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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世纪中后期，英、俄两国在中亚展开了一场所谓的大角逐，新疆也成为两国角逐的目标之一。因此，清朝与英、俄两国围绕新疆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交涉和谈判。自19世纪后期以来，西方学者对这场大角逐的研究论述很多，但基本上都是依据西方文献，从西方人的视角进行分析论述。通过解析清朝文献，来阐述清人对这场大角逐的理解和认识，并希望能够借此对清末外交中的某些问题有更客观的分析。 关键词：清朝；英国；俄国；新疆；大角逐 19世纪的工业革命后，西方列强瓜分殖民地的运动步入高潮。在这股殖民浪潮中，内陆亚洲，尤其是英属印度与俄国之间的地区逐渐成为英俄在亚洲瓜分的主要目标之一，英俄争夺的焦点是:阿富汗、河中地区和中国新疆，当时，这些地区在许多地图上尚称为“未知地区”[1](134)。英俄在中亚，尤其是在新疆的角逐①势必将清朝政府牵涉其中。特别是在阿古柏之乱、收复伊犁和帕米尔问题中，三方之间的博弈更是当时中亚外交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英俄之间的这场中亚角逐，西方人自19世纪就有不少论述，今人对此亦有不少研究。不过，对于清人是如何认识和理解英俄的这场大角逐，并将之应用于清朝的外交中，今人却缺乏必要的关注。本文主要以中文文献为主，从清人的视野出发，来阐释其对英俄中亚角逐之认识。 一、对英俄中亚角逐的早期认识 鸦片战争的爆发，让部分清人开始关注外部世界，尤其是英俄等对清朝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的西方国家。故在此前后，以林则徐等人为代表的“睁眼看世界”之潮开始兴起，时人视野日益开阔。在此影响下，部分人士对正在进行的英、俄两国在中亚展开的“大角逐”予以了一定的关注。 就目前的资料而言，对英俄中亚角逐予以最早关注的清人著述应为林则徐的《四洲志》和魏源的《海国图志》。作为清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在鸦片战争爆发前即已开始关注外国，尤其是与清朝利益密切相关的国家的情况，譬如俄国和英国在清朝界内和周边国家地区的活动都是林则徐关注的重点。而关注渠道主要是林则徐令人译介的《澳门新闻纸》和《澳门月报》。通过这种渠道，他了解到英国正在通过海路威胁清朝的利益和安全，还企图通过英属印度与清朝西部疆界之间的陆路地区(主要集中在缅甸、西藏和新疆)入侵清朝。不过，由于英国此时在印度的征服行动尚未结束，加之其亦认识到在陆路会面临很大的困难，更重要的是，英国人还在担忧俄国人对印度潜在的危险，虽然英国人获悉中亚存在一些志在复仇的和卓后裔可以利用和联合，但实施的条件却并不成熟，故此举并未实施。在这些译介过来的材料中，对英俄在中亚展开的“大角逐”，清人对其有较早的记载。此后，魏源在其著述《海国图志》中对这些问题予以关注，但其论述几乎完全引自林则徐的论述，突破之处并不太多。 在林、魏二人之后，姚莹于其《康车酋纪行》中对此问题亦有所介绍。不过，他对相关问题的认知来源又多源于林、魏之论。譬如，姚莹在其“英俄二夷搆兵”中明确提到“见林尚书所译西洋人新闻纸，乃知北印度英俄二夷搆兵之事”[2](6)；其所述“传闻俄罗斯使臣已自比革尔国都启程赴北京约中国兵由缅甸、西藏夹攻印度，事虽未行，而是时英夷则揣甚”[2](9-10)，也直接来源于林则徐《四洲志》；其于“西藏外部落”中也指出乃引自魏源之言，“魏默深云，廓尔喀界西藏及俄罗斯，摄两大国之间，故内贡中国，亦兼贡俄罗斯。近日英夷西与俄罗斯搆兵，争达达里之地，其地横亘南洋，俄罗斯得之，则可以图并印度，故与英夷血战”[2](5)。 与林、魏不同的是，姚莹曾亲历藏地，如其所谓，“乍雅之役，欣然奉使，就藏人访西事，既得闻所未闻，且于英人近我西藏之地，与夫五印度、俄罗斯之详，益有征焉”[2](自叙)，其对某些问题之认识当更进一层。如其在对《西藏外各国地形图》的论述中即称:“近年英、俄二夷，在西北二印度之间搆兵，盖俄罗斯之垂涎印度，亦犹英吉利之垂涎前、后藏也。今为此图，俾吾中国略知其形势云。”[2](49-50)显示出他不仅对英俄正在中亚进行的这场角逐有所认识，而且更认识到了英国对西藏的威胁所在。故姚莹对于上述俄国欲联合清朝夹攻英属印度未成之事颇感遗憾，表示:“以兵法言之，诚难得之事会也，而是时中国不知其情，岂非言语不通，疏于侦敌之故哉”[2](9-10)。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是时清人多对西域边情并不了解，故面对英俄的行动以及应采取何种对策，难免茫茫然而束手无策，自然会影响到清朝在西域之防卫。 从此时的情况看，清人已经开始认识到印度问题是英俄在中亚角逐的一个重要起因。当然，由于时势的发展，清人尚未对此有更明确的认识，亦未能对这场角逐与清朝的关系作出必要的分析。相对而言，清末部分人士的认识当更进一层。 二、印度:英俄角逐的焦点 至清末，清人对于印度在英俄角逐中的意义有了深刻的认识。譬如，何秋涛在其《朔方备乘》中指出俄罗斯将布哈尔“胁而降之，以为进窥印度之计”[3](23-24)，表明其认识到了俄国向南扩张的目标在印度。 此后曾于光绪四年(1878)奉命出使印度“查看情形，测绘舆图”的黄懋材基于对英、俄两国在中亚展开的这场“大角逐”的直观了解，亦有类似之论:“夫英人之力非不足以灭阿富汗，特留之以为屏蔽耳。盖葱岭迤西回部，如霍罕、布哈尔、基法等尽为俄罗斯所踞，与印度仅隔兴都哥士一山，其山在巴达克珊国境内。……俄人觊觎印度之富，常怀攘夺之谋，遣人学习印度言语，煽惑民心，联络波斯、阿富汗诸国，密约诡计，英人力为提防，重兵驻守隘口，不敢稍懈。……两雄并峙，势若秦楚，龙争虎斗，日寻干戈。俄攻土鲁基，则英扼之；英征阿富汗，则俄尼之。外虽结好和亲，而内实相猜忌也”[4](10)。黄懋材对英俄大角逐之认识较之前人，实更进一步。而且，黄懋材明确提出应在新疆修筑铁路和铺设电线，以防外侵。这是近世中国人最早提出在新疆修筑铁路、铺设电线的建议[5](176)。 光绪时期，四川总督鹿传麟在上光绪帝奏疏中，也针对英俄在西藏的角逐指出，双方角逐的实质在于争夺印度:“英俄久窥藏地，实皆注意印度……俄之垂涎印度已久，以西据印度之巅顶，故思得藏以图印，以取建瓴之势。”[6](第1辑第2册，“鹿传麟奏牍”卷3，页3)后来的四川总督丁宝桢也提出，“前数年间，俄国曾遣俄官赴藏游历，初本拟从新疆哈密一带由四川前进……俄官现拟改道由新疆赴和阗一带前行，可直抵后藏，并探闻俄人欲觅缠头回民为之引导”，“如俄人果由和阗赴藏，实为便捷，诚恐缠头回人向其引导，则一路可抵后藏，殊为隐忧，无怪英人之畏彼通其后路，是以欲与藏先行通商，正为此也。然臣谓，俄人若果有是举，则以西藏一隅而两大并争其间，办理洵属不易”[7](1126)。 清末曾出使欧洲并曾参与清朝与英俄等国外交谈判的一些清人，结合英俄两国对清朝疆土的争夺，也均认为，英俄之所以要在清朝统治下的新疆展开竞争，终极目的均是印度(详见第四部分)。鉴于此时英俄的角逐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清朝在新疆的统治，这些人对英俄角逐的认识又有了新的时代意义。 三、对阿古柏之乱、清朝收复伊犁过程中的英俄大角逐的认识 19世纪六、七十年代，西北爆发回民起义，其影响逐渐波及新疆。此时，受两次鸦片战争的打击，清王朝的关注焦点在东部沿海地区，暂时无暇顾及西北，遂使新疆的这种局势为外来侵略势力所利用，尤其是浩罕军官阿古柏趁机率军短时间内几乎占领了整个新疆。对此，正在向新疆扩张势力的英俄两国均对阿古柏叛乱政权予以了拉拢和争夺，企图将新疆发展为自己的殖民地或是势力范围，独霸新疆。俄国还于同治十年(1871)占领了新疆的伊犁地区。新疆陷入了自乾隆中期以来最深刻的危机之中。 如果说清人对于此前英俄的竞争尚属“坐山观虎斗”，毕竟其竞争尚未直接涉及清朝领土，但是，当阿古柏占据新疆，而英俄又对阿古柏展开了疯狂的拉拢争夺时，这种情况就出现了本质性的变化。它直接威胁到了清朝在新疆的利益和疆土安全，清朝自然不会对阿古柏在新疆的扩张坐视不管。一旦清朝作出平定阿古柏的决定，那么，对于英俄在新疆的角逐也就不可能袖手旁观了。 在此过程中，一些清朝官员也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由于其中存在极大分歧，故出现了著名的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海防”派和以左宗棠为首的“塞防”派的争论。在李鸿章看来，彼时之清朝正面临着“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尤其是“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尘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故“今日所急，惟在力破成见，以求实际而已，何以言之历代备边多在西北”[8](828)，主张防御之重点应在东南沿海。而对于同样面临巨大威胁的西北，李鸿章则并未给予足够重视，其因主要有三:第一，李鸿章认为西北“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第二，新疆是中央政府的财政负担，清朝对其之统治实属“不值”；第三，新疆之地紧邻外国，“即勉图恢复，将来断不能久守”，且阿古柏“与各大邦勾结一气，不独伊犁久踞己也。揆度情形，俄先蚕食，英必分其利，皆不愿中国得志于西方。”新疆的阿古柏政权有英俄的支持，清朝之力量“不及专顾西域，师老财痡，犹虑别生他变。”即使收腹，亦“三面临敌，将成孤注”[8](831-832)。故李鸿章对于西北的防务，主张“西路各统帅但严守现有边界，且屯且耕，不必急图进取；一面招抚伊犁、乌鲁木齐、喀什噶尔等回酋，准其自为部落，如云贵粤蜀之苗瑶土司、越南朝鲜之略奉正朔可矣”，如此“两存之，则两利。俄英既免各怀兼并中国，亦不至屡烦兵力，似为经久之道。况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孰重孰轻，必有能办之者。此议果定，则已经出塞及尚未出塞各军，似须略加核减，可撤则撤，可停则停，其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否则，只此财力，既备东南万里之海疆，又备西北万里之饷运，有不困穷颠蹶者哉”[8](1118)。 李鸿章此论前有曾国藩“暂弃关外专清关内之议”和总理衙门所谓“收回伊犁尚不如不收回之为愈”之支持，后亦有如郭嵩焘等人之舆论所向，在当时支持者可谓众多，很多人都反对出兵新疆，“或曰道远，或曰敌坚。或曰役久，或曰财殚。或曰弃之，闭关以据。或曰封之，裂土以处”[9](162)。其实，这其中都透露出了对当时英俄角逐中亚的一种担心，担心清朝一旦出兵新疆，可能会遭致英俄的武装干涉。这种顾虑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又体现出了他们对于英俄的大角逐的认识并不客观和全面。即使是曾出使英国的郭嵩焘对其之认识也有相当的局限性，对于英俄对新疆的威胁似乎有扩大化的趋势，这就直接影响到了他们对清朝的新疆经略政策的认识和理解。 在郭嵩焘看来，阿古柏“逼近英国所辖之五印度”，英国“倾心接纳，资其保护”，双方“互相遣使驻扎”，英国之意“尤惧俄罗斯侵有其地，谋为印度增一屏障，是以护持尤力。”而且，郭嵩焘认为“道光初平定张格尔，即有浩罕安集延入寇之事，论者谓西域回民即有变乱，无足深虑，可虑者浩罕安集延逼近回疆，必为边患。道光以后，增添防兵，其意实在于此。是今年阿古柏占据西域各城，其几已兆于数十百年之前，非从前回疆一时蠢动可比。”同时，由于阿古柏与英俄两国皆有通商，“其根底盘固，已可概见。”故郭嵩焘认为应利用英国在清朝出兵平定阿古柏前后英国的出面调停，与英国“妥定章程，以为保境息兵之计”，并与俄国“明定章程，交相犄角，亦为巩固边防之计”[7](201-203)。 而在郭嵩焘提出的解决之道中，主要有:捐西域数城于阿古柏；允准阿古柏“立国”。郭嵩焘考虑到阿古柏拥有英国人的支持，又与俄国有通商之事宜，故主张清朝通过让步承认阿古柏政权，担心清朝出兵平定阿古柏恐遭致外来干涉。只是在听闻阿古柏的死讯后，郭嵩焘又对其上述观点作出了一些修正，支持左宗棠出兵平定[7](216-217)。这反映出郭嵩焘一方面夸大了或是根本不了解阿古柏政权的真正实力，另一方面，他也夸大了英俄，尤其是俄国对阿古柏政权的真正支持力度，更不了解英俄竞争的实质所在。这其实与李鸿章的认识有着相同之处。 对此，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和湖南巡抚王文韶提出了异议。左宗棠认为，不出兵收服新疆，恐后患无穷[10](奏稿，32-41)。对于英、俄以及阿古柏三者之间的关系，左宗棠则认为，应该注意到英俄两国(尤其是俄国)和阿古柏政权之间存在的矛盾以及英俄两国本身在扩张过程中也存在利益上的冲突。左宗棠之所以有此观点，乃通过与俄国参谋部上尉索思诺夫斯基(U.Sosnovsky)之谈话得来。索思诺夫斯基前来中国，本是在清朝出兵平定阿古柏之前，谋求恢复同中国西部的贸易并探听清朝的军事部署。索思诺夫斯基经过调查后，认为阿古柏的失败只是时间问题。因此，俄国方面开始改变支持阿古柏的策略，转而支持清朝的军事行动。索思诺夫斯基与左宗棠进行了会谈，在会谈中，左宗棠了解到英、俄的矛盾很深，双方“彼此忌嫉”，“其衅端则肇于争印度，争土耳其”，英国担心俄国的扩张会威胁到英属印度的安全:“英人为安集延说者，虑俄之蚕食其地，于英有所不利”，而俄国在争夺土耳其的过程中又遭到了英国的阻挠，两国根本不可能一同对付清朝，而且，“英忌俄之与我和，俄亦忌英之与我和”。故左宗棠主张利用英俄之间的矛盾来解决阿古柏问题，恢复清朝对新疆的统治[10](书牍，43，63)。 最终，清朝收复包括俄国占领的伊犁在内的新疆地区，表明左宗棠等人对英俄中亚角逐形势的分析判断是正确的。他充分认识到了英俄角逐的实质，利用了其中必然存在的矛盾，尤其是借俄国人的力量打压了英国对阿古柏的支持。 四、帕米尔问题 在阿古柏的问题得到解决之后，帕米尔地区成为英、俄两国在中亚争夺的又一个焦点。帕米尔地区是中国的领土本有确切历史根据，但在英俄对中亚的争夺中，双方逐渐将帕米尔当成了自己争夺的主要场所。而清政府在平定了阿古柏叛乱之后，也逐渐加强了对帕米尔地区的统治和管理。于是，在帕米尔便形成了中、英、俄三国间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帕米尔问题由此而生。 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让清政府对待帕米尔的态度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清政府命新疆驻防精锐部队入卫京师，在新疆的防御力量和对帕米尔的关注大为削弱。帕米尔问题逐渐成为英俄两大势力为主角的游戏。而且，由于日本在远东的扩张对英俄两国在远东的利益均构成威胁，出于对抗日本之虑，英俄两国关系开始有所缓解，并进而促成双方在包括帕米尔问题在内的许多问题上开始由武装对抗走向协商。1895年，英俄双方在帕米尔问题上达成协议，共同瓜分了帕米尔。俄国人洋洋得意地称，“这是帕米尔问题的终结”，帕米尔问题已从其议程中取消，俄罗斯帝国已完成了对中亚的吞并，其边界线也最终形成[11](143)。英属印度也由于在英俄之间拥有了阿富汗这样一个缓冲国，基本上达到了消除来自于北方俄国的威胁的目的。对于英俄瓜分帕米尔，清政府虽然也让驻俄公使许景澄、驻英公使薛福成与俄英两国政府执约力辩，但也明白已是无力回天，只能暂时搁置这一问题，以待日后重启谈判。 对于英俄在帕米尔的角逐，部分清人对此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其中主要是一些曾出使欧洲，并参与了清朝与英俄谈判的外交人士。代表人物有许景澄和薛福成等人。这些人首先肯定了帕米尔的重要战略地位。帕米尔虽然数千年来为“荒寒不毛之区”，但由于其“南逾因都库什山，即达印度；东经叶尔羌，可至卫藏”，为“印度东北屏蔽”，“三大国出入之门户，得之则可居高临下，不得则恐失险受逼”，“纵横四达”，“可以觇世变之亟焉”。且“俄谋印度匪伊朝夕”，故为“英俄在所必争”之地，在英、俄的中亚角逐中，战略地位非常重要[12](5)。“近日以来，俄人颇尽力经营，注意在此。英人知俄之有深谋也，乃急起而隐为之防，迭派武员赴帕米尔游历探访情形。”[13](1586，1590-1591) 而对于英俄在帕米尔的角逐以及对清朝的影响，这些人也有自己的看法。 第一，许景澄认为，英俄两国不大可能发生直接的武装冲突；第二，“俄得是地，我害为轻，英害为重；我得是地，增兵转饷，岁费不赀，毕我力以固英圉，亦非胜策。”故许景澄等曾提出英俄中“三国各不侵占之说”[12](5)。第三，在英俄的竞争中，双方皆愿排斥对方而拉拢清朝共分其地。这是因为，俄国认为“去英则中国较易商量也”[13](22)，英国则是因为担心俄国一旦得到帕米尔，“可以通道印度，乃英人唇齿之忧。”“英人虑俄之窥印度，犹我中国虑俄之睨朝鲜”[14](1586)。“英人甚愿中国之守而勿弃，免为俄人所居”，“英人谆谆，全为自谋”。故双方对于清朝提出的“三国各不侵占之说”，“英颇乐闻”[15](卷3，光绪十六年六月十八日记；卷4，光绪十六年十月十七日记)。因此，清人认为英国争夺帕米尔之意，“不在分地，而在防俄。英若分地，于势不顺；而隐助中国以分地，则其事易成。英冀中国得地稍多，支格其间，可隔阂俄兵之南下。”而对“谓地属中俄，但愿两国堪分，与英无涉”之论并不认同[7](1583，1537-1538)。第四，清人认为相对而言，俄国人对帕米尔的威胁更大，因此也希望与英国联合，“以得英则俄人稍可畏惮也”[14](1590-1591)。 从上述清人之言中，反映出他们对英俄的角逐有了更多的了解。但是，其局限性也很明显，主要是对英俄竞争的实质缺乏正确的认识，尤其是认为英国之意“不在分地”，只是为了防御俄国南下威胁印度；英国希望联合清朝共同抗俄等。他们显然忽略了英俄争夺帕米尔的决心和英俄关系也存在缓和的可能。其实在当时英国人的著述中，早就谈到了英俄之间这种微妙的关系。英国记者包罗杰(Demetrius Charles Boulger)在其著作《阿古柏伯克传》中即指出，当英国人认识到清朝将出兵征服阿古柏政权，英国在考虑中亚事务时不得不考虑中国因素时，那么，“我们就开始容忍俄国人侵入那个国家(中国)了”[16](234)。清人的这种认识必然误导清廷的相关决策，加之清廷在新疆防御力量的削弱和国力的衰落，最终使得英俄共同瓜分了帕米尔，而且他们在新疆的争夺也愈演愈烈，直到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后，这种争夺才步入了尾声。 总体而言，清人对英俄角逐的关注是不够的，这一方面是因为由于时势的影响，多数时人缺乏必要的了解渠道；另一方面，尽管在鸦片战争后，清朝国门被打开，但是，多数人仍然桎梏于传统之中，缺乏向前向外的视野，不能够以积极的态度去寻求强国之路，这就使得他们的研究多注重以个人兴趣为主的文献考据研究，即使是在讲求经世致用的19世纪，也不太注重成果的实用性。与同时期西方人(尤其是英俄两国人)对大角逐的关注相比，清人大大不如。在很大程度上，这些都影响到了清朝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和解决。 注释：①有关英俄两国争夺新疆的背景可参见贾建飞《殖民背景下的西方国家之新疆研究——以19世纪的英国为中心》，载《西域文史》第2辑，科学出版社， 2008。 参考文献：[1] H.C.Rawlinson. Observation onTwo Memoirs Recently Published by M. Veniukov on the Pamir Region and the Bolor Country in Central Asia[J].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London， Vo.l 10， No. 4， 1865-1866. [2] (清)姚莹.杨书霖.康车酋纪行[M].西藏社科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 1986. [3] (清)何秋涛.北徼汇编[M].京都陇威阁藏版，同治四年(1865). [4] (清)黄懋材.游历刍言[A].得一斋杂著[M].梦花轩重刊本，光绪十二年(1886). [5] 郭双林.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6] 吴丰培.清季筹藏奏牍[M].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2004. [7] (清)王彦威.清季外交史料[M].台北:文海出版社， 1985. [8] 吴汝纶.李文忠公(鸿章)全集[M].台北:文海出版社， 1984. [9] 吴霭辰，选辑.历代西域诗钞[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1. [10] (清)杨书霖，编.左文襄公全集[M].台北:文海出版社， 1979. [11] 甘肃师范大学历史系.帕米尔资料汇[M].兰州， 1979. [12] (清)许景澄.西北边界地名译汉考证[M].光绪二十二年(1896). [13] (清)许景澄.许文肃公遗稿[M].外交部印刷所， 1918. [14] 金匮浦氏静寄东轩辑印.清朝藩属舆地丛书[M].台北:国风出版社， 1967. [15] (清)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A].续修四库全书•史部[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16] [英]包罗杰.阿古柏伯克传[M].商务印书馆翻译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