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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时期，外蒙古宣布“独立”，哲布尊丹巴活佛政权致书“谕令”内蒙古各旗响应、归附之后，曾有不少内蒙古王公上层复函表示“归顺”，并入“大蒙古国”。由于难以看到基本史料，当时致书表示“归顺”的究竟有哪些内蒙古盟旗、王公，人们一直无从详实了解。1993年，有内蒙古学者赴蒙古国学术访问，在蒙古国家档案馆有幸看到了一些内蒙古王公贵族的“归顺”函件，还有一份哲布尊丹巴政权内务部所拟“新归顺的外内盟旗衔名表”，均为蒙文原件。这些历史档案的重要性和史料价值，可以说是不言而喻的。现仅作粗略介绍，以飨读者同仁。 据已看到的信函原件.致书表示“归顺”的王公扎萨克主要有:乌兰察布盟盟长、四子部落旗扎萨克郡王勒旺诺尔布(由护印协理台吉占布拉署代);卓索图盟盟长、土默特左旗扎萨克贝勒色棱那木济勒旺保;昭乌达盟协办(Xidhegqi，意为审理官，署理、理刑?)盟长、翁牛特右旗扎萨克郡王赞巴勒诺尔布;锡林郭勒盟盟长、阿巴嘎左旗扎萨克郡王杨桑偕副盟长、乌珠穆沁右旗扎萨克亲王索纳木喇布坦;伊克昭盟盟长、鄂尔多斯右翼后(杭锦)旗扎萨克贝子阿尔宾巴雅尔:哲里木盟科尔沁右翼前(扎萨克图)旗扎萨克郡王乌泰;卓索图盟喀喇沁右旗扎萨克郡王贡桑诺尔布;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扎萨克郡王德穆楚克栋鲁普(由护印协理台吉班第等署代)等。 从致书时间上看，写于1912年3一5月间(原函均为旧历)的有勒旺诺尔布、色棱那木济勒旺保、赞巴勒诺尔布、乌泰、贡桑诺尔布，应该都是接到外蒙古“劝谕”书后不久的事。其中.勒旺诺尔布是清末民初乌兰察布盟最有影洞的王公，此前曾因反对洋教、抵制垦务而闻名，其后(同年秋)又领衔全即六旗扎萨克公开拒从民国[1]，并且未见有被革职、停职的记录，何以由协理台古护印井代笔?信中还既不署哲布尊丹巴政权的“共尊”(又译“共戴”)年号，又不用前清、民国纪元，而径用“壬子”纪年。(另有赞巴勒诺尔布用“宣统四年”，其余各件均署“共尊”。)乌泰信中所志“春中月初六(3月24)日”，可以为乌泰的蓄谋“独立”，派代表持此函赴库伦，提供重要的时间佐证。乌泰信中的基本内容，还可见于内蒙古现存有关档案(汉文)中的转述，文意相符，只是有压缩、概括[2]。在贡桑诺尔布的信中，明确写着委派管旗章京朝克巴达尔胡、商卓特巴喇嘛色日济扎木苏等携礼物持书前往，却没有提到已为学界所知的贡王派赴库伦的代表罗布桑车珠尔[3]。 德穆楚克栋鲁普和杨桑偕索诺木喇布坦的信，分别写于1912年12月和1913年1月。哲布尊丹巴政权于1912年冬开始派兵侵入内蒙古，一度占据锡林郭勒草原并掳走盟长杨桑。而杨桑在信中确实写着于旧历十月间被“博格多汗”哲布尊丹巴“拯救”“前来”，铃盖的也是哲布尊丹巴政权新颁铸的“锡林郭勒盟盟长之印”。(其余各件均铃盖前清满蒙文合璧的盟长、扎萨克印信。)由此不难推断，德穆楚克栋鲁普的信函也写于外蒙古军队进入锡林郭勒草原之后。当时德王尚处幼年，所以依例由护印协理班第署名代表[4]。 阿尔宾巴雅尔的信写于1913年5月，即当时影响很大的1913年1月“西盟蒙古王公会议”之后。信中申明，当时参加会议并签署决议、通电(反对库伦独立，拥护共和民国)，均系被胁迫所为。信中还提到已被大总统(袁世凯)晋封为亲王，但自己仍以前清爵位“贝子”自居。 “新归顺的外内盟旗衔名表”所署日期为“共尊三年十月十一”，即1913年n月8日。表中所列，均采“某盟(盟长)某旗(扎萨克)某爵某某某一旗”形式。兹将表中的内蒙古盟旗王公依序护列如下;昭乌达盟盟长、阿鲁科尔沁旗(扎萨克)贝勒巴咱尔吉里弟一旗，巴林(左旗)扎萨克贝子色丹那木济勒旺保一旗，巴林(右旗扎萨克)郡王札嘎尔一旗，札鲁特右旗(扎萨克)贝子〔当为贝勒〕多布柴一旗，克什克腾旗扎萨克一等台吉伯克济雅一旗，扎鲁特左旗扎萨克贝勒勒旺巴勒济特一旗;伊克昭盟盟长、扎萨克亲王阿尔宾巴雅尔一旗，副盟长、(乌审旗)扎萨克郡王察克都尔色楞一旗，(鄂托克旗)扎萨克郡王嘎勒藏罗勒玛旺扎勒札木苏一旗，(扎萨克旗)扎萨克辅国公沙克都尔扎布一旗，(达拉特旗)扎萨克贝勒逊博尔巴图一旗;锡林郭勒盟盟长、阿巴嘎左旗扎萨克亲王杨桑一旗，副盟长、乌珠穆沁右旗扎萨克亲王索诺木喇布坦一旗，浩齐特左旗扎萨克亲王色隆托济勒一旗，苏尼特右旗扎萨克郡王德穆楚克栋鲁普一旗，阿巴哈纳尔左旗扎萨克贝子车林多尔济一旗，阿巴嘎右旗扎萨克镇国公扎那密达尔一旗，苏尼特左旗(扎萨克)郡王玛克苏尔扎布一旗，浩齐特右旗(扎萨克)郡王桑达克多尔济一旗，乌珠穆沁左旗(扎萨克)贝勒棍布苏伦一旗，阿巴哈纳尔右旗(扎萨克)贝勒苏特诺木诺尔布一旗;乌兰察布盟盟长、扎萨克亲王勒旺诺尔布一旗，副盟长、达尔罕(即喀尔喀右)旗扎萨克郡王云瑞旺楚克一旗，乌拉特前旗扎萨克贝子克什克德勒格尔一旗，乌拉特后旗扎萨克贝子喇什那木济勒多尔济一旗，乌拉特中旗(扎萨克)镇国公巴宝多尔济一旗，茂明安旗扎萨克辅国公喇喜色楞多尔济一旗;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后旗)扎萨克亲王阿穆尔灵圭一旗，(科尔沁左翼前旗)扎萨克宾图亲王丹巴多尔济一旗，(科尔沁左翼中旗)郡王那兰格坍勒一旗，扎责特旗(扎萨克)郡王巴特玛喇布坦一旗，扎萨克图亲王乌泰一旗，(郭尔罗斯后旗)扎萨克布彦楚克一旗;卓索图盟郡王色丹〔应为色棱〕那木济勒旺保一旗，喀喇沁王贡桑诺尔布一旗。此外，表中还列有内蒙古地区非外藩盟旗的呼伦贝尔地区索伦、巴尔虎(旗)，察哈尔的镶黄、镶白、正蓝、正白、镶蓝等旗和几个牛羊群旗、马群旗(即前清官牧场)。 上列外藩盟旗，计有昭乌达盟12旗(原为n旗，1910年析增敖汉右旗)中的6个旗;伊克昭盟7旗中的5个旗;锡林郭勒盟全部10个旗;乌兰察布盟全部6个旗;卓索图盟5旗中的2个旗;哲里木盟10旗中虽列7个，但那兰格坍勒是闲散王公，不应视为“一旗”，即实有6个旗，共为35个旗。但表中显然缺漏了早已致书“归顺”的昭乌达盟翁牛特右旗赞巴勒诺尔布，即应(至少)实有36个旗。 此表所列盟旗数字，与已发表的学者研究统计略有出入:哲里木盟7旗，如果加上那兰格坍勒一个“虚”旗，恰与表列相同;乌兰察布盟5个旗，比表少列1个旗;总数35个旗，则与表列实旗数相同[5]。 表中所列王公爵位，昭乌达盟6人均与前清相同，伊克昭盟5人、乌兰察布盟6人均高于前清爵位，其他各盟王公爵位也多数高于前清.如果认为高于前清者都是哲布尊丹巴晋封的(如乌泰、喇什敏珠尔均已被民国政府明令削爵革职)，何以昭盟6人无一晋升? 值得注意的还有，表中所列伊克昭盟达拉特旗扎萨克逊博尔巴图，是1912年7月才被民国政府明令袭封的[6];扎鲁特左旗扎萨克勒旺巴勒济特，有的史书说是在1912年冬该旗发生官保扎布之乱，原扎萨克林沁诺鲁布被杀后承袭的[7];科尔沁左翼前旗扎萨克丹巴多尔济，也是原扎萨克宾图王棍楚克苏伦出走外蒙古后由民国政府批准承袭的，而此“衔名表”拟制时棍楚克苏伦应正在库伦[8]。此外，1912年8月袁世凯颁布《蒙古待遇条例》之后，表中所列没有公开“归顺”、投奔外蒙古的大多数王公，均被民国政府以“诩赞共和”明令“表彰”，晋升了爵位。即使其中多数人都像阿尔宾巴雅尔那样对民国政府“阳奉阴违”，早已被袁世凯笼络并分别出任蒙藏局(院)总裁、诩卫处都栩卫使高官的贡桑诺尔布、阿穆尔灵圭等人[9]，却仍被哲布尊丹巴政权名列“归顺”表中，殊属“名不符实”。这些值得存疑之处，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民国初期蒙古地区内外形势的错综复杂，反映了蒙古王公贵族的复杂而又暖昧、微妙的处境和态度。 注释： [1]参阅《西盟会议始末记》，商务印书馆代印，1913年。 [2]《内蒙古档案史料》1993年第3期，第9页。 [3]参阅保罗，海尔《蒙古独立运动中的内蒙古:1911一1914年》，汉译载《内蒙古近代史译丛》第一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4]参阅札奇斯钦《我所知道的德王和当时的内蒙古》(一)旧本东京外国语大学，1985年，第8页。 [5]参阅保罗•海尔《蒙古独立运动中的内蒙古:1911一1914年》;中见立夫《贡桑诺尔布与内蒙古之命运》，载日本《内陆亚细亚、西亚细亚社会与文化》，1983年;《蒙古人民共和国历史》(二)下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旧蒙文转写本，1986年，第1648页。三者所述各盟旗数完全相同，当出自同一史源. [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蒙藏院档案，440一37. [7]柏原孝久、滨田纯一《蒙古地志》下卷，第644页，日本富山房，1919年. [8]柏原孝久、滨田纯一《蒙古地志》下卷，第424一425页;博彦满都《我所知道的宾图王棍楚克苏隆》，《内蒙古文史资料》第二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50年. [9]参阅汪炳明《清朝覆亡之际驻京蒙古王公的政治活动》，《内蒙古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