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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探讨了满洲和蒙古科尔沁联姻的基础，梳理了努尔哈赤、皇太极时期与科尔沁的关系与联姻，并尝试从原始材料中印证联姻的成效。 关键词：满洲；科尔沁；联姻 从广义上讲，明末开始的满洲与蒙古的联姻就是一种“和亲”。满蒙联姻不仅效果显著，而且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特色。满洲通过联姻，争取到了非常强大的盟友，并将这种盟友关系渐渐过渡为君臣关系。 一、满洲与蒙古联姻的基础 满蒙两族之间的众多“交集”奠定了二者间的联姻基础。 首先，满洲与蒙古地缘接邻，交通便利。其实，女真与蒙古两个族群并无绝对的界线，女真的主要部族叶赫部在14世纪尚为土默特蒙古，至16世纪时才演变为女真中的大部族[1]。 其次，女真人属于渔猎民族。“这种经济形态比较落后，也比较原始，它含有诸种经济形态的因素，因而无论对来自于农业民族还是游牧民族方面的影响都不排斥。不过相比之下，女真人的社会经济与蒙古人的社会经济更为接近一些，因此也更易于接受蒙古文化的影响。”[2] 再次，自蒙元以来，蒙古人的扩张将自己的文化带到了其他地区。而蒙古人对女真人的文化影响程度如何，“目前缺乏全面、完整而有系统的史料记载”[3]，但是二者语言上联系密切。著名蒙古史学家额尔登泰从《蒙古秘史》里辑录出已被满语吸收的160个古蒙语词汇[4]。 最后，满蒙婚姻关系中有同姓为婚和不同辈分成婚的现象，这种婚姻观两族之中都存在，并且双方也都能接受。“正是由于满蒙两族在婚姻习俗和观念上相同，才使得努尔哈赤对蒙古的政治联姻能顺利进行，并达到预期目的。”[5] 地缘上的毗邻，经济形态上的相似，文化上受蒙古文化直接影响，婚姻观念上的一致，才使得累世的联姻成为可能。 二、满洲与科尔沁的联姻 作为清代奉行不替的基本国策，满蒙间的联姻活动已超出单纯的家族间通婚的含义。 满洲贵族力量有限，要实现对蒙古、中原的征服是相当困难的。尤其是满清入关之后，清廷不仅要充分利用汉族地主官僚集团，也必须想办法将蒙古王公作为自己最可依赖的助手和工具。要达到这样的目的，除了采用政治、经济方面的措施和一定的强制手段外，“联姻作为一种辅助手段，也有上述方式所达不到的效果，即通过双方在血统、心理上的接近，使其产生与清王朝荣辱与共、休戚相关的亲密感，增强与清皇室共同维持统治的愿望”[7]。 （一）入关前满洲与科尔沁的关系 16世纪末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女真五部，开始了统一女真诸部的行动。女真诸部的西南北三面毗邻蒙古各部之地与蒙古有血缘亲属关系，因此努尔哈赤的行动引起了女真叶赫部以及蒙古科尔沁等九部联合反对。古埒山一战，努尔哈赤打败九部联军，建立了对女真诸部的霸权。在击败科尔沁的同时，努尔哈赤充分利用蒙古与女真地理毗邻、风俗文化相近等特点，以和亲手段拉拢内喀尔喀与科尔沁诸台吉。 爱新国、科尔沁之间的关系与察哈尔的林丹汗有关。1625年3月，察哈尔未出兵科尔沁，奥巴暂时不需要女真保护，对努尔哈赤有所冷淡。但是出于女真的既定方针，努尔哈赤委曲求全。1625年8月，林丹汗进攻科尔沁，奥巴、图美和布达齐三兄弟背水一战，同时请求女真出兵相助。努尔哈赤利用这次机会巩固了同奥巴的联盟。双方以反察哈尔为前提建立了联盟，没有相互隶属关系。 奥巴对爱新国始终没有诚意，1626年8月努尔哈赤去世，他只派遣一个小班第（小喇嘛），敷衍爱新国国丧。1627年，林丹汗率部西迁，不再成为科尔沁等左翼蒙古诸部的威胁，于是奥巴更加疏远爱新国。随着形势的变化，察哈尔的西迁和内喀尔喀的溃散，爱新国不再姑息、迁就奥巴，使得他只能亲往爱新国“认罪”，修复双方关系。同年，奥巴听从皇太极指令参与对明作战，开始负担反察哈尔联盟以外的义务。 （二）入关前满洲与科尔沁的联姻 科尔沁部是最早归附清政权并与努尔哈赤家族建立联姻关系的。在入关之前该部和清政权交往最为频繁，联姻人次最多。科尔沁部协助努尔哈赤及清政权在统一东北、绥服漠南蒙古、征服朝鲜以及对抗明王朝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皇太极时期与科尔沁左翼莽古斯——斋桑家族通婚是基于交换婚而互利，并赋予科尔沁左翼莽古斯——斋桑家族权威以牵制科尔沁右翼奥巴——巴达礼一系的权力。与左翼的这种婚姻关系延续到入关后。 为了借助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血统提高在女真各部的威望，亦为建立女真与蒙古的亲善关系[7]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正月，努尔哈赤闻科尔沁贝勒明安的女儿博尔吉特氏“颇有丰姿，遣使欲娶之。明安贝勒遂绝先许之胥，送其女来”。努尔哈赤便令皇太极“以礼亲迎，大宴成婚”[8]。此次联姻开了满蒙联姻的先河[9]。此后至后金天命九年（1624年以前，与努尔哈赤家族往来、结姻的主要是纳穆赛一支，属科尔沁左翼。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明安之兄莽古斯送其女嫁于皇太极。同年，科尔沁额尔济格之女嫁于努尔哈赤第十子德格垒为妻。次年正月，明安之弟孔果尔也送女嫁于努尔哈赤。天启三年，后金天命八年（1623年），孔果尔之女嫁与努尔哈赤第十二子阿济格。天命九年（1624年），明安第四子桑噶尔寨送其女嫁于多尔衮。次年，莽古斯之子斋桑将其女出嫁皇太极。这位女子便是日后名声显赫的孝庄皇太后。 后金天命后几年科尔沁与后金交往的主要是奥巴。天命十一年（1626年），努尔哈赤将侄孙女（舒尔哈赤子图伦之女）嫁给奥巴。此女就是肫哲公主，这是努尔哈赤家族第一次把女子出嫁科尔沁蒙古。 崇祯元年，后金天聪二年（1628年），努尔哈赤第二子代善的长子托岳之女出嫁奥巴从弟。同年，奥巴弟扎萨图社布塔齐之女出嫁代善第四子瓦克达，多铎娶明安台吉之女。天聪三年（1629年），科尔沁图美卫征之女出嫁代善。天聪六年（1632年），肫哲公主嫁于巴达礼。天聪七年（1633年），翁那台吉之女嫁于德格垒为妻，多尔衮娶拉布西希之女，科尔沁大妃之女出嫁多铎。清崇德元年（1636年），伊尔都齐之女嫁于皇太极长子豪格。崇德二年（1637年），阿都齐之女嫁于岳托。崇德三年（1638年），岳托第六女嫁于达尔汉卓立克图巴敦，代善第五女嫁于多尔济台吉。崇德四年（1639年），杜度妹嫁于满珠习礼，付勒赫娶吴克善之女，皇太极第三女嫁于奇塔特。 以上是笔者综合各方资料所统计的满洲与科尔沁的主要婚姻往来[10]。而根据刘潞的考证，“后金皇室在清太祖太宗时期，与科尔沁部所结婚姻共37次”[11]。而在《清朝满蒙联姻研究》和《清代蒙古盟旗制度》中统计数为33次[12]。无论怎样，这样的累世婚姻还是值得称道的，清高祖在其《入科尔沁境诗》中曰：“塞牧虽称远，姻盟向最亲。”[13]努尔哈赤主动与科尔沁结亲不仅显示出他的宽容与诚意，更体现出他的深谋远虑，以和亲的方式笼络人心，用血缘拉近与蒙古科尔沁的关系，即以“姻好”巩固“盟好”。努尔哈赤之子继承了父亲的方针，以大局为重，坚持和亲，辅以军事压服。 三、从原始材料印证满洲与科尔沁的关系与联姻 满洲与科尔沁的关系，以及联姻的成效我们可以通过原始材料略知一二。从宏观的角度讲，联姻的效果非常不错，但是从微观来看，这里面就比较复杂了。 嫩科尔沁台吉为请后金攻击察哈尔致皇太极书[14] 此信无作者署名及时间，从信的内容来看，作者与皇太极有姻亲关系。此信要求后金出兵攻打离铁岭不远的察哈尔部，以示与科尔沁联盟的诚意。很明显，姻亲关系给满洲的军事行动提供了更多的信息与便利，同时双方都在试探和检验联盟的巩固情况。 科尔沁额尔德尼洪台吉致信皇太极抱怨满洲停止遣使 此信无作者署名及时间。这封信的内容很有意思，作者自称是皇太极的大舅哥，应为科尔沁左翼莽古斯家族之人。此信大约写于天命九年科尔沁与后金盟誓之前。显然皇太极因为对方回报不足，冷落了这位亲戚。这说明了姻亲关系确实加强了双方的联系，所以才有停止遣使后的抱怨。当然不能排除对方政治性索取的考虑，但是这类联姻本身就是政治性的联姻，婚姻与政治夹杂在一起。 科尔沁吐谢图汗致信天聪汗不能亲来接其妻肫哲公主 此信无作者、时间。从内容来看，是科尔沁部奥巴洪台吉给皇太极的信。奥巴洪台吉于天命十年五月至后金，聘努尔哈赤养女肫哲为妻。天聪元年，皇太极为续旧好，遣人请奥巴接公主成婚。奥巴写信表示不能亲往，提出的理由是腿病行路困难，出门家里无人照料。后金对此极为不满，但也无奈，于天聪元年八月派人与奥巴所遣使者一同将公主送至科尔沁。奥巴在这一时期对后金冷淡，努尔哈赤去世他也只派一个小班第。后来皇太极遣使致书奥巴，谓不该见的时候都见面了，即双方结盟前科尔沁等九部攻打建州的古埒山之役、科尔沁援乌拉部的宜罕山之役时在战场上兵戎相见之事。 科尔沁吐谢图汗妻肫哲公主致天聪汗书 此信大致写于天聪二年，后金使臣索尼到科尔沁之前。因为天聪二年十二月皇太极遣索尼、阿朱胡两使以探视公主为名，遗书谴责土谢图汗奥巴肫哲公主嫁到科尔沁后被奥巴做为侧室对待，很不舒心，因此要求其弟皇太极给予关怀和照料。 满洲天聪汗致书谴责科尔沁土谢图汗 此信是科尔沁不参加天聪二年九月后金出征察哈尔之役后，皇太极谴责奥巴的信。反映了自努尔哈赤到皇太极即位初年后金与科尔沁之间的关系，奥巴对皇太极父子二人非常冷淡。父子二人委曲求全，迁就奥巴，但是奥巴丝毫没有悔改之意。可以说努尔哈赤嫁女于奥巴并不成功，在当时并没有起到加强感情与联系的作用。不过后来奥巴在满洲强大的军事实力下屈服了，并且在后来对明作战中表现突出。从这我们可以看到联姻的功效有时无法完全发挥出来，只有在各方面因素都到位的情况下才能“锦上添花”。 综上所述，满蒙之间联姻的基础牢固，加上统治者的积极贯彻，满蒙联姻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持久也最有效的和亲。联姻密切了满洲与科尔沁的往来，建立了心理上的亲和与向心力。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和亲与军事实力并不是万能的，满洲之所以能够使桀骜不驯的蒙古人臣服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蒙古“长久以来就从事游牧经济，逐水草而居，这种分散、脆弱而又不稳定的游牧经济决定了封建主政治上的各自为政，互不统属，因而不能形成统一的力量”[15]。 注释： [1]刘潞.对清太祖太宗时期满蒙联姻的再认识.清史研究，1995（3）：9. [2][3][5]奇文瑛.满蒙文化渊源关系浅析.清史研究，1992（4）：56，63. [4]额尔登泰.满语中《蒙古秘史》词汇.蒙古语文研究文集.青海民族出版社，1980. [6]阎明恕.中国古代和亲史.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346. [7]乌云毕力格，白拉都格其.蒙古史纲要.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124. [8]李恒.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光绪十年湘阴李氏刊本. [9]崔明德.中国古代和亲史.人民出版社，2005：476.杜家骥.清朝满蒙联姻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6. [10]参看《清朝满蒙联姻研究》《试论努尔哈赤、皇太极与科尔沁部的联姻关系》《清太祖太宗时满蒙联姻考》. [11]刘潞.清太祖太宗时满蒙联姻考.故宫博物馆院刊，1995（3）：88. [12]杜家骥.清朝满蒙联姻研究：11；杨建新.清代蒙古族盟旗制度.民族出版社，2004：128. [13]金启孮.清代蒙古史札记.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51. [14]达力扎布.蒙古文档研究———有关科尔沁部档案译释.明清蒙古史论稿.民族出版社，2003：389-393，397-400，408-409，412-415. [15]宝日吉根.清初科尔沁部与满洲关系.民族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