式的影响。青衣、唐旄、冉駹羌等都由蜀地迁入，当是受蜀地秦人或汉人葬俗影响所致。藏北、藏西山区岩画，尤其是山羊头作宗教祭祀的场面，亦反映出秦汉时代吐蕃（诸羌）人的习俗和信仰，也反映出他们对衣食来源的“羊”之重视和祭祀。岩画中的动物、家畜形象更是其畜牧经济的反映。 总而言之，西藏地区由于地处偏远，与中原王朝隔绝，诸族经济落后，生活艰苦。吐蕃族民在青藏高原顽强生存，逐水草放牧，在河谷地带艰难垦耕。民俗自由、奔放，喜歌舞、骑马射箭，猎捕野兽，少有战争，秦汉称其地为“徼外”。从民族和地域论，自古西藏就是中国多民族的分布地与领土的一部分。从而可以看出，戎羌族对我国古代西北、西南、西部社会的发展所作出贡献是巨大的。他们所创造的地方文化，也是中国古代多民族文化的一部分。 注释：[1]林惠祥.中国民族史[M].上海市：商务印书馆，1996. [2]吕思勉.中国民族史[M].北京市：东方出版中心，1996. [3][4]何光岳.南蛮源流史[M].南昌市：江西教育出版社，1988. [5][8]何光岳.百越源流史[M].南昌市：江西教育出版社，1989. [6]包寿南.藏族族源考[J].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79（1）. [7][10]翁独健.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M].北京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9][11][12][13][14]西藏文物管理委员会.概述十年的西藏文物考古工作，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M].北京市：文物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