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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这封电报被当时任职于蒙藏委员会、兼任蒙古驻京联合办事处主任的吴鹤龄看到，在章嘉活佛从山西抵达北平的前一天，即1933年10月1日，他把这封电报秘密转发到北平的“蒙古救济委员会”。当时正在北平蒙藏学校议事的“蒙古旅平同学会”的几名青年学生看了这封电报后，义愤填膺，尤其是“虽孝子之事父，莫如是也”一句，深深地刺伤了这些接受了近代知识和新思想教育的蒙古族青年，于是他们立即改变话题，开始讨论起对付章嘉活佛的办法，最后决定立即发出蒙古学生反对宗教干涉政治和打倒章嘉的宣言，并送发到多家报馆和通讯社，其他的人立即出发，联络各校蒙古学生，在章嘉抵达的北平西站和驻锡的嵩祝寺附近示威。 不仅如此，在北平的“蒙古旅平同乡会”、“蒙古救济会”等蒙古人团体，随后均以僧人不能涉政的名义纷纷反对章嘉活佛赴蒙旗宣化。如10月下旬黄绍竑一行为巡视内蒙途经北平时，上述团体纷纷派代表向黄绍竑等提出允许内蒙古自治的要求，其中反对章嘉活佛入蒙宣化成为他们的一项重要要求。“蒙古旅平同乡会”提呈的意见书明确提出：“章嘉人蒙宣化，蒙古极端反对，而该氏复对于自治，加以阻碍，尤为蒙民所愤懑，倘其仍本以往主张，恐必激起意外事件，希望中央以福利蒙民为前提，勿再听信谗言，不但蒙族幸甚，实亦党国幸甚。”“蒙古救济委员会”之意见书亦云：“喇嘛之责任只是唪经供佛，不应稍涉政治行动，且在蒙古民众中，本已失去信仰力，而章嘉阻碍自治，尤为全体民众所愤懑，如其仍本过去之主张，必将激起意外事件，设中央听其言论，实与蒙古民众意旨相反，错误更多，务请特别注意。” 为了达到阻止章嘉呼图克图赴蒙宣化之目的，旅平蒙古人中也出现了一些偏激言论，如“蒙古旅平同乡会”代表指责“章嘉以教的势力，在内蒙古发展个人势力，无异阻碍内蒙自治，亦等于出卖蒙古利益”。针对这种无端指责，佛教学者释东初为章嘉活佛打抱不平，云：“内蒙倡议自治，全系德王一人主张，不特非为内蒙民意，即西蒙三旗王公旗长，亦多未表赞同，其中显然有严重的背景。章嘉大师赴蒙旗宣化，本奉中央命令，其个人素居国内，对内蒙谈不上有何企图。今内蒙王公要求自治，并且攻击章嘉大师阻碍内蒙自治，显然有人从中挑拨离间。” 三、章嘉呼图克图在内蒙古的宣化活动 尽管章嘉呼图克图的宣化活动遭到了一部分蒙古人的反对和抵制，但他没有停止赴蒙旗宣化的准备工作。章嘉返抵北平后，驻锡嵩祝寺，一边拟定宣化纲要，呈报行政院备案；一边继续准备宣化时要用的各种蒙、汉文宣传品，包括一些通俗图画，计划迅速奔赴蒙旗展开宣化活动。10月8日，在北平中山公园，举行了由佛教、慈善、学校等团体参加的大型集会，欢迎章嘉活佛返平，并预祝他在蒙旗宣化成功，章嘉呼图克图的宣化活动正式拉开了序幕。10月10日，章嘉活佛在北平发表宣告，云： 本使奉命宣化蒙旗，现已出发在即。风闻内蒙曾经召集王公大会，成立蒙古自治政府。此种情形，恐系奸人造谣，欲陷我内蒙向胞砖火坑里。我各盟长各旗札萨克，深明大义，素且拥戴中央之至诚，爱护人民之热心，若以一念错误，操之过急，坠入歧途，则于国为有罪过，而于民必有灾害，窃为智者所不取。本使不日赴蒙，周行宣慰，无论有何事件，必须与中央与地方通力合作，国民两利，幸鉴察焉。 10月17日，章嘉即命宣化使署总务处长李寿山、宣传处长宫书士(子万)，分赴察哈尔、绥远，再转去乌兰察布、昭乌达二盟，先往宣慰，并选择适当地址，筹划设立章嘉呼图克图宣化使署办公地等相关事宜。 德王等人要求“高度自治”的通电发出后，在国民党中央及社会各界引起极大震动。1933年10月17日，国民党中央立即拟定《改革蒙政方案》，并决定派内政部长黄绍竑和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赵丕廉赴百灵庙巡视并进行谈判，力图阻止内蒙古自治运动。10月22日晚，黄绍竑等人由南京抵达北平。次日上午，章嘉呼图克图到北平饭店与下榻在这里的与黄绍竑会面，商谈内蒙古宣化事宜。晤谈的具体内容不得而知，不过从黄氏于25日向新闻界发表谈话来看，章嘉活佛是否与黄氏同行赴蒙成为一个话题，黄氏云：“章嘉是否与本人同行，彼此并未约定。因两人之任务各异，章嘉之任务系在宗教方面，本人系负责解决政治问题，故亦未同行之必要。”当然，由于北平内蒙籍蒙古人强烈反对章嘉赴蒙宣化，因此，黄氏偕同章嘉赴蒙，显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10月26日上午，章嘉又赴北平饭店与黄绍竑约谈，次日，黄氏一行离平赴蒙。 这里需要提及的是，1933年12月17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拉萨圆寂，这也影响到了章嘉大师的赴蒙宣化日程。23日，章嘉呼图克图以蒙旗宣化使的身份，给西藏噶厦政府发去了唁电表示哀悼，唁电云：“惊闻达赖大师圆寂，震悼殊深。值此边务纠纷，西陲多事之秋，遥念佛辉，弥增关切，敬希善摄藏政，以固边圉，而纾中央西顾之忧。”随后又相继给当时驻锡在内蒙古的九世班禅大师和南京政府发电。章嘉给九世班禅的电文中云：“顷闻达赖大师示寂西藏，噩耗传来，痛悼殊深。西藏系边藩要地，主持端须重望，我师佛教首擘，政治领袖，关众藏务，自在荩筹硕画，中藏之幸，国家之幸。其惟我师图之。”章嘉对国民政府的电文中云：“窃以西藏问题，久悬未决，值此藏务主持乏人之际，亟宜派素孚藏民信仰大员，主持一切冀安边圉。”从上述几封电文中不难看出，章嘉国师不仅对蒙古地区的安危殚精竭虑，而且对西藏地区局势十分关切和忧虑。 1934年3月3日，章嘉呼图克图终于踏上了由北平赴内蒙宣化的行程。启程时，他电告南京政府行政院、蒙藏委员会、国民党中常委、军事委员会及察哈尔、绥远省政府，报告行程路线及日期。6日，抵达内蒙古包头，应伊克昭盟盟长、杭锦旗扎萨克郡王阿勒坦敖其尔的邀请，前去杭锦旗宣抚，并在几个寺庙举行法会，唪经、传法长达近一个月时间，同时遵照国民政府旨意，向当地各族民众宣传民族团结、同舟共济、御侮图存之大义，安抚了民心。4月14日，章嘉活佛一行由杭锦旗返抵包头，随后抵归绥(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在土默特旗总管公署进行宣化演讲，在大召、席勒图召等寺庙诵经拜佛。17日，赴察哈尔、锡林郭勒盟等地宣化。章嘉活 佛每到一地进行宣化时，大量散发供宣化携带的蒙汉对照的宣传品，如《告蒙古人民书》、《告喇嘛书》、《告青年书》、《告王公书》及《总理遗教》等，并发表演讲，宣传南京政府对内蒙古的方针政策。 其实，在章嘉呼图克图从北平启程前的1934年2月，国民政府已经公布了《蒙古自治办法原则八项》，批准成立直隶于行政院的“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简称“蒙政会”)。4月23日，蒙政会在百灵庙正式成立，委员长云王、秘书长德王等宣誓就职。蒙政会的成立，使国民党当局深感棘手的蒙古“高度自治”问题得到了暂时的缓和，蒙古王公们的封建特权得到承认和保护，蒙旗也获得一定程度的自治权利，百灵庙“高度自治”运动便落下帷幕。如此一来，章嘉活佛再进行宣化活动已失去意义，遂于4月27日返回北平，5月4日赴五台山镇海寺处理寺院事务，接着主持每年6月1日至7月1日在镇海寺举行的庙会，乘诵经之际，章嘉活佛对前来参加庙会的蒙古民众进行宣化。8月初，章嘉活佛派秘书李建章赴南京，报告宣化内蒙的经过，并请民国政府指示以后的活动方针。此后不久，德王等人为了真正实现“蒙古复兴”，公开投入日本人的怀抱，在日本的支持下，成立了伪“蒙疆自治政府”，走上了民族分裂的道路。从上述结果看，章嘉入蒙阻止德王自治运动的根本目的没有完全达到，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国民政府对德王“自治运动”采取的“消弭”政策的失败。以上是章嘉呼图克图这次内蒙古宣化活动的大致经过。 民国时期内蒙古地区的藏传佛教已趋衰微，但章嘉呼图克图毕竟是内蒙古地区最高的佛教领袖，信徒众多，不少蒙古王公对章嘉呼图克图言听计从，因此，如果章嘉呼图克图能够及时成行赴蒙宣化的话，或许是另外一种情形。这一点从札奇斯钦先生的一段文字中得到印证： 章嘉未能到百灵庙，使这一切自治运动，没受到最严重的阻碍。事后有人问参与会议的几个说：“假如章嘉活佛来了，而且也亲自劝你们不要闹自治，那么你们怎么样?”他们的回答很简单，说：“为了师父弟子之间的誓言，我们只有听从。”可见当时章嘉呼图克图的影响力是多么强，而他的出头，对自治运动会造成怎样的结果。 1934年夏，章嘉呼图克图完成了赴内蒙古之宣化任务后，常驻于五台山、北平、南京等地。1935年11月，在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7年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寇逼近河北、山西。日人对驻锡于五台山的章嘉活佛多方利诱、威胁，企图利用章嘉为他们的侵略目的服务。然而章嘉活佛不为所动，毅然离开山西，先下南京，后抵重庆，将蒙旗宣化使公署迁至成都，继续进行爱国宗教活动。后来有人评价章嘉活佛在抗战期间的表现时认为：“八年抗战期间，大师站在佛教立场，翊赞抗建大计，号召蒙藏同胞，贡献良多。”抗战胜利后，为表彰章嘉之功，1947年，国民党政府加封章嘉“护国净觉辅教大师”之尊号，颁给金印金册。此后章嘉活佛曾历任国大代表、总统府资政等职。1949年移居台湾，1957年3月4日，在台北市圆寂，享年67岁。 四、结语 综上所述，20世纪30年代，内蒙古地区的宗教领袖章嘉呼图克图，在抗日救亡运动的大背景下，为了阻止德王等人发动的内蒙古“高度自治”运动，遵从国民政府的意旨，以中央政府委任的“蒙旗宣化使”身份赴蒙进行的宣化活动，既是民国政府对内蒙施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章嘉呼图克图的重要政治活动之一。他的宣化活动对宣传国民政府的对蒙政策，强化蒙古族民众的国家认同，遏制内蒙古的分离和“独立”倾向，加强中央政府与内蒙古地方的传统隶属关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维护国家和中华民族的统一起到了积极作用，他的这种历史贡献应该肯定。但是，章嘉呼图克图的宣化活动遭到了德王的支持者、一部分旅居北平等地内蒙籍蒙古人，尤其是青年学生的反对和抵制，这使章嘉活佛在内蒙古的宣化活动阻力重重，其规模和效果受到了极大限制。另外，从国民政府最后批准成立“蒙政会”这种结果来看，章嘉入蒙阻止德王自治运动的根本目的没有完全达到，这也证明了国民政府对德王“自治运动”采取的“消弭”政策的失败。同时也说明，随着社会的发展，藏传佛教在内蒙古地区已趋衰微，章嘉呼图克图在内蒙古地区的影响力也随之减弱，中央政府传统的宗教羁縻抚绥政策已经不合时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