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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对孙毓棠的诗作《河》的解读是从翻阅拉铁摩尔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开始着手的。我试图解决的困惑是，为什么孙毓棠在诗中创造了一个流向广袤的内陆沙漠地域的向西的大河?为什么河流上相竟的千帆承载的是一个种族性和集体性的通过河流的大迁徙，其方向是朝向黄沙漫漫的西部边疆，甚至是一个历史的版图疆域之外的一个疑似子虚乌有的地方——古陵?这条穿越沙漠奔腾向西的几千里长的河流所表现出的地理形态，在今天中国的版图上似乎难寻踪迹，更像是历经沧海桑田的地质巨变之后蒸发在中国西部地理空间和历史时间中的甚至连故道也消失殆尽的中古史上的河流。或许，这条呜咽的大河，本来就存在于孙毓棠关于西部边疆的史地想象中，连同诗中屡屡复现的“古陵”，是类似于福柯所谓的“异托邦”式的存在物。 这首写于1935年的诗作借助超凡脱俗的想象力所勾勒的这条西部大河以及神秘的“古陵”，因此多少显得有些独异。我试图在拉铁摩尔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中寻求某种解释的可能性。当我读到拉铁摩尔关于“中国历史的主要中心是黄土地带”[1]的判断，读到书中展示的华夏文明自秦汉直到盛唐都辉煌于中国的西部边疆的史地图景，同时联想到孙毓棠创作《河》的时候的史学家身份，我开始意识到孙毓棠的想象力的脉管中流淌的可能是汉唐之血。作为历史学家的孙毓棠，从民族历史，尤其是从西北边疆史地中汲取了想象力的资源以及历史素材的给养，并最终获得了一种宏阔的史诗图景，进而超越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现代派诗人笔下的镜花水月，而具有了一种史诗的苍茫壮阔以及悲凉之美。 从这个意义上说，《河》堪称是对民族历史强盛时期的浑圆而豪迈的生命力的招魂曲。 二 解读《河》的另一种可能的途径是把《河》看成是孙毓棠的鸿篇巨制——叙事史诗《宝马》的前史。从这一角度上说，两年后问世的《宝马》就并非一部毫无征兆的横空出世之作，其酝酿的因子或许已经在《河》中初露端倪。 孙毓棠1933年8月毕业于北平清华大学历史系，读书期间就关注于对外关系史，学士论文以《中俄北京条约及其背景》为题。此后孙毓棠大量中国史研究的成果，触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族、中外关系诸多领域。具体课题涉猎“战国时代的农业与农民”、“汉代的农民”、“汉初货币官铸制”、“战国秦汉时代的纺织业”、“两汉的兵制”、“汉代的交通”、“汉与匈奴西域东北及南方诸民族的关系”、“隋唐时期的中非交通关系”、“北宋赋役制度”等诸多领域。其中的先秦史、汉唐史、交通史等领域直接为《河》以及随后的惊世之作《宝马》提供了专业化的知识储备。 孙毓棠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诗坛多少显得有些异类，这种异类性的最突出的标志就是他发表于1937年的叙事史诗《宝马》[2]。《宝马》写的是汉武帝时李广利率兵西征大宛获取宝马的故事。《宝马》发表后不久，孙毓棠在创作谈《我怎样写(宝马)》中自述：伐宛“这件事在中国民族的历史中当然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它是张骞的凿空及汉政府推行对匈奴强硬政策的必然的结果，这次征伐胜利以后，汉的声威才远播于西域，奠定了新疆内附的基础。在今日萎靡的中国，一般人都需要静心回想一下我们古代祖先宏勋伟业的时候，我想以此为写诗的题材，应该不是完全无意义的”，“已往的中国对我是一个美丽的憧憬，愈接近古人言行的记录，愈使我认识我们祖先创业的艰难，功绩的伟大，气魄的雄浑，精神的焕发。俯览山川的隽秀，仰瞻几千年文华的绚烂，才自知生为中国人应该是一件多么光荣值得自豪的事。四千年来不知出头过多少英雄豪杰，产生过多少惊心动魄的故事。……整个的民族欲求精神上的慰安与自信，只有回顾一下几千年的已往，才能迈步向伟大的未来”[3]。这段自述既仰瞻中华几千年的辉煌历史，憧憬“神话所讲述的年代”，又同时指涉了“讲述神话的年代”——目寇兵临城下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为读者提供了理解《宝马》的现实视角。晚年的孙毓棠谈及当年《宝马》的创作时亦称：“缅怀古代两千年前，我们是一个多么光荣、伟大而有志气的民族。”“打开案头书，阅读两千余年前司马迁的《史记•大宛列传》，让我怀念我们祖先坚强勇猛、刚正果毅的精神和气魄，在我年轻的心中，热血是沸腾的。因此，我写了这篇《宝马》。”[4] 《宝马》堪称是孙毓棠对辉煌的民族历史的一次回眸，诗中的意象因此“五光十色，炫人眼目。而且句句有来历，字字有出典”[5]。将士西征的场面尤其被诗人极尽能事地铺排。大宛国的“宝马”也诚如诗题所写，成为诗歌的核心。王荣在《中国现代叙事诗史》中论及《宝马》时指出，“需要注意的是，和《史记•大宛列传》及《汉书•张骞李广利传第三十一》里所记载的史实相比，在诗人所创造的虚构性故事情节中，宝马的获得与否，不仅成为艺术结构的中心，而且成为了牵动着国家的荣誉与尊严，将士与民众等个人命运的叙事主元素。所以，在主题思想方面，古代史实中穷兵黩武的意味被消解淡化，汉王朝与大宛国的冲突，汉军将士的浴血奋战，以至于普通民众付出的牺牲等，成了展示古代中国强悍刚健、不惧困难的民族性格与精神风貌的‘有意味的形式’。这在当时日寇步步紧逼，民族存亡危在旦夕的时刻，就成了作者……用以激发中华民族奋发图强的爱国精神，‘迈步向伟大的未来’等创作目的的一种有‘意义’的‘实践’性艺术表达方式”[6]。 《宝马》中时时复现的，也是如《河》中的一唱三叹般的“向西”： 向西去!向西去!一天天 头顶着寒空，脚踏着漠野，冷冰冰叫你 记不清北风已吹成什么日子， 只知道月已两回圆又两回残缺。 向西去!曲折蜿蜒这几十里大军 象一条大花蛇长长地爬上了荒漠， 白亮亮戈矛的钢刃闪烁着鳞光， 是鳞上添花纹，那戈矛间翻动的 五彩旌旗的浪，听铜笳一声声 扭抖着铜舌，战鼓冬冬冬敲落下 钢钉的骤雨，驼吼，驴嘶，牝骡的长嗥。 卞之琳称：“孙毓棠要不是史学专家，就不会写出他的《宝马》一类的代表诗作。”[7]繁复的意象有赖于丰富的史地知识的强有力支持，也显示出与早两年发表的《河》的某种沿承性。《河》的出现因此可以看作是两年后《宝马》的某种预演，既标志着《宝马》渊源有自，也证明了《河》并非心血来潮的孤立之作。把《宝马》作为《河》的前理解，似乎可以更好地阐释《河》的难解之处。 孙毓棠的另类之处还在于，作为一个史学家，他既没有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诗坛的潮流趋之若鹜，也无落伍之虞，反而能够发挥自己的性情和专长进行写作。在写于1934年的《文学于我只是客串》一文中，孙毓棠更倾向于把自己视为一个业余写作者：“我是以史学为专业的人，并且将来仍想以史学为专业；文学和我的关系不过是‘客串’而已。”[8]《宝马》这般中国诗坛他人无法贡献的叙事史诗以及《河》这样具有独异的诗歌美学特质的佳构，正是一个史学家“业余”“客串”的产物。 三 作家冯沅君在1935年的《读(宝马)》一文中认为：“写史诗，我觉得有三个不可缺少的条件：精博的史料，丰富的想像，雄伟的气魄。”[9]这三个条件在孙毓棠的《河》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河》最初刊载于1935年2月10目《水星》第1卷第5期。开头几句即在无边的荒沙的大背景下突现出一条“向西方滚滚滚滚着昏黄的波浪”的大河，三四句“带着呜咽哭了来，／又吞着呜咽向茫茫的灰雾里哭了去”奠定的是整首诗略显悲凉甚至悲怆的基调。这种“呜咽”既可以看成是河流的悲鸣，也可以读解为下文船上迁徙者心底的哀音。接下来则从大尺度俯拍的漫漫黄沙的全景式镜头推向河流上的近距离中景：“载着大沙船，小沙船，舢板，溜艇，叶儿梭／几千株帆樯几万只桨”，描绘的是一幅数以万计的人群沿着一条大河千帆竞逐，万桨齐发的大迁徙的壮阔图景。镜头接着从中景推进到关于船帆的特写：“荒原的风／似无形又似有形，吹动白的帆，黑的帆，／破烂的帆篷颤抖着块块破篷布”，暗示着这是一次漫长而艰苦卓绝的旅程。 接下来诗中有三处集中描写了上千只形体各异的船上的搭载。除了“舱里舱外堆着这多人”之外，一处写的是船上所载的日常生活和劳作的用具，一处写的是“粮食，酒”以及大大小小的牲畜连同宠物，第三处则集中写的是沙船运载的形形色色的兵器。从诗歌状写的具体图景上看，这是一次整个族群的背井离乡的集体大迁徙，连家禽家畜都随船带离。同时可以看出的是兵器在运载物中的重要位置，形形色色的冷兵器意象彰显出故事的古代背景，而对兵器的细致入微的摹写一方面说明这只迁徙大军的军事化程度，另一方面则说明军事在当时所占据的重要地位，这似乎是一个兵民一体化的族群。而“双刃的戈矛”，“青铜的剑”，堆成了山的“皮弓，硬弩，和黑魃魃的钢刀”，“几十船乌铁的头盔，连环索子甲，／牛皮的长盾”等，也许同时暗示着这次迁徙将不可避免地伴随着一场军事化的征服。 诗中的“呜咽”、“哭”、“哽咽”等修辞策略反映出孙毓棠没有把这次族群迁徙写成类似摩西“出埃及记”那样的壮举，从“破烂的帆篷颤抖着块块破篷布。／曲折弯转像吊送长河无穷止的哽咽，／一片乱麻样的呼嚣喧嚷”等场景中，也可看出亦无李广利西征大宛的雄壮的声威；而“舱里舱外堆着这多人，这多人，／看不出快乐，悲哀，也不露任何颜色”，则可以想见踏上征程的人们对未来的些许茫然甚至麻木，似乎这不是一次前途光明的旅程，而更是一次无奈的甚至可能是被迫的流徙。 这首诗的美感风格由此而呈现出一种悲壮和苍凉的色调，但仍蕴有一种内在的雄浑的力度。这种力度恰恰蕴藏在“看不出快乐，悲哀，也不露任何颜色”的人们的脸上，蕴藏在“船夫一声声／叠二连三的吆喝”声中，蕴藏在“青年躬了身，成汗一滴滴点着长槁，／紫铜的膀臂推动千斤的桨，勒住／帆头绳索上一股股钢丝样的力量”中，更蕴藏在“摇动几千株帆樯几万支桨，荒原的风／似无形又似有形，吹动如天如夜的帆：／多少片帆篷吸满了力量，鼓着希望”之中。而诗人最终把这次长旅定位为一次宿命之旅，一起值得回味的是重复两次的“这不管”： 谁知道 古陵在茫茫的灰雾后有多么遥远， 苍天把这条河划成一条多长的路? 这不管，只要有寒风匆匆牵了帆篷向前飞， 这不管，只要寒风紧牵了帆篷，长河的 波涛指点着路——反正生命总是得飞，飞， 不管前程是雾，是风暴，古陵有多么远，多么遥，苍天总会给你个结束。 这里出现的是“生命”与“宿命”意识的相互交织。“古陵”所代表的正是这种生命和命运双重召唤，在《河》固有的拓展族群新的生命空间，超越既有生活以及存在形态的拓疆精神之外，携带上了某种更具有永恒性的“人”的色彩。而无论是开疆拓土的精神，还是聆听命运的召唤，都与汉民族在漫长的历史时间中逐渐形成的安土重迁的传统构成了某种差异性。其中更为独异的是关于生命的求索所展示的具有人类学意义的普遍性。有学者论及《宝马》时指出：“它是一部真实表现历史原生态的史诗，一部深邃洞察历史复杂性的史诗，一部寄托着诗人忧国之心与民族性格理想的史诗。除此之外，关于西域自然环境的描写，不仅提供了比古典诗词更为宏阔而细腻的画卷，而且涉及到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哲学层面。”[10]而《河》所最终抵达的更是关于人类的命运的层级。这也是这首诗的“异托邦”维度所蕴含的超越“时间之外的永恒性”。 四 《河》中最令人赞叹不已的是“古陵”的意象以及“叠二连三”的“到古陵去”的呼喊。如何解读“古陵”，也构成了诠释《河》这首诗的关键环节。 文学史家陆耀东谈及《河》中的“古陵”意象时指出：“《河》中十多次呼唤，到古陵去，古陵在哪里?它只是一个象征。如果从‘古陵’两个字面上猜测，它是古代的陵(墓)园。也就是说，不管前面是什么地方，船上载的什么，路途怎样，船行快或慢……最终的地方是死亡，是坟墓。‘到古陵去!’口号也就是驶向死亡的代名词。”[11] 这里把“古陵”看成“死亡”的代名词可能有些阐释过度了。“陵”不仅仅可以解读为陵园，也可以解读为山陵。但究竟是陵园还是山陵，诗中并没有明确的透露，也绝非重要。诗人其实赋予“古陵”的是多重想象性与阐释的多义性特征： 谁知道古陵在什么所在?谁知道古陵 是山，是水，是乡城，是一个古老的国度， 是荒墟，还是个不知名的神秘的世界? “古陵”魅惑孙毓棠的地方可能是这个字眼儿散发出的古远的感觉以及神秘不可知本身，一种与现实世界相异质的“异托邦”的属性。 也有研究者认为《河》中的“古陵”似乎是一个堪比《宝马》中所写的西域国度，代表的是一种与华夏文明异质的异域文化。其实，虽然《河》与《宝马》分享的是同样的西域边疆史地资源，但是在《河》中很难对“古陵”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得出确凿的答案。也有人认为“古陵”是一个古代的乌托邦或者是这个迁徙的种族的原乡式的故乡，但与经典的乌托邦想象相异的是，孙毓棠诗中的古陵，既不是一个典型的乌托邦世界，也并非“出埃及记”中犹太人所千里迢迢奔赴的一个祖先的民族集体无意识的记忆之邦，更不是陶渊明式的世外桃源。“古陵”是命运的他乡，宿命的皈依。它更像是一个异托邦的符码，是一个诗人在想象中构建的诗歌中的异质空间——一个边疆史地意义上的“异托邦”。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诸多现代派诗人在诗中构建了一个个“辽远的国土”，梦中的伊甸园，如辛笛“我想呼唤遥远的国土”(《RHAPSODY》)，何其芳“我倒是喜欢想象着一些辽远的东西，一些并不存在的人物，和一些在人类的地图上找不出名字的国土”(《画梦录》)。这堪称一批戴望舒所谓“辽远的国土的怀念者”(《我的素描》)。“辽远的国土”具有典型的乌托邦乐土的性质。但是孙毓棠似乎无意于营造乐土的维度。他有着自己独异的资源——中国古代边疆史地带来的想象力的空间。古陵的特征只有穿越沙漠的几千里长河向西的空间维度，以及遥远、神秘和广袤本身，是一个最可能承载“异托邦”想象的地方，也是只有一种异托邦的想象力才能真正企及的地方。也正是关于“异托邦”的想象，提供着现代人存在方式的别样性和可能性，它是一个差异的空间，一个正史之外的世界。《河》中的古陵所获得的正是人类在历史时间和空间之外所有可能获得的生存和繁衍的空间，它绝非理想和圆满，却具有独异性和超现实性的意向性。 福柯于1967年3月14日在一次题为《另类空间》讲演中指出：“作为一种我们所生存的空间的既是想象的又是虚构的争议，这个描述可以被称为异托邦学。第一个特征，就是世界上可能不存在一个不构成异托邦的文化。这一点是所有种群的倾向。但很明显，异托邦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而且可能我们找不到有哪一种异托邦的形式是绝对普遍的。”“我们处于这样一个时代：我们的空间是在位置关系的形式下获得的。”[12]与大多数向欧洲与北美寻求位置关系的学者和作家相异，孙毓棠在学术领域以及诗中所获得的位置，是先秦和汉唐史地研究给予他的，这一空间图景正是在中国的西部。在《宝马》中，是李广利将军出师的大宛，而在《河》中，则是一个谁也不知道的想象化的西部空间。如果说。《宝马》的创作得益于《史记•大宛列传》及《汉书•张骞李广利传第三十一》里所记载的史实，那么，《河》虽然可以在边疆史地的背景中获得理解的可能性，但却是缺乏具体的历史性的，它惟一具有的维度恰恰是福柯所谓的“空间性”和异质性。 福柯所处理的理论意义上的“异托邦”更想强调它作为一个差异性空间的特征，同时强调异托邦与乌托邦的差别在于异托邦所具有的“现实性”：“乌托邦是一个在世界上并不真实存在的地方，而‘异托邦’不是，对它的理解要借助于想象力，但‘异托邦’是实际存在的。”[13]但在深受福柯影响的西方文学理论家以及史学家的发挥性解读中，则慢慢赋予了“异托邦”以遥远的“想象性”的特征。正如有研究者指出：“异托邦地理的基本特征是某个遥远的、封闭的、处在时间之外的永恒的地域。”[14]张历君在《镜影乌托邦的短暂航程：论瞿秋白游记中的异托邦想象》一文中，也强调福柯所举的关于异托邦的例子中一些与旅行和流徙有关的例子：福柯“把船视为异托邦的极致表现，他指出，船是空间的浮动碎片，是没有地方的地方。它既自我封闭又被赋予了大海的无限性，是不羁想象最伟大的储藏所。‘在没有船的文明里，梦想会枯竭，间谍活动取代了冒险，警察代替了海盗。’”[15] 孙毓棠的《河》中那些千帆竞逐，万桨齐发的大大小小的船只，也堪称是诗人的“不羁想象最伟大的储藏所”。而具有不可重复的独异性的《河》最后启示我们的是：诗歌是最有可能储存和建构异托邦的理想而完美之所。 注释： [1]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21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 [2]孙毓棠：《宝马》，载1937年4月11日《大公报•文艺》。 [3]孙毓棠：《我怎样写(宝马)》，载1937年5月16日《大公报•文艺》。 [4]转引自卞之琳：《人与诗：忆旧说新》，第221—222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 [5]卞之琳：《(孙毓棠诗集)序》，《人与诗：忆旧说新》，第223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 [6]王荣：《中国现代叙事诗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7]卞之琳：《(孙毓棠诗集)序》，《人与诗：忆旧说新》，第222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 [8]孙毓棠：《文学于我只是客串》，《我与文学》，生活书店1934年。 [9]冯沅君：《读(宝马)》，载1937年5月16日《大公报•文艺》。 [10]秦弓：《从(宝马)看经典重读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江汉论坛》2005年第2期。 [11]陆耀东：《论孙毓棠的诗》，《文学评论》2007年第6期。 [12]福柯著，王喆译：《另类空间》，载《世界哲学》，2006年第6期。 [13]福柯著，王喆译：《另类空间》，载《世界哲学》，2006年第6期。 [14]周宁：《中国异托邦：20世纪西方的文化他者》，《书屋》，2004年第2期。 [15]张历君：《镜影乌托邦的短暂航程：论瞿秋白游记中的异托邦想象》，王德威季进主编：《文学行旅与世界想象》，第151页。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