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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世纪初，吐蕃第32代赞普松赞干布率部南征北战，削平群雄，建起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中的吐蕃王朝。随着吐蕃地方政权的巩固和经济的发展，其实力不断得到壮大，为松赞干布最后统一青藏高原创造了条件。位于藏东的昌都地区就是在吐蕃强盛时期被征服的。吐蕃武力东扩并占据昌都等康区地方，是在松赞干布去世后的噶尔家族专权时期。656年，禄东赞（噶尔•东赞域宋）率兵攻白兰，使党项畏逼，请求唐中央王朝支持其举部内迁，而留在今川西、甘南、青海东南部的党项人即归吐蕃治下。680年，吐蕃攻陷唐安戎城（今四川茂汶境内）；西河河蛮与其他各蛮部也降附吐蕃，唐罢弃姚州（云南姚安北）。其时，昌都地区无疑已在吐蕃的牢固控制之下。 吐蕃统治下的昌都社会格局 由于资料奇缺，目前还难于对吐蕃统治昌都的全貌作出系统的介绍，只能利用零散材料探究一下吐蕃时期昌都地区的大致状况。 吐蕃时期，昌都一带在藏汉文史料中如何称呼呢？按照苯教史书的传统说法，古象雄分别由里、中、外三部分组成。其中“外象雄是以穹保六峰山为中心的一块地方，也叫孙巴精雪，包括三十九个部落”。[1]旅居意大利的著名藏族学者南喀诺布先生指出：“下部协来加嘎（she le rgya skar）的琼布六峰山，也称之为松巴岭之精雪（sum pa gling gi gyim shod）。在琼布所属，有琼布白、黑、黄三部落的三大寺。洛邓建的夏色等寺广布于琼布丁青一带。”[2]“穹保”、“琼布”均是藏语khyung po之音译，系丁青一带的古地名。[3]“松巴”即sum pa，也即汉文史书中的“苏毗”。《新唐书》谓：“苏毗，本西羌族，为吐蕃所并，号孙波，在诸部最大。”[4]据日本学者佐藤长研究，苏毗东南部包括昌都地区所属的边坝县丹达山一带。[5]而“精雪”则是丁青县觉恩乡一带的古地名。[6]藏文中的“孜珠”（rtsi drug）意为“六山峰”，“琼布六山峰”具体指现今昌都地区西北部丁青县觉恩乡的孜珠寺所在地。之后，昌都地区等在藏文史料中被称为“康”，有“边地或外地”之意，[7]是与卫藏中心地区相对而言的。后来“康”这个地名成为藏族传统地域“三区”的“下部多康六岗”的范畴。确定了昌都地区古代地名“苏毗”、“松巴岭之精学”、“康”之后，我们就可以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去探讨吐蕃时期昌都一带历史发展的脉络。 藏史名著《贤者喜宴》记载：松赞干布曾将吐蕃辖境分为5大翼、18个采邑地、61个豪奴千户等。[8]61个豪奴千户分为61个军。各翼分8个千户、1个小千户、一个卫戍千户，共10个千户。其中涉及到昌都一带的有：5大翼中的苏毗翼，包括了昌都地区的大部分地区；18个采邑中的“多康多钦为豪奴千户地”，包括昌都地区的其余地方。苏毗翼以嘉雪达巴葵（昌都边坝县沙丁乡）为中心，有11个千户。今昌都地区境内分别驻有几个千户长。可考的千户长有“孜脱千户长”，其领地为洛隆县孜托镇玛呷村一带；“普脱千户长”，其领地为洛隆县硕般多不托村；“喀惹千户长”，治所设在边坝县草卡乡加热村一带。这就是藏族历史上著名的“硕、达、洛宋玛嘎”名称的由来，意为“驻扎在硕般多、达宗（边坝）、洛隆三地的军营”。 昌都等康区是吐蕃东向扩张的突破口，由防守边地的上、中、下三勇士部的“中勇士部”来负责，其据地就在昌都。《贤者喜宴》载：“中勇士部就在贝南隆山以上，恰廓达瓦以下地方，由十二贝甲（sbas rgya）部居此，并任那雪之官”。[9]“那雪”是昌都西北的比如、丁青、边坝一带的古地名，也是康区“十雪地”（意为“十山麓地”）之一。[10]统领“中勇士部”的贝氏即出自那雪小千户。 赤松德赞（754～797年）时期，吐蕃地方政权更进一步加强对昌都一带的控制。他利用封赐土地的办法来拉拢和控制康区的部落头人。据《拉多世系》记载，为了表彰拉多头人的功绩，赤松德赞授予拉多头人为“英雄猛虎”称号，以其保卫“多康六岗”众生而驻守边关，还特派南拉•耶孜噶布战神为其护法神。拉多王是“百姓的神”，是藏区大统一后的功臣，故赐名为“拉多王”，意为第一神王。《拉多世系》的记录带有浓厚的宗教及神话色彩，但从中不难发现当时的一些历史事实。此后，“拉多王”借助这一封号，扩大自己的势力和地盘，一时誉满康区，成为昌都一带势力最大的部落之一。“拉多”故地即今昌都县拉多乡。刻于804年的察雅仁达丹玛摩崖造像和铭文直接反映了昌都等地归附于吐蕃王朝的史实。 经过几代赞普从政治、军事、文化上的苦苦经营，把昌都一带归附到了吐蕃政权治下，仁达丹玛摩崖文中出现的“大蕃国”三字正是说明今昌都地区辖区被吐蕃王朝所征服。 吐蕃时期昌都的交通与社会经济状况 1、昌都境内唐蕃古道走向 吐蕃王朝时期，青藏高原的交通网络业已形成，南通尼泊尔、印度，西通中亚，北通西域，东及东北与川滇青相连。其中以青藏间的唐蕃古道最为重要，吐蕃与川滇地区的“茶马古道”也占据十分显要的位置。川藏道有南北二道，北道由维州、松州为起点，南道由雅州、黎州、嵩州为起点，南北两道均在昌都会合，然后北取那曲到拉萨，南取林芝到拉萨。[11]黄奋生先生认为，吐蕃东扩时出兵的东路南线，大抵出昌都经西康北部南下到康地，[12]与“茶马古道”走向相吻合。滇藏道是茶马古道的另一分支，以云南大理为起点，经丽江、中甸、德钦到西藏盐井、芒康、邦达、察雅、洛隆、工布江达后抵拉萨。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昌都在地理交通上的独特位置，它在吐蕃东向扩张以及吐蕃与祖国内地的交往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纽带作用，故有人称昌都地区为“藏东民族走廊”。 结合实地调查，我们对昌都境内的川藏古道作进一步的探讨。这条道路大致经过今芒康、察雅、昌都、洛隆，然后到拉萨，或者由芒康到察雅、昌都、波密，再至拉萨。其依据有如下三条： 其一，在芒康县盐井乡有一条叫扎国徐的山沟，沟中的一块巨石上雕刻有四尊人像。当地百姓说居中者为松赞干布，左右2人即文成、墀尊两位公主，旁边侧立者则是大臣噶尔•东赞域宋。从雕刻风格和局部特征看，确有吐蕃时期雕刻艺术的印迹。 其二，在芒康县邦达乡的拉堆村有一座内供圆雕大日如来佛及其八大弟子像的殿堂。当地群众称此为文成公主进藏时所雕刻的。有关研究者认为：“造像的头冠和服饰反映了地道的唐代早期造像的艺术风格，与西藏早期的吐蕃石刻风格大相径庭，这批造像很可能是汉地工匠所为。”[13] 其三，勒刻于804年的察雅仁达丹玛摩崖造像及藏汉铭文无疑为吐蕃时代的典型作品。 发现于以上三处的具有代表性的早期石刻艺术品均位于古代昌都地区的交通要道上，为我们勾画这条路线提供了线索。 成书于1446年的《洛绒教法史》记载，第六世噶玛巴•通瓦顿登26岁时到康区传教建寺，1441年在昌都噶玛寺讲法，是年春天他从噶玛寺动身，经芒康到“窝额”（vo rngor，察雅县香堆一带古地名）朝拜弥勒佛。接着经“崩”（vbom，芒康县莽岭乡）到巴塘等地传教。[14]传法所走路线恰好是吐蕃时期的川藏古道。清代汉文史籍《西藏图考》专章介绍西藏各地程站，其记昌都交通谓： 江卡（今芒康）半隅平坦，为藏炉大道，系巴塘、乍丫（今察雅）之中途……有汉人寺在南墩（今芒康县邦达乡拉堆村），每年七月，巴、察二地客民皆云集贸易，如内地庙会……乍丫在江卡西南，即《会典图》注之札雅庙也……仙女洞在官角（今贡觉）路旁……其下依岩作碉房一间，内有石碣，仅存‘大番国’三汉字……察木多（今昌都）在乍丫西北，即古康地，古称前藏，一名界喀木，通川滇……洛隆宗在类伍齐（今类乌齐）西南，其地有嘉裕桥，为藏、炉通津，亦西海进藏之要隘……硕般多在洛隆宗西，地少险隘……边坝在硕般多之南……抵前藏布达拉。[15] 吐蕃时期从芒康、察雅、昌都、洛隆、边坝至拉萨的“川藏道”交通业已繁荣，由于交通便利以及沿途所经地区人口相对稠密、物产丰富，使其始终是入藏的重要通道。清康熙五十九年和乾隆五十六年两次用兵西藏皆取此道。 2、昌都地区社会经济状况 昌都地区是一个农牧兼重、又有狩猎业的地区，经济门类多样。早在新石器时期，昌都的居民已经过着以农为主的定居生活，狩猎业也占有一定比重，家畜饲养、畜牧业均获得一定的发展，卡若文化即体现了这一方面的成就。[16] 吐蕃王朝建立以后，统一与安定的社会环境为吐蕃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尤其是由于唐蕃联姻，使祖国内地先进的生产方式、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传入吐蕃，更有力地促进了吐蕃社会经济的发展。松赞干布时期，蓄水为池、引渠灌溉被广泛采用，进而划分田地，厘定升两，并设立专职人员管理农牧业，社会分工趋于细致，呈现出不断进步的局面。 吐蕃时期昌都地区的部落头人让属民以村为单位承担赋税劳役，且使之专门化，其类型大致有三，即赋税、兵役和劳役，从而相应地形成赋税村、兵役村和劳役村。据《拉多世系》记载，拉多部落的百姓和属民都是赤松德赞封赐给拉多头人的。当时，拉多头人“拥有众多侍从和百姓，格由、大亚、永忠三个村为他的赋税村，然乌、琼布、井内三个村为他的服兵役村，格克、亚罗、亚那为他的服劳役村”。[17] 从上引史料可以发现拉多部落居地。赞普是这块土地的最高主人，拉多头人管理这里的属民、牲畜和土地就必须经过赞普的封赐与授权，由头人代赞普行使对属民的管理，赞普与头人、头人与属民形成隶属关系，具有奴隶制社会的某些特征。 《旧唐书》记，东女国“其所居，皆起重屋，王至九层，国人至六层，其王服青毛绫裙，下领衫，上披青袍，其袖委地。冬则羔裘，饰以纹锦”。说明当时东女国的建筑工艺和毛纺手工都达到相当高的发展水平，这无疑与当时农牧业经济的长足进步有着密切的关系。 3、吐蕃时期的昌都建筑 从西藏建筑发展史上讲，吐蕃时期是建筑艺术的发展时期。西藏建筑史上的经典之作——布达拉宫、大昭寺、桑耶寺都是那时的代表作。而在昌都地区，这时几乎没有建成极具影响的建筑，与卫藏地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昌都地区在吐蕃时期之所以没有形成建筑艺术的高潮，与当时昌都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程度大有关系。但值得注意的是，吐蕃王朝建立前，昌都一带是苏毗国、附国和东女国的一部分，据汉文史书记载，昌都等地有大小80余城。[18]其房屋“垒石为（本字无法显示：“石+巢”），以避其患。其（本字无法显示：“石+巢”）高至十余丈”。[19]一般民众所住的为上下六层，而东女王所居则有九层，[20]表明了当地高超的建筑水平。后来，吐蕃地方政权拓疆扩土时把昌都一带作为其向东武力扩张的后方基地，进而加重了昌都人民的经济负担，社会动荡不宁，经济发展迟缓，此乃昌都一带没有留下影响很大的建筑艺术的主要原因。 吐蕃王朝时期，佛教先后从印度和祖国内地传入西藏的同时，佛教建筑艺术也传到了昌都等藏东地区。据笔者调查，在昌都地区贡觉县的通夏寺曾有一座造型独特的三层殿堂，当地称之为“玛堆殿”，意为“红色殿堂”。第一层为藏式，第二层为印度式，第三层为汉式建筑，屋顶为单檐歇山式，盖有琉璃瓦。据当地人介绍，通夏寺是当年文成公主为镇压女魔四肢关节而修建的镇女魔左掌心寺。对此是否属实，我们还一时无法证实。但至迟在藏传佛教“后弘期”当地有一座造型独特、盖有琉璃瓦的殿堂是可以肯定的。 8世纪中叶，“七觉士”之一的毗卢遮那被迫流放到康区时，曾在察雅窝额的吐杰降钦寺中译经。史书中记述的“窝额”吐杰降钦寺是指察雅的香堆殿堂。由此可推论察雅香堆殿堂是吐蕃时期的建筑。该殿建在香堆平坝的正中央，是座坐西向东的藏式二层平顶楼。主殿内供奉有弥勒佛。主殿面宽7间，进深5间，中央由2根长柱托起天窗，以便采光、透气。这是藏族早期典型的回形走廊式殿堂。主殿前面的经堂是1658年扩建而成的。 从察雅仁达丹玛摩崖造像铭文中“安居总执事为窝额比丘郎却热、色桑布贝”的记载来推论，当时该寺形成了较大规模的寺院建筑。赤热巴巾时期曾对香堆殿堂进行过维修。[21] 4、昌都地区的奴隶平民起义 长期的对外扩张，极大地消耗了吐蕃的人力、财力，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引起被征服地区人民的不断反抗。同时，大贵族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也愈演愈烈，终于导致吐蕃王朝的灭亡。842年，拉拢•贝吉多杰刺杀达玛赞普（朗达玛），王室后裔云丹与微松分据前、后藏地区；吐蕃各地守军将领也拥兵自重，混战不已。 在战争中遭受奴役的下层群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起义，彻底动摇了吐蕃王朝赖以统治的基础。9世纪中叶，吐蕃占领的河西陇右地区以及吐蕃本部先后爆发了奴隶平民起义。吐蕃本土的暴动“首先发生在多康地区，其首领是韦•科西来邓”。[22]据考证，此处的“多康”即指昌都与甘孜一带。韦•科西来邓则是一位工匠。[23]当时起义的奴隶和平民提出了“不砍山头，要砍人头”的口号。起义军自东向西挺进，沿途各地的奴隶和平民纷纷加入起义队伍，势力日益壮大，直插吐蕃统治的腹心地带，愤怒的奴隶及平民一举掘毁历代赞普陵墓。持续多年的奴隶平民大起义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在它的沉重打击之下吐蕃地方政权也终于瓦解。 在奴隶平民起义和王室内争之中，吐蕃贵族势力受到沉重打击，一些大贵族被杀，或四处逃离，阿里地区、青海宗喀地区、昌都地区皆有王室后裔。如“中部康区昂雪一带的阿内家族，即是王室后裔”。[24]昂雪即澜沧江支流昂曲河下游的昌都县沙贡乡一带，吐蕃王室的一支后裔在此建起了颇具势力的“沙贡第巴”（意为“沙贡地方酋长”）。 吐蕃王朝时期昌都的文化 1、唐代两位公主进藏途经昌都的传说 吐蕃王朝建立以后，松赞干布积极加强与周边地区的联系，学习和借鉴其他民族先进的科技与文化，尤其唐中央王朝的灿烂文化。他先迎娶尼泊尔墀尊公主，随后又派大臣噶尔•东赞域宋到长安请婚，迎娶文成公主。 唐蕃联姻在藏族历史上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无论在藏族民间文学，还是在戏剧歌舞中，无论是作家文学，还是在民间雕塑中都有大量题材反映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的故事。而流传在昌都一带的传说，寓意深刻，想象丰富，颇具代表性。昌都地区有关唐朝两位公主进藏的传说涉及唐蕃古道，很有参考价值。在芒康盐井的扎国徐、邦达的朗巴朗则、贡觉与察雅交界地以及察雅仁达等地方均有这一方面的内容。 如上所述，在芒康盐井扎国徐沟里的一块巨石上刻有松赞干布、文成公主、墀尊公主及大臣噶尔•东赞域宋之雕像；在芒康邦达的朗巴朗则殿堂供奉有据说是文成公主或金城公主进藏时雕刻的大日如来佛及其八大弟子像；在贡觉与察雅交界的仓地方的草滩上写有巨幅藏文六字真言，据说是文成公主用她的马鞭一挥而成的；有关察雅旺布的仁达丹玛摩崖造像的传说，更集中地反映了唐朝公主进藏的相关内容。 察雅仁达丹玛地方流传着一则优美的传说：当年文成公主一行跋山涉水，取道察雅地方前往拉萨，曾在风光秀丽的仁达稍许体息。公主喜欢这块地方，遂以非凡的造化与功德在丹玛悬崖上显现出大日如来佛及其八大弟子像。她还运用法力，如同西天大圣孙行者那样，拔几根头发往山上一吹，顷刻间在原本光秃的山脊上长出大片森林，当地百姓即采伐森林。按公主之愿望修建了仁达殿堂，用以供养佛像。为了造福当地百姓，公主教当地人民开荒种田，引水灌溉，使用水磨。其遗迹至今犹存。 有关唐朝两位公主途径昌都等地的说法尚待进一步考辨。说文成公主用马鞭写下藏文六字真言，显然是牵强附会的。察雅仁达丹玛摩崖造像刻于804年，与文成、金城公主入藏无关。但是，这些风物传说所反映的几点史实值得注意：其一，这些佛像石刻就手法与风格而言是相当古老的，大多与唐代有关。其二，充分体现了唐朝时期昌都地区与祖国内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密切联系。其三，具体反映了藏族人民对文成、金城两位公主的热爱与敬仰之情，表达了藏汉人民世代团结友好的真挚愿望。 2、佛教在昌都地区的传播 8世纪中叶，赤松德赞建立了西藏历史上第一座正规的寺院——桑耶寺，并由印度高僧寂护和莲花生为之主持开光，寂护还担任寺院堪布，剃度7名吐蕃贵族青年出家，史称“七觉士”，是藏传佛教首批出家的藏族僧人。其中一位是木巴果家族的毗卢遮那。赤松德赞为培养翻译佛经人才，派毗卢遮那等人到印度学经。他从印度学习密乘经典返藏后，虽然得到赞普的信任，但却遭到了学显教的印度高僧和吐蕃苯教徒及其代表势力的反对。赤松德赞迫于压力，不得不把毗卢遮那流放到康区察瓦龙（芒康、盐井以西怒江河谷一带）。[25]至今在昌都各县仍流传着有关毗卢遮那被流放到康区察互龙一带的传说。在江达、左贡、芒康、察雅、类乌齐等地就有不少据说是毗卢遮那修行洞的地方。《青史》记载：“尼峨生根所著的《秘密藏续释》，这一释论是由译师毗卢遮那在窝都•吐杰降钦寺中译出的”。[26]窝都（vog rdo）应为“窝额”（vog rngo）之讹，其地即昌都察雅境内。[27]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毗卢遮那的流放促成了他向康区传播佛教的契机之一。 赤热巴巾在位（815～836年）时，推行“七户养僧”制度。规定凡是恶指僧人者，断其指；以恶眼视僧人者，剜其目。把僧人列为最高等级，还给一些寺院和佛堂分土地、牲畜与奴隶，作为其固定的经济收入。[28]据《第吾宗教源流》记载，晚年的赤热巴巾为僧人修行特修复、重建6座寺庙，“在卫地修建了拉萨大昭寺和桑耶寺，在康地瓜州江边建立了永忠顶寺和噶贡土吉龙寺，在多康建立龙塘度母殿和窝如（额）弥勒寺”。[29]其中大昭寺、桑耶寺和龙塘寺非其所建，而为修复。多康的窝额弥勒寺，即指察雅香堆的强康大殿——弥勒佛寺。吐蕃时期遗存在康区的寺院至少有3座，即仁达佛堂、龙塘卓玛拉康殿和窝额弥勒佛寺等。 3、仁达丹玛摩崖造像铭文的内答及特点 仁达丹玛摩崖造像位于昌都地区察雅县旺布乡境内丹玛山崖。当地群众依据造像主供佛而称之为“仁达大日如来佛殿”。造像利用丹玛山峭壁岩石依山雕凿而成。可分为主供佛大日如来佛、陪衬佛八大弟子和两个飞天女神以及附加佛护贝龙王等。造像下面有吐蕃时期的藏文铭刻和数十个汉字。在造像右边刻有藏文的《普贤行愿品》经文。藏文部分95％的文字很清楚，汉文部分除“匠浑天”、“同料僧阴”、“大蕃国”等外，大多已漫漶不清。 十分可贵的是，藏汉文史书都曾提到吐蕃时代的这一珍贵遗物。《西藏王统记》载：“尔时，汉女公主同吐蕃使臣已行到邓马（丹玛）岩。曾于岩石上刻弥勒菩萨像一尊，高约七肘，《普贤行愿品》两部”。[30]《贤者喜宴》说：“之后，公主和主仆在康地等候噶尔时，将《普贤行愿品》卷首及八十肘的佛像刻于岩石上”。[31]以上记载与实际勒刻年代虽有误，但有弥勒佛像和《普贤行愿品》等石刻艺术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晚期汉文史书也提到这一遗迹，《西藏图考》记：“仙女洞在官角（贡觉）路旁，千仞石壁中露窗隔形，其下依岩作碉房一间，内有石碣，仅存‘大番国’三汉字，余模糊不能读”。[32] 仁达丹玛摩崖题记铭文虽多见诸报刊杂志，但多系相互传抄，讹误不少。[33]故于此将题记铭文，以笔者先后三次实地考察为依据，抄录更正如下： 圣教之意，乃一切众生皆有识念佛性之心。此心非亲教师及神所赐，非父母所生，无有起始，原本存在，无有终了，虽死不灭。此心若广行善事，利益众生，正法加持，善修自心，可证得佛果与菩萨提捶，便能解脱于生老病死，获无上之福；若善恶间杂，则往生于天上人间；多行罪恶与不善，则入恶界有情地狱，轮回于痛苦之中。故此心处于无上菩提之下，亦有情于地狱之上。若享佛法之甘露，方可入解脱一切痛苦之地，获永久之幸福。故众生珍爱佛法而不得抛弃。总之，对于自己与他人之事的长远利益，则向亲教师讨教，并阅读佛法经典，便能领悟。 猴年夏，赞普赤德松赞时，宣布比丘参加政教大诏令，赐给金以下告身，王妃琛莎莱莫赞等，众君民入解脱之道。诏令比丘阐卡云丹及洛顿当，大伦尚没庐赤苏昂夏、内伦 伦赤孙新多赞等参政。初与唐会盟时，亲教师郭益西央、比丘达洛添德、格朗嘎宁波央等为愿赞普之功德与众生之福泽，书此佛像与祷文。安居总执事为窝额比丘朗却热、色桑布贝等；工头为比丘西舍、比丘 松巴辛和恩当艾等；勒石者为乌色涅哲夏及雪拉公、顿玛岗和汉人黄崩增父子、华豪景等。日后对此赞同者，也同获福泽。 益西央在玉、隆、蚌、勒、堡乌等地亦广等，者为比丘仁多吉。 若对此佛像及誓言顶礼供养者，无论祈愿，何事皆可如愿，后世也往生于天界；若恶语戏骂，即得疾病等诸恶果，永坠恶途；法律也对反佛者，从其祖先亲属起施行 故无论任何人均不得詈骂讥讽！ 这份题记铭文涉及到刻经兴佛、僧人参政、唐蕃和好、赞普功业、众生安乐以及号召百姓皈依佛法、保护佛法等内容。[34] 察雅仁达丹玛摩崖造像及石刻是藏东昌都等唯一能确定为吐蕃时代的造像铭文，对于研究吐蕃时期昌都地区的政治、宗教、法律、文化及书法雕刻艺术均有重要的意义。它的发现不仅填补了昌都地区吐蕃时期金石铭文的空白，丰富了吐蕃金石文化的内容；帮助人们澄清了吐蕃历史上的某些疑惑，深化了学术界对吐蕃社会的研究；纠正了《西藏王统记》中对仁达丹玛摩崖造像勒刻年代记载的失误；赤德松赞的名字在不同的史书里有不同的称谓，如牟德赞普、牟赤赞普、牟如赞普、赤德赞、赛那列等，使人无所适从，仁达丹玛摩崖造像的发现，可以确定该赞普名字的正确写法为赤德松赞。 仁达丹玛摩崖造像及石刻铭文有一些特点值得我们注意：其一，仁达丹玛摩崖适像勒刻年代确凿。铭文称此石刻于赤德松赞时的“猴年夏”。赤德松赞在位时间为798～815年，其间只有一个猴年，即804年。[35]其二，刻文《普贤行愿品》是由“前弘期”西藏最著名的译师噶、觉、尚等在世时所翻译的。其对译经的次序、特点、发展及藏语文法的演变提供了可信的文献资料。其三，说明赤德松赞时佛教僧侣不仅是宗教上的主持者，而且还封授有政事大伦（宰相），掌有政治大权。其四，该摩崖石刻详载了创建该文物的总仆役、主领头及刻石工匠，是了解当时石刻工程中应具备指挥、收支、技术指导和具体铭刻者等状况的重要参考资料。 注释： [1]才让太：《古老象雄文明》，载《西藏研究》（汉文版）1985年第2期，第97页所引朵旦贝参《世界地理概说》（藏文木刻本），第7、8页。 [2][意]南喀诺布：《藏族远古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72页。 [3]昌都地区丁青县整理：《琼波源流》油印本。 [4]转引自陈燮章、索文清、陈乃文：《藏族史料集》（一），四川民族出版社1982年版，第518页。 [5][日]佐藤长：《入蕃大道沿途诸族与中央吐蕃之五翼》，梁今知译，载《西藏研究》（汉文版）1983年第1期。 [6]孜珠•噶旺朗加：《孜珠寺简史》，政协昌都地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室编印，第44页。 [7]更敦群培：《白史》，格桑曲比译，中国藏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0页。 [8]恰白•次旦平措等：《西藏通史》，陈庆英等译，西藏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53页。 [9]巴俄•祖拉陈瓦：《贤者喜宴》，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190页。 [10]松巴堪钦•益西班觉：《如意宝树史》，甘肃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654页。 [11]任乃强：《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460页。 [12]黄奋生：《藏族史略》，民族出版社1983年版，第85页。 [13]陈建彬：《西藏的石刻艺术》，转见邓侃主编：《西藏的魅力》，成都出版社1994年版，第381页。 [14]达察•次旺杰：《洛绒教法史》，西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267页。 [15]黄沛翘：《西藏图考》，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7、89、136、94、100页。 [16]藏自治区文管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昌都卡若》，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54页。 [17]《拉多世系》，藏文手抄本，第83页。 [18]同注[12]。 [19][20]见注[4]，第10、511页。 [21]第吾贤者：《第吾宗教源流》，西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36页。 [22]见注[9]，第413页。 [23]王辅仁、索文清：《藏族史要》，四川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第40页。 [24]《西藏史集五部》，西藏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76页。 [25]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3页。 [26]廓诺•迅鲁伯：《青史》，郭和卿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2页。 [27]土呷：《昌都地区察雅地名小考》，载《西藏科技报》1989年12月1日。 [28]东夏嘎•洛桑赤列：《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郭冠忠、王玉平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页。 [29]同注[21]。 [30]索南坚赞：《西藏王统记》，刘立千译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3页。 [31]见注[9]，第214页。 [32]见注[15]，第136页。 [33]恰白•次旦平措：《简析新发现的吐蕃摩崖石刻铭文》，载《中国藏学》（藏汉）创刊号，铭文系本文作者提供，然而也许由于印刷或校对的原因，个别地方仍有差错。 [34]同上书，第76页；马林：《仁达摩崖刻石考证》，载《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1期，第97页。 [35]同注[3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