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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吐默特阿勒坦汗时期，藏传佛教再次传入蒙古地区，对蒙古社会产生深刻影响。文章依据大量史料，对当时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的过程、原因以及蒙古王室与藏传佛教的关系作了介绍和分析。 关键词：明朝；蒙古社会；藏传佛教；阿勒坦汗 藏传佛教第二次涌人蒙古社会，是阿勒坦汗时代以后的事情。据史料记载，阿勒坦汗为了改善蒙、明关系，恢复和发展蒙古与中原的经济联系，在与明廷进行长期战争的同时，不断地向西部地区扩张势力。到16世纪60年代，阿勒坦汗已经冲破明朝对河西走廓的封锁，将青海的大部分地区纳入自己的统治范围之内。这样，阿勒坦汗与藏传佛教的接触也在情理之中了。 阿勒坦汗与西藏的初次接触并非采用和平方式，而是与阔端一样，经历了长期的武装冲突后才逐渐接触了藏传佛教。1559年，阿勒坦汗亲自率部大规模攻人青海，途中俘获了西藏的一个商队，并释还了1000名喇嘛。“这些僧人在阿勒坦汗的心中播下了第一批信仰的种子。”[1]1571年，西藏格鲁派领袖索南嘉措派高僧阿辛喇嘛去蒙古晋见阿勒坦汗。阿辛喇嘛援引历史，有意把阿勒坦汗比作忽必烈汗的化身。他还详细解释了佛教“三宝”、“六道”、“八戒”的含义，对佛教经典《甘珠尔》、《丹珠尔》作了简明介绍。并建议阿勒坦汗与格鲁派领袖索南嘉措建立关系。这次会晤，对阿勒坦汗改信佛教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同时，也为与索南嘉措在仰华寺会晤阿勒坦汗铺平了通路。 也许是阿勒辛喇嘛传教的结果，阿勒坦汗于1572年9月向明朝政府要求发给“金字番经及遣喇嘛番僧传习经咒”。明朝政府认为这是他“悔过好善”的表现，就立即给他送去佛经和西藏僧人[2]。阿勒坦汗十分高兴，“即率其子若孙及部众万余人，日夕丫手而礼佛”[3]。此时，一部分蒙古封建主也开始“请僧建斋”，传习经典[4]。1573年，阿勒坦汗进兵喀剌土伯特之地（可能是青南地区的藏族，蒙古人俗称安多藏族为喀剌土伯特)时，又一次与藏传佛教接触。请来了阿哩克喇嘛等几位高僧，宣讲佛经教义，又一次在阿勒坦汗心中播下了信仰的种子，加深了他对佛教的信念[5]。 阿勒坦汗改信佛教，并非是孤立的和突然的现象。在此之前，与他关系密切，并对他很有影响力的鄂尔多斯部库图格图彻辰洪台吉已皈依佛法。1566年，库图格图彻辰洪台吉远征西藏时曾与当地的佛教领袖达成协议，即当地的藏族部众归顺蒙古，而蒙古方面信奉佛教。之后，彻辰洪台吉撤军时带回了互齐尔托迈•桑噶斯巴等了位喇嘛到蒙古地方，并赐予妻室和封授爵位。尽管这几位不是格鲁派僧人，但这位蒙古酋长毕竟接受了佛教。而这位饭依佛门的蒙古首领，在1578年与三世达赖会晤时表现出极大的宗教热情。他还是向蒙古传统宗教—萨满教发起进攻的第一位蒙古族王室成员。彻辰洪台吉对阿勒坦汗的影响力不亚于阿辛喇嘛。正因为他的影响力，使阿勒坦汗对佛教早有所闻，甚至早有所知。因而也直接导致阿辛喇嘛向阿勒坦汗传教。阿勒坦汗接受阿辛喇嘛关于邀请格鲁派领袖索南嘉措的建议前，曾与彻辰洪台吉协商，征求意见。所以说，库图格图彻辰洪台吉在阿勒坦汗接受佛教、以致于在蒙古地区推广藏传佛教，对萨满教采取镇压措施等重大事件中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诚然，阿勒坦汗改变宗教信仰，还有其深刻的政治活动背景和社会根源。16世纪50年代，吐默特万户阿勒坦汗已成为右翼三万户(即吐默特、鄂尔多斯、永谢卜)实际上的领主。随着势力不断强盛，在蒙古社会中的影响不断增强，他的权力欲也更加膨胀。1538年，当时蒙古君主博迪汗对兀良哈部发动征讨。在这次战争中，阿勒坦与其哥滚必里克济农和弟巴雅思哈勒表现非凡，立了大功。于是博迪大汗赐阿勒坦以“索多汗”之号(另两人也分别获得了“莫日根汗”和“昆都仑汗”之封号)[6]。这个封号虽是一个护卫汗廷的小汗的称呼，但阿勒坦却第一次尝到了政治荣誉的诱惑力，从而激发了他对权力的渴求。1542年，其哥滚必里克莫日根汗去世后，阿勒坦汗以兄长和叔父的地位统率了右翼三万户。此后，阿勒坦汗的势力日益强大，甚至发展到不受大汗节制地步。1547年，博迪汗逝世。次年，其子达赉逊继汗位。迫于无奈，达赉逊答应了阿勒坦汗的要求，“遂赐以锡图汗之号”。博迪汗时期，由大汗赐于下属小领主以封号，而阿勒坦汗却公然从大汗手里争夺权力，以分散和消弱大汗的绝对权威，这在蒙古史上还是第一次。这种行为也显示了阿勒坦汗的势力的强盛和权力欲的膨胀。1571年阿勒坦汗义从明廷那里获得了“顺义王”的封号。至此，阿勒坦既有了由蒙古大汗赐封的尊号，又有了明廷赐予的封号。其声望已经胜过了蒙古大汗，成为蒙古人实际上的大汗。可是比起当年的忽必烈彻辰汗尚缺少一宗教上的封号。于是，这位“由上天赐命的蒙古大汗”“怀念起从前八思巴喇嘛与彻辰汗二人建立的无以伦比的经教之朝，日不忘，夜不寐”[7]。而索南嘉措的特使阿辛喇嘛的到来正好满足了阿勒坦汗的这种欲望和要求。这位后来被尊称为额齐格喇嘛(即蒙古格鲁派之父)的人，为阿勒坦汗和索南嘉措安排了一场足以扭转蒙藏两个民族命运的历史性会晤。 经过几年间的互派使者商谈和精心的准备之后，阿勒坦汗和索南嘉措终于1578年5月巧日在青海湖南岸的仰华寺会晤，并举行盛大的法会。他们相见后，首先谈起当年忽必烈与八思巴的结盟故事。索南嘉措微笑说:“我等非止现在相会，往昔曾多次相会。阿勒坦汗你为从前的青吉斯可汗之嗣裔中，生为胡必赉彻辰可汗之时，我生为萨厮迦班弟达之侄玛迪都萨互帕克巴喇嘛。”[8]一个以忽必烈自居，一个自比八思巴，表示二人正在效法前人建功立业。因为是盼望已久的会见，阿勒坦汗为索南嘉措举行的接风洗尘宴会，并“献以五百两黄金所造之宝具银曼陀罗三十支；以许多黄金制成七珍八宝花纹之金碗内盛满宝石；空前未见之上好缎子各十端、五色缎匹百端；备有宝石镶嵌金鞍之白马十匹；并币帛五千匹；牲畜五千，共有万件呈献为贽。”[9]在盛大的筵宴上，彻辰洪台吉以“如孟夏鸣鸠之声”作了一场悦耳动听的演讲，把阿勒坦汗和索南嘉措比作天上的月亮和太阳、往昔的忽必烈和八思巴比作西天的玉皇大帝和释迦牟尼，加以赞美和歌颂，使得所有各族听众(包括阿勒坦汗)笑逐颜开，称奇叫绝。会晤期间还举行了隆重的人教仪式，此次蒙古受戒者多达1000人，仅右翼三万户贵族青年出家为僧的就有108名。为了扶持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传播，提高喇嘛的社会地位，根据蒙古社会的实际，阿勒坦汗和索南嘉措还制定了一系列条例。通过法律手段严厉镇压和取缔萨满教，并把各级喇嘛的社会地位与当时蒙古社会的各级封建主及官员的等级相应或等同起来，从而使藏传佛教上层喇嘛跻身于蒙古封建统治阶级之列。 这次会晤的各种仪式里，最属关键的和最为重要的，当然是阿勒坦汗和索南嘉措的互赠尊号。阿勒坦汗给索南嘉措赠上“圣识一切互齐尔达喇达赖喇嘛”的尊号，索南嘉措赠给阿勒坦汗“转千金法轮咱克喇互尔第彻辰汗”的尊号。这个尊号正是当年八思巴赠给忽必烈汗的，如今原封不动地转嫁到阿勒坦汗的头上。通过互赠尊号，蒙古统治者把藏传佛教强加给全体藏族人和蒙古人，承认索南嘉措在全藏的领导地位；而格鲁派领袖则是把阿勒坦汗强加给全体蒙古人，承认阿勒坦汗在全蒙古的“大汗”地位。这种政治上的交易，使得两位“领袖”人物各得其所，各如所愿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仰华寺之会晤，实质上是阿勒坦的政治势力与索南嘉措的宗教势力相互渗透，相互结合的行为，而绝不是单纯的宗教关系。 促成这次历史性会晤，从格鲁派方面讲，当时由于其他教派威胁迫近，危机一触即发，需要从蒙古人那里得到保护，求得援助；从蒙古阿勒坦汗方面说，他们亦需要用佛教巩固统治地位，并用以替代祖先所信仰的陈旧、落后、野蛮的萨满教。从这一点上讲，阿勒坦汗与索南嘉措的接触，是相近政治目的基础上的一种默契。诚然，阿勒坦汗与忽必烈汗不同:忽必烈汗通过萨迦派统治西藏地区，确保西藏与中央政府的统一性；而阿勒坦则通过格鲁派来统治全蒙古，与蒙古大汗分庭抗礼。索南嘉措与八思巴亦不同:八思巴的蒙古之行，是行使政治使命，是通过政治谈判和政治手段来确定萨迦派在藏传佛教教派中的地位和西藏与中央政府的关系；而索南嘉措的蒙古之行，是通过行使宗教使命来决定格鲁派在藏族地区的政治地位和西藏地区不受蒙古人的统治。在阶级社会，宗教既是一种信仰，更是一种统治工具。作为宗教一旦被统治阶级所利用，它就成为一种统治思想，对当时社会产生深刻影响。忽必烈汗引进藏传佛教，只是一种利用，即利用藏传佛教来达到其统治西藏和夺取蒙古汗位的目的。而阿勒坦引进藏传佛教格鲁派，是利用，更是依赖。阿勒坦通过格鲁派来确保其在全蒙古的影响力。同时他引进格鲁派，意在建立一种新的统治思想、新的文化意识。自元朝灭亡以后，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后裔们又回到了萨满教的“天命思想”，仍由“长生天”来安排和决定汗位的继承权。但作为一个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后裔的非嫡长子孙的阿勒坦来说，与当年的忽必烈的处境是一样的。忽必烈借助萨迦派的影响力，并凭借自己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打破了通过黄金家族和贵族们通过大会选举大汗的制度，最终夺取了大汗宝座。而阿勒坦作为忽必烈汗的化身，也只有效仿其前世的办法，借助格鲁派的影响力和自己的政治、经济、军事势力来确立全蒙古实际上的“大汗”地位。如果说当年忽必烈夺取汗位时得益于他的军事势力和汉族谋僚们的智慧，而八思巴的作用只限于佛教教理上的援助而已。阿勒坦汗在确立其实际上的“大汗”地位时，则得力于索南嘉措的智慧和格鲁派的教义。在这一点上，索南嘉措比起他的前世高明好多倍。 如上所述，格鲁派在蒙古传播，固然与当时势力强大、声望大振的阿勒坦汗的权欲和虚荣心的膨胀有关。但阿勒坦汗作为一个社会名流，他的思想意识、行为举止，很大程度上代表或体现了当时社会的思潮和民众的意志。或者是说，他不能不受到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虽然说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就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但这种统治思想只有在扎根于民众之中时才能发挥其效力。任何脱离民众的统治思想都无法存在下去。阿勒坦汗引进藏传佛教，并制定了一系列法律，为佛教在蒙古地区顺利传播开了方便之路。然而佛教迅速漫延到整个蒙古高原，则与民众的积极接受心态也有一定的关系。也就是说，当时的蒙古社会已经具备了佛教在蒙古地区迅速传播的气候和土壤。一方面，阿勒坦汗充分利用其右翼三万户的有利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积极壮大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势力。与明朝建立起政治、经济联系和边境贸易关系，为当地的蒙古百姓带来了一定的实惠。其次，阿勒坦汗利用其我国北方最富饶的吐默特大平川，发展农业、牧业、手工业，丰富了物质生产，并建立起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库库河屯”(呼和浩特)，出现了“六十年来，塞上物阜民安、商贾辐揍、无异中原”的新局面[10]。阿勒坦汗恢复和发展蒙古与中原地区的经济贸易联系，开发和建设吐默特地区，符合蒙汉人民的要求和愿望，因而大得人心，很受拥护。阿勒坦汗也因此在百姓中树起了崇高的威望。提高了影响力和号召力，为后来在蒙古地区引进和传播藏传佛教打下了基础。另一方面，与阿勒坦汗成为显明对照的是，当时的蒙古大汗的势力已经消弱到极点，他已无力驾驶蒙古社会。加上政治上的腐败，封建领主之间的内江，草原经济受到极大的破坏，使得牧民群众生活贫困不堪，他们的精神生活也极度空虚无聊。面对无可奈何的现实，自然产生起怀古思想，怀念成吉思汗和忽必烈汗时期蒙古人的强盛和富足。在这种怀古思想的基础上，16世纪中叶，蒙古社会出现了“复兴”思潮。阿勒坦汗依仗其政治、经济、军事势力，利用了民众复兴心态和社会思潮，顺利地引进了佛教，为自己的统治服务。而且，由于阿勒坦汗有了群众基础、社会根基，他引经传法，自然也就受到一百姓的响应，社会的认可。所以在“仰华寺会晤”时，各地赶来观光巡礼及听经拜佛的蒙古、藏、汉、维吾尔等民族僧人、百姓、军人达千万余众。 阿勒坦汗和索南嘉措的仰华寺会晤，揭开了佛教传人蒙古的序幕。之后，在蒙古封建主的极力提倡和支持下，佛教在蒙古地区迅速而广泛地传播开来。到了17世纪20年代，格鲁派遍布到整个蒙古地区。紧随右翼三万户的板依，在察哈尔的图门大汗、喀尔喀的阿巴岱汗等，也相继饭依格鲁派。其后四卫拉特在拜巴噶斯的信仰和倡议下，32个首领各遣一子出家为僧。由于蒙古封建主赋予喇嘛各种特权，使得佛教僧侣在蒙古社会地位优越、受人供养，而且又因为免除了喇嘛的各种赋税、兵役、差役负担，使贫困不堪的阿勒巴图(即属民)纷纷人寺，僧人剧增。另外由于蒙古封建主的许愿和捐献，蒙古地区的格鲁派寺庙纷纷建立，倾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寺院和上层喇嘛凭借其特权，占有大量的土地、牲畜和属民，成为统治阶级营垒中的僧侣封建主。 仰华寺会晤后，广大蒙古人民群众虽然对佛教没有真正的认识，但也已经转向佛教法门。为了偿还前世的“孽债”，换取来世的“幸福”，为了获得佛爷的保佑，他们安于贫困，忍受苦难，不分男女老幼地烧香拜佛。然而，佛教并没有为阿勒坦汗解决蒙古社会的根本问题。各个部众的分裂局面依然如故，中央政权名存实亡。而且各部众之间的勾心斗角愈加剧烈。这时，每一个部族头领，都效仿阿勒坦汗，纷纷从藏传佛教最高领袖达赖喇嘛那里接受封号，建立互不统属的庙宇。首先是喀尔喀蒙古的阿巴岱台吉于1578年前来吐默特叩见索南嘉措，呈献覆以貂皮之华美弯帐及币帛、牲畜，数以万计。三世达喇嘛允其聆听经法，赠送他释迦订尼舍利子、佛像等，并赠上“互齐尔可汗”之号[11]。此为喀尔喀蒙古称汗之始。阿巴岱汗“领受佛教要旨，迎经典归，为众所服。”[12]1589年在哈刺和林的废墟上建起喀尔喀蒙古地区的第一座格鲁派寺院额尔敦昭(光显寺)。喀尔喀蒙古遂在阿巴岱汗的倡导下，全部改奉格鲁派。同年，蒙古大汗图门汗，对日益兴隆的格鲁派也产生了敬仰，决定转向格鲁派，并派遣阿穆岱洪台吉前去邀请三世达赖喇嘛传教。后因索南嘉措在东行途中圆寂，未能实现。不久，喀尔喀蒙古的土谢图汗、车臣汗、札萨克图汗、阿鲁科尔沁部的车根汗等都从达赖喇嘛那里受封名号。 佛教传人卫拉特部较晚，大概在16世纪最后几年或17世纪初开始传播，但速度极快。卫拉特部里首先受奉法号的是和硕特部首领之一图鲁拜琥，是由三世达赖喇嘛驻蒙古全权代表东科尔呼图克图授予“大国师”封号，即史称的“固始汗”(亦作顾实汗)。至此，从西部蒙古到东部蒙古，从漠南蒙古到漠北蒙古的各个大小领主几乎都有了佛教封号，并拥有各自侍奉的大喇嘛及其寺庙。这些政教合一的僧俗封建势力，把自己的领地当作一个独立王国，即不相互统辖，又不服从蒙古大汗的号令，各据一方，各自为政。这是造成从达赉逊汗列林丹汗时代难以形成强有力的汗权核心的重要因素。全蒙古的大汗权威，从阿勒坦开始，已经名存实亡，他们实际上只是诸汗中的一个“察哈尔汗”而已。东部毗邻的女真族崛起后，不断向蒙古地区扩张，蒙古社会内优外患交织在一起。然而蒙古封建主的内让仍不能平息，给后金以可乘之机。女真族封建主对蒙古诸部采取分化互解、恩威并施、各个击破的手段，终于征服了全蒙古。此间，蒙古封建主们赖以统治人民的精神武器、满足达官贵人们虚荣心的精神支柱的格鲁派并没有对蒙古汗权的巩固和抵抗外族的扩张，挽救民族的危机作出任何贡献。相反，蒙古黄教上层喇嘛们看见蒙古封建势力的衰败，乘蒙古内江之机，都纷纷投向后金的怀抱。如，阿勒坦汗的领地右翼吐默特万户著名的博克达察罕喇嘛的三大弟子首先投奔到后金；其后，卫拉特部的内济托音呼图克图一世，哈喇慎部的满珠锡礼呼图克图一世等，先后朝觐后金皇帝，表示愿为后金统治者效劳。甚至林丹汗身边的墨尔根喇嘛也背叛了他，宣布“天运”转移到后金大汗身上，并将蒙古最高护法象征嘛哈噶喇佛象也运到盛京(今沈阳)，献给后金皇帝。蒙古地区上层喇嘛们的背叛，无疑给蒙古政教结合的汗权以致命的一击，而且给蒙古人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注释：[1]见杜齐著、李有义等译(西藏中世纪史)，第84页。 [2]《明实录•穆宗实录》卷六十五。 [3]《万历武政录》卷八。 [4]《俺答列传》下、《彻辰黄台吉列传》。 [5][8][9][11]《蒙古源流》(蒙)70下、76上，76下、83上，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50年版。 [6][7]《阿勒坦汗传》(蒙)第16页、17页卷。 [10]陈仁锡著《无梦园集》卷二《纪插酋》 [12]《清世宗实录》卷六十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