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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拉铁摩尔是著名的美国中国边疆史研究专家，著述丰富，影响颇巨。本文简要叙述了拉铁摩尔的早年经历和两次新疆考察及其与中国新疆研究的关系，初步梳理了拉铁摩尔对新疆研究的几个理论侧面，即新疆与内地、西藏、内蒙的结构关系，新疆的内部文明结构与交通结构和特点，新疆在现当代内陆亚洲地缘政治中的枢纽地位等。最后对拉铁摩尔的新疆研究作了简要评价，认为是其中国边疆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从中国边疆研究中国历史的重要环节，同时他的考察与研究相结合以及广阔的地缘政治视角值得借鉴。 关键词：拉铁摩尔；中国新疆；考察；研究 作为美国著名的中国边疆史研究专家，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及其研究成果有着颇大的影响。他对中国边疆史的研究尤以对中国内陆亚洲地区的边疆研究为突出，涉及东北边疆、北部边疆、西北边疆和西藏边疆。西北边疆主要就是今天新疆、宁夏和甘肃地区，其中尤以新疆为重点。新疆堪称既是拉铁摩尔中国边疆研究的出发点，也是其重点关注的对象，新疆研究在其中国边疆史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本文拟就拉铁摩尔新疆考察及研究作初步的梳理和探讨，对其新疆研究的价值加以简要评述。 一、拉铁摩尔对新疆的考察 拉铁摩尔的中国边疆史研究始于其对中国内陆亚洲地区的考察，而新疆作为内陆亚洲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拉铁摩尔的现场考察对象，更是其重要的研究对象。拉铁摩尔先后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40年代中期对新疆进行过两次考察，每次考察后都有重要的著作问世，对其相关研究也均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拉铁摩尔于1900年7月29日生于美国华盛顿特区，不满周岁即随父母来到中国，先后在上海和保定府等地生活。1912年他被父亲送往欧洲接受教育，先后在瑞士与英国学习。1919年，19岁的拉铁摩尔从欧洲返回中国，先是在天津英租界的一家洋行工作，为欧美商人买进卖出，后又在上海的一家英国保险公司工作，有很多机会到中国各地考察企业，接触各色人等，这是其“在心理上培养理解中国并与之相处的能力的关键”。[1]一年后，他返回天津，受聘于英国《京津泰晤士报》，做普通编辑工作。拉铁摩尔对此份编辑工作并不满意，一年后再次回到英国保险公司任职，只是工作地点在天津，负责此地的业务。此后，由于职业需要，拉铁摩尔刻苦学习汉语，加上善于和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打交道，为其赴边疆地区考察打下良好基础。拉铁摩尔的工作丰富了他的阅历，也使他认识与观察中国及中国人的角度发生重大转变，“我开始把我的中国同事作为我们而不是他们来考虑”。[2]同时，由于天津是新疆、内蒙古等边疆地区羊毛集聚和出口之地，这使拉铁摩尔非常想到那些遥远的边疆地区旅行与考察。 1924年，拉铁摩尔有机会赴归化(今呼和浩特)押送货物。这次商业旅行使他对中国北部边疆地区着迷，开始钻研中国历史和边疆问题。1926年，拉铁摩尔再次获得跟随商队考察的机会，并计划穿越内蒙古和新疆。此时，他已经结婚。其夫人埃莉诺•霍尔盖特(Eleanor Holgte)则从中国东北出境，在苏联乘火车沿西伯利亚铁路抵达靠近新疆的塞米巴拉金斯克(Semipalatinsk)，再由那儿乘雪橇赴新疆，并于1927年2月与拉铁摩尔在塔城相会。随后，他们夫妻二人从北向南穿越新疆，奔赴英属印度。 拉铁摩尔及其夫人在此次旅行中，都留下考察记录。其中，拉铁摩尔有两部著作，分别是《通往突厥斯坦的沙漠之路》(The Desert Road to Turkestan)和《高地鞑靼》(High Tartar)。第一本书1928年于英国伦敦出版，该书实际上记载了拉铁摩尔此次考察第一阶段的路线和活动，即从天津经张家口抵达归化，从归化西行，穿戈壁沙漠，抵达新疆之古城子。从拉铁摩尔的旅行记录来看，作者是将归化作为考察的正式起点，抵达新疆古城子的全程共计1587英里，[3]这段考察的时间是1926年8月20日至1927年1月3日。《高地鞑靼》则出版于1930年，主要记述两人在新疆境内的考察。拉铁摩尔从新疆首府迪化(今乌鲁木齐)辗转前往塔城，迎接从苏联塞米巴拉金斯克乘坐雪橇而来的埃莉诺；2月份在塔城接上其妻子后，两人开始穿越新疆之行，1927年10月翻越喀喇昆仑山抵达英属印度克什米尔。随后，两人赴欧洲整理考察笔记，分别撰写游记。 另外，拉铁摩尔夫人于1934年出版其游记《突厥斯坦重逢》(Turkestan Reunion)，记述了她的此次旅行经历。 拉铁摩尔第一部著作《通往突厥斯坦的沙漠之路》出版后，很快得到学术界好评，美国学界认为它“带来一些新的地理学和其他方面的消息”。[4]拉铁摩尔因此获得奖学金并得以进入哈佛大学学习，这给他很大鼓舞，也坚定了他从事中国内陆边疆研究的信心，“我感到我不是不具备探索历史学的途径”。[5]可见，拉铁摩尔的首次新疆考察，收获甚丰，可以说开启了其中国边疆研究。 拉铁摩尔再次赴新疆则是1944年6月份。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为协调美国与苏联和中国在战争最后阶段的行动，美国特派遣副总统亨利•华莱士(Hengry Wallace)率领使团赴苏联和中国访问，其中从莫斯科赴重庆时要途经新疆首府迪化，并作短暂停留。此时拉铁摩尔早已是中国研究专家，又曾出任过蒋介石的顾问，[6]遂以战时新闻局观察员身份参加该使团，但需要说明的是他并非使团正式官员。 拉铁摩尔虽然未参与在莫斯科以及重庆的核心谈判，但是在此次出使行动中他得以从容实地考察中国边疆的外围地区。[7]因为该使团从美国阿拉斯加进入苏联远东西伯利亚地区，先后访问黑龙江流域、西伯利亚、中亚的塔什干和阿拉木图等地区，返回途中还经过乌兰巴托。对拉铁摩尔来说，这些很有意义，他不但可以和所经过之处的苏联及蒙古有关专家交流，而且更重的是获得了从中国东北、北部和西北观察中国边疆地区的机会，同时也可以从世界地缘政治角度考察中国边疆地区。此外，在新疆停留期间，拉铁摩尔还见了“新疆王”盛世才，两人长谈甚久，此次谈话对他来说极有学术价值。可以说，拉铁摩尔此行开阔了眼界。他第一次实地考察了中国边疆的广袤地域，得以从更大范围研究中国及亚洲的历史。[8]实际上此次考察也促使其从更广阔的地缘政治学角度来研究中国边疆以及亚洲当时的状况与前景。 新疆考察结束后，拉铁摩尔对新疆兴趣浓厚，不但在其游记《通往突厥斯坦的沙漠之路》和《高地鞑靼》中涉及或专门记录有关新疆的情况，而且在其重要学术著作中多方面涉及新疆研究，如拉铁摩尔的代表作《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亚洲腹地新的政治地理学》(The New Political Geography)、《亚洲腹地:中苏之桥》(Inner Asia:Sino－Soviet Bridge)、《中国突厥斯坦》(Chinese Turkistan)与《汉族人在新疆》(The Chinese asa Dom-in ant Race)等论文，[9]以及他于1934年和1935年为有关年鉴撰写的新疆专文。另外，在《亚洲的决策》(Solution in Asia，1945)、《亚洲的形势》(Situation in Asia，1949)等著作中，也都可见其新疆考察的痕迹。 二、拉铁摩尔新疆研究的几个理论侧面 拉铁摩尔对新疆的研究涉及很多方面，诸如历史、地理、政治、贸易、民族、宗教、文化等，本文侧重于对拉铁摩尔新疆研究的理论建构进行初步梳理。 (一)关于新疆与内地及蒙古、西藏的结构关系 在关于新疆与中国内地政治关系上，拉铁摩尔肯定新疆是中国版图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就新疆与内地、蒙古地区以及西藏地区的结构关系作了深入的研究，这些论述颇有意思。 拉铁摩尔将新疆作为中国西北边疆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将其与东北、内外蒙古和西藏一起视作研究中国内陆亚洲边疆的重要构成者。拉铁摩尔的中国边疆史研究实际上主要是集中于中国内陆亚洲边疆史，也就是他所划分的东北、内外蒙古、西北和西藏4个板块。拉铁摩尔在开展此研究时，一是将这些地区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即所谓中国内陆亚洲边疆；二是提出其研究模式，即著名的“贮存地”(或译为“蓄水池”)论；三是研究其间相互关系。就新疆而言，他则进一步提出“沙漠绿洲”和“草原绿洲”的概念，以此分别论述新疆和西藏及蒙古草原的关系。此外，他还提出“内中亚”和“外中亚”概念以及与之相关的“次级绿洲”理论框架。 1.“贮存地”理论。所谓“贮存地”是拉铁摩尔论述中国内陆亚洲边疆形态时所阐述的一个基本理论模式。拉铁摩尔认为，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往往是由边疆“贮存地”地区的居民动向所决定的，各王朝的兴衰可通过对该地带控制情况的考察反映出来。该理论模式最典型的是对内蒙古边疆的论述，拉铁摩尔阐述该地区地理上之历史功能及其理由，认为两千多年来，北方民族历次南下攻击中原农耕地区，有些民族还建立王朝，占有内地部分土地，甚至有时还建立统治全中国的大帝国。在这种时候，一部分南下的民族进入到中原，但是有一部分仍然留在北部邻近长城的地区。这些民族的留守部分保护着其原有的土地，以免遭受从更北部下来的敌对部落的攻击。但是，该地区也是一个“贮存地”，供给统治“中国”所需的官吏及戍军。“贮存地”以北是不开化民族的土地，那里的民族并没有追随“贮存地”领袖们征战。因此，内蒙古地域的重要性超出其民族及文化之上:它是取得黄河流域，有时也是全中国统治权的钥匙。它既是中国强盛时候政治及文化势力向外发展的最有效地区，也是北方民族南下中原的交通要冲。地处长城北部的内蒙古地区就是拉铁摩尔所谓的“贮存地”。[10]拉铁摩尔认为此模式亦适用于包括新疆在内的整个西北地区。[11] 在研究西北地区时，拉铁摩尔又进一步界定与分析。拉铁摩尔以长城为标志，重新界定新疆和内地之间的关系。左宗棠在论述西北地缘形势时认为西北与新疆地理实为一体。同样，拉铁摩尔也认为甘肃、宁夏和新疆堪称一体，同属绿洲形态，只是新疆为“主绿洲”(包括南疆的“沙漠绿洲”和北疆的“草原绿洲”)，而宁夏和甘肃则是“次级绿洲”。[12]此外，拉铁摩尔还使用“内中亚”[13]一词来表述宁夏和甘肃地理，而言下之意新疆当称“外中亚”。由此可见，他论述西北地区之模式与其阐述蒙古地区如出一辙，多少有些硬套的嫌疑。 2.边疆过渡地带。与“贮存地”理论相一致，拉铁摩尔又提出“边疆过渡地带”概念。所谓“边疆过渡地带”特征可概括如下:一是地理上不同族群居住地区相互交错，二是各族群相互混居，三是生产方式多样化，四是多种生活方式交互存在，五是多元文化交互融合。在这些特征中，拉铁摩尔认为绿洲是渐进的，由“次级绿洲”过渡到真正的绿洲；在族群上，多种族群混合，彼此孤立；在生产方式上，新疆是农业和畜牧业兼具的地区；在生活方式上，游牧生活与农业生活并存；文化上是多元交互融合的。尤其是关于文化传播方式，拉铁摩尔认为不只是中国内地征服边疆时候，内地文化才可以传播到边疆地区，相反，边疆地带民族征服和统治内地时更利于内地文化向边疆地带的传播。只是新疆内容更为丰富，这些地区的族群建立地方政权时，也颇有利于内地文化向内陆亚洲以远的地区传播。[14] 3.关于新疆之地缘作用。新疆绿洲和所谓“次级绿洲”共同构成完整的绿洲地理区域。就纵向来看，该区域与中国内地有着重要的战略关联作用，起着呼应内地、威慑蒙古高原及其以北的战略联络作用，也起着连通内地与广义内陆亚洲及其以西地区的作用；就横向来看，该地区则起着隔离蒙古地区与西藏高原地区的作用，其意义重大。 (二)关于新疆内部的结构论述 关于新疆内部文明结构，拉铁摩尔也有其划分和阐述。 1.“垂直文明”结构。拉铁摩尔认为，作为绿洲形态的新疆，其文明发展结构可以称为“垂直文明”，尤其是天山山脉两侧更为突出。[15]拉铁摩尔认为，南疆典型绿洲处于从高山流入沙漠河流的末端附近，河流在此可以流入呈扇形分布的灌溉渠中。沿河流上溯，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个垂直结构，即“肥沃的山区、沙岭、沙漠、绿洲，从上而下依次展开”。[16]高山可以生产木材以及黄金、玉石等多种矿藏，有着大大小小的各种山地牧场。就生产方式而言，山区的人们保留着游牧和半游牧的生产方式，而绿洲的人们则一直是农民、城镇居民和手工艺人。因为所产物品的差异巨大，使得绿洲和山区之间产生交换动力，山区的人们把羊毛、兽皮、金属和玉石等运到山下，旨在从绿洲换取粮食、布匹以及粗糙的生活器具。从绿洲平原到高山地带存在着不同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存在着内部互补和交换经济形式，这就是拉铁摩尔所说的新疆“垂直文明”结构，他又称之为“垂直社会结构”(vertical structure of society)。[17] 2.开放性交通与封闭性交通。需要说明的是，新疆绿洲之间存在着横向交通联系和商品交换，这属于正常的交通方式和商品交换方式。与此同时，新疆“垂直文明”结构内部还催生一种垂直交通方式，能够进行交换的产品差异越大，交换的动力也就越大。从这个角度看，山区和绿洲之间的交换要比绿洲与绿洲之间的交换更有潜力。从交通方面而言，绿洲间的横向交通和绿洲内部的垂直交通形成鲜明对比，前者促进“过境交通”发展，其实质是开放性；后者促进绿洲内部不同生产方式之间的交通，其特点为封闭性。[18]笔者将其分别概括为开放性交通和封闭性交通。但是，拉铁摩尔认为新疆北部绿洲交通呈现为单一的开放性，致使草原征服者可以自由进出。[19]后来，拉铁摩尔对新疆的生产方式又加以进一步论述，主要是关于农业、游牧业、贸易以及传统手工业等方面的论述，同时他也认为新疆受中国内地和苏联两个方向现代工业的影响，但是当时这种影响尚微不足道。[20] 3.“集权化”与“去集权化”。就新疆社会政治结构而言，拉铁摩尔将其描述为“集权化”(Centralization)和“去集权化”(Decentralization)的循环态势。[21]拉铁摩尔认为，新疆地理因素利于“去集权化”，人口聚居于为沙漠所分割的绿洲上，彼此情况相近，易于自给自足，如果没有超级强大的社会结构将其联合成更大的统一体的话，其趋势是发展成诸多微型社会(micro-cosm)。而在广阔的草原地带，草原游牧部族形成众多小的、自我满足的社会单元，而更大和更集权化的社会单元则要求游牧社会、都市社会及农业社会之间相互作用的刺激才会产生。概而言之，新疆内部呈现出“去集权化”的社会政治环境。而另一方面，征服与统治新疆的帝国则呈现为“集权化”特征。因此，拉氏认为新疆维持社会变化是在强大帝国统治下的“集权化”和新疆内部固有的“去集权化”之间不断摆动。在“集权化”和“去集权化”的反复变化中，新疆社会呈现出一种缓慢进化的封建主义。如前所述，拉铁摩尔认为新疆是由天山以南的沙漠绿洲和天山以北的草原绿洲组成，其社会政治形态可统称为绿洲社会。就总的趋势来说，绿洲社会在“集权化”时期是向更高的封建社会形态发展，而草原游牧社会在“去集权化”时期则向更早的社会形态倒退。绿洲社会和草原社会的主要差别是，草原社会变化倾向更极端，呈现出倒退到封建社会初期门槛上的动量。[22] 4.宗教与政治。就新疆内部的宗教而言，拉铁摩尔认为，新疆境内存在多种宗教，诸如汉地佛教、喇嘛教(藏传佛教)、道教、伊斯兰教以及东正教等，宗教在新疆起着政治力量难以起到的作用。新疆的绿洲结构使其在政治上从来都没有实现真正统一，尤其是对经济与社会而言。[23]拉铁摩尔对宗教的认识不限于宗教本身，更在于其政治力量，换句话说，在新疆宗教不仅是信仰，更是政治势力。[24] (三)关于新疆是亚洲枢纽的论述 如在第一部分所言，1944年拉铁摩尔有机会访问苏联，并经中国新疆访问重庆，又经外蒙古返回美国。拉铁摩尔此行一是开阔了地理视野，得以对中国东北、北部和西北边疆进行考察，与其多年的中国内陆亚洲边疆的考察研究构成对应和互补；二是得以从现代国际政治高度审视泛内陆亚洲内部地缘政治的变化。这次访问后，拉铁摩尔对新疆的思考上升到更高和更为广阔的层面，代表作为《亚洲的枢纽》(Pivot of Asia，Sinkiang and th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and Russia)一书。该书是美国学界研究新疆的第一部综合性专著，也堪称是一部经典著作。 在此著作中，拉铁摩尔对新疆近现代的地缘政治作用有了新的认识。拉铁摩尔着眼于地缘政治演变，认为从19世纪英、俄竞争到20世纪中叶的冷战初期，新疆成为亚洲新的重心，在亚洲起着枢纽作用。 1.从地理方面来看，新疆地处古老的印度帝国的后门，印、巴独立后，南亚次大陆呈现出以印度和巴基斯坦所统领的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力量。中国新疆又临近苏联，此处是美国影响最不可进入之地。同时，从内陆边疆角度来看，几个世纪以来，新疆一直被认为是中国的后门，但是两千年前则是中国通向亚洲心脏的前门，20世纪40年代后期再次成为中国陆向[25]最重要的前门。[26]可见，在20世纪中期后新疆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再次凸现。 2.从近代历史来看，拉铁摩尔分析了近代英、俄在中亚竞争的历史过程，认为经过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4次事件使英、俄在新疆地区的竞争归于稳定。这4个事件分别是:(1)1895年英、俄私定帕米尔边界，实现以瓦罕走廊隔离彼此；(2)1903—1904年间荣赫鹏入侵中国西藏，英国以英藏直接接触稳定其西藏政策；(3)1907年签订《英俄协约》，双方在中国西藏、阿富汗及伊朗等问题上达成妥协；(4)1911年辛亥革命后，俄国在外蒙古推行类似于英国对中国西藏的政策。[27]实际上，还需要加以补充说明的是，在上述诸事件基础上英国势力得以进入新疆，英、俄势力实现在新疆共存，达成了所谓平衡下的稳定。[28]“十月革命”后，英、苏在新疆势力几经反复，至1943年后英、美、苏势力在新疆实现微妙平衡。[29]可见，近现代后，在国际政治演变中，新疆地缘政治作用逐步加强。 3.世界形势演变凸现新疆地位的重要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拉铁摩尔认为新疆成为世界新的重心和枢纽，其原因在于苏联对亚洲输出革命，美国则期望将自由资本主义理念传入亚洲，在某种程度上说，新疆正好处于冷战的锋线上。[30]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至新中国成立这段时期，新疆在国际政治中的枢纽意义，拙著曾略作分析，认为中国政治的走向事关冷战两大集团在亚洲力量的消长，处于风口浪尖上的新疆成为美、苏角逐的前沿。[31] 此外，在印巴北部边疆、伊朗、中国西部边疆、外蒙古和苏联中亚边疆地区之内，还存在着人种及民族边疆的交错，宗教及文化边疆的纷争，这些连同上述的国际政治边疆交互影响，其形势处于极为复杂的演变中，而新疆在此变化中亦居于关键地位。 三、拉铁摩尔新疆研究之简要评价 作为研究中国边疆历史的著名学者，拉铁摩尔的新疆考察和研究在其中国边疆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文只是对其新疆考察和研究初步加以梳理，而对其深入的研究还有待于搜集更为全面的资料并进行更深入的分析。通过上面的简要考察，笔者仅对拉铁摩尔之新疆研究作以下简要评价。 其一，新疆研究是拉铁摩尔整个中国边疆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占有独特的地位。我们知道，拉铁摩尔的中国边疆史研究主要偏重于中国内陆亚洲边疆部分，包括4大板块，分别是东北地区、蒙古地区、西北地区和西藏地区，新疆即为构成西北板块的核心。在上述4大板块中，新疆是作为绿洲板块凸现的，绿洲概念的引入、细分、整合与创新，使我们对整个西北地区的整体性和差异性有了清晰的认识，成为我们理解该地区政治、经济、社会、民族、宗教和现代国际地缘政治演变的一个理论立足点，是我们认识中国边疆各板块之间关系、绿洲板块与内地关系的一个平台，也是我们认识中国边疆史的一个新视角。 其二，拉铁摩尔的新疆研究也为我们开展中国史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范式。纵观拉铁摩尔的中国边疆研究，可见其三个特点:一是将中国内陆亚洲的边疆作为中国版图的历史组成部分，以此加以客观研究，类似于我们所谓逆序法研究中国疆域形成之方法；二是中国边疆史研究只是其观察中国历史的一个视窗、一个研究的立足点，其根本在于研究中国历史。拉铁摩尔的新疆研究亦是如此，作为边疆重要构成部分的绿洲板块是其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个支点。因此，可以说，拉铁摩尔开辟了从中国边疆研究中国历史的先河。这对我们更为客观、理性地研究中国历史极具价值和意义，虽不能说拉铁摩尔就是边疆中心论者，但是它对传统的中原中心的研究范式作了建设性补充，正如今天美国“新清史”派主张从满族、从边疆来研究清代历史对重新认识和全面理解清史会别具意义一样，拉铁摩尔从边疆角度解构中国历史也带来令人耳目一新的认识，其中国史的研究方法或可称作边疆范式。至少西方汉学的中国研究方法到拉铁摩尔时开始发生重要变化，开创了后来西方汉学研究的边疆范式之先河。[32] 其三，拉铁摩尔新疆研究理论体现出研究与现实考察相结合的特点。如前所述，新疆考察是拉铁摩尔新疆研究的始点，也体现在其后来的研究中。拉铁摩尔的考察始于随商队旅行，他对商路、草原、绿洲等有着细腻的把握和深入的理解，可以说是他对史料反复阅读和漫长旅途见闻相互映衬与思考的结果，诸如他关于“次级绿洲”的划分、新疆“垂直文明”结构、绿洲的开放性交通和封闭性交通、中国内陆边疆各板块内外构成与纵横关系以及“过渡地带”观点等理论假设，使人感觉到都是他对旅途渐次所见的感悟和总结的结果。至于他引入国际地缘政治的视点更是与其实地考察密不可分。 其四，新疆研究中的国际地缘政治之视野。中国新疆地处内陆亚洲腹地，与外蒙古、前苏联地区、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多个国家接壤，堪称中国边疆面临国际环境最复杂之省区。拉铁摩尔的新疆研究极为关注国际地缘政治，既有对文化多样性背景的认识，也有对宗教复杂性的论述，更有对国际政治演变的分析。如果说拉铁摩尔关于新疆绿洲板块的论述是从中国边疆构成的内部来观察新疆的话，那么把国际地缘政治的视角引入其研究则是从外部环境来认识新疆，认识中国边疆。新疆既是中国的领土，又是国际势力进行地缘政治角逐的对象。 本文只是对拉铁摩尔新疆考察与研究的初步探索和简要评价。实际上，拉铁摩尔新疆考察和研究的内容相当丰富，诸如他关于新疆文化、经济、贸易和交通等方面的研究，关于新疆生态环境和贸易线路的记述和讨论，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搜集资料，深入开展研究。 注释： [1]［日］矶野富士子整理、吴心伯译:《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拉铁摩尔回忆录》，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6版，第 10 页。 [2]［日］矶野富士子整理、吴心伯译:《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拉铁摩尔回忆录》，第 14 页。 [3]Owen Lattimore，The Desert Road to Turkestan ，Little，Brown，And Company，1929，pp． 326 － 360． [4]［日］野富士子整理、吴心伯译:《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拉铁摩尔回忆录》，第 20 页。 [5]转引自［日］毛里和子:《论拉铁摩尔》，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编辑部编:《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 5 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年版。 [6] 拉铁摩尔曾经于 1941 年至 1942 年出任蒋介石私人顾问。 [7] 本文所述中国东北部、北部和西北部边疆外围地区涉及到外蒙古。在 20 世纪 40 年代拉铁摩尔考察外蒙古时中华民国政府并未承认其独立，但是外蒙古为苏联所控制，拉铁摩尔将其统归为中国内陆边疆的外围地区，不准确。 [8] 参见陈静如:《拉铁摩尔和他的中国问题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8 年第 2 期。 [9] 这些论文均收录于 Owen Lattimore，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 Collected Papers，1928 － 1958，Oxford University，1962。 [10] 参见［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的内陆亚洲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61—163页。 [11] Owen Lattimore，“Origins of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A Frontier Concept in Theory and Practice”，Studies on Frontier History: Collected Papers，1928－1958 ，pp．115－116． [12] 参见［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的内陆亚洲边疆》，第 101—115页。 [13] Owen Lattimore，Chinese Turkistan，The Open Court，Chicago，Vol． XLVII，March，1933． [14] Owen Lattimore，“Inner Asian Frontiers: Chinese and Russian Margins of Expansion”，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 Collected Papers，1928 － 1958，pp． 134－159． [15] Owen Lattimore，“Caravan Routes of Inner Asia”，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 Collected Papers，1928－1958，p．67． [16] Owen Lattimore，“Caravan Routes of Inner Asia”，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 Collected Papers，1928－1958，p．68． [17] Owen Lattimore，“Caravan Routes of Inner Asia”，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 Collected Papers，1928－958，p．69． [18] Owen Lattimore，“Caravan Routes of Inner Asia”，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 Collected Papers，1928－1958，pp．67－70． [19]Owen Lattimore，Chinese Turkistan，The Open Court，Chicago，Vol． XLVII，March，1933，p． 104． [20] Owen Lattimore，Pivot of Asia，Sinkiang and th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and Russia，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50，pp．152－181． [21] Owen Lattimore，Pivot of Asia，p．183． [22] Owen Lattimore，Pivot of Asia，pp．183－184． [23] 参见［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的内陆亚洲边疆》，第 113 页。 [24] Owen Lattimore，Pivot of Asia，p．3． [25]为了便于论述，笔者在有关研究中使用“陆向”和“海向”两词，意在分别表示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内陆方向或取向以及海洋方向或取向。 [26] Owen Lattimore，Pivot of Asia，p．ⅶ． [27] Owen Lattimore，“The New Political Geography of Inner Asia”，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 Collected Papers，1928－1958，pp．169－ 170． [28] 参见许建英:《近代英国和中国新疆( 1840—1911)》，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15—238 页。 [29] 参见许建英:《民国时期英国和中国新疆( 1912—1949)》，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36—243页。 [30] Owen Lattimore，Pivot of Asia，pp．3－ 4． [31] 参见许建英:《民国时期英国和中国新疆( 1912—1949)》，《绪论: 从英俄角斗场到亚洲枢纽的新疆》。 [32] 参见姚大力:《西方中国研究的“边疆范式”: 一篇书目式述评》，《文汇报》2007 年 5 月 25 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