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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国时期（1911～1950年）中央政府驻藏工作人员及其活动，以往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拉萨、山南地区。[1]事实上，国民政府工作人员亦曾有多批前往昌都地区，并在那里开展工作，个别人员甚至留居昌都十年左右。对于驻留昌都的这些国民政府工作人员及其活动，以往的论著及有关人士的回忆录仅有零星涉及。本文拟根据西藏昌都地区档案馆所藏档案及相关人士的回忆录，力争对这一问题的历史原貌有所揭示。不妥之处，祈方家、识者正之。 一、背景 民国建立后，西藏地方政府（噶厦）在英印帝国主义的支持下，逐渐将清军、四川军阀的武装力量赶出了西藏，直接管辖了昌都地区，建立了“多麦基巧”（又称“萨旺府”或“沙王府”，即昌都总管）为首的政权组织。其间，云南、四川、青海军阀多次与噶厦在昌都及其毗邻地区发生冲突和纠纷，关系一度紧张至兵戎相见。民国时期昌都地区的这种状态实与当时国民政府与噶厦的关系密不可分。由于内地的军阀混战不休、国共两党之争及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兼之英印帝国主义的挑拨与唆使，国民政府与噶厦的关系时好时坏，起伏不定，处于不正常状态。这期间，1913年7月，中央政府西藏宣抚副使王鉴清率随身卫队30余人至昌都；1929年末、1930年初，国民政府行政院文官处书记员刘曼卿的入藏及两次晤见十三世达赖喇嘛；1934年，国民政府参谋本部次长黄慕松的入藏致祭十三世达赖喇嘛，均曾路经昌都地区，[2]与昌都社会各界有一定接触，[3]为这以后国民政府工作人员前往昌都开展工作起到了铺垫作用。 为了加强中央与西藏地方的联系，增加双方的互动及了解，1934年黄慕松入藏后，国民政府便开始在西藏设立机构并展开活动。同时，当时执政党——国民党及其组织也进入了西藏地区。1939年，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进藏主持第十四世达赖的坐床典礼，之后在拉萨设立了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委任该委员会藏事处处长孔庆宗为办事处处长，领导左仁极、刘桂楠、李国霖等下属工作人员。 从1940年起，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中央军事统计局（简称中统）及国防部二所也分别派遣人员入藏。同时，由于中国东南沿海城市已陷落了日本侵略军之手，抗日战争出现了困难局面。国民政府为了打通西南地区的国际交通要道，决定修筑由重庆、成都经昌都、藏南而通向英印阿萨姆（Assam）邦东北部萨地亚（Sadiya）的公路。按国民政府的规划，这条康印公路的开通，不仅有利于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而且有助于东南亚的反击日本。1941年7月，驻藏办事处处长孔庆宗奉中央之命，函告拉萨噶厦当局，中央政府已派出修筑公路的测量队前往盐井、察隅等地测量公路，要求噶厦通知沿线当局予以协助并保护测量队的全体人员。[4]由于英印帝国主义者的从中阻拦及西藏地方守旧势力的反对，测量队受到了极大阻力，昌都总管昂邓•白马顿珠（1940～1943年在任）甚至派人拆毁了测量队欲过的桥梁；不久，噶厦又以“民众大会”的名义阻止测量队入藏。[5]后来，由于飞越喜马拉雅“驼峰”航线的开通，中央政府正式放弃了康印公路计划。但国民政府对了解西藏的要求却较前更为迫切。 1942年5月，蒋介石命令军统局长戴笠亲往兰州警官学校（即兰州训练班）挑选入藏人员。戴笠挑选常希武、王均、李梦明、胡明春、蒋剑秋等五人入藏。这五人中，李梦明的工作就是以昌都为中心的。由于当时中央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尚未完全消除历史隔阂，所以入藏人员往往化装为僧侣、商贩，跟着行商，从青海、西康等路秘密入藏，前往拉萨、日喀则、山南、昌都等地。他们的主要任务除了加强中央与西藏地方政府的互信外，还有了解西藏地方政府与英、美、印的关系，了解西藏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宗教情况等内涵。[6]具体工作而言，则是开办物候测量所、医疗室、小学校，加强与社会各阶层的接触与了解等，如以小学教育而言，随着国立拉萨小学的发展扩大，40年代初期，国民政府还曾在昌都、江达各办小学一所，虽因经费拨付问题而开办时间不长，[7]但对昌都地区小学教育的发展有所助益。 此外，由于昌都地处康藏路的枢纽，成了国民政府工作人员出入藏的路线。除刘曼卿、黄慕松外，1943年驻藏办事处科员（兼军令部二厅情报员）吴三立从康藏线返回内地；1947年保密局工作人员罗桑团月（巴塘藏族）率军令部二厅电台台长周铭、报务员曾天才由康藏线前往拉萨均说明了此点。 二、驻昌都的国民政府工作人员及其活动 以下依抵达昌都时间的前后，分别介绍。[8] 1、唐磊 1935年，国民政府西康省地方当局与噶厦代表谈判中，要求噶厦当局接济驻康区川军军费二万元（两？），双方谈定后，国民政府方面派工作人员唐磊、龙参议（其名待考）至昌都取款。不久，龙参议携款返回，唐磊却以特派员身份留在昌都。他与昌都噶厦官员及铁宝兴（档案里称“铁宝星”）、李子芳等回、汉商人保持着良好关系，他娶铁宝兴之妹为妻，并住在铁家，因而关系非同寻常。他还曾领导过昌都汉、回民族的联谊互助组织——“孝义会”。1939年，唐磊离开昌都返回内地，后来任蒙藏委员会派驻西康调查组组长。40年代初，唐磊曾上报中央政府，建议针对抗战期间英、美帝国主义者掠夺下康藏经济变化的特征，采取经济领域的措施以达到“筹藏”并“助益国防经济”的目的。[9] 2、左仁极 云南丽江人。1939年4月1日，以孔庆宗为首的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正式成立，左仁极就是办事处工作人员之一。不久，即被任命为驻藏办事处驻昌都专员。 左仁极打扮成商人由拉萨来到昌都后，特派员唐磊即向昌都总管府称自己有要来，需即刻返回重庆，暂由左仁极代理特派员事宜。蒙允后唐磊即由康道返回重庆，到重庆后唐磊致函昌都噶厦当局，说明上级已任命自己供职重庆，左仁极代理改为正式委任。左仁极正式成为驻昌都特派员后，昌都人认为他是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的委员，因此称他为“左委员”。约在1940年，左仁极又被任命为军统拉萨情报站昌都情报组组长。[10]同年，以国民政府拨付的经费，左仁极还支持以“孝义会”出面创办了“昌都小学”，小学悬挂国旗及国民党党旗，他甚至要求入学学生执国旗、党旗游街，引起了昌都噶厦有关官员的不满。后来由于经费等原因小学停办。 及至1944年国民政府委任沈宗濂继孔庆宗为处长后，8月6日，沈宗濂一行抵达拉萨。孔任内工作人员除左仁极、李国霖、刘桂楠等数人继续留任外，其余均随孔庆宗调回内地。沈宗濂调整了驻藏办事处，下设三科，其中第一科科长由主任秘书陈锡璋兼任，职掌总务；第二科科长为李有义，职掌文教；第三科科长为左仁极，职掌有关情报的收集与调查，驻于昌都，未回拉萨。[11] 左仁极在昌都与当地各界人士均保持着良好关系。与回族大商人铁宝兴更是过从甚密，他也积极支持“孝义会”的其他活动。左仁极的文书有张喇嘛，系巴塘藏族，通晓汉藏文，后来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来到昌都时参军。 由于兼有军统的背景，1944年，左仁极的电台秘密运至昌都，报务员刘某亦来到昌都，电台置于铁宝兴住宅的楼上暗房，工作几个月后为昌都噶厦官员发觉，左仁极迫不得已，于次年将电台运往德格。之后，左仁极为了在德格发报，奔波于昌都、德格之间。 工作之余，左仁极还兼做生意，并在贩卖鸦片上暴富，官僚架子慢慢大了起来，昌都的汉族人对他也产生了蔑视之意。1949年7月“驱汉事件”后，左仁极离开昌都时，货物家产竟达50余驮，可见他确实捞了一笔横财。 抗战胜利后，军统改组为保密局，隶属于国防部。当年（1945年）底，戴笠死，毛人凤继任局长。就目前材料看来，左仁极在昌都所建立的电台是保密局拉萨支台（台长为罗坚）之下的昌都分台（又称德格分台，另外两个为日喀则、山南分台）。[12] 1949年7月“驱汉事件”发生，先是噶厦在拉萨“驱汉”，之后扩大至日喀则、昌都等地。时任昌都总管的噶伦拉鲁•次旺多吉（1947～1950年在任）接到了噶厦从拉萨发来的密电，称： 今年要驱逐在拉萨的所有国民党的工作人员；在你们昌都除汉族商人外，也要驱逐国民党的工作人员，特别是国民党的左委员，四川省刘子谦在昌都的所谓修建“尊胜塔”办事员傅师中等人。[13] 噶厦的密电还详细地“提出了其他被逐人的具体名单”。密电着重指明了左仁极，可见左仁极在噶厦目中的地位。在拖延了一周后，拉鲁再电询噶厦当局有关“驱汉”的最新情况，拉萨回电称：拉萨此处，驱汉之事业已告成；你处如未开始，应立即拍行，刻不容缓。在一番商议后，拉鲁派人将左仁极、傅师中、姬俊贤等人请来，拉鲁回忆道： 我对他们说：“近日拉萨噶厦来电称，在拉萨的国民党办事人员全部让其返回。在昌都的你们（国民党人）也得返回。这是政治事情，我们不得不执行，因此你们只好返回。过去我们的关系比较好，这次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要安全地护送你们到四川边界，你们不用担心，我们要尽力帮助你们，请尽快起程。”左委员听后，吓得面目失色。他说：“明天做准备，后天出发如何？”我同意他的打算。于是他回去做离开准备；我们为他准备了驮马、护送士兵，按时送他走了。[14] 在拉鲁所派士兵的护送下，左仁极前往西康。总计左氏一人，驻留昌都前后达十年，是民国时期驻昌都地区时间最长的中央政府工作人员。 3、姬俊贤 有的档案材料写作“冀俊贤”，河南人。1943年受国防部二所派遣，化装为驮夫，暗携电台，随察瓦龙的扎西世家经商而至昌都。当时昌都总管为宇妥•扎西顿珠（1943～1946年在任）。在1930年川藏“大金（寺）事件”后，宇妥曾作为噶厦官员前往德格处理，当时宇妥与姬俊贤曾经有过合影，所以姬俊贤至昌都不久就被认出。宇妥下令姬俊贤离开昌都，但姬坚持不走，并声称“叫我走也行，要杀也行，但我必须见沙王（昌都总管）一面”，拖延不走，宇妥只好听之任之。 姬俊贤在昌都前后有六年时间，他娶一当地藏族女子为妻，有时举止不注重当地风俗习惯，表现出了大汉族主义的作风，如在河里游泳等。他还曾蓄意违反过藏政府的规定，酒后掏枪射击，为此，他还受到了噶厦官员的惩处，如一次曾几乎被藏军打死。1949年7月“驱汉事件”后，他迟于左仁极数日离开昌都前往德格，并在那里逗留至1951年初。 4、李之华 青海人。1943年姬俊贤至昌都后不久，李之华亦受遣携电台一部至昌都，工作仅数日后电台发生故障不能使用。 1945年，李之华离开昌都时，称之后将有德格的国民政府工作人员彭洗铸来接替自己的工作，但直到1949年下半年彭洗铸亦未至昌都。至于李之华在昌都的其他活动不详。 5、李梦明 昌都地区档案馆所藏档案、相关人士的回忆录均写作“李梦明”，部分昌都档案写为“李梦敏”，应以前者为是。 李梦明系青海人，1942年3月毕业于兰州警官学校第三期。6月，以报务员身份携带功率为2瓦特的电台随从台长汪藻（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工作人员、军统拉萨支电台书记常希武的化名）、组长胡明春入藏。10月，至拉萨后，与驻藏办事处处长孔庆宗、交通部拉萨无线电台台长张威白等相晤。 1945年，李梦明曾从拉萨至昌都，但因未带电台，不久返回拉萨。1947年，他从拉萨携电台至昌都，正式成立了昌都分台并任台长。昌都分台在业务上受保密局拉萨情报站支台的指导，器材上也由支台负责。该支台除联络昌都分台外，还与重庆总台、兰州支台、山南分台、日喀则分台等保持联系。[15] 李梦明携电台抵昌都后不久，电台就被昌都总管下令收缴。同时，拉鲁•次旺多吉下令建立属于噶鲁的电台（即拉鲁回忆录所称“昌都电报局”），通过收音机进行的拉萨、昌都之间的“无线电话”等，在此事上，英国人福克斯（R•Fox）出力甚多。[16]1949年7月昌都噶厦当局“驱汉”时，李梦明离开昌都前往青海。 6、张志清 1941年，军统重庆总台计划派遣电台工作人员张志清赴藏建立电台，“该员畏难拒命，现令兰州支台选派”，于是兰州支台改派领班兼代书记常希武赴藏工作。[17] 1945年，张志清受遣再次赴藏，他从康定、甘孜前往昌都，行至德格岗托时被昌都噶厦官员阻止，未能到达昌都。1950年，在康北竹庆地方（今属德格）为解放军俘获。[18] 7、傅师中 系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字子谦）的下属。刘文辉因信佛教，奉拉萨色拉寺麦扎仓格西阿旺朗杰为根本师。40年代中后期，刘文辉曾派傅师中作为办事员来到昌都，修建“尊胜塔”。傅师中通藏语，临乱不慌，但他在昌都除了佛事外，似无太大举动。1949年7月“驱汉事件”中被遣返四川。 8、蔡嘉溶 四川乐山人，原为清末张荫棠、联豫在拉萨所办的武学堂的学生，民国时期回川，后由刘文辉任命为驻昌都的特派员，并给予银元三千元。蔡嘉溶多次出入藏区，居藏时间久，会藏语，历来都是昌都的“通司”（翻译）。昌都噶厦之事也多派他去交涉。因此昌都人称他为“犒爷”。蔡氏的其他活动不详。 三、驻昌都国民政府工作人员活动的评价 驻昌都的国民政府工作人员与驻拉萨的人员一样，进藏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加强中央与西藏地方政府的互信，消除历史隔阂，改善双方的关系，同时为中央政府制定政策提供依据。从档案材料来看，驻昌都的工作人员的活动部分实现了这一目标。由于国内政局的起伏不定，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华及英印帝国主义分子的挑拨与阻挠，驻昌都工作人员的收效并不大。 这些工作人员与昌都噶厦官员大体上保持着良好关系。如拉鲁•次旺多吉在执行拉萨当局“驱汉”命令之前，曾召集昌都总管公署的堪穹桑卡尔•洛桑顿月、四品官噶武瓦•班觉顿珠商议，取得了一致意见：“昌都地区的汉人，每逢节日都请我们赴宴，成为知已。应将他们请来，当面谈清此事”。后来，拉鲁等派士兵、马匹友善地将左仁极等送返内地，[19]昌都地区的“驱汉”较之拉萨等地显得温和得多，将其部分原因归结为驻昌都国民政府工作人员长期工作结果当不至于捕风捉影吧！至于创办昌都小学，亦是进步之举。 当然，部分人员的胡作非为，假公济私，大发横财，是应当指责的（如左仁极）；蓄意刁难昌都噶厦官员，违反禁令，而且吃喝嫖赌，人均厌之的工作人员（如姬俊贤）也不值效法。至于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解放大西南，在昌都的某些人员竟然散布共产党来了要实行“共产共妻”、“夫妻不分开来的，每月要上税十元”等谎言及诬蔑之词，更为历史所唾弃。 注释： [1]可参见《藏族简史》编写组：《藏族简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黄奋生：《藏族史略》，民族出版社1989年12月版；T•戈伦夫（T.Grunfeld）著、伍昆明等译：《现代西藏的诞生》，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年8月版；M•戈尔斯坦（M•Goldstein）著、杜永彬译：《喇嘛王国的覆灭》，时事出版社1994年6月版等书的相关论述。 [2]参见刘曼卿：《康藏轺征》，此据马大正主编、喜饶尼玛注解“民国边疆游记新读丛书”本，民族出版社1998年5月版，第45～71页；黄慕松：《使藏纪程》，西藏社科院：《西藏学汉文文献丛书》第二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出版1991年10月版，第108～193页；黄慕松：《奉使入藏册封并致祭达赖大师报告书》，载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编：《黄慕松、吴忠信、赵守钰、戴传贤奉使办理藏事报告书》，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4月版，第1～120页。 [3]拙作：《民国时期的昌都》，载李光文、杨松、格勒主编：《西藏昌都——历史、传统、现代化》，重庆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134～170页。 [4]黄玉生、顾祖成、祝启源等：《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8月版，第261页。 [5]孙子和：《抗战期间西藏阻筑康印公路事件》，载氏著；《西藏研究论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89年7月版，第123～157页。 [6]常希武：《国民党特工人员在西藏》，载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以下简称《文史资料》）第三辑，第45～58页。 [7]见注[4]，第522页。 [8]昌都地区解放委员会（简称解委会）二科整理：《昌都地区情况调查》（1951年1月20日），西藏昌都地区档案馆藏档案，中共昌都分工委1951年二卷；中共昌都分工委：《给西藏工委的意见》，分工委1960年一五○卷；西藏军区昌都警备区司令部：《昌都地区基本情况及当前叛乱活动特点》，昌都行署1960年五十五卷。以下介绍驻昌都国民政府工作人员及其活动，凡出自以上档案者不再一一注明。 [9]见注[4]，第508页。 [10]见注[6]，第48页。 [11]陈锡璋：《西藏从政纪略》，出处见注[6]，第108～140页；祝启源、喜饶尼玛：《中华民国时期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年8月版，第162页。 [12]常希武：《“驱汉事件”前后见闻》，载《文史资料》，民族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十七辑，第44页。 [13]拉鲁•次旺多吉：《拉鲁家族及本人经历》，载《文史资料》，民族出版社1995年8月版，第十六辑，第107页。 [14]见注[13]，第108页。 [15]见注[6]，第52～55页。 [16]见注[13]，第104～107页。 [17]见注[6]，第46页。 [18]张国华：《十八军进藏纪实》，载《文史资料》，1984年2月版，第二辑，第90页。 [19]见注[13]，第108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