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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新唐书•艺文志》中著录有许敬宗的《西域图志》六十卷，但早已不传，今人无法知晓其本来面目，因此，乾隆时期官修的《西域图志》可谓现存最早的一部有关新疆的方志，也是清代第一部完整系统的有关新疆史地的著述。近来，有学人以《西域图志》为清代西北史地学兴起之标志，以乾隆中期（即乾隆征服新疆后）为清代西北史地学兴起之时。这种观点完全改变了传统所谓清代西北史地学兴起于嘉庆中后期、道光初期，而以松筠、祁韵士和徐松等人先后编撰之《西陲总统事略》（后道光帝钦赐名为《新疆识略》）为兴起标志的观点。在对清代西北史地学的研究日益兴盛之时，研究的时段日趋前移，体现出当代学人不拘传统，脱离出边疆危机说、经世致用说及文字狱因素的束缚，而能以更广阔、新颖的视角来重新思索清代的西北史地学研究。然而，窃以为，这种观点是无法立足的，也是不全面的。笔者在下文中将对此试加以分析阐释。 （一）乾隆中期西北史地研究的发展概况 乾隆二十四年，清朝最终完全征服新疆。对清朝统治者而言，在新疆的军事胜利仅仅只是开始；如何对其进行有效的管辖、稳定和巩固中央王朝对新疆的统治才是他们面临的更严峻的问题。新疆地处西北荒隅，且长期经历战乱，如欲对其进行治理，首要问题必先增进对其之了解，以做到有的放矢。就此而言，清朝统治者比较重视有关西北边疆史地的著述活动。这就改变了清前期相关著述活动的沉寂局面，以新疆为主体进行颂扬、记载与研究的著述活动获得了突破性的发展。 它首先表现在清朝官方投入巨大的人力和物力编撰有关的史书，官修著述活动在当时极为繁荣，远远超出了同一时期的私家著述活动。正如满人七十一之描绘，“爰命廷臣，编纂图志，一时载笔之士，巨构鸿裁，煌煌乎辉耀千古矣”。除了记叙军事战争史的《平定准噶尔方略》外，以《西域图志》、《西域同文志》和《乾隆十三排地图》意义最为重要。清政府编撰这些著述之目的在于宣扬文治武功，同时也是为了全面了解新疆，方便政府对新疆的统治和开发。其中，《西域图志》可谓第一部真正具有新疆地方志意义的志书，《西域同文志》是兼具语言、历史地理和谱系等多种功能的一部辞典性著作，《乾隆十三排地图》则属由清政府组织官员和外国传教士前往新疆进行实地测量、基于康熙朝《皇舆全览图》而成的地图，在地图学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 与此同时，有关新疆的私人著述活动也开始兴起。它主要是对此时清王朝盛世局面之反映。此时，清王朝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而新疆的统一与大一统格局的形成则标志这种盛世已步入其顶峰，国家的凝聚力和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得到了极大的增强。国家形势的这种变化也反映到了当时一些学者的著述（尤其是史地学著述）中。正如时人所言：“此舆地之学，所以必详于大一统之朝也。”梁启超亦言，“康乾两朝，用兵西陲，辟地万里。幅员式廓，既感周知之必需，交通频繁，复觉研求之有借。”因此，新疆的统一对于清代西北史地著述活动的发展起到了直接的促进作用，是清代西北史地学兴起的最重要的客观条件。在此前历代有关西北史地的记载中，尤以汉唐元三代为盛，无疑与三朝对西北的统治密不可分。而到了清朝，国家对西北的统治较三朝更进一步，对西北的记载与研究自然更为繁盛。就乾隆中期统一新疆后一段时期的相关私家著述而言，其著者多为新疆统一后曾为官新疆者和流人。而其著述主要存在两点特征：第一，“事宜”型著述居多，均为汇集办事则例而成，其编者主要是那些为官新疆者，最著者当属永保；第二，诗赋多，著者多为流放新疆之文人学士。前者之出现自然在于方便统治所需，同时也有为朝廷编撰《西域图志》等提供资料之意，毕竟西域地处极边、文献罕征、无以为资，此类内容多有关当地官制、兵防、经济、户民、物产、建置沿革等，亦有简短的对山川疆域的记载。后者则多为流放文人对所见所闻的咏赋，内容颇杂：如纪昀之《乌鲁木齐杂诗》分风土、典制、民俗、物产、游览、神异等；也有一些人的内容为歌颂国家丰功伟绩、记述流放心情之作；而如褚廷璋、王芑孙之非流人者，究属少数，且均事出有因，褚氏曾参与编撰《西域图志》及《西域同文志》，赋诗十二首，王氏则因偶见《西域图志》，有感而发，作《西陬牧唱词》六十首。在他们的诗篇中，虽然也有一些对西北边疆史地的考述，但其所论基本无逾历代文献之记载，尤其是《西域同文志》和《西域图志》者，于舆地研究之贡献颇少。若论及对西北史地之贡献，这些私家著述当远逊于同时期的官修之作。 （二）《西域图志》的编撰 《西域图志》初纂于乾隆二十一年，由刘统勋、何国宗等人奉旨承办；乾隆二十六年撰成初稿，交军机处方略馆。乾隆二十七年，傅恒等进献《西域图志》，乾隆谕曰“书留览”。乾隆四十二年，又令富康安、刘墉、于敏中、英廉、钱汝诚等为《西域图志》总裁，对其进行增订，乾隆四十七年告成，乃为今本《西域图志》。全书凡五十二卷，卷首“天章”四卷，其余关涉西域地图、疆域、山川、兵防、屯政、贡赋、藩属等，而以地理为主。 《西域图志》之编撰，最早源自舆图测绘。乾隆二十年，随着清朝军事行动的推进，新疆大部已为清朝所有。鉴于康熙《皇舆全览图》西北边界仅及哈密，乾隆乃命人前往新疆测绘，“西师奏凯，大兵直抵伊犁，准噶尔诸部尽入版图。其星辰分野、日月出入、昼夜、节气时刻，宜载入《时宪书》，颁赐正朔。其山川道里，应详细相度，载入《皇舆全图》，以昭中外一统之盛。”同时，因感于在征服西域的过程中，“自军营至伊犁，以抵哈萨克，率汉唐来匈奴西域地。其山川部落，前史类多舛误。盖外藩本无载籍，史官无所征信，又未尝亲履其地，惟藉传闻，而方言口授，轻重缓急间，语音顿异，况复时代迁移，益难追考。”因此乾隆令左都御史何国宗与刘统勋一道前往伊犁一带进行测量，在测量的过程中，“所有山川地名，按其疆域方隅，考古验今，汇为一集。”此即《西域图志》编撰工作之始。就此而言，最初《西域图志》的编撰可谓新疆地理测绘的副产品。而编撰《西域图志》的目的主要有：第一，方便清朝对新征服地的了解与统治；第二，辅以实地测绘见闻，纠前代史籍之误，统一地名，成文化之一大盛事，正如乾隆所言：“咨询睹记，得自身所经历，自非沿袭故纸者可比。数千年疑误，悉为是正，良称快事，必当成于此时，亦千载会也。”；第三，好大喜功的乾隆欲借《西域图志》突出其历史功绩：高宗屡以汉唐两代之西域成就来比衬他在西域的行动，以汉唐等前代王朝的所谓失败衬托他在西域的成功，并借此来对反对清朝进军西域的某些官员予以驳斥。而如此之语言在《西域图志》中实属常见，意在指出乾隆的丰功伟绩远远超出了历代帝王。 由于《西域图志》的编撰者多曾亲历新疆（如何国宗、刘统勋曾到新疆进行地域测量，舒赫德、阿桂均曾为官新疆，兆惠曾率兵进军新疆，因此他们对新疆的情况颇为熟悉），加之往来新疆人士之记闻、新疆当地军府提供的资料等，使《西域图志》的编撰者往往拥有第一手的资料，《西域图志》的可信度自然毋庸置疑。正如榎一雄所论，包括《西域图志》在内的乾隆时期的相关著述是十九世纪西方学者研究中亚和新疆最为倚重的文献。其中有关准噶尔部、土尔扈特部的记载实为有关两部情况之重要文献，而自图考至疆域、山川等二十四卷由于来自何国宗等人之实测，故史料价值极高，加之能参校前代史籍、援古证今，因此《西域图志》不仅内容翔实、别具风格，而且可谓民族地区志乘的典范，其规模之宏大与内容之丰赡超出了清代其他相关的新疆志乘。其编撰方法、编撰体例、所述内容等对于后世一些官修新疆志乘及个别的私人撰修书籍的编撰都有一定的影响。 (三)《西域图志》不是清代西北史地学的兴起标志 《西域图志》是清政府在征服新疆前后组织人员编撰的清代第一部全面的新疆地方志，直到今天，它对于研究西北的史地、民族和官制等诸多方面仍有巨大的史料价值。然而，《西域图志》的编撰能被视为清代西北史地学兴起的标志吗？ 要想对此进行判断，无非在于《西域图志》的社会影响，包括它的影响范围、时人对其之利用、是否成为时人从事相关研究的契机从而吸引时人投身于此等。 七十一在其《西域闻见录》中曾言及，由于《西域图志》的编撰，“一时载笔之士，臣搆鸿才，煌煌乎辉耀千古矣。”然而，这只不过是一种政府行为而已。乾隆只是希望通过《西域图志》的编撰，来展现其相比汉唐时期更为辉煌的成就，借此成就一项辉耀千古的文化大业。因此，乾隆可以集中人力物力，通过对新疆的实测，并结合文献考据等来编撰《西域图志》。而撰修之人，无非奉命为之，其治学兴趣本不在此。除一些曾参与新疆测绘、或是参与新疆战事以及曾为官新疆的人员外，多数人本无亲历新疆之实，只不过利用了他人的实测成果，加以撰辑考订而已。正如岑仲勉先生所言，那些编撰《西域图志》的人员“均为未履关外之文人，原难期其出门合辙。可是他们的考定，成绩还不算太坏。然而基础不稳，方法欠当，总会有问题的。”而问题的产生主要就是因为缺乏将对历史记载的考据与本人的实地考察相结合，“未能通过实践与史传之结合”。如果对这些编撰者的学术发展轨迹进行分析，也可看出，他们在编撰《西域图志》前，并无研究西北史地的经历，在结束编撰工作后，也再无继续从事这种研究。如褚廷璋仅藉编撰《西域图志》和《西域同文志》之际，赋诗十二首，虽其自言乃“志天山南北都会城郭之大略，以补史乘所未备”，但似乎主要还是在于“咏歌盛烈”，于舆地之贡献颇少。而王昶比之褚廷璋更为不如，没有任何有关西北史地研究的论述存世。这足以说明，《西域图志》的编撰并未能吸引时人投入到西北史地研究中，而西北史地研究尚是当时学术领域中的一个花苞，还未迎来它的春天。 同时，《西域图志》在当时的社会影响似乎也极有限。作为官修之作，《西域图志》所具有的政治意义和象征意义最为重要，政府对其应有的文化与学术意义并不在意。这就不难理解，《西域图志》等官修之作在编撰完备后，大多印量极少，且多藏之内府或官方部门，民间并不多见。正如洪亮吉对这种情况之叹：“然而大一统之书，内三馆所绘。秘图则流传匪易，鸿编则家有为难。”这自然无法影响到时人学术兴趣的改变。 而从《西域图志》问世后的清中后期的相关著述来看，除了一些官修著述（如《大清一统志》、《新疆识略》）以及一些半官方或是受官方影响较大、得有机缘目睹相关资料而成的私家著述外，在其他著述中，很少有《西域图志》影响的存在。而十九世纪西方学者研究中亚史地颇为倚重的《西域同文志》，由于同样的原因，其命运与《西域图志》大抵相同，仅仅体现在一些专有名称的比对上，而对于西北史地研究的发展影响甚微。 因此，尽管《西域图志》对后人研究西北史地的贡献不可谓不大，然而若谓之为清代西北史地学兴起的标志，则大为不妥。实际上正如前文所述，乾隆时期虽然涌现出了一些有关新疆的私家著述，但是，其中大多与《西域图志》和《西域同文志》等官修之作的关系并不密切。而且，受乾嘉考据学派之影响，当时的大多数学者尚沉迷于文献考据中，对现实基本不闻不问，因此尽管朝廷历经几十年，终得底定西陲，将西域二万多里土地并入清朝，国家这一大的变化理应成为十八世纪最值得学术界记载和研究的现象，但遗憾的是，它并没有适时地、充分地反映在官修著述之外的学术领域中，这一情况终不正常。即或当时存在一些与新疆相关的私人著述活动，也尚处于其萌芽期，处于一种较低的层次，不仅数量稀少，且存在范围狭窄、针对性不强、影响薄弱等不足，大部分于史地而言，并无太大价值。正如全祖望与李绂谈及叶桐君所著有关西北史地著作时，见其“考索尤详于唐以后六史，其议论尤悉于西北诸陲”，李绂不禁叹曰：“此近日史学所希也”。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一时期，除一些诗赋外，涉及西北史地著述的汉族学者极少，相比同期众多的考据名家及乾嘉考据学的繁盛，这一情况自然令人费解。事实上，就这一时期影响后世最大的一部私家著述《西域闻见录》而言，其著者七十一是一个满洲旗人，其他一些相关著述的情况也大抵类此。 相比之下，嘉庆时期编撰的《西陲总统事略》之所以成为清代西北史地学兴起的标志，与其前后的编撰者祁韵士和徐松等人利用此机会投身西北史地研究有着直接的关系。二人不仅创作了许多有关西北史地的著作，而且还带动许多人投身到相关研究中。尤其是徐松，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道光时期在北京掀起了一个西北史地研究的小高潮，也相应出现了一个以西北史地研究为旨趣的学术团体，推动了道光时期学风和治学方向的转变。《西域图志》当大不如之。梁启超之所以在论及清代西北史地学时并不曾言及《西域图志》等乾隆时期官修诸书，其原因也许并不似很多人所谓之梁启超只重私家记载而忽视官书，它凸现出这些官书对于晚清之学术和社会的影响（即其学术效应和社会效应）并不明显。 因此，若以《西域图志》作为清代西北史地学的兴起标志，当为不妥。同样，笔者也不赞成乾隆中期是清代西北史地学的兴起时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