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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延陀名称和居地，前人有过研究，但得出的有些结论很难让人信服。要想了解薛延陀部的居地、迁徙情况等历史，先得考释薛延陀名称之来历。据现存史料，能解释通薛延陀之称来历的史料仅存一条，即《通典》中的记载。对于这条史料的可信度学者们的看法不一。但是，就是这倍受怀疑的史料，不仅能揭开薛延陀之称的神秘面纱，而且能解释清楚薛延陀部突然出现在历史舞台的原因。 一 关于薛延陀之称的来源，德国学者夏德（F.Hirth）较早提出了引人注目的观点，即“薛延陀”音译自突厥语Sir-Tarduš。他认为，“薛”即古突厥文碑铭中的Sir，“延陀”的“延”乃“诞”字之误，“诞陀”即Tarduš。[1](554)夏德提出此说之后，国内外很多学者支持他的说法。如法国学者沙畹（Edouard Chavannes）在《西突厥史料》中直接吸收了这一观点[2](95)；马长寿[3] (48)、岑仲勉[4](667)等学者也赞同其说。但也有的学者对此提出质疑，认为突厥语Tarduš与“延陀”很难对音[5](109)。其实，夏德说有很多疑点，尤其是勘同“延陀”与Tarduš的观点难以成立。古突厥文碑铭中的Tarduš即汉文史料中“达头”，对此学界已成定论。既然汉文史料中把Tarduš 音译为“达头”，又何必把它再音译为“延陀”？可见，夏德说值得去推敲。据《广韵》，“延”读作以然切*jǐεn，“陀”读作徒河切*dɑ，*jǐεndɑ与Tarduš没法对音。即使把“延”改成“诞”（徒悍切*dɑn），也无济于事。由于史料缺乏的原因，目前除了夏德以外，没有人再问津薛延陀之称的来源。如今国内外学者对汉文史料的再度审视和非汉文史料的进一步挖掘、研究，解释薛延陀之称的来源不是没有可能了。 据汉文史籍记载，薛延陀是由薛和延陀二部合成。《旧唐书·铁勒传》记载：“薛延陀者，自云本姓薛氏，其先击灭延陀而有其众，因号为薛延陀部。”[6](5343) 在《暾欲谷碑》中经常出现Sir部①，如“türk sir bodun yirintä（在突厥sir人民的地方）”、“türk sir bodun（突厥sir人民）”等等。据此，sir经常与türk一起出现，说明他们的关系密切。《毗伽可汗碑》东面第1行中记：“(al)tï sir toquz oγuz äki ädiz käräkülüg bägläri bodunï（六？sir、九姓乌古斯、二姓ädiz 重要官员和人民）”；《阙利啜碑》东面第9行中记：“sir irkin oγlï yigän čor kälti（sir俟斤之子yigän čor来了）”。从这两个碑铭记载来看，sir是居于蒙古草原上的部落是没有问题的。由此进一步推测，sir部是游牧于漠北地区，并与突厥的关系很密切，有可能他们的居地相邻或相近。“薛”字，在《广韵》中读为俟列切*sǐεt（心薛开三入山）。在唐代或以后，汉语一般用以-t辅音收声字音译北方民族语言的音节末尾之-r辅音。这样看来，sir与* sǐεt对音是没有问题的，可以认为sir即薛部。另外，汉文史料中的一条记载，也可以证明曾经薛部与其他铁勒诸部一样独立游牧于蒙古草原上。《册府元龟》记载：“仁寿元年（601）正月，……诏杨素为云州道行军元帅，率启民可汗北征，斛薛、薛等诸姓初附于启民，至是而叛。”[7](11562)可见，在突厥汗国启民可汗时期，薛部与斛薛等其他铁勒部落一样游牧于蒙古高原。这也证明古突厥文碑铭上的Sir部确实居于漠北。 考证“延陀”之称，最有价值的一条史料见于《通典》。《通典·薛延陀》记载：“薛延陀，铁勒之别种也。前燕慕容儁时，匈奴单于贺剌头率部三万五千来降，陀盖其后。与薛部杂居，因号薛延陀。”[8](1080)（楷体字，应是杜佑对原文作的注释）对于这条史料的价值，学者们有不同的意见，大多学者认为这是杜佑之臆断。但薛宗正注意到了这条史料的价值，他在专著《突厥史》当中阐明薛延陀族属问题时曾使用过[9](373)。其实，《通典》的这条史料不仅能解释清楚延陀之称的由来，而且在现存汉文史料中仅存的与延陀之称有关的记载。 详细对比《通典》、《旧唐书》和《唐会要》所记薛延陀条目内容后发现，这三部史书所记有关薛延陀的内容是同出一源。虽然三部史书对薛延陀之称的来历有两种说法，但这相互并不矛盾。可以这样认为，薛部先与延陀部杂居（《通典》说法），而后薛部击灭延陀部合其众，遂成薛延陀部（《旧唐书》、《唐会要》说法）。从《通典》所记“与薛部杂居”而言，薛部与何部杂居并不清楚，似有脱文。《新唐书》作者参考这条史料时，在此之前加了“先”字，即“先与薛种杂居”。《新唐书》新加的“先”字不可能是原材料中的字，是为了文意通顺而加的，也不排除《新唐书》作者妄加的可能。从杜佑所作的注释文字“陀盖其后”可知，脱文应是“延陀”二字。因为，按照汉文史籍的记述特点，“延陀”之称可以简称为“陀”。大多学者利用这条史料时，往往在“陀”字之前加“延”字，认为这应该是“薛延陀”之简称“延陀”。《太平寰宇记》的作者也是这样理解的，在抄录《通典·薛延陀》内容时，“陀”字之前加了“延”字。其实，《通典》这句话的意思是“延陀与薛部杂居”，杜佑所作的注释是给“延陀”之称作的，“陀盖其后”一句可证明。 杜佑把延陀部的来源说成是“匈奴单于贺剌头”，使人费解。因此，有的学者就怀疑这条史料的价值，认为这只是杜氏个人看法，很难成立[4](695)。其实不然，正是杜佑的这一说法，给我们留下了诠释“延陀”之称的线索。据姚薇元考证，贺剌头是贺剌部首领，贺剌部即贺兰部[10](32)。又据韩儒林[11](359-361)、丁国范[12]、亦邻真[1](183-185)、周清澍[13](314-316)等学者们的考证，贺兰部即驳马国，即《史集》中的阿剌黑臣（alaqchin）部。对于“驳马国”的来历，汉文史籍中的说法基本相同，都说“马色并驳，故以为国号”。《通典·驳马》记载：“突厥谓驳马为曷剌，亦名曷剌国”[8](1085)。曷剌即贺剌、贺兰。如此看来，延陀之称由来确实与贺兰部即驳马国有关了。 为了解答这一难题，我们先从贺兰之称来源入手说明。据韩儒林等学者们的考证，曷剌、贺剌、贺兰等称号均是突厥语ala的不同音译。突厥语ala即蒙古语alaq，其义为“杂色、斑驳、花色”等。可见，“贺兰”是ala的音译，而“驳马”是意译。很多学者基本肯定了这一说法，但仍有两个疑问未解决。其一，音译ala时，为何不用零声母字，而用匣母字“贺、曷”？其二，“剌、兰”对音的是-la，那为何有时用阳声字即以-n结尾的字“兰”？这一疑问困扰着学者们，由此有的学者为“贺兰”之称另探新的来源。如韩儒林先生指出，突厥语qulan为“野马、野驴”，蒙古语qulan为“一种黑尾栗灰白三色混合之野马”，然则以qulan与贺兰堪同，似较ala、alaq为优也[11](360)。如果真是贺兰音译自qulan的话，上面提出的两个疑问自然消除，但事实并非如此。对于前一个疑问，我们从古突厥文的语音特点入手解释。在古代，居住于蒙古高原上的阿尔泰语族部落尤其是居于东、北部的部落，读某些以元音开头的词时经常带喉音h。如古突厥文碑铭上的Uyγur、irkin，《北方若干国君之王统叙记》②（以下简称《王统叙记》）中记为Ho-yo-’or、Hir-kin[14](2-8)，可见词首均有喉音。这种例子我们从汉文史籍当中也可以找到。《魏书·高车传》记载，副伏罗部首领阿伏至罗“自立为王，国人号之曰‘候娄匐勒’，犹魏言大天子也”。[15](2310)“候娄”即古突厥文碑铭上的uluk，“大”的意思。“候”字匣母，汉语一般用匣母字译写其他语言之喉音h。喀什噶里在《突厥语大辞典》中更直截了当地说把词首元音（elif）变为喉音h是常见的现象，如oγuz人把uyγur 人的祖先emir说成hemir等[16] (卷1，手稿页68)。在突厥语中，虽然这些词在读音上有区别，但书写形式是一样的。如畏吾人写hasan（合散，哈桑，人名）同asan一样，写huseyin（忽辛，侯赛因，人名）同useyin一样[1](520)。词首h在写法上同零声母字冠没有区别，这也来自粟特体突厥文正字法。古蒙古语中零声母符号A可以读成元音a、ä，又可以读成辅音h，如把AAMBAQAI读成hambaqai（咸补海）[17](93)。由此可见，突厥语ala亦可读作hala，但书写形式是一样的。这样，汉语音译时用匣母字“曷剌”、“贺剌”就不足为怪了。对于后一个疑问，中世纪西北汉语方言里“n、ng”发音并不清楚，如把Qočo汉语音译为“高昌”[1](183)。现在的西北方言里也存在这种现象。因此，汉语音译-la时用了“兰”字，可能是用了西北地区的方言。 但是，延陀与贺兰即ala有什么关系呢？这与贺兰部的全称有关。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辞典》oγuz条下，记有ulayundluγ部[16] (卷1，手稿页40)。拉施特《史集》记载了乌古思可汗的六个儿子的后裔，其中就有阿剌亦温惕乞（alaiuntki、alayuntli）部，其义为“愿他牲畜兴旺”[18](第一卷第一分册，144)。《史集》所说alaiuntki或alayuntli应是《突厥语大辞典》所记ulayundluγ。据李盖提（Ligeti）考证，ula-yundluγ应该是ala-yundluγ，即汉文史料中的驳马国[14](28)。阿布尔哈齐的《突厥世系》前半部分基本抄录了《史集》内容，此书亦记有“阿剌亦温惕乞部落”，并解释“阿剌亦温惕乞”为“拥有一匹黑白两色马的人”[19](26)，与汉文史料所记驳马国完全一致。《王统叙记》中记：“其西方有突厥ha-la-yun-log族，是很幸福的种族。突厥良马均产自该地”。据森安孝夫考证，此ha-la-yun-log就是ala-yundluγ，即汉文史料中的驳马国[14](28-30)。突厥语ala即“杂色、斑驳”之义，yund即“马”之义，-luγ是介词其义为“有……的”，ala-yundluγ即“有驳色马”的意思。《王统叙记》中明确记载，ala亦可读作hala，那汉语音译时用匣母字“贺”是理所当然之事。由此可见，贺兰部的全称为hala-yundluγ，即有驳色马的国。蒙元以后，蒙古语族部落用蒙古语把驳马国称之为alaq-adutan。罗桑丹津《黄金史》第276节中记有alaq-aduγutu[20]（523），《史集》则把他们分记为alaqčin或adutan[18](第一卷第一分册，165)。（在蒙古语口语中，词中之-γ-音弱化或脱落，即aduγutan在口语中读作aduutan或adutan。）《新唐书·回鹘传》载：“又有驳马者，或曰弊剌，或曰遏罗支。”[21](6146)“遏罗支”应该是alaqči或alaqčin的音译。蒙古语alaqči、alaqčin＜alaq（驳色）+či、čin（名词构词附加成分），aduγutan（即《史集》中的adutan）＜aduγu（马群）+tan（名词构词附加成分），皆是有驳色马的意思。由此可见，《黄金史》、《史集》所记alaq-aduγutan就是《王统叙记》中所说的hala-yundluγ，即汉文史料中的贺兰部和驳马国。看来，杜佑把延陀部和贺兰部连在一起是有原因的。“贺兰”音译自hala-yundluγ的hala，而“延陀”应该音译自hala-yundluγ的yund。前已提及，中古时期“延陀”二字读音为*jǐεn dɑ，与yund完全一致。杜佑把贺剌部和延陀部说成相同部落是有史料依据的，不是臆断。并且，杜佑在唐朝长期担任中央和地方官员，应该对北方游牧民族的情况比较了解，他的这一说法是可信的。 hala-yundluγ部以产良马而闻名，的确他们的马与普通的马不一样。喀什噶里把yond一词解释为：“马（这个词用于单数或复数），类似骆驼。”[16](卷2，手稿页446)《史集》中说：“这个地区名为：阿剌黑臣［集校本作alafhin，系alaqčin之讹写］、阿都坛（adutan）、忙古（mankku）和巴剌兀儿难（balaurnan）。据说，他们[当地人]的马全都毛色斑驳（ala）；每匹马都健壮得如同四岁的骆驼。”[18](第一卷第一分册，165)《突厥语大辞典》和《史集》对驳马国的解释基本一致，该地产像骆驼一样高大的马。对此，汉文史料也有所反映，如《唐会要》诸蕃马印条载：“（杖）[拔]曳固马，与骨利干马相类，种多黑点骢，如豹文。”[22](1305)拔曳固马种为多黑点如豹文，并与骨利干马种相类。唐贞观年间骨利干遣使朝贡，并“献良马十匹”，唐太宗“奇其骏异，为之制名，号为十骥”[6](5349)。从唐太宗的对骨利干马的嗜好来看，骨利干马种应与其他马种不同。骨利干与驳马国相邻而居，骨利干马应与驳马国的马相类。上引《王统叙记》中也说突厥人的良马也均产自hala-yundluγ部。由此可见，所谓的hala-yund并不是指普通的马，马色、马种等均与众不同。正因为他们产良马而闻名，所以他们以hala-yundluγ而著称，在汉文史籍中把他们音译为贺兰、延陀等，又意译为驳马，而蒙古语族部落把他们称之为alaq-aduγutan或alaqčin、adutan等。 从古突厥文碑铭中了解，突厥人把“马”称之为at，那yund又是怎么回事呢？从前面的分析来看，古突厥语yund可能特指驳马国或邻近部族的马种；或者与蒙古语aduγu一样是指马的复数即马群。前引《突厥语大辞典》中说yund也用于复数，又《磨延啜碑》南面第24、26行记有“bing yont”（千匹马）、“tümän qony”（万只羊）等，这也证明yund的确是指马群。 二 前已论及，薛延陀部是由薛部和延陀部合成。那要想考证薛延陀部起源，就得先考证薛部和延陀部的变迁。由于有关薛部的史料记载甚少，在此很难详细考证其变迁历史，只能大概说明而已。对于延陀部的居地和历史变迁，利用一些散见史料能够恢复其大致轮廓。 前已考证，延陀部是驳马国后裔。《通典》驳马条载：“驳马，其地近北海，去京万四千里，经突厥大部落五所乃至焉。”[8](1085)北海，有的学者认为是指北冰洋，这一说法并不符合实际情况。《通典》流鬼条载：“流鬼在北海之北。”[8](1084)如果北海即北冰洋的话，那流鬼国居于北冰洋之北，这不符合事实。又，同书拔悉弥条载：“（拔悉弥）在北庭（北），北海南，结骨东南，依山散居，去燉煌九千余里。”[8](1084)如果北海即北冰洋，那拔悉密居于北庭和北冰洋之间，但从其他史料记载来看拔悉密居地不是那么广阔。所以，我们认为北海并不是指北冰洋，而是指今贝加尔湖。前引《王统叙记》中也说“突厥良马均产自”驳马国，这也从侧面反映突厥与驳马国居地相邻，与《通典》所说“经突厥大部落五所乃至焉”正好吻合。因此，《通典》所记驳马国“其地近北海”，是指驳马国居地应在贝加尔湖附近。 《通典》驳马条又说：“与结骨数相侵伐，貌类结骨而言语不相通”。《册府元龟》载：“结骨部，在驳马国南。”[7](11312)驳马国居于结骨之北。结骨即黠戛斯，元代的吉利吉思。元代的吉利吉思大约居于叶尼塞河往西至阿巴根河流域，也包括叶尼塞河之东的安加拉河流域[23]。《史集》中说：“这些河汇流成昂可剌-沐涟河。这条河非常大；河上住着被称为兀速秃-忙浑的蒙古部落。[其分布区的]边界，现今同……[脱漏一国名]接壤。该河邻近一座名为康合思的城，并在那里与谦河汇流。这座城属于乞儿吉思地区。据说，这条河流入海滨地区。[那里]到处是白银。这个地区名为：阿剌黑臣、阿都坛、忙古和巴剌兀儿难。”[18](第一卷第一分册，165)阿剌黑臣、阿都坛即驳马国，他们居于吉利吉思之北，与《册府元龟》记载完全一致。昂可剌沐涟即今安加拉河，谦河即今叶尼塞河，可见元代的吉利吉思居于叶尼塞河、安加拉河流域一带。阿剌黑臣、阿都坛居于吉利吉思之北，应该与此向北地区。但唐代的驳马国居地不像元代那么靠北。众所周知，在元代贝加尔湖周围地区基本上被蒙古语族部落所占据，原居民或融入于其中，或迁徙至其他地区。另外，从唐代到元代，黠戛斯势力有所变化，其居地也有所变迁[24]。所以，唐代驳马国居地要比元代靠南些，大约在叶尼塞河和安加拉河汇流处或以南地区。《通典》驳马条所说“其土境东西一月行，南北五十日行”，这未免有些夸大，但这也说明唐代驳马国居地不是那么狭小。 对于驳马国的迁徙，比如何时迁居至漠北草原，又何时与薛部杂居等问题，我们只能从贺兰部的迁徙历史入手。晋太康年间（280~289），漠北十九种内迁，其中就有“贺赖”种，看来此时他们已经开始南迁了。至南北朝时期，贺兰部已迁至拓跋鲜卑所建的代国北部地区。《魏书·序纪》中说：“（328年）时烈帝居于舅贺兰部，帝遣使求之，贺兰部帅蔼头，拥护不遣”；“（330年）贺兰及诸部大人，共立烈帝。”[15](10-11)《晋书·慕容儁载记》中说，升平三年（359）“塞北七国贺兰、涉勒等皆降。”从这些记载中得知，南迁至代国北部的贺兰部势力并不弱小，表明大量的贺兰部人已南迁。《魏书·太祖纪》载：“（385年）秋八月，乃幸贺兰部”；“（386年）帝虑内难，乃北踰阴山，幸贺兰部，阻山为固。”[15](20-21)由此可见，拓跋珪复辟代国及其巩固统治，所依靠的也正是贺兰部势力，其势力不容轻视。随着北魏政权的逐渐巩固，南迁的贺兰部也难逃被征服的命运。拓跋珪为了解除后患和巩固政权，多次出兵攻打贺兰部，并把他们再次南迁，离散其部落[25]。随后，贺兰部残余势力也纷纷降于北魏。贺兰部虽然被征服南迁，或款塞降服于北魏，但他们整部搬迁，从此蒙古草原上再也没有了贺兰部人是不可能的。那为何从此以后贺兰部就销声匿迹、杳无音讯，从史书中见不到了他们的踪迹呢？杜佑的一句话给我们道明了贺兰部以后发展的历史，从此也明白了贺兰之称背后所隐藏的一段历史。原来，居于漠北的贺兰部残余势力与薛部杂居，并被薛部所征服，之后以“薛延陀”之称闻名于世。 从古突厥文碑铭所记“在突厥sir人民的地方”得知，突厥和薛部剧地应该是相邻或相近。众所周知，突厥汗国的统治中心在于都斤山一带，于都斤山即今杭爱山主峰为中心的山脉（另作一文详细讨论）。那么，薛部应该居于杭爱山附近，并在此击灭了延陀部，拥有其部众，于是形成薛延陀部。对于薛部击灭延陀部之地，即薛延陀部形成之地，我们从汉文史料中也可以寻到一些蛛丝马迹。《旧唐书·铁勒传》载：“夷男率其部东返故国，建庭于都尉揵山北，独逻河之南。”[6](5344)薛延陀夷男率领部众“东返故国”，表明薛延陀部原居地在都尉揵山北、独罗河之南。都尉揵山今地不详，独逻河即今蒙古国境内之土拉河。看来，薛延陀部原居地应在土拉河以南、杭爱山附近。对此，有人就要问薛延陀之称始见于《隋书·铁勒传》，并且该传中记载：“金山西南有薛延陀”，其原居地在金山（阿尔泰山）西南才是。但是，在东突厥汗国末期，当居于西域的薛延陀部众在夷男的率领下东迁时，漠北铁勒诸部已背叛东突厥汗国。在叛乱阵营中就有薛延陀部落，这并不是居于金山西南的薛延陀部落，而是居于漠北的部落。这有力地证明了薛延陀部原居地不在西域，而应该在漠北。居于金山西南的薛延陀部落，应该是从漠北迁徙过去的[3](50)。对于这些人何时迁居西域的问题，由于史料缺乏而难以考证，或许是在突厥汗国时期随着突厥人东征西讨迁至金山一带的。 注释： ①有关古突厥文碑铭材料皆引自耿世民前引《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和森安孝夫、オチル《モンゴル國現存遺跡•碑文調查研究報告》（1999年），以后不作详注。 ② 《北方若干国君之王统叙记》现藏于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编号为P.T.1283，它是伯希和在1908年从敦煌带走的。据日本学者森安孝夫研究，该卷子成文年代大概为8世纪中叶以后至9世纪中叶。该卷成文的背景为吐蕃王朝为了了解蒙古高原的情况而派遣五位回鹘使臣至其地，这五位使臣各自按不同的路线考察了蒙古高原，并把所见所闻编纂成文。由此可见，这份卷子应该是以回鹘文写成的，之后才译成藏文。 参考文献： [1] 亦邻真.亦邻真蒙古学文集[C].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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