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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入国家“八五”重点出版项目的五卷本《蒙古民族通史》将由我校出版社在“八五”期间陆续出版.该通史最早问世的是第三卷明代蒙古史①，已于1991年5月出版。本卷作者为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系曹永年教授。 《蒙古民族通史》第三卷(以下简称《通史》第三卷)共七章21节，计299千字，上起1368年北元始建，下讫1635年蒙古大汗林丹汗子额哲降附后金，记明代蒙古276年史事。按《蒙古民族通史》的总体构思，林丹汗时期的史事移第四卷叙述。 作为出版社方面代表，在与《通史》的作者们探讨全书的结构和出版计划时，我一直认为整个《通史》出版后，能否取得学术界的认可，在读者中产生应有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通史》第三卷明代蒙古史部分是否能写得丰满有份量.因为明代蒙古史料贫乏、分散，近于空白之处不止一端，矛盾抵悟之处俯拾皆是；治史费力多、成效少、难度大，历来是蒙古史研究领域的薄弱环节。日、美等国的一些学者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近者如和田清之《东亚•蒙古编》、赛瑞斯之《(达延汗后裔世系表)笺注》等堪称名著，然偏于政治史，多为领主世系，部落变迁之考订。建国以来，有一批史学工作者在从事明代蒙古史研究方面，取得了不少引人注目的成果；然均为论文，数量既少，论题分布也极不平衡，很多方面未曾涉及。对明代蒙古史的概貌，只有一些蒙古族简史作过极为简略的介绍。所以，当我作为责任编辑，读完曹永年先生的《通史》第三卷手稿时就断定，这将是我国第一部全面阐述明代蒙古经济、政治、文化的蒙古民族史断代专著。 曹先生自六十年代初即从事明代蒙古史研究，曾在这个领域发表过不少有份量有见地的论文，本书是他积28年研究心得所撰写的专著、功力深厚、自不待言。 本书广泛吸取了明代蒙古史领域里的研究成果，如国内老一辈学者胡钟达、周清澎诸先生；中青年学者白翠琴，薄音湖、乌兰等；外国学者和田清、赛瑞斯、符拉基米尔佐夫等等.对他们的成果，本书尽可能予以采扳，并一一注明。可惜，国外学者只选择了一些代表性人物，否则本书将会成为对以往研究的一个全面总结。 本书征引洁繁，使用文献在100种以上，论文尚不在其中。文献史料除汉文、蒙文著作外，有波斯文史籍，罗马教廷使节、西班牙公使出使蒙古和中亚的纪行以及俄文档案等。此外，考古资料、辽东残档亦均未冷落。汉文以《明实录》为本，并且象《明经世文编》等以往学者不太注意的文献，也得到了作者比较充分的利用。 所以尽管明代蒙古史料贫乏，然展读本书，却觉得异常丰富充实。许多珍贵而重要的新史料，如描绘贺兰山谷蒙古牧民生活景象的王越《平贺兰后捷报疏》(见203-204页)，后映明中晚期蒙古畜牧业繁盛的刘煮致内阁兵部信件(见205页)。记载蒙古牧民从事居间商业活动的兵部档案等等，使本书大为生色。作者还善于从常见的资料中发现新的价值，比如关于明蒙南北朝的考订(见44-46页)，陈挞起义史之钩沉，对土木大捷以后也先徘徊于阴山一带、白白放弃进攻北京的大莫久愚动态的、立体的明代蒙古史好时机所作的分析(见124-125页)，均以普通史料作为论述重大历史现象的主证，令人信服。正如一位著名史学前辈评价本书作者所说:“一些不大为人重视的史料，一经作者研究分析，便能点石成金，在论证中起很大作用”。 《通史》第三卷在处理明代蒙古民族与祖国的关系这一根本性问题时明确表示，明代蒙古是中国的一部分，北元—蒙古②与明朝的关系，是我国历史上又一次南北朝.对于这一点，作者充分吸取了胡钟达先生《明与北元—蒙古关系之探讨》③一文的成果，在第一章以差不多一节的篇幅作了深入的讨论。 《通史》第三卷作者十分重视经济史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与明代蒙古的其他方面相比较，经济史料更少，研究更加薄弱，只有明蒙之间的经济交流略为可观.作者在这方面用力甚勤，从各类历史资料中扒梳整理‘出许多有价值的史料，大大丰富了人们对明代蒙古经济的认识。全书专门叙述蒙古经济的内容5节，近7万字，约占总篇幅的1/5.作者将经济史内容，精心安排于二至五章，勾画了明代蒙古经济由衰颓而恢复而发展，由单一游牧至部分地区进入农牧结合多种经营的过程；同时也勾画了蒙古与中原经济联系被切断，到明蒙经济交流全面展开的过程。该书第四章第二节讲明代蒙古的社会经济生活、详细介绍了当时的人口、畜牧业、狩猎捕鱼采集业、手工业、农业和交换。其中大部分内容是过去学术界所不太清楚的.书中关于蒙古铁加工技术水平的论述(见212-213页)；关于明晚期半农半牧区自辽东三卫而宣府近边，而丰州川、而黄河沿边、而河套，自东向西广布与明朝交界地区的论述(见218-219页)；关于蒙古束不的部从事居间贸易的论述(见223页)等等，读来令人兴味盎然。 社会政治史占有较大篇幅.明代蒙古社会制度，自前苏联学者符拉基米尔佐夫在他的名著《蒙古社会制度史》作简要的论述以来，研究进展不大，本书主要采用符氏的成果，结台汉文宝料作了充实，至于明代蒙古一旱期基本的军事、行政和经济单位爱马克的地位、职能、性质和历史作用的研究，则突破了符氏的学说，是本书的一个重要的新收获。作者对达延汗分封作了深入分析，指出这是“一次大规模的权力再分配”，“从本质上看，社会制度没有明显改变，封建领主照旧存在，然而这一权力再分配带来了重要的影响”。这些影响是，封建领主内部被注入了亲近的血缘关系，在一定时期里减少了封建混战；促使非领主的封建官僚集团得到发展；画地而牧，诸部有了相对稳定的牧地。这些“反映了蒙古社会缓慢而又确凿不疑的进步”(见196-198页).关于封建贵族谱系，部落变迁问题，本书广泛吸收了和田清、赛瑞斯的成果.作者新的努力在于，将这些素材予以重新组织，以阐述明代蒙古内部各阶层、各政治集团的斗争.本书将1388年脱古思帖木儿汗遇害至1479年达延汗即位前九十余年，分为大混乱(1388年-1408年)、东西蒙古争霸(1408年-1438年。又分为前期1408年-1421年东蒙古占优势时期，和后期1422年-1438年东蒙古衰落两个阶段)、瓦刺暂时控制全蒙古(1439年-1454年)、和蒙古本部复兴，黄金家族重新崛起(1454年-1479年)五个阶段。在头绪纷杂的蒙古封建混战中清理出一条清晰的脉络。书中似这样的见识和努力屡屡可见.关于封建统治阶级与阿拉特牧民两大阶级的斗争，特别是牧民的反封建起义，由于史圈有闻，过去极少有学者叙及，前苏联学者偶有论述，往往是错误的。作者根据自己的研究成果，在第二章第三节，第四章第三节，各以两个目的篇幅，用具体史实补上了这一空白。 对明代蒙古史上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如爱酞识理达腊，也先、达延汗、俺答汗等等，本书均以相当篇幅进行评述，表达了作者自己的观点。这里值得提出的是对北元昭宗爱酞识理达腊的评论。过去很少有人注意这位历史人物.本书对他历史活动的背景，他的功业、他的悲剧作了比较全面深入的介绍。洪武初明军克开平、下应昌，所向披靡，“崩溃之势如冰山销融，震撼着北元君臣的心灵.许多人精神上的溃灭，比之土地的丧失，后果更难设想”(见10页)，于是高丽易帜、辽阳背叛、北元岌岌可危。昭宗临难受命，力挽狂澜，虽“中兴”的目的最终未能实现，但北元朝廷一度励精图治，面目日新，给明朝以巨大的威胁.洪武五年(1372年)朱元障命徐达、李文忠等率十五万大军三道北伐，企图乘胜直取和林，消灭北元，“永清沙漠”.爱酞识理达腊与右垂相扩廓帖木儿等沉着抗战，诱敌深入，组织岭北会战，先后大败徐达，李文忠军.作者评论是役:“挫败了朱元璋自北伐以来几乎每战必胜，所向披靡的兵锋，歼灭了明军的有生力量，保卫了首都，并且大大增强了自信心。北元政权，只是在这一仗获胜后，才初步稳定下来”(见15页)。将昭宗放到北元朝廷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考察他的历史业绩，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正因为作者的努力，使看似贫乏、杂乱的明代蒙古史料，在本书中显得丰富清晰起来，加之议论精当人理，明代蒙古史上一些已经定论的间题，在作者笔下又有新的发现；许多过去鲜为人知的历史被详细揭示。所以《通史》第三卷读来令人耳目一新.但如果我们撇开这些具体间题，统观全书，则可以发现，本书最大的特点在于，它摆脱了许多著述常见的单线平面模式，对明代蒙古作了立体的、动态的描绘。 本书全面衡量各方面的情况，安排一至六章，分别叙述北元始建，封建混战、东西蒙古暂短统一，达延汗的业绩、漠南西部俺答汗和晚明蒙古诸部的历史，将明代蒙古经济、社会、政治以及明蒙关系的历史，按各个时期分割，然后精心地横向组织在一起。比如第二章标题为封建混战、经济衰退”。其第一节论大汗权力式微，独立性极强的爱马克成为全社会基本的军事，行政和经济单位，这种政治和社会的变化，必然导致封建割据混战；第二节详述封建混战的历史及其后果；第三节则重点分析以上种种因素所造成的明初蒙古经济的衰退，牧民处境的恶化，以及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牧民逃亡和起义。这样读者看到的便是脱古思帖木儿被杀至也先以前蒙古社会的全景，是经济、社会政治各方面情况有机组合的立体图象。各章的格局大体保持一致，连接在一起，就使读者看到明代蒙古社会发展的全貌，即立体的动态的全貌。 本卷从元朝灭亡、元朝版图上出现明与北元—蒙古这新的一轮南北朝开始，然后全面展开，从多方面论述这一重大历史变化给蒙古社会带来的影响。蒙古社会和明蒙关系，由于各种内在矛盾的演化，最后导致双方经济在比元朝更高的层次上联系在一起，为清朝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全书体现了严密的内在逻辑。这样的结构安排、行文论证，难度比较大，然而却可以从较深层次上将明代蒙古的真实历史呈现在读者面前。 最后需要指出，与其他部分相比，本书关于明代蒙古族文化的叙述显得单薄，也许是因为史料不足吧。 注释：①有人认为“明代蒙古”一词意味着14至17世纪为明朝所领属。至今还有人重复这一观点。其实这是误解.《通史》第三卷作者曹永年先生持明蒙南北朝论，并不认为蒙古隶属于明，但他也同时采用“明代蒙古”一词.关于这一点，他在《明代蒙古史编纂学札记)(载《内蒙古大学学报》1988年第三期)一文中有详细的论证，可参阅。 ②③“北元—蒙古”这一术语，最早见于胡钟达先生《明朝与北元—蒙古关系之探讨》(《内蒙古社会科学)1984年第五期)。近有人对此提出批评，认为，北元虽是以蒙古族为主体的独立政权，但其中包括了除蒙古族而外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广大民众.因此，正如辽不能称“辽—契丹”，金不能称“金—女真”一样.北元也不能称“北元—蒙古”。这其实是隔靴搔痒.顺帝北迁以后，其后嗣的确仍以“大元”为国号，因此高丽创“北元”一名。《明史•挞粗传》称鬼力赤立，“去国号，遂称挞粗”，对此(通史公三卷作了考订，证实当时的蒙古大汗的确放弃了“大元”国号而称为“蒙古”.名从主人，此后除个别年月，不应再以“北元”称之.“北元—蒙古”称谓表示，洪武建文时期蒙古是北元，此后只能称蒙古。将明代蒙古史全都归之于“北元史”，才是真正值得商榷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