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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尔沁蒙古是明朝末年游牧于东北西北部地区的蒙古族部落。在满族形成过程中，科尔沁蒙古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军事上，科尔沁蒙古归附后金政权，改变了其孤军奋战的被动局面，为后金统一女真各部和漠南蒙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政治上，科尔沁蒙古的归附，既壮大了后金政权的政治势力，又扩大了后金政权的政治影响，使之发展成为当时与明王朝抗衡的最强大的政治势力。在经济上，科尔沁蒙古是后金政权战马及牲畜、粮食的供应地，对后金政权的发展强大给予了重要的经济支持。科尔沁蒙古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影响，促进了女真族的统一和满族的形成。 关键词：科尔沁蒙古；女真；满族 满族的形成问题，是史学界一直关注的重要问题。长期以来，在探讨满族形成问题时，学者们往往注重从女真族内部的统一及女真族自身因素来探讨满族的形成，而忽略外部因素对满族形成的影响。满族的形成是在努尔哈赤父子领导下通过女真各部的统一和后金政权的强大而实现的。十五世纪中叶，在女真诸部彼此攻杀、互争雄长，出现了统一趋势的时候，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努尔哈赤以父祖十三副遗甲起兵，开始了统一女真族的大业。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组建了八旗军队，创建了满文，先后统一了建州女真、东海女真、海西女真，逐渐使女真各部“族类同则语言同，水土同，衣冠居处同，城郭土著、射猎、习俗同”[1](卷1，《开创•开国龙兴记一》)，为满族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建立清王朝，正式定其族名为满洲，这标志着满族共同体的初步形成。实际上，满族的形成，内部的因素固然非常重要，但其外部因素也是不能忽视的。影响满族形成的外部因素很多，但主要的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明王朝对努尔哈赤早期的政策失误，这已有学者撰文论及；另一方面就是科尔沁蒙古的归附与支持，而后者对满族形成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在满族形成的初期，努尔哈赤的周围是强敌林立，他们不仅是满族形成的最大障碍，而且也严重威胁着建州女真的生存。正因为如此，努尔哈赤父子迫切需要在女真族外建立一支可靠而又强大的同盟军，于是，科尔沁蒙古便成为其首选的目标。科尔沁蒙古主要由嫩科尔沁和阿鲁科尔沁组成，同时还有依附于嫩科尔沁蒙古的锡伯、卦尔察等部族。当时阿鲁科尔沁蒙古等主要游牧于呼伦贝尔地区，嫩科尔沁蒙古及锡伯族等主要游牧和居住于嫩江流域，与海西女真等相邻。在满族形成的过程中，科尔沁蒙古各部起了重要的作用。他们在政治上的联姻和全力以赴的支持，军事上的联盟和随八旗军出征作战，经济上的贡献与相互交易等，对满族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明末的科尔沁蒙古 科尔沁蒙古，明清史书记载不一，有记作火儿慎、好儿趁的，也有记作廓尔沁的。科尔沁蒙古是元太祖成吉思汗之弟哈布图哈撒儿的后裔，其牧地原在额尔古纳河、呼伦湖及海拉尔河一带，明初归兀良哈三卫管辖。兀良哈三卫也称朵颜三卫，即泰宁卫、福余卫、朵颜卫，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四月设立。“以阿扎失里为泰宁卫指挥使，塔宾贴木儿为同知；海撒男达奚为福余卫指挥同知；脱鲁忽察尔为朵颜卫指挥同知。各领所部，以安畜牧。”[2](卷196，洪武二十二年四月辛卯)兀良哈三卫西起大兴安岭，东跨嫩江与女真居地相接，北达北海(即今呼伦湖)。三卫之中福余卫(今黑龙江省齐齐哈尔附近)主要位于嫩江乌裕尔河流域；其西南为朵颜卫(今洮儿河上游)，清朝嘉庆年间在布特哈出土了一方名为“朵颜卫左千户所百户印”的铜印，说明嫩江西部地区在明初也曾经在朵颜卫的统辖之下；泰宁卫(今吉林省洮安县附近)在最南部。明中期以后，兀良哈三卫乘明朝统治削弱之机，大举南下，逼近辽东塞外，并不断侵扰明朝地方。明正统十二年(1447年)，明军围剿兀良哈三卫，蒙古卫拉特部大汗也先乘机出兵进攻，兀良哈三卫“朵颜、泰宁皆不支乞降，福余独走避脑温江(嫩江)”[3](卷328，《朵颜、福余、泰宁传》)。这样，南迁的福余卫又回到了嫩江流域。 明朝嘉靖年间，漠南蒙古内部左右两翼纷争，矛盾激化。漠南蒙古的纷争也影响到了呼伦贝尔等地的科尔沁蒙古。当时正在这里驻牧的哈布图哈撒儿第十四世孙奎蒙克塔斯哈喇(也作魁蒙克达斯哈喇)，便从呼伦贝尔故地出发，向东迁徙到嫩江、松花江流域驻牧。为了与留驻呼伦贝尔等地的科尔沁蒙古相区别，奎蒙克塔斯哈喇便将移牧于嫩江流域的部分称为嫩科尔沁蒙古。嫩科尔沁蒙古东迁后，吞并了福余卫，融合了当地的蒙古部落，并承袭了他们的部落名称。奎蒙克塔斯哈喇有两个儿子，长子博第达喇，次子诺门达喇。博第达喇共有九子，分领嫩科尔沁蒙古诸部。其中博第达喇第三子乌巴什，分牧于松花江与嫩江汇合处两岸地区，即以当地的郭尔罗斯为所部之号。博第达喇第八子爱那噶游牧于嫩江中游左畔，承袭了杜尔伯特部之名。博第达喇第九子阿敏，游牧于嫩江中游右岸，号其所部为扎赉特部。在嫩科尔沁蒙古东移南扩的同时，留牧于兴安岭以北、呼伦贝尔草原、额尔古纳河及鄂嫩河流域的科尔沁蒙古称“阿鲁(山阴)蒙古诸部”，由奎蒙克达斯哈喇之二弟巴衮诺颜、三弟布尔海那颜及从父鄂尔多海王后裔统领。据《金轮千辐》、《水晶鉴》和《蒙古游牧记》等史书记载，留牧于呼伦贝尔的巴衮诺颜，其长子昆都冷岱青为了区别于嫩科尔沁蒙古，将管辖的部属称为阿鲁科尔沁蒙古部；其次子诺颜岱将名下部属分给了自己的四个儿子而称之为四子部。由奎蒙之三弟布尔海那颜所属部众称之为乌拉特部。由奎蒙克之从父鄂尔多海王后裔所属称之为茂明安部[4]。 这样，经过明末的迁徙，科尔沁蒙古形成了新的分布格局。嫩科尔沁蒙古分为四部，有科尔沁部、杜尔伯特部、郭尔罗斯部及扎赉特部。其中杜尔伯特、郭尔罗斯及扎赉特各部的名称是沿用当地各部落的名称。据和田清先生考证：“关于科尔沁别部的郭尔罗斯、杜尔伯特、扎赉特三个部落，这些名称大体上从成吉思汗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当然部族的内容有了显著的变化”。[5](P523)他们在嫩江流域主要以游牧经济为主，各部还控制着生活在这里的锡伯、卦尔察及部分达斡尔人。“这个纯粹蒙古的中心部落、大元可汗的正统后裔，率领所部十万东迁，移牧于兴安岭东南半部，不仅是历史上无与伦比的罕有事件；由于移动的结果，在蒙古内部引起了重大变化，并使明廷辽东大为疲敝，不久便形成了清朝兴起的基础”。[5](P425)阿鲁科尔沁蒙古分为四部，即阿鲁科尔沁部、四子部、茂明安部及乌拉特部。 随着科尔沁蒙古诸部区域日益扩大，其政治和军事实力也不断增强，成为东北地区较有影响的强大势力。他们不仅在蒙古各部中具有重大影响，也成为女真各部争取的对象，因为他们的向背，直接决定了女真各部的兴衰。 二、科尔沁蒙古对满族形成的军事影响 满族的形成固然需要许多条件，但固定的区域和稳定的环境，以及强大的政权和能征善战的军队是必不可少的。固定的区域用来安置归附的部民，强大的军队则既要保卫自己的区域和政权，又要不断向外扩张，征服和统一女真各部，促成满族的形成。当努尔哈赤起兵统一建州女真时，他的周围可以说是强敌林立。明王朝、朝鲜、察哈尔蒙古林丹汗、叶赫、辉发、哈达、乌拉等部，他们都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不仅是努尔哈赤统一女真的强大障碍，而且随时可能将其消灭。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努尔哈赤清醒地认识到要“以一城一旅敌中原，必先树羽翼于同部，故得朝鲜人十，不若得蒙古人一，得蒙古人十，不若得满洲部落人一”[1](卷1，《开创•开国龙兴记一》)。他把反抗明朝作为自己的主攻目标，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采取大树羽翼的政策，树羽翼主要在女真内部，而其外部首当其冲的羽翼便是蒙古。因此努尔哈赤在使自身不断壮大的同时，毅然在敌对阵营中选择了科尔沁蒙古作为争取的对象，将之树成自己统一女真的羽翼，使之成为自己最可靠的同盟军。历史发展的实践证明：科尔沁蒙古的投归后金政权，使东北各种势力的军事力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加速了女真统一的进程。 嫩江流域的科尔沁蒙古及其所属的锡伯、瓜尔察等族是距女真各部族最近且较为强盛的民族。科尔沁蒙古各部与努尔哈赤的建州女真本来是敌对关系，而与相邻的海西女真却有着同盟关系。早在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嫩江蒙古廓儿沁国主瓮刚代、莽古、明安，实伯部、刮儿恰部”等曾参与了以叶赫部为首的攻打努尔哈赤建州女真的九部之战，结果大败而归[6](卷1)。九部之战使努尔哈赤领略到了科尔沁蒙古诸部是一支不容小视的军事力量，同时也使之明白欲战胜海西女真、统一女真，必须拆散科尔沁蒙古与叶赫等部的联盟，争取科尔沁蒙古。 为了争取嫩江科尔沁蒙古等族，努尔哈赤采取了优待并释放所俘获的20名蒙古战俘的策略。这一举措使科尔沁蒙古部主既见其兵威，又感其恩德。其中鄂巴(即奥巴)等“命次将晚者等二十余名，率胡百余名，持战马百匹，囊驼十头来献”[7]，主动与努尔哈赤建立联系。努尔哈赤也厚待来使，以礼往来。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北科尔沁蒙古贝勒明安、喀尔喀五部贝勒老伊，始遣使通好。自是蒙古诸贝勒，通使不绝”[8](卷2，甲午年正月庚辰)。随着建州女真的统一强大和后金政权的建立，努尔哈赤继续采用结盟的策略拉拢和招抚嫩江流域的科尔沁蒙古，而科尔沁蒙古等也认识到叶赫等部力量的衰弱，渐渐倒向后金政权。他们或派使者或亲自到后金国朝见努尔哈赤，双方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到后金天命九年(1624年)，努尔哈赤派使臣到嫩江等地“与科尔沁蒙古台吉奥巴、阿都齐达尔汗、戴青、蒙果等会盟”。双方互相派遣使臣举行仪式，刑牛马祭天地，结盟修好[8](卷9，天命九年二月乙酉)。这样，嫩江流域的科尔沁蒙古等部先后归附后金政权，成为后金政权可靠的同盟军。最初，科尔沁蒙古是站在海西女真一边反对努尔哈赤的，但努尔哈赤与科尔沁蒙古关系的改善，不仅改变了建州女真孤军奋战的局面，而且使科尔沁蒙古与海西女真的联盟关系逐渐瓦解。海西女真从此陷入孤立，从而为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创造了绝好的条件。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努尔哈赤采取各个击破的战略，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出兵吞并哈达部，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消灭了辉发部，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灭亡了乌拉部，使叶赫部陷入完全孤立之中。在此期间，随着努尔哈赤军事实力的增强，他与科尔沁蒙古的关系已发展到稳固的联盟姻亲关系。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春，努尔哈赤“闻科尔沁蒙古明安贝勒之女颇有风姿，遣使欲娶之。明安贝勒遂绝先许之婿，送其女来，太祖以礼亲迎，大宴成婚”[6](卷1)。从此双方开始互相嫁娶，建立联盟，关系更加密切。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八月，努尔哈赤击败明军四路进攻，取得了萨尔浒之战胜利后，灭亡了叶赫部，最终统一了海西女真。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的统一，是满族基本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在努尔哈赤统一海西女真的过程中，科尔沁蒙古的向背至关重要，由此可见其在满族形成中的作用。 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与努尔哈赤抗衡的另一股势力是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林丹汗一直致力于蒙古的统一，其势力强盛时“东起辽西，西至洮河”[9](卷8)，科尔沁蒙古等皆受其役属。在明朝的支持下，察哈尔林丹汗自称“四十万蒙古国主”，称努尔哈赤为“水滨三万诸申主”，并扬言将阻止努尔哈赤的统一事业[10](卷13)。努尔哈赤采取分化瓦解的策略，争取与察哈尔蒙古有隙的科尔沁蒙古，与之结盟修好。这就从蒙古联盟中打开了一个缺口，使蒙古联盟四分五裂。努尔哈赤通过科尔沁蒙古在蒙古各部中扩大后金政权的影响，使内喀尔喀五部等也纷纷来朝归附。这不仅破坏了察哈尔林丹汗的统一蒙古计划，而且使察哈尔林丹汗的势力日益衰落。科尔沁蒙古对后金政权的作用还在于：它是后金政权和察哈尔蒙古等部的一道屏障，可以牵制或阻挡察哈尔等部对后金的进攻。如后金天命十年(1626年)十一月林丹汗怒科尔沁蒙古与后金结盟修好，派“察哈尔的兵来围科尔沁蒙古”，科尔沁蒙古贝勒鄂巴向后金告急，“在初十，汗(努尔哈赤)率诸贝勒、诸大臣出兵援助科尔沁蒙古”。后派莽古尔泰、皇太极等挑选精兵五千去支援科尔沁蒙古，到农安时，“察哈尔的兵正要攻占科尔沁蒙古，听说金兵到来，连夜离去了”[11](卷66，天命十年十一月)。就这样，努尔哈赤利用科尔沁蒙古来对付和削弱察哈尔，使自己消除与明朝争夺辽东的后顾之忧。 皇太极继位后，进一步加强了与科尔沁蒙古的联盟姻亲关系，并加强了对归顺的科尔沁蒙古等部的军事控制，后金天聪三年(1629年)正月，皇太极“敕谕于科尔沁蒙古、敖汉、奈曼、喀尔喀、喀喇沁五部落，令悉尊我朝制度”[12](卷5，天聪三年春正月辛未)。同年三月，皇太极又谕令归顺各部落蒙古诸贝勒“凡遇出师期约，宜各勇跃争赴，协力同心，共申敌忾，毋有后期”。“凡管旗事务诸贝勒，年七十以下十三以上，俱往征，违着罚马百、驼十；迟三日不至约会之地者，罚马十；我军入敌境，以至出境，有不至者罚马百、驼十。若往征明国，每旗大贝勒各一员，台吉各二员，以精兵百人从征，违者罚马千、驼百；迟三日不至约会之地者，罚马十；我军入敌境，以至出境，有不至者，罚马千、驼百；于相约之地，辄行掳掠者，罚马百、驼十。”[12](卷5，天聪三年三月丁己)这样，科尔沁蒙古等部军队便成为后金政权八旗军外的另一支生力军，在此基础上，皇太极开始了对察哈尔林丹汗的征伐。后金天聪二年(1628年)十月，皇太极亲率满洲八旗及科尔沁蒙古等部大军攻打林丹汗，占领了西喇木伦河流域。后金天聪六年(1632年)五月，皇太极又一次率满洲八旗及科尔沁蒙古等部大军征讨林丹汗，使林丹汗败逃青海，最后病死于大草滩。后金天聪九年(1635年)，皇太极派多尔衮等率满蒙大军在河套地区招抚了察哈尔林丹汗的残部，使察哈尔最终灭亡。努尔哈赤及皇太极父子消灭了强大的对手察哈尔林丹汗，并将漠南蒙古统一到自己的阵营之中，使后金国实力大增。 在后金—清朝政权的军事压力下，明朝军队被迫节节败退，保证了满洲民族共同体的顺利形成，这其中科尔沁蒙古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此后，凡有征战，科尔沁蒙古无不从征，清崇德二年，“从征朝鲜，三年从征喀尔喀，四年从征索伦，八年从征明及黑龙江诸部”[1](卷3，《外藩•国朝绥服蒙古纪一》)，为后金政权的强大和满族的形成立下了汗马功劳。 三、科尔沁蒙古对满族形成的政治、经济影响 在当时的形势下，满族的形成，既需要有一个强大的政权，用以组织和保障部民在稳定的环境下生产生活，又需要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在后金政权的建立和发展中，科尔沁蒙古部给予了积极的支持。 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正月，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登基称尊，建立金国(后金)。同年十二月，科尔沁蒙古贝勒明安派次子哈坦巴图鲁来贺，并向努尔哈赤进献蒙古良马。第二年正月，明安率众亲自来拜见努尔哈赤，庆贺他建立金国。科尔沁蒙古诸部首领的祝贺活动，不仅是对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给予极大的政治支持，对扩大后金政权的政治影响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天聪十年(1636年)三月，科尔沁蒙古等16部49台吉会集盛京，共同推请皇太极接受尊号称帝。四月十一日皇太极接受尊号称帝，改国号为大清，改元崇德。由此可见，从后金到清朝的政治大事，都有科尔沁蒙古的支持和参与。此外，科尔沁蒙古与后金—清皇室的联姻实际上也是一种政治联姻，从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到清兵入关的三十余年中，科尔沁蒙古等送女至后金—清朝约19名，她们大多嫁给了努尔哈赤及其子侄。其中科尔沁蒙古女中有些后来成为清朝的皇后，清初的“孝端文皇后，孝庄文皇后，孝惠章皇后，皆科尔沁蒙古女”[1](卷3，《外藩•国朝绥服蒙古纪一》)。努尔哈赤父子也以皇家公主下嫁科尔沁蒙古各部首领，到清入关前，后金—清朝皇族公主下嫁给科尔沁蒙古部首领的约有十余名。由此可见，科尔沁蒙古在后金—清朝政治的作用和影响是很大的。 嫩科尔沁蒙古的加盟和政治支持，扩大了后金政权在蒙古各部中的政治影响。许多蒙古部落纷纷投归后金政权。一些蒙古族部落是通过先投科尔沁蒙古，然后再由此投归后金政权的方式加入到正在形成的满洲民族共同体中。如后金天命八年(1623年)，扎鲁特右翼台吉色本，迫于林丹汗压力，率部逃奔科尔沁蒙古，后由科尔沁蒙古投后金努尔哈赤[13](P616)。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年)，蒙古扎鲁特与巴林因遭察哈尔林丹汗的侵袭，举部北投了科尔沁蒙古。次年，两部又分别从科尔沁蒙古出来投降了后金政权。由于大量蒙古部民的不断归入，皇太极在满洲八旗的基础上，在组建汉军旗的同时，又于后金天聪九年(1635年)扩建了由16840名蒙古人组成的蒙古八旗。 据《清实录》记载：后金天聪四年(1630年)“十一月己卯，阿禄四子部落诸贝勒来归。诸贝勒俱留我边境，令台吉宜尔札木、苏黑墨尔根、毕礼克、翁惠、布桑先至”[12](卷7，天聪四年十一月己卯)。同年十二月壬寅，“阿禄伊苏忒部落贝勒，为察哈尔兵所败。闻上善养人民，随我国使臣察汉喇嘛来归。留所部于西喇木轮河，先来朝见”[12](卷7，天聪四年十二月壬寅)。从这两条史料可以看出，四子部落和阿鲁科尔沁部是由于不满察哈尔林丹汗的奴役并受到察哈尔兵的打击而慕名举部南迁并投奔后金政权的。他们受到了皇太极的热情欢迎和奖赏，并得到妥善安置。后金天聪五年(1631年)四月初七日，皇太极与嫩科尔沁部土谢图汗奥巴、阿鲁蒙古翁牛特部孙都棱、阿鲁科尔沁部达赉楚呼尔、四子部落僧格和绍齐等大小台吉盟誓立法，划分了上述蒙古各部的驻牧地界[14](天聪五年四月初七日)。这样，初步确定了阿鲁科尔沁及四子部落的驻牧地。后金天聪七年(1633年)二月癸亥，“阿禄科尔沁图车根汗、固木巴图鲁、达尔马代滚等，举国来归”[12](卷13，天聪七年二月癸亥)。后金天聪八年(1634年)十月辛丑，“阿禄毛明安部落来归”[12](卷20，天聪八年十月辛丑)。随着归附蒙古各部的增多，后金天聪八年十一月，皇太极派阿什达尔汉、塔布囊达雅齐等往外藩蒙古，与包括四子部落、乌拉特部落等在内的蒙古部落诸贝勒划分了牧地[12](卷21，天聪八年十一月壬戍)。 在后金政权统一过程中，还有部分科尔沁蒙古直接投奔后金政权并加入其中。如后来编入蒙古正白旗的明安达礼，“姓席鲁特氏，世居科尔沁蒙古地方”，其父博波图“天命初年，自科尔沁蒙古来归，授游击职”[15](P4173)。前文已述，还有一些蒙古部落先投科尔沁蒙古，然后再由科尔沁蒙古投入后金政权。此外，隶属于科尔沁蒙古的锡伯、卦尔察等族部也不断有人投奔后金政权。据《满文老档》记载：后金天命十年(1625年)，“锡伯部之巴达纳，因弃其父祖原籍故，携三十男丁来投有功，原曾升为备御官职。巴达纳病故后，著其弟河洛惠继备御。自锡伯带来之人，免其正赋，子孙世代皆予恩养”[14](卷67)。“诺木图牛录下之珲岱、巴珠、格布库，因携子女自锡伯逃来之功，准其子孙世世免于官赋。”[14](卷70)这些人也直接加入到女真族中，参与了满族的形成。由此可见，无论是科尔沁蒙古部民，还是锡伯族逃户，他们与其他投奔后金—清朝政权的蒙古族一样，或被编入满洲八旗，或被编入蒙古八旗，在辽东这片共同的地域里，交错杂居，利害相同，关系密切，民族感情和心理状态也日益接近，最终形成了满族民族共同体。 在经济上，科尔沁蒙古对女真的统一和后金政权的强盛也是有所帮助的。科尔沁蒙古所处的嫩江流域，水草肥美，畜牧业发展较快，而隶属于科尔沁蒙古的锡伯、卦尔察等也经营农业。从努尔哈赤时期开始，由于与明朝断绝关市贸易，后金的战马、粮食等物资极其缺乏。为了得到蒙古的战马，后金不惜财帛与朝鲜通市，取得货物之后，“尽与蒙古，易其马匹”，这里的蒙古，主要指的就是科尔沁蒙古。因此，从双方通使开始，便有了经济贸易，这种贸易对后金政权是非常重要的，后来科尔沁蒙古部成为后金—清朝政权战马的主要来源地。早在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科尔沁蒙古部明安就遣使与努尔哈赤通好，献战马百匹、骆驼十峰；其中马六十匹、骆驼六峰给努尔哈赤，其余分送努尔哈赤部下。从此以后，科尔沁蒙古各部台吉便不断向努尔哈赤、皇太极进贡后金政权所缺少的牲畜等物。努尔哈赤父子也回赐大量的布匹等。后金天命元年(1616年)十二月，科尔沁蒙古明安次子哈坦巴图鲁献马四十匹，后金天命二年(1617年)正月，科尔沁蒙古明安贝勒前来谒见努尔哈赤，献“骆驼十头、马五十匹、牛百头，三只骆驼驮着毛毡，十三辆车的牛肉，二辆车的干酪、油”。努尔哈赤赏给明安“人四十户，甲四十副，以及很多的缎子、布等物品”[10](卷5)。这种互补性的交往对后金政权也是经济支持的一种表现。科尔沁蒙古诸部归附后金政权后，每年都要按时朝贡，其朝贡的内容主要就是马、驼，此外还有貂皮、鞍辔、甲胄等等。与此同时，每一次随后金军队出战，科尔沁蒙古等部军队都自备武器装备和给养，后金政权不负责其给养供应，这对后金政权也是巨大的经济支持。正是由于科尔沁蒙古的经济支持，使后金政权逐渐摆脱了明朝经济封锁带来的困境，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为满族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总之，在满族形成过程中，科尔沁蒙古及其所属的锡伯、卦尔察等部族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军事上，科尔沁蒙古及其所属与努尔哈赤的军事联盟，不仅改变了建州女真孤军奋战的被动局面，而且也使海西女真与科尔沁蒙古的联盟解体，陷入孤立，最后被努尔哈赤一一吞并。同时，科尔沁蒙古及其所属归附后金政权，又使察哈尔蒙古林丹汗统一蒙古的计划落空，使漠南蒙古各部四分五裂，为皇太极统一漠南蒙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政治上，科尔沁蒙古及其所属的归附及对后金政权的政治支持，不仅壮大了后金政权的政治势力，同时也进一步扩大了后金政权在蒙古各部中的政治影响，使蒙古各部纷纷归附后金政权，使后金政权发展成为当时与明王朝抗衡的最强大的政治势力。在经济上，科尔沁蒙古是后金政权战马及牲畜、粮食的供应地，对后金政权的发展强大给予了重要的经济支持。而满族的形成正是在女真族的统一和后金政权的强大基础上完成的，因此，科尔沁蒙古诸部对满族的形成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对满族形成的作用和影响是不容低估的。 参考文献：[1] 魏源.圣武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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