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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晚清西北史地学的发展过程中，道、咸时期是人们关注最多的一个阶段。它与这一时期涌现出的西北史地名家与名著的贡献密切相关。但另一方面，在这些学者中初步形成的一种治学上的群体效应才是真正将西北史地研究发扬光大的关键因素。 关键词：道、咸时期；西北史地；徐松；张穆 清人有言，“国朝师儒之为学也，皆得力于师友，渊源有自，故能卓然有所成就。”[1]以之对照道、咸时期西北史地学的发展，同样有其道理。 道、咸时期，西北边疆危机的浮现使西北地区日益为世人所关注。面对新的历史形势，学术界首先作出了针对性的反映，具体表现为西北史地逐渐成为一些学者研究的重点领域。尤其是在这些学者间已经形成了一股前后衔接、亦师亦友的研究西北史地之风，并产生了一种研究西北史地的群体效应。正是建立在一个较为稳定的学术群体的基础上，西北史地学方获得了极快的发展。本文主要就此问题展开论述，以使读者能对此有所了解。 一 群体效应的形成因素 (一)西北边疆危机的浮现 嘉庆二十五年，张格尔在浩罕的支持下发动叛乱，这场前后历经八年，直到道光八年方得以平息的叛乱不仅打破了持续半个世纪的新疆的平静局面，而且也拉开了几乎持续整个晚清的西北边疆危机的帷幕。 平叛后，清政府根据派赴南疆的直隶总督、钦差大臣那彦成的建议，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加强和巩固对新疆的统治，如实行各级大臣官员的考核制度；增加官吏薪俸，允许官员携带家眷；慎选伯克；减少苛捐杂税；在南疆进行屯田，发展南疆经济；增设卡堡，加强边防力量等。但是，那彦成对浩罕采取的一些严厉惩罚措施却导致了较为严重的后果，这些措施包括:禁止包括浩罕、安集延在内的中亚诸部落与新疆的贸易，“严禁茶叶、大黄出卡，以窘其生计”；“尽逐内地流夷(居于新疆的浩罕和安集延等中亚诸部落之人)，以断其耳目”，[2]并没收其茶叶、大黄、田地、房产。而经准许留居新疆的浩罕人，只准种田、纳粮、当差，不得置产婚娶，违者立即驱逐。由于那彦成不了解当地形势，因此这些措施虽然严重打击了浩罕的社会经济，但其打击面过广、树敌太多却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影响到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边防的稳定。这自然遭致各方的不满，此后浩罕即于道光十年挟持张格尔之兄玉素普再次发动叛乱，不过同样遭到失败的下场。 这两次叛乱充分暴露出清政府在新疆尤其是南疆统治力量的薄弱以及那彦成政策的危害。此后，新任钦差大臣长龄于道光十一年来到喀什噶尔，他的调查和汇报使清政府开始认识到那彦成政策的错误。当年，清政府即取消贸易禁令，次年又赔偿了浩罕商人因被没收茶叶而造成的损失。 但正在崛起的浩罕并不因此而满足，其贪欲因清王朝在新疆统治力量的薄弱而日益膨胀，因此先后又于道光二十七年和咸丰七年支持发动了七和卓之乱和倭里汗之乱，虽然都以失败而告终，但却动摇了清政府在新疆的统治，成为此时中国西北最主要的威胁。 受西北边疆危机的浮现以及清政府平叛活动的影响，西北史地开始成为一些学者的研究对象，学者们尤为关注西北防务之道，政府政策之得失以及国家的富强之道，因此经世致用精神被这些学者普遍应用于学术研究之中。他们注重通过学术研究抒发自己对现实的看法。在被赋予了新的内容和时代使命后，西北史地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时期。 (二)徐松的影响 道、咸时期的西北史地研究以北京为中心而形成了一股研究的热潮和群体效应，这与西北史地学的主要开创者徐松及其著作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而徐松有此影响，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第一，西北形势的变化使时人产生了了解西北的迫切愿望，而有亲历之实的徐松及其陆续刊行的相关著述自然成为人们认识新疆最重要的途径，满足了人们的迫切需要。如其《西域水道记》一书自问世后就受到了人们的大力称赞，邓廷桢认为此书有五善:补阙，实用，利涉，多文，辨物，并称此书“多识在中，实事求是”。[3]《新疆图志》也言其“于诸水源流分合，考证详核，近世言西域者，罕与比伦”。[4]第二，徐松著作本身既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也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实用价值，从而吸引许多学者投入到西北史地研究之中。第三，西北形势的变化给统治者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为了解西北边情，道光即位不久，即亲自召见刚结束谪戍生涯返京的徐松，并将其所著《西陲总统事略》钦定名为《新疆识略》，交武英殿刊行。这对于文人而言自然是莫大的荣耀，徐松因此而声名大震，清人称徐松“自塞外归，文名益噪，其时海内通人游都下者，莫不相见恨晚”。[5]当时，许多学界名流如李兆洛、俞正燮、龚自珍、魏源、张穆、沈垚、杨亮、程同文等都与徐松交往颇多，他们经常在一起讽论时政，切磋学问，探讨西北边疆的形势。何绍基曾在一首诗中回忆当年的情形: 星伯徐丈人，名重天禄阁。洎为绝塞行，专究舆地学。李张与魏沈，[6]同时考疆索。争校元广轮，西域与朔漠。……当时谈艺欢，我皆闻其略。[7] 《魏源师友记•徐松篇》中也记载: 大兴徐星伯先圣所藏诸家尺牍，若李氏申耆、魏氏默深商订地学，罗氏茗香治算经，包氏慎伯、沈氏子敦、宋氏于庭，于经史杂事，时有考证，要皆以无意出之。性情意趣，由然具见。其书与文可玩味，诚不逮古人，而持证必征诸实，随事指陈，有可想见国朝一家之学，为古人所不逮者。[8] 可知当时许多学者都与徐松有着密切的联系，经常进行学术探讨。张穆也曾言，每当沈垚来徐松家拜访，徐松便“为烹羊炊饼，召余共食，剧谈西北边外地里，以为笑乐”。[9] 因此，在徐松的影响下，西北史地研究的影响日渐深远，涉入的学者也越来越多，如杨亮等人正是在这样的风气下走上了西北史地研究的道路。一种研究西北史地的群体效应逐渐形成。时人有诗云: 指掌河源米聚山，蒲昌葱岭屹山间。千秋著作天公畀，故遣甘英度玉关。两赋已倾耶律传(先生著《新疆赋》为千古奇作，耶律文正诗中多说西域事)，一编还证小颜疏(《汉书西域传补注》)。谁怜雪海冲山外，独据银鞍纂异书。……数载流沙赋采薇，刀环梦绕马头飞。袖中拈出昆仑影，抵得封侯万里归。[10] 从中足见徐松对西北史地学研究的开创之功。 (三)清文化专制政策的削弱 道、咸时期产生的这样一种研究西北史地的群体效应，与清政府逐步削弱文化专制政策也有一定的关系。清前、中期，政府在文化领域实行了严厉的专制政策，这对学术的发展产生了颇为深远的影响。但自乾隆之后，华夷观念已日渐松弛，清王朝的统治也为汉人所接受，因此盛行于康雍乾时期的文字狱趋于消失。同时严重的社会与边防危机也使清政府认识到文化专制带来了非常不利的影响，统治者开始鼓励学者学以经世，以促进国家的发展。如道光十五年张集馨[11]在道光帝召见后记载道:“帝询问履历差事毕，令读有用之书，无徒为词章所困也。‘汝试思之，词章何补国家?’”又说:“汝在家总宜读经世之书”。[12]这就反映出在面临危机之时，统治者也会被迫对文化政策予以一定程度的调整，以使经世致用精神贯彻于学术之中。这就促使学术的发展方向逐步趋于多元化，而学以经世则成为众多学者追求的目标。 清政府能够对西北史地学采取鼓励的态度，与西北边疆危机有着直接的联系。道光帝即位之初，西北即发生了张格尔叛乱，加强对西北局势的了解以求防微杜渐就成为他不得不面临的迫切问题。但是，虽然自嘉庆以后西北史地学的兴起和发展为人们了解西北提供了大量宝贵资料，却依然不能适应形势的变化，尤其对足以影响国家在西北边疆统治的域外之地缺乏必要的了解。如此则不难理解为何徐松在道光元年自伊犁返京后会立即受到道光帝的接见，《西陲总统事略》也被道光帝赐名《新疆识略》并交付武英殿刊刻了。一个略带讽刺的例子是，直到道光二十二年，鸦片战争已经进行了两年，道光帝在上谕中还在询问“英咭至回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平素有无往来?俄罗斯是否接壤，有无贸易相通?”[13]但即使是这样的基本常识问题在当时却无人能答，这足以反映出时人对相关知识的严重匮乏。因此，就刺激一些学者投入到了西北史地的研究之中，西北史地也开始成为许多学者研究的新课题与新方向。 虽然清政府为了维护自己的专制统治，一向禁止文人学者结社订盟，但国势的衰弱与危机的浮现使政府不得不放松了相关政策，文人间的诗酒酬唱之风日盛，尤其是在京城，四方学者文士荟集于此，虽身份不一，但共同的爱好兴趣却使他们逐渐走到一起，进行一些有目的的文化和学术交流活动，这样就很容易形成一些自发性的初级群体，产生一种明显的群体效应。道、咸时期能够产生研究西北史地的热潮并形成一种群体效应与这种氛围绝对是密不可分的，它是西北史地学获得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条件。 二 群体效应的体现 道、咸时期，西北史地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追求学术的经世功效。与此前的西北史地研究相比，它由考订校勘古籍而逐步趋于研求本朝的掌故，重视对一些与现实密切相关的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希望通过学术研究来寻求解决社会危机与弊端的途径，以为国家谋筹边对外之策。同时，在经世宗旨的影响下，学者间自发的学术交流和合作日渐增多，既促进了西北史地学的发展，也促使这些学者结下了深厚友谊。沈垚曾言:“于知名之士不敢妄与投契，而必求有性情者，乃与订交，数年来仅得平定张石舟(张穆)一人。”[14]而沈垚死后，张穆亦言:“自子敦死，余多得金元遗文，每恨不能起我良友共读之。偶有纂述，至山回水互诊脉俱穷之际，益思得如子敦者助我，而至今未一遇”。[15]张穆卒后，何秋涛为之整理遗稿，亦严肃地在行间写上“以上为石翁原稿，以下为秋涛所补”字样，令后人为其笃深之友谊以及求实、严谨之学术精神而肃然起敬。 这一时期西北史地研究的群体效应，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首先，研究具有承继性。志趣的接近决定了这一团体的价值定向，西北史地是学者们的共同兴趣，通过研究推学术的发展是共同目标。因此他们的研究体现出前赴后继的精神，具有明显的承继性。兹以张穆为例。张穆的传世之作《蒙古游牧记》的创作动机来自于对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的校补。张穆受祁韵士之子祁雟所托审校《皇朝藩部要略》，发现其书详于事实而略于方域，认为“自来郡国之志，与编年纪事之体，相为表里，昔司马子长作纪传，而班孟坚创修地理志，补龙门之阙，而相得益彰。今《要略》编年书也”，因此“请为地志，以错综而发明之”。[16]在得到了祁雟的大力支持后，张穆开始写作《蒙古游牧记》。但书尚未成，张穆去世，遗稿由何绍基转交何秋涛，何秋涛历时十年补辑校改，由祁雟资助付梓问世。由此看出，祁韵士、张穆和何秋涛的学术研究存在着一种弥补前人未竟事业的承继关系。再如对俄罗斯的研究，俞正燮先作《俄罗斯事辑》，张穆继之又作《俄罗斯事补辑》，此后何秋涛成《北徼汇编》，最后扩展为晚清研究俄罗斯史地的集大成之作《朔方备乘》。可见他们的研究是一脉相连的。 其次，这些学者非常注意吸收他人的研究成果，以为自己所用。如张穆在其《蒙古游牧记》中就屡屡引用沈垚的考证成果，比如元的鱼儿泺和辽的鱼儿泺不在一个地理方位等；在考证统万城时，又利用了徐松命人对此进行的实地考察的成果。徐松的《新疆识略》和《西域水道记》更是众人治西北史地学以及了解和认识西北的重要参考书籍。魏源能够完成《元史新编》，也得力于与徐松的交往。《魏源师友记》称:“默深在京师，尝与(徐松)商论天下形势、西北舆地。默深著《元史新编》，采择尤多。盖松以地学显，默深以史学名，相资为用”。[17] 第三，学者间的互助性增强，注重学术合作。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整理其他学者的著作，或是为他人的研究提供必要的资料。这其中以张穆最为突出，经他校核刊行的有祁韵士的《皇朝藩部要略》，沈垚的遗集《落帆楼文稿》，俞正燮的《癸巳存稿》。张穆还从《永乐大典》中绘制出一幅《元经世大典西北地图》送给魏源，被魏源收入《海国图志》中。何秋涛《元圣武亲征录校正》的问世，也与张穆的帮助密不可分，张穆曾自徐松处抄得《元圣武亲征录》，并参考翁方纲藏抄本加以校勘，后将此手抄校勘本赠予何秋涛，经秋涛续校后刊行。[18]此外，张穆手抄《元朝秘史》和《长春真人西游记》都为其他学者进行相关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对于张穆的这种行为，何秋涛曾如此评价: 先生一介寒士，而以流通古籍，扬前贤自任。其於师友著书表章尤不遗余力，若俞氏理初。沈氏子敦皆同志之友，先生尝钞其所著《癸巳存稿》、《落帆楼稿》藏箧中，及其人殂谢后，悉为谋诸有力者校刊传世。又有程春海侍郎为生平知己……而身没以后诗文奏议零落殆尽，先生百计搜罗，付之剞劂。其笃於风义如此。今先生是集亦赖友朋弟子掎摭成编，而又得寿阳祁相国(指祁雟)为之醵金开雕，先生九原有知，亦可稍慰生平坎廪之志矣。岂非特具识鉴取友必端报施之理，良非偶然哉。[19] 这段话很好地概括了当时存在于这些学者中的一种密切的亦师亦友的关系。而张穆本人的《魏延昌地形志》及《蒙古游牧记》也是经由何秋涛的补缀缮录后方得以问世。2、注重提携和帮助年轻学者投入到西北史地的研究中。如张穆创作《魏延昌地形志》就得自于徐松和俞正燮的帮助。张穆说: 穆初读《水经注》，即谋博徵典籍，撰为义疏。黟俞君理初教之曰:是当先治地形志。取而读之，苦其芜乱。大兴徐星伯尝叩以收《志》分卷之由，亦茫然以对。殚心钩稽，退写为图，图成始恍然曰，此非北魏之志也……[20] 从中可以看出正是俞正燮的指点和徐松的质疑才使张穆潜心研究，并最终完成《魏延昌地形志》一书。另一个例子是沈垚。徐松回京后，沈垚成为徐松的门客。见面后沈垚向徐松请教耶律大石河中府及元代和林所在地，徐松向他出示《长春真人西游记》，书中有徐松对金山西南山川道里进行详证的题跋和程同文、董佑诚的题跋，以及《乾隆十三排舆图》，[21]徐松嘱沈再作跋。于是沈垚参以张德辉的《塞北纪行》和各种史传对《长春真人西游记》进行了考证与疏释，成《西游记金山以东释》一文。此文以其精确的考证而成为晚清西北史地学的名著。徐松也以沈垚为助手，共同考证元代西北史地。在徐松的影响下，一些学者先后走上了治西北史地学的道路。如杨亮本专攻诗古文词，自结识徐松之后，舍弃前学，从徐松“受西域舆地之学”，并先后著成《内蒙古道里表》和《西域沿革图表》等，其治学“研究精审，松谓其学有替人。”[22] 在社会危机与边疆危机日益严重之时，西北史地研究的热潮无疑显示出道、咸时期的知识分子勇于面对现实，为国家富强而努力的精神。这些学者的研究不仅为人们了解和认识西北提供了详实的资料，而且也为统治者提供了决策参考。诸如程恩泽和祁雟这样重要的朝廷官吏的支持，则对其进一步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西北史地学就是在这样的一种风气和群体效应的影响下获得了极快的发展。如梁启超所言，“此数君者(指祁、徐、张、魏、何等)，时代略衔接，相为师友，而流风所被，继声颇多。兹学遂成道光间显学”。[23] 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这些学者间只形成了一个所谓“趣缘集合体”。[24]它没有自己的研究宗旨，没有固定的学术活动，大多数学者的研究活动也并不局限于西北史地或并非其研究重点。更重要的是，尽管西北史地学在当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甚至被称为是“显学”，但其组成是有限的，范围是狭窄的。而且，西北史地学者所追求的是匡时济国，其主旨在经世与实用，在于追求社会效应。虽然其研究成果在当时乃至以后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如左宗棠平定阿古柏叛乱，收复新疆，抗击俄国以及重建新疆就离不开包括徐松、魏源等人在内的西北史地学者的影响，但总体而言，起到的作用相当有限，依然存有一些不可克服的缺憾，如其研究中心始终局限于北京，北京之外的地区和学者研究西北史地的风气要大为逊色，甚至是一片空白，而且这些学者及其影响也很有限，西北史地学远没有达到繁盛的局面。这主要是因为: 首先，西北史地学作为新兴学科，其势力与影响远逊于强大的传统势力。尽管西北危机日益严重，但人们大多对此漠不关心，因此才有龚自珍“口谈西北舆地形势，舌若翻澜，坐客茫然，则执营妓絮语”之记载，[25]反映出时人对家国，对边疆无关休戚的可悲。传统的守旧势力也企图影响和规整新兴的事务，对那些“怀未然之虑，忧末流之弊，深究古今治乱得失，以推之时务、要于致用者”皆“迂而摈之，且以为狂怪”，[26]以使其与之同流。因此，虽然西北史地学自兴起之后一直没有停止前进与发展，但在这股传统的守旧势力的打击与排挤下，远不能满足时代的需求，甚至经常陷入低潮。 其次，政治地位的低微是他们的努力得不到重视的重要原因。这一时期致力于西北史地研究的学者除个别人之外(如张穆)，都希望能够通过仕途来实现其经世之抱负，但他们基本上始终处于政治的边缘地位，或是职位卑微，或是屡试不第跻身幕府，或者是单纯的布衣学者，政治边缘化的现实与兼济天下的理想将他们置于深刻的困境之中，在“立功”无望的情况下，只能退而求其次，通过“立言”，即对包括西北边疆在内的边疆史地进行研究以求摆脱这一困境。[27]然而，他们人微言轻，很难能引起上层的注意和重视；这又进一步限制了学者投身于西北史地研究，从而后继乏人。可以看到，道光时期西北史地学的发展与徐松的影响密切相关，但徐松之所以有此影响，离不开他曾得到道光帝接见，并由政府刊行其《新疆识略》，这是能够吸引众人注意力并参与西北史地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因。魏源的《圣武记》虽说“当海疆不靖时，索观者众，随作随刊”，[28]但因缺乏统治者的关注，就得不到实施，反而在日本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无疑是极大的讽刺。因此，许多学者都希望能够依托一位重要的官员。这并不仅仅是出于生存之需，更是为扩大学术的影响，像程恩泽和祁雟对于西北史地学而言即可谓如此。学者政治地位的低微严重影响到了西北史地学的发展。 因此，虽然在道、咸时期西北史地学要较嘉庆时期远为繁荣，但接踵而来的却是同治至光绪初期西北史地学的低潮。这并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有其内在的必然性。 注释：[1] 徐珂编撰《清稗类抄》第8册，《师儒为学之师友》，中华书局，1986年，第3577页。 [2] 魏源《道光重定回疆记》，《圣武记》卷4，中华书局，1984年，第190页。 [3] 《西域水道记》邓廷桢序，京都本立堂藏本。 [4] 袁大化、王树楠《新疆图志》卷90，艺文志，第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总第852页。 [5] 缪荃孙纂录《续碑传集》卷78，《徐松传》，明文书局，1991年，第487页。 [6] 分别指李兆洛、张穆、魏源和沈垚。 [7] 何绍基《东洲草堂诗钞》卷29。转引自郭双林《论清嘉道年间的西北舆地学》，《河南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第39-46页。 [8] 李柏荣《魏源师友记》，岳麓书社，1983年，第37页。 [9] 沈垚《落帆楼文稿》张穆序，中华书局，1985年。 [10] 程恩泽《程侍郎遗集》，中华书局，1985年，第112页。 [11] 张集馨(1800-1878)，字椒云，江苏仪征人。官至陕西按察使，权巡抚事。 [12]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年，第20，21页。 [13]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4册，中华书局，1964年，第1776-1777页。 [14] 沈垚《与王雘轩书》，《落帆楼文稿》卷2，第41页。 [15] 《落帆楼文稿》张穆序。 [16] 张穆《蒙古游牧记》祁雟序，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八年。 [17] 《魏源师友记》，第37页。 [18] 张穆《校正元圣武亲征录序》，见何秋涛《何校元圣武亲征录》。 [19] 张穆《殷斋文集》何秋涛序，《山右丛书初编》第11册，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 [20] 张穆《魏延昌地形志》自序，《殷斋文集》卷3，第18-19页，《山右丛书初编》第11册 [21] 沈垚《西游记金山以东释》，《落帆楼文稿》卷4，第73页。 [22] 刘逸生《龚自珍乙亥杂诗注》，中华书局，1999年，第159页。 [23]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388页。 [24] 马汝珩、张世明《嘉道咸时期边疆史地学的繁荣与经世致用思潮的复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1期，第14-28页。 [25] 叶德辉《龚定庵年谱外纪序》，录自孙文光、王世芸《龚自珍研究资料集》，黄山书社，1984年，第124页。 [26] 李兆洛《养一斋文集•蔬园诗序》，光绪四年重刻本。 [27] 前引马汝珩、张世明文。 [28] 魏源《圣武记》第三次重订本补序，中华书局，1984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