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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汉武帝为解除匈奴威胁、巩固西北边防，展开了大规模对匈奴的军事行动。为提供后续的财政支持，汉武帝及时进行集中社会财富的财政改革以及将屯垦戍边正式作为减轻财政负担的重要途径。从汉武帝经略西北边疆的必要性、财政改革的及时性以及汉武帝维护西北边疆安全的策略性几个方面，可见汉武帝财政改革的重要意义与深远影响。 关键词：汉武帝；财政改革；西北边疆安全；匈奴/；西域 对于汉武帝财政改革与边疆经略，学界大多持否定态度，认为是“穷兵黩武”、“劳民伤财”的体现，并由此破坏了经济发展的规律，给西汉社会发展带来了消极的影响[1]。这些观点大都是从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出发，坚持汉初以来与民休息政策的正当性，反对政府随意改变财政、税收政策，这些思想对发展社会经济、改善民生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但是，任何一种军事行为和财政改革都要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分析，如果从秦汉以来中原王朝所面临的处境看，西汉经略西北边疆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亟需的；汉武帝的财政改革不仅是必须的，而且是及时的。汉武帝财政改革与边疆经略奠定了汉朝在东亚的霸主地位，成就了“秦皇汉武”的历史格局，使汉武帝成为中国历史上彪炳千秋的帝王。因此，本文从汉武帝经略西北边疆的必要性、财政改革的及时性以及武帝后期经略西北边疆的策略性等几个方面，分析西北边疆经略背景下的汉武帝财政改革及其对西汉王朝的影响。 一、汉武帝经略西北边疆的必要性 西汉王朝经过“文景之治”后，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汉初“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2]的局势已经大为改观。到汉武帝时期，西汉国力强盛，家给人足。北方游牧民族匈奴自秦汉以来就逐步控制西域，三面威胁西汉王朝的边疆安全与社会稳定。因此，经略西北边疆是汉武帝实现国家大一统目标的迫在眉睫的任务。 （一）解除匈奴威胁成为西汉王朝崛起的前提 匈奴是我国北方的游牧民族，秦汉时期其势力逐渐发展壮大，发展到东至辽东，西到塔里木盆地东北，南至今河北北部、辽宁西南和宁夏等地区，拥有“控弦之士三十余万”[3]的强大势力。 由于秦末汉初的战乱，西汉初创时期国力衰弱。汉高祖六年（前200）“白登之围”后，汉王朝被迫对匈奴采取和亲之计，“明和亲约束，厚遇关市，饶给之”[4]，以求换取边境的暂时安宁。虽然和亲政策未必可取，“然百姓新困于兵，又内多反侧者，固不得不如此。”[5]此后，历经文景之世，直到汉武帝初年，都奉行与匈奴和亲的妥协政策。但是，和亲政策并不能阻止匈奴的掠夺，也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其对西汉政权的威胁。匈奴一再背约，日益骄横，并且连年入侵，攻城略地，抢夺人畜，“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6]。后元元年（前163）时，匈奴对西汉侵扰变本加厉，一直攻打至长安附近的细柳和霸上，“烽火通于甘泉、长安”[7]，京城骚然，举国不安，成为西汉王朝最大的边患。西汉统治者忧心忡忡，汉武帝对大将卫青说：“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8]因此，反击匈奴、解除其对西汉的威胁成为西汉政府的当务之急。 （二）联通西域成为攻击匈奴的重要途径 自秦汉以来的二千余年中，历代中原王朝的威胁主要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如秦汉时期的匈奴，魏晋时期的鲜卑，隋唐时期的突厥，宋元时期的契丹、女真等。西域地处中国西北边陲，通过河西走廊与关中连接在一起，是中国西北的重要屏障，也是牵制北方游牧民族侵扰中原的战略后方。 西汉文帝六年（前174）匈奴“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9]，随着匈奴势力的强盛，西域一些主要国家相继臣服，“皆役属匈奴，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常居焉耆、危须、尉黎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10]匈奴不仅从西域诸国获取经济收益，而且在占有西域后，在战略上从三面对西汉形成包围之势，而从西域通过河西走廊可以直逼关中。因此，连接西域诸国、驱逐匈奴在西域的势力，从而解除西汉的边患，成为汉武帝时期重要的战略目标。汉武帝先后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最初的目的是连接匈奴的反对势力以“断匈奴右臂”[11]。随着西汉对西域了解的逐渐深入，武帝对西域的战略地位和中西往来的枢纽作用逐步重视，认为西域是打击匈奴势力、展示西汉雄威的绝好区域。因此，这时的汉武帝，通过对西域诸国的通使与联姻，从“断匈奴右臂”开始，初步具有“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的雄心[12]。 （三）日益雄厚的国家财政实力成为经略西北边疆的重要物质保障 经高祖“白登之围”后，西汉在政治上实行无为而治，在经济上实行轻徭薄赋的政策，中间经历“文景之治”经济的快速发展，到汉武帝时期，财政实力与社会发展情况已与汉初不可同日而语： 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於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兮。[13] 经过六、七十年的发展，武帝时期，国库充盈、人民生活富裕，农业和商业发展迅速。“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14]，国家对工商业采取放任的政策，从商队伍迅速扩大，涌现出一大批财累万金的富商大贾，成为社会阶层中不可小视的富有阶层。因此，农业和商业的迅速发展，使民间经济力量迅速发展与壮大，西汉社会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为西汉改变对匈政策、解除国家威胁奠定了经济基础。因此，武帝逐渐改变了汉初被迫实行的忍让的和亲政策，积极进行连接西域、合击匈奴的战争准备。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解除匈奴威胁、进行西北边疆经略只是时间问题了。 二、汉武帝财政改革的及时性 为了解除匈奴威胁，实现“广地万里”、“威德遍于四海”的雄心，汉武帝改变了“文景之治”以来“无为而治”的政策，决定武力讨伐匈奴。但是，在讨伐匈奴的过程中，由于庞大的军政耗费使西汉财政出现运转困难。为了达到继续进行西北边疆经略的目标，汉武帝及时进行了财政改革，改革的目标是把社会财富处于政府控制之下，由政府统一调配。汉武帝的财政改革使财政危机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保障了汉武帝西北边疆战略计划的继续进行。 （一）战争耗费甚巨，急需后续财政支持 战争双方的较量更多的是双方实力的竞争。面对匈奴的不断侵扰，凭借汉初近七十余年的积累，汉武帝一方面派遣汉使通大月氏、乌孙等西域诸国共抗匈奴；另一方面，直接对匈奴展开正面战争，拉开了汉匈战争的帷幕。元光二年（前132），西汉政府开始了大规模反击匈奴的战役，此后“兵连而不解，天下共其劳；干戈日滋，行者赉，居者送，中外骚扰相奉。”[15] 元朔二年（前127），霍去病两次率数万骑兵出征匈奴，发动大规模的河南战役；元朔五年、六年，卫青率十余万骑兵两次出朔方、定襄，征匈奴，发动漠南战役；元狩二年（前121），霍去病出陇西、北地二千余里；元狩四年（前119），卫青、霍去病各率五万骑兵征伐匈奴，发动了漠北之战等。 数次反击匈奴的征战，消耗了西汉政府多年来积聚的财富。元朔二年（前127），武帝为加强北方防御筑朔方城“费数十百巨万，府库益虚。”[16]同年，浑邪王投降后，武帝赐降汉之匈奴浑邪王及有功之士“凡百余巨万”[17]；元朔五年（前124），卫青反击匈奴有功，受到皇帝赏赐，得“黄金二十余万斤”，而战争中“军马死者十余万，兵甲转漕之费不与焉。”[18] 直接的战争耗费、大量赏赐以及安置受降兵士的费用等，使西汉财政支出浩繁。元朔六年（前123），西汉政府出现“赋税既竭，犹不足以奉战士”的情况[19]。而到了元狩四年（前119），西汉王朝的国家财政已经达到了“是时财匮，战士颇不得禄”[20] 的地步。 此时的财政危机影响到汉武帝继续对匈奴的战争和西北边疆经略目标的实现。汉武帝多次对匈奴用兵，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西汉边疆向西、向北推进数百千里，匈奴势力大衰，“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21]。但是，这时期西汉对匈奴的反击仍然没有彻底伤其元气，匈奴仍然不愿臣属西汉，对使匈的苏武等西汉使节随意扣留，而且对边境骚扰也常有发生，因此匈奴的潜在威胁还没有根本消除；更为糟糕的是西域诸国仍然首鼠两端，普遍具有“不两属无以自安”的心态[22]。由此可以看出，西汉在西域没有占据绝对优势地位之前，如果经略西北边疆的计划就此搁浅，匈奴势力将会卷土重来，已有的战果很可能会化为乌有。基于此，在国库空虚的情况下，只有进行财政改革，将社会财富集中在西汉政府的掌控之中，才能保障战争的后续财力，最终实现经略西北边疆的战略目标。 （二）汉武帝控制社会财富的财政改革 汉武帝的财政改革主要通过由国家控制经济领域的活动，任用桑弘羊等人，广开财源、壮大国家财政，制定有利于政府控制国家经济命脉的财税制度，使汉兴以来积聚的大量社会流动财富集中到政府的掌控之下。 第一，国家垄断商品专卖权，尽取天下盐铁利、酒利。汉初国家不干预经济活动，山海之利往往被富商大贾所独占，大盐商、大铁商很快成为“富至巨万”的地方豪强。在武帝与匈奴战事频仍、财政吃紧时，“富商大贾”仍然“不佐国家之急”[23]。由此，汉武帝采取了盐铁官营的垄断政策，并于天汉三年（前98）下令由官府垄断酒的产销，实行酒类专卖，以达到“兴盐铁，设酒榷，……以佐助边费”[24]的目标。盐铁官营以及酒类专卖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遂成为国家的一项重要税源。战事起，“费皆仰大农。大农以均输调盐铁助赋，故能赡之”[25]，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在政府控制社会财富、解决财政危机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第二，推行均输、平准。均输平准，是国家垄断商品的运输、买卖、商品价格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改革措施。均输是由大司农派出属官去各地郡国对上缴朝廷的货物沿途出售，买回朝廷所需的货物，在运输过程中通过买卖货物盈利赚钱，“输者既便而官有利”[26]；平准是在朝廷设平准官，根据市场行情买进或卖出，国家垄断货物的价格，商人无法从中谋利，而国家却可以从中获利。汉武帝均输平准政策的实施，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增强了边疆实力，“边余谷诸物均输帛五百万匹。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27] 第三，颁布算缗、告缗令。算缗、告缗是针对大商人的一种经济剥夺行为，元狩四年（前119），汉武帝开始实行对商人及手工业者征收千分之二十至四十的赋税。并针对商人隐藏财产、规避税赋的现象，武帝又颁布告缗之令，“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28]，国家没收的“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它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29]算缗、告缗令的实施，为西汉王朝带来了巨额的财政收入，极大缓解了武帝经略西北边疆所造成的财政困难。 此外，汉武帝还建立了稳定的货币制度，中央牢牢控制铸币权，并根据经济及军事需要及时进行货币政策的调整。同时，扩大税基、拓宽财源，增加算赋和口赋的征收数量和范围，如开始对商贾和奴婢课以重税，并使口赋从十二钱增加到二十三钱，据估算，仅当时全国的口赋收入就“约占岁入总额的7.5％”[30]，汉武帝的这些财政改革在汉代财政体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所制定的财税政策，在短期内都有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国家的财政实力得到了壮大，“一岁中太仓、甘泉仓满，边余物，诸物均输，帛五百万匹，民不益富而天下用饶。”[31]再加上“卖官鬻爵、纳金赎罪、捐献没收等一些杂项收入”[32]，及时地充实了国库，为武帝进一步经略西北边疆提供了及时的后续财政支持。 三、汉武帝经略西北边疆的策略性 汉武帝的财政改革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西汉王朝的财政危机，使西北边疆经略得以继续进行。为节约军事支出，以战养战，武帝在西域逐步实行边战争、边屯垦的策略，开始了中国历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屯垦戍边活动；此后，由于国内局势变化，武帝在政治上又适时发布了“罪己诏”和“罢轮台屯田诏”，这些措施都体现了汉武帝经略西北边疆的策略性。 （一）屯垦戍边，以战养战 在攻击匈奴和经略西北边疆的过程中，武帝开创了“以战养战，屯垦戍边”的边疆经略措施，戍卒亦农亦战，节省了大量的军事开支，一定程度上减缓了西汉经略西北边疆以来的财政压力，对稳定前线形势，具有重要意义。 西域距离中原路途遥远，战事一起，“道远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战，患饥。”[33]从中原内地运粮到西域，费用甚巨，最初秦攻击匈奴时，从山东青州地区运粮到河套，费用“率三十钟而致一石。”[34]匈奴在多次与汉军交战后，认为“汉极大，然不耐饥渴，失一狼，走千羊。”因此，汉武帝时期的财政危机大多与军事费用相关，解决前线的军粮和物资供应，成为战争胜负的关键，也成为衡量西汉财政支持能力的重要尺度[35]。元封三年（前108），“以杅弥太子赖丹为校尉，将军田轮台，轮台与渠犁地皆相连也。”[36]太初元年（前104）李广利伐大宛之后，“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又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37]太初四年（前101），西汉开始在渠犁、轮台等地屯田，建立了经营西域的根据地，西域屯田为汉政府对西域的经略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和军事保障，极大减轻了西汉政府的财政负担。 同时，汉政府还先后组织了数次大规模的移民进行屯田戍边。元狩三年（前120），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万口”[38]。元狩五年（前118），徙天下奸猾吏民于边。而后在元鼎六年（前111）“又遣浮沮将军公孙贺出九原，匈河将军赵破奴出令居，皆二千余里，不见虏而还。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39]据《西汉人口地理》统计，“西汉一代有数量可考的移民达82.5万，到西汉末自然增殖到120万，加上其他各种移民及其后裔，人数可达到150万。”[40]徙民实边产生了较高效率的经济生产力，为前线戍卒提供更多的衣食之源，而且对稳定汉武帝经略西北边疆的战果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继续攻略西域，但适可而止 经过财政改革与实施屯垦戍边策略后，增强了西汉与匈奴争夺西域的能力，进一步拓展了西汉在西北边疆向前推移的空间。但是，常年征战损耗了西汉的国力，再进行大规模的征战并非明智之举，此后武帝在西汉已有财政实力的基础上，实行以稳为进、巩固已有战果的策略。 财政改革后，汉武帝继续经略西北边疆，经营西域。在卫青、霍去病等攻击匈奴的第一阶段，已经重创匈奴势力，并征服了楼兰、姑师。与匈奴决定性的战争已经结束，汉在西域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因此，打击和拉拢西域诸国，进一步消除匈奴对西域的影响，是这一阶段的重要目标。此时，西汉对西域最为著名战役是攻略大宛，“大宛以西皆自恃远，尚骄恣，未可诎以礼羁縻而使也”[41]。太初元年（前104），汉武帝派遣李广利讨伐大宛，太初三年（前102），李广利逼降大宛。大宛降，对匈奴产生了巨大威慑：“其秋，匈奴大入云中、定襄、五原、朔方，杀略数千人，败数二千石而去，行坏光禄所筑亭障。又使右贤王入酒泉、张掖，略数千人。会任文击救，尽复失其所得而去。闻贰师将军破大宛，斩其王还，单于欲遮之，不敢，其冬病死。”[42]西汉的军事亭障由此自令居西行，经酒泉、敦煌、玉门，至是又到达盐泽（今罗布泊地区）。 因此，汉武帝无论从地理上还是心理攻势上，都完成了对西北边疆经略的后期目标，“汉既诛大宛，威震外国，天子意欲遂困胡，乃下诏曰：‘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昔齐襄公复九世之雠，《春秋》大之。’”[43]这就为昭、宣时期继消除匈奴势力、持续进行西北边疆经略奠定了基础。攻克大宛后，汉武帝并没有趁此继续扩大战果，因为武帝对西汉王朝内部的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由于多年来国家重心大多放在西北边疆经略，国内矛盾积聚，如戾太子问题、流民问题、财政问题及军事斗争中李广利降匈奴等都对武帝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 所以，即使在搜粟都尉桑弘羊适时提出“遣屯田卒诣故轮台以东，……募民壮健有累重敢徙者诣田所，就畜积为本业，益垦溉田，稍筑列亭，连城而西，以威西国”[44]的合理性建议后，武帝也没有采纳，武帝认为“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45]，并且“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46]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罢轮台屯田诏”，并同时发布“朕之不明”的“罪己诏”，为其后昭、宣时代留下了丰厚的政治遗产，开始了号称“昭宣中兴”的经济社会发展的黄金时期。 四、结语 班固对武帝反击匈奴、经略西北边疆之事云： 孝武之世，图制匈奴，患其兼从西国，结党南羌，乃表河，列郡，开玉门，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氏。单于失援，由是远遁，而幕南无王庭。……师旅之费，不可胜计。至于用度不足，乃榷酒酤，筦盐铁，铸白金，造皮币，算至车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财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盗并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绣杖斧，断斩于郡国，然后胜之。是以末年遂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岂非仁圣之所悔哉！且通西域，近有龙堆，远则葱岭，……非上威服致其贡物也。 西域诸国，……与汉隔绝，道里又远，得之不为益，弃之不为损。盛德在我，无取于彼。故自建武以来，西域思汉威德，咸乐内属。唯其小邑鄯善、车师，界迫匈奴，尚为所拘。而其大国莎车、于阗之属，数遣使置质于汉，愿请属都护。圣上远览古今，因时之宜，羁縻不绝，辞而未许。虽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让白雉，太宗之却走马，义兼之矣，亦何以尚兹！[47] 其实从汉武帝为维护西北边疆安全的财政改革分析，班氏之言有失偏颇，虽然他肯定了汉武帝为图制匈奴，消除其对西汉威胁，乃“开玉门，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氏”，达到了“单于失援，由是远遁，而幕南无王庭”的战略目标，也中肯地评价了由此造成了“财力屈，财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盗并起，道路不通”的财政与社会困难局面，但班氏对“西域诸国……与汉隔绝，道里又远，得之不为益，弃之不为损”的认知则与历史发展趋势大相径庭。如果没有武帝时期对西北边疆的经略，使西域诸国成为西汉的战略后方和对抗匈奴的基地，如果没有及时进行财政改革和巩固西北边疆战果，就不会有西汉世界大国地位的奠基，更不会有闻名世界的丝绸之路的开辟与繁荣，其后中西文明对话的渠道、商贸往来的通道何时畅通更无法可知。所以，班氏“虽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让白雉，太宗之却走马，义兼之矣，亦何以尚兹”的义理之论，只是时代局限下的弱视之陈词，与汉武帝外树大国威仪、内修政治、经济一统的目标不可一日而语。 总之，正是由于汉武帝及时进行了财政改革，使西汉经略西北边疆的目标没有中途搁浅，而汉武帝在伐大宛胜利及西域屯垦稳定后，及时调整政治、经济政策，发布“罢轮台屯田诏”，“下哀痛之诏”，从而将国家发展重心及时调整到养民、休养生息的道路上来，体现了武帝高明的政治策略，“仁圣之所悔”，挽回了西汉的将颓之势，促使了其后“昭宣中兴”局面的出现。值得玩味的是，虽然武帝“罢轮台屯田”使西域屯田暂告段落，但是武帝之后西汉在西北边疆经略仍未中断，而且始终是一种进取的姿态。元凤四年（前77），昭帝采纳桑弘羊前议，命赖丹屯田轮台，同年又命傅介子刺杀楼兰王，并屯田伊循。宣帝即位后，即发兵十五万骑，与乌孙联合攻击匈奴，又多次与匈奴争夺车师，并分立大小昆弥，“汉用忧劳，且无宁岁”，并最终在西域设置西域都护府代表西汉中央管辖西域诸国。这些史实都表明了西汉经略西北边疆的政策是一以贯之的，与武帝财政改革经略西北边疆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虽然武帝的财政改革对民生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但是从西汉国家的长远利益来看，武帝的“哀痛之诏”只是其权宜之计，目的是为西汉政府赢得民心、为休养生息赢得宝贵时间，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西北边疆安全的目标。 注释：[1] 就目前已有的相关研究看，有的学者从农民生活角度进行分析，认为西汉王朝经营盐铁和商业，直接给人民带来了一些痛苦（见翦伯赞：《中国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8页）；有的学者认为汉武帝财政改革是政府对社会经济活动的粗暴干涉，必然阻碍经济发展，是社会的倒退（见周舜南：《对汉武帝经济改革的再认识》，《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张跃：《汉武帝时期的垄断官营经济政策》，《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张跃、王天龙：《汉代官营经济思想及经济政策》，《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3期；陈磊：《浅析秦汉经济政策对国家进步的影响》，《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有的学者认为汉武帝财政改革虽有支持对匈奴战争一面，但更多是聚敛财富，满足皇室的奢华生活需求（见薛振恺：《试论汉武帝的敛财政策》，《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 [2] 《史记•平准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417页。 [3] 《汉书•匈奴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750页。 [4] 《汉书•匈奴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904页。 [5] 吕思勉：《秦汉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65页。 [6] 《汉书•食货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278页。 [7] 《史记•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04页。 [8] 《资治通鉴》卷二十二，征和二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726页。 [9] 《史记•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896页。 [10] 《汉书•西域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72页。 [11] 《汉书•张骞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166页。 [12] 《史记•大宛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166页。 [13] 《史记•平准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420页。 [14] 《史记•货殖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61页。 [15] 《汉书•食货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57页。 [16][18][19][20][23] 《史记•平准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422页，第1422页，第1422页，第1426页，第1425页。 [17] 《汉书•食货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61页。 [21] 《史记•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11页。 [22] 《汉书•西域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77页。 [24] 《盐铁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28页。 [25] 《史记•平准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440页。 [26] 《汉书•百官公卿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731页。 [27] 《史记•平准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441页。 [28][29] 《史记•平准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435页。 [30] 黄天华：《中国税收制度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9页。 [31] 《汉书•食货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46页。 [32] 马大英：《汉代财政史》，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3年版，第12页。 [33] 《史记•大宛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175页。 [34]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54页。 [35][36][37][44][45] 《汉书•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913页，第3916页，第3873页，第3912页，第3913页。 [38] 《汉书•食货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62页。 [39] 《汉书•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89页。 [40] 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6页。 [41] 《汉书•张骞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696页。 [42][43] 《汉书•匈奴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776页。 [46] 《汉书•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914页。 [47] 《汉书•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928－3929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