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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东汉永和五年，南匈奴左部发动叛乱，暴露了南匈奴内部矛盾的加剧。东汉朝廷的直接干预，更导致南单于传承秩序进入无序状态。匈奴屠各种在其尊贵地位受到威胁时，以血统为旗帜，奋起抗争，从而使南匈奴由内讧走向分裂。南匈奴左部叛乱后，东汉朝廷迁徙西河、上郡、朔方等郡治至内地，但南单于庭并未同时南迁。除於扶罗部外，南匈奴部众在东汉末年才陆续离开缘边五郡南迁。南下的南匈奴实际上分成河东的於扶罗部、离石的左部和新兴的刘豹部等三股势力。曹操统一北方时，留南单于呼厨泉为人质，以右贤王去卑“归监其国”，而分其众为五部，南匈奴的三股势力又合而为一了。 关键词：南匈奴；屠各；左国城；五部匈奴 南匈奴从内附东汉缘边八郡继续南迁的前后，是匈奴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关于南匈奴这个时期的研究现状尚不能尽如人意，有许多问题仍值得深入探讨。本文是笔者在拙作《休屠、屠各与刘渊族姓》一文基础上的续作[1]，试图对南匈奴进一步南迁的原因、南匈奴进一步南迁的时间地点以及南迁后南匈奴的状况和分布等问题作出比较符合历史真实的解读。本文提出一些新的想法，虽然敝帚自珍，但不敢自以为是，也许能为更深入的研究作一铺垫。 一、南匈奴晚期单于位传承失序与内讧 东汉永和五年(140年)四月，南匈奴左部句龙部大人吾斯、车纽等人发动叛乱①。这次叛乱来势汹汹，他们先是率骑兵三千进攻西河，继而招诱右贤王，合兵七、八千骑包围美稷，杀害了朔方、代郡长史。虽然东汉代度辽将军马续与使匈奴中郎将梁并、乌桓校尉王元等管辖边境少数民族的大员率领边兵及乌桓、鲜卑、羌胡等二万余人掩袭破之，但吾斯等势力犹炽，仍攻没城邑。这时，顺帝下诏切责南单于休利。休利虽未参与叛乱，且诚惶诚恐表示谢罪，但中郎将陈龟以“单于不能制下”的罪名迫使休利及其弟左贤王皆自杀[2]2960。左贤王为单于储貳，单于与左贤王一时俱亡，遂致无人继位。于是，吾斯等人乘机拥立句龙大人车纽为单于，并东引乌桓，西收羌戎及诸胡等数万人，攻破京兆虎牙营，杀上郡都尉及军司马，进而寇掠并、凉、幽、冀四州。 吾斯、车纽叛乱，不仅破坏了北方缘边州郡原来比较缓和的局面，而且暴露出南匈奴内部不断加剧的矛盾。虽然现存的史料非常有限，但这种变化的迹象还是有所显现。 吾斯、车纽是背着南单于休利与左贤王，又勾结右贤王进行叛乱的。所谓“单于不能制下”，说明左部不服从南单于，右贤王及其所部也不服从南单于。左贤王统领左部，左部句龙吾斯、车纽叛乱，左贤王同样有不能制下之责。当南单于与左贤王被逼死后，吾斯又公然违背单于传承制度而擅立非南单于家族的左部句龙部大人车纽为单于。这些都可是南匈奴内部矛盾加剧的端倪。 更值得注意的是，南单于休利之后，单于传承进入无序状态。此前，南单于的传承实行着典型的兄终弟及之制。从首位南单于比至休利，历九十四年传单于十三人。其中，比及其弟三人，其子三人，其弟之子三人，其孙四人[3]251-252。这种传承制度是自老上单于以来有效维持挛鞮氏统治地位的制度，它赋予南单于家族的男性成员享有继承单于位的机会。当然，并不是所有南单于家族男性成员都有机会当单于，谁能继承单于位还要看个人的能力、威望、在位单于的态度等因素。以单于师子为例，第十任单于师子是第六任单于适之子，他在第七任单于宣时为薁鞮日逐王，在第八任单于屯屠何时为左谷蠡王，至第九任单于安国时，“师子依次转为左贤王，”[2]2954这才具备了作为单于继承人的资格。“师子素勇黠多知，前单于宣及屯屠何皆爱其气决，故数遣将兵出塞，掩袭北庭，还受赏赐，天子亦加殊异，是以国中尽敬师子。”[2]2954正因为如此，现任单于安国忌之，蓄意除掉他。安国与曾数被师子驱掠的新降胡人合谋杀师子。师子发觉单于的企图，“乃别居五原界，单于每龙会议事，师子辄称病不往。(行度辽将军)皇甫稜知之，亦拥护不遣，单于怀愤益甚。”[2]2954后来，中郎将杜崇因和安国不协，擅断单于上书，并与新任行度辽将军朱徽上言，说安国有起兵造反的迹象，请朝廷兴兵问罪。安国夜闻汉兵至，大惊，弃帐而去，“因举兵及将新降者欲诛师子，师子先知，乃悉将庐落入曼柏城(度辽将军及虎牙营驻地)。安国追到城下，门闭不得入。朱徽遣吏晓譬和之，安国不听。城既不下，乃引兵屯五原。崇、徽因发诸郡骑追赴之急，众皆大恐，安国舅骨都侯喜为等虑并被诛，乃格杀安国。”[2]2985至此，师子才得以登上单于宝座。匈奴在单于位的传承，纵有种种纷争，但都是单于家族男性成员之间的争夺，单于家族外的任何人则没有这个资格。 由于东汉使匈奴中郎将陈龟逼死休利及其弟左贤王，造成单于正常传承的中断；更由于东汉朝廷的直接干预，单于传承进入无序状态。汉安二年(143年)，即南单于庭虚位二年多，东汉朝廷才在洛阳立新单于兜楼储。《通鉴》卷五十二汉顺帝汉安二年六月曰：“立南匈奴守义王兜楼储为呼兰若尸逐就单于。时兜楼储在京师。”东汉朝廷立兜楼储为单于时，派行中郎将持节护送他归南庭，并举行了盛大而隆重的欢送仪式：“诏太常、大鸿胪与诸国侍子于广阳城门外祖会，飨赐作乐，角抵百戏。顺帝幸胡桃宫临观之。”[4]1696但这个在京师的兜楼储何许人？其身分甚为可疑。如果他是南单于派到京师的侍子的话，当为单于家族的成员，文献则应堂而皇之地注明其与前单于的关系，之所以无任何记录，自是不方便说。也许兜楼储是降汉的匈奴部落大人，而非南单于家族的成员，所以才有守义王这样的头衔。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在南匈奴中缺乏权威，只能依靠东汉军队护卫来维持自己的单于位。建康元年(144年)，“夏四月，使匈奴中郎将马寔击南匈奴左部，破之，于是胡羌、乌桓悉诣寔降。”[2]274胡三省在《通鉴》卷五十二《汉纪》四十四顺帝建康元年文中注曰：“左部，即句龙吾斯之党。”[4]1697这是朝廷为兜楼储单于回到草原上即单于位开辟道路。吾斯虽然战败，但至永寿元年(154年)前与吾斯同反的左薁鞮台耆、且渠伯德等再反，寇扰美稷。他们的矛头可能就是指向朝廷支持的南单于兜楼储的。 兜楼储单于之后，南单于的传承制度更进一步遭到破坏。继兜楼储为单于的居车儿世系亦不清不楚，使人不能不怀疑他仍是东汉朝廷扶立。延熹元年(158年)，南匈奴诸部并叛。这也是南匈奴诸部背着南单于的叛乱，可见南单于得不到诸部的信任。中郎将张奂以南单于不能统理国事拘之，并上书建议以左谷蠡王取代他，但桓帝却说：“居车儿一心向化，何罪而黜。”[2]2964可见居车儿虽不受诸部信任，却受朝廷信任。这个南单于竟然一改匈奴三个半世纪以来传统的单于传承制度，变兄终弟及为父死子继。居车儿死后，传位其子某(失其名)，号屠特若尸逐就单于。某死，又传其子呼徽。呼徽立一年，因中郎将张修与单于“不相能”[2]2964，擅杀单于，另立右贤王羌渠为单于。东汉朝廷惩治张修擅杀之罪，而承认羌渠为新单于的既成事实。 南单于居车儿改父死子继制为兄终弟及制，本是匈奴发展史上一个飞跃，一个革命性变化，却似乎非常平静，平静得让人生疑。原来享有单于位继承机会的单于家族的男性成员难道皆认同这种变化，没有采取一点反抗行动？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奇迹。田余庆先生在《北魏后宫子贵母死之制的形成和演变》一文中，对拓跋部早期君位的传承进行剖析，深刻地揭示了拓跋部由兄终弟及向父死子继演变的曲折复杂、惊心动魄的斗争过程，他指出：“更为古老的兄终弟及制度符合立长君以维持部落势力的原则，有它存在的理由，因而往往得到部落大人更多的支持。但是同辈兄弟众多，选择中易生纠纷。”[5]21田先生所揭示的历史现象极具启发性，他的论断无疑也适用于匈奴史，只是匈奴史料过于稀少，使研究者易于忽略。 在写作《休屠、屠各与刘渊族姓》一文时，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屠各作为匈奴占统治地位的部落名称，为什么直到东汉后期才突然出现？下面，我试图把这个问题与南匈奴的单于传承制度结合起来考察。 文献中关于屠各的最早记载为延熹元年(158年)②。这正是南单于居车儿在位的时候，也就是兄终弟及向父死子继转变的时期。屠各出现于这个时候决不是偶然的。 在匈奴中，屠各种具有匈奴中高贵的血统和显赫的身分，拥有世代相袭的统治特权。屠各种中的虚连题氏(挛鞮氏)是世袭单于位的家族。《后汉书•南匈奴传》曰：“其大臣贵者左贤王，次左谷蠡王，次右贤王③，次右谷蠡王，谓之四角；次左右日逐王，次左右温禺鞮王，次左右渐将王，是为六角；皆单于子弟，次第当为单于者也。异姓大臣左右骨都侯，次左右尸逐骨都侯，其余日逐、且渠、当户诸官号，各以权力优劣、部众多少为高下次第焉。单于姓虚连题。异姓有呼衍氏、须卜氏、丘林氏、兰氏四姓，为国中名族，常与单于婚姻。”[2]2944-2945这就是说，屠各种的虚连题男性成员，有资格依次进入从当户到左贤王的序列，并享有相应的权力和权利，包括拥有若干土地、部众、畜产品和战利品等等，而且只要表现优异，还能在本姓族的范围内不断地上升，直至到最高的级别。对匈奴族来说，这是传统；在屠各看来，这是天经地义、不言而喻的，也就没有必要特别标明自己的屠各身分。可是，如果由兄终弟及变为父死子继的话，那么，他们屠各尊贵的地位就必然受到威胁和挑战，他们的特权也必然部分丧失甚至完全丧失。对此，他们不会无动于衷，这就迫使他们亮出自己的屠各身分，以血统作为旗帜，与企图改变传统的做法抗争。我以为，这就是此时突然出现“屠各”的原因。在屠各看来，南单于位传承无序，南单于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篡改祖制，擅自以单于位传子，这固然与东汉朝廷的粗暴干预不无关系，但在位单于难辞其咎。在南匈奴左部看来，羌渠派左贤王领兵出征，包藏着不让合法的继承人的左贤王继承单于位的企图。所以，屠各、左部既以寇边来表示他们对朝廷的不满，进而把矛头直接指向南单于，终于酿成灵帝中平五年(188年)的事变，愤而杀死羌渠。羌渠死后，左贤王在外，果然是羌渠子、右贤王於扶罗匆匆忙忙宣布继单于位。这真是火上浇油，屠各、左部岂能接受父死子继之制，岂能接受仇人之子上台，于是，屠各、左部再叛，赶走了於扶罗，而立须卜骨都侯为单于。须卜氏虽为名族，但并没有担任单于的资格。为什么屠各与左部立他为单于，或者是因为单于家族没有成年的继承人而采取的权宜措施？可以相信的是，非挛鞮氏的须卜骨都侯虽当了单于，但肯定没有权威。这大概也就是这位新单于上台一年死后，再也无人继任的原因。南单于再次虚位，“以老王行其事。”南匈奴由内讧走向了分裂。 二、南单于庭与南匈奴的南迁 南匈奴附汉时，始建庭于距五原西部塞八十里处，后徙居西河美稷(今内蒙古准格尔旗纳林)，而诸部王分布在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等地。此七郡，连同西河八郡，东汉设置有太守等官吏和行政机构，是南匈奴部民与汉、乌桓、鲜卑等族混居之边郡。 永和五年(140年)九月，因南匈奴左部大人句龙吾斯、车纽叛乱，东汉朝廷决定移徙西河郡治至离石、上郡郡治至夏阳、朔方郡治至五原。西河郡治迁徙时，南单于庭是否也跟着迁徙？南匈奴部众是否也同时迁徙？这两个问题文献上都没有明确记载。我们先说第一个问题。《晋书•刘元海载记》曰：“建武初，乌珠留若鞮单于子右奥鞬日逐王比自立为南单于，入居西河美稷，今离石左国城即单于所徙庭也，”[6]2645似乎南单于庭迁往离石，但何时所迁呢？按一般推理，南匈奴单于庭应当是随着西河郡治的迁徙而迁徙的[7]206。但是，自南单于休利自杀后，未立新单于。车纽自封为单于得不到朝廷的承认，且不久后即兵败投降。故西河徙治离石时南单于庭虚位，没有南单。陈琳国：东汉末年南匈奴南迁的前后①《后汉书•张奂传》：“烧度辽将军门。”唐李贤注曰：“时度辽将军屯五原。”上引《通鉴》亦引用李贤注。②黄烈从南匈奴左薁鞬台耆、且渠伯德寇美稷，推测他们的分布地在美稷或更在其北；从延熹元年南匈奴诸部并叛，及烧度辽将军门事件，认为诸部分布仍在沿边；度辽将军屯五原，可见南匈奴在此一带仍有分布。他的结论是，“尽管南单于已迁庭离石，但南匈奴各部仍在边郡一带活动，并没有全部随他们的单于南下。”参见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第191-192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于何来单于庭？也就无所谓南庭迁徙了。在南单于庭虚位二年多的汉安二年(143年)，新单于兜楼储在洛阳产生了，东汉朝廷“遣行中郎将持节护送单于归南庭”[2]2963。这个“南庭”难道是指离石左国城吗？我看还是指美稷的南单于庭。《通鉴》卷五十四《汉纪》四十六桓帝延熹元年(158年)十二月： 南匈奴诸部并叛，与乌桓、鲜卑寇缘边九郡。帝以京兆尹陈龟为度辽将军。⋯⋯诏拜安定属国都尉张奂为北中郎将，以讨匈奴、乌桓等。匈奴、乌桓烧度辽将军门，引屯赤阬，烟火相望，兵众大恐，各欲引去。奂安坐帷中，与弟子讲诵自若，军士稍安。乃潜诱乌桓，阴与和通，遂使斩匈奴屠各渠帅，袭破其众，诸胡悉降。奂以南单于车儿不能统理国事，乃拘之，奏立左谷蠡王为单于。诏曰：“《春秋》大居正；车儿一心向化，何罪而黜!其遣还庭。”[4]1739-1741《南匈奴列传》关于使匈奴中郎将、度辽将军等的设置交代得很清楚：当初单于庭徙居西河郡美稷时，朝廷乃以使匈奴中郎将与南单于庭同驻一地，监护南单于；又设中郎将官府，置属吏，由西河长史领二千骑兵、弛刑徒(解除枷锁的刑徒)五百人，协助中郎将卫护单于。永平八年(65年)，因当时北匈奴势力犹盛，为防备北匈奴诱引南匈奴，朝廷始置度辽营，以中郎将吴裳行度辽将军事，副校尉来苗、左校尉阎章、右校尉张国将虎牙营士屯五原曼柏。又遣骑都尉秦彭将兵屯美稷。至延熹元年匈奴、乌桓烧度辽将军门时，度辽将军仍在五原④。这说明西河郡治虽早已从美稷迁往离石，但护卫南单于的中郎将与度辽将军两军府都没有迁，南单于庭当然也不会迁，否则，当时张奂怎么能那么方便地拘禁南单于车儿？这时距离西河郡治迁离石已有十八年了。也就是说，距离西河郡治迁离石的十八年后，南单于庭仍在西河美稷⑤。 那么，南单于庭到底什么时候才离开西河美稷呢？由于文献记载付诸阙如，这里只得做一点必要的推测。我们知道，南匈奴附汉后，虽然汉匈关系得到很大的改善，但南匈奴“寇边”的记录时而有之。延熹元年后，较大规模的“寇边”还有延熹九年(166年)，《后汉书•张奂传》：“九年春，征拜大司农。鲜卑闻奂去，遂招结南匈奴、乌桓数道入塞，或五六千骑，或三四千骑，寇掠缘边九郡，杀略百姓。⋯⋯朝廷以为忧，复拜奂为护匈奴中郎将，以九卿秩督幽、并、凉三州及度辽、乌桓二营，兼察刺史、二千石能否，赏赐甚厚。匈奴、乌桓闻奂至，因相率还降，凡二十万口。”[2]2139-2140同书《段颍传》，桓帝末，段潁上言曰：“自云中、五原，西至汉阳二千余里，匈奴、种羌，并擅其地，是为癰疽之伏，留滞胁下，如不加诛，转就滋大。”[2]2148直至灵帝中平四、五年仍有南匈奴“寇边”的记录，《后汉书•灵帝纪》：中平四年(187年)“十二月，休屠各胡叛”。中平五年(188年)“春正月，休屠各胡寇西河，杀郡守邢纪”；“三月，休屠各胡攻杀并州刺史张懿，遂与南匈奴左部合，杀其单于。”[2]355此后，再也没有南匈奴“寇边”的记录了。所谓“寇边”，就是居于缘边诸郡的匈奴、鲜卑等族对汉朝边境郡县的杀掠骚扰活动。南匈奴居于边塞地区，故留下“寇边”的记录；其南下内迁了，就不会在边境上杀掠骚扰，也就没有“寇边”的记录。而且，这里最后的记载是休屠各与南匈奴左部联手杀单于羌渠，说明这时羌渠仍在美稷。因此，南单于庭当在中平五年后才离开西河美稷的。 我们再来探讨第二个问题：南匈奴部众到底是什么时候南下的？因认为南单于庭是随着西河郡治迁徙一起迁到离石的，继而认为南匈奴部众是随着南单于庭的迁徙而迁徙。因做这种顺理成章式的推论，故认定南匈奴部众是在永元五年(140年)就已南下，“多数集中到并州中部的汾河流域一带。”[8]83如果上一个问题的论述可以成立的话，南匈奴的南下也当是在中平五年之后的。可以肯定的是，这不是一次朝廷事先决策的有计划的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因边郡局势严重东汉朝廷决定移徙三郡郡治，但并没有决定南单于庭随同迁移。因为南单于庭的迁移，也就意味着南匈奴部众的迁徙。人口迁徙，尤其是少数民族人口内迁，况且是大规模的内迁，朝廷必须慎重考虑，提交公卿讨论，可是我们从文献上看不到有任何的蛛丝马迹，这绝不会是史官的粗心大意，而是根本就没有朝廷决策的这么一回事。虽然顺帝时政治腐败，外戚、宦官的争斗愈演愈烈，东汉统治已是千疮百孔，但国家机器未曾失灵，朝廷的运转仍是正常的。 南匈奴的人口，“党众最盛”的永元二年(90年)有比较准确的统计数字：“领户三万四千，口二十三万七千三百，胜兵五万一百七十。”[2]2953-2954虽然我们不能断定南下的人口有多少，但从建安二十一年(216年)曹操分南匈奴为五部的人口逆推，也可作出大致的估计。五部所统共三万余落，与永元二年的户数相当，其时距南匈奴南下未久，人口不会有大量的增加，那么，南匈奴南下内迁的人口当在二十万左右。如此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在永和五年是不可能的，而在中平(184-189年)以后却是可能的。因为此时东汉皇朝气息奄奄，黄巾余烬还在燃烧，宦官和外戚争斗白热化，朝廷自顾不暇，对南匈奴也只能放任自流了。《晋书•地理志上》并州条云：灵帝末，羌胡大扰，定襄、云中、五原、朔方、上郡等五郡并流徙分散。建安十八年，省入冀州。二十年，始集塞下荒地立新兴郡[6]428。 “中平”是东汉灵帝最后的一个年号，此所谓“灵帝末”也。“五郡”，正是南匈奴聚居之地，“五郡并流徙分散，”毫无疑义，就是南匈奴离开这五个郡南下。这五郡自东汉初年以来，安置了内附的南匈奴、乌桓，又回迁了汉族民众，本是几个民族熙熙攘攘混居之所，但因战乱导致人口大量流失，所以到建安十八年(213年)竟然取消了行政建制而并入冀州了。 三、南迁南匈奴的三股势力和五部匈奴 虽然我们不能确定南匈奴退出西河等八郡南下的准确时间，但至东汉末年，绝大多数南匈奴人都南下了；即使仍有部分南匈奴人还滞留在原地，但已经成不了气候，只能慢慢地融合到鲜卑等其他民族中去。《后汉书》记载了於扶罗被逼出走，希冀向东汉朝廷申诉，以取得正统的单于继承权。但他命运多舛，尚未到达洛阳，东汉皇朝因灵帝崩而已经陷入一片混乱。於扶罗“将数千骑与白波贼合兵寇河内诸郡。时民皆保聚，钞掠无利，而兵遂挫伤。复欲归国，国人不受，乃止河东”[2]2965。《后汉书》还记载了须卜骨都侯为单于一年后死去，“南庭遂虚其位，以老王行国事”[2]2965；但是，对南单于庭是否就在离石以及南匈奴部众的行踪，则全无交代。《三国志》未曾为南匈奴立传，同样解答不了这两个问题。 所谓南单于庭迁到离石左国城，不见于《后汉书》，也不见于《三国志》，而《晋书•刘元海载记》透露出来的信息，却是与首位南单于比混为一谈。据《通典》卷一七九《州郡九》石州条：“今理离石县。⋯⋯二汉属西河郡南单于庭，即左国城。”在“离石”下夹注云：“汉旧县。后南单于庭左国城在此。”[9]4739也就是说，离石有了南单于庭之后才筑起了左国城。可是，它为什么不称单于城而叫左国城呢？西晋时，在汾水之畔有一个左部城。《水经注》卷六《汾水》：“汾水又西南迳界休故城西，汾水之右有左部城。”注曰：“侧临汾水，盖刘渊为晋都尉所筑也。”[10]146按，《晋书•刘元海载记》曰：“於扶罗死，弟呼厨泉立，以於扶罗子豹为左贤王，即元海之父也。魏武分其众为五部，以豹为左部帅。”[6]2645又曰：“会豹卒，以元海为左部帅。太康(281-289年)末，拜北部都尉。”[6]P2647可见，这个左部城乃刘渊在接其父左部帅之任时所筑，左部帅改都尉则是其后的事。左国城的出现大概与左部城相类似，它之所以叫左国城，很可能是由南匈奴左部而得名。《通鉴》卷八十五《晋纪七》惠帝永兴元年(304年)八月：“渊至左国城”。胡注：“左国城，盖匈奴左部所居城也。”[4]2700胡注的这个说法当有所本，可惜往往被忽略。自左部句龙大人吾斯、车纽叛乱以后，左部一直非常活跃。继吾斯而起的，又有左薁鞮台耆及且渠伯德，而围攻、杀死羌渠单于的更有左部的参与。於扶罗继立为南单于时，他们赶走了於扶罗，另立须卜骨都侯为单于。左部众当随须卜氏新单于一起南下到离石筑了城，但这个须卜氏在位仅一年，也可能未到达离石而在南下的途中就死去，又或者虽到达离石，但筑城还没有竣工就死去，如果是后两种情况的话，离石已没有南单于。总之，这个城之所以叫左国城，是因为筑城和住在城里的人是南匈奴左部人。南匈奴部众既然自称为“国人”，则左国城者，左部国人之城也。 更多的南匈奴人是从朔方、云中、定襄、雁门及上郡等南下到达后来曹操设置的新兴郡。上引《晋书•地理志上》并州条说，灵帝末年，定襄、云中、五原、朔方、上郡因乱流徙分散，建安十八年裁撤并州合并于冀州；二十年始集塞下荒地立新兴郡。至“魏黄初元年，复置并州，自陉岭以北尽弃之。至晋因而不改”[6]428。新兴郡治所九原(今山西忻州)，属五部匈奴中北部分布的地区。郡内秀容的地名据说是因刘渊在此出生而得名。《元和郡县志图》卷十四河东道三宜芳县：“秀容故城，在县南三十里。刘元海感神而生，姿容秀美，因以为名也。”[11]396秀容是否得名于刘渊并不重要，但刘渊生于秀容应该是可信的。《刘元海载记》说他是“新兴匈奴人”[6]2644，正与此相合。《水经注》卷六《汾水六》：“汾水出太原汾阳县北管涔山(今山西宁武南)。”注曰：“刘渊族子曜尝隐避于管涔之山。”[10]142同上引《元和郡县图志》静乐县：“管涔山在县北百三十里，汾水源出焉。初，刘曜隐于此山，山神使二童子献剑于曜。”[11]396而《晋书•刘曜载记》也说他“隐迹管涔山，以琴书为事”。因他是刘渊族子，且“见养于元海”[6]2683，故亦居住在这一带。刘渊父豹为南单于嫡裔，与杀害其祖父羌渠单于的左部势不两立，当然不会同他们一起到离石，而是带着自己的部众来到新兴一带，也即是所谓“晋阳汾涧之滨”了[6]2645。 因此，南下的南匈奴实际上分成了河东的於扶罗部、离石的左部和新兴的刘豹部三股势力。兴平二年(195年)，於扶罗死，其弟呼厨泉继立。於扶罗终于没有再继续推行父死子继，而又回到兄终弟及的老路了。但呼厨泉“以兄被逐，不得归国，数为鲜卑所钞”[2]2965。可见仍得不到离石的南匈奴左部“国人”们的谅解。史称，“中平以来，天下乱离，民弃农业，诸军并起，率乏粮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掠，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袁绍在河北，军人仰食桑葚，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民多相食，州里萧条。”[4]1990呼厨泉的这支弱旅，过着惶惶不可终日的流寇日子。建安元年(196年)，右贤王去卑与白波帅韩暹侍卫献帝从长安返回洛阳，但劳而无功。建安七年(202年)，呼厨泉与袁尚部下高幹等攻取平阳，曹操派锺繇包围平阳，呼厨泉最终投降了曹操。 《三国志•魏志•梁习传》： 习以别部司马领并州刺史。时承高幹荒乱之余，胡狄在界，张雄跋扈，吏民亡叛，入其部落，兵家拥众，作为寇害，更相扇动，往往棊跱。习到官，诱谕招纳，皆礼召其豪右，稍稍荐举，使诣幕府；豪右已尽，乃次发诸丁强以为义从；又因大军出征，分请以为勇力。吏兵已去之后，稍移其家，前后送邺，凡数万口；其不从命者，兴兵致讨，斩首千数，降附者万计。单于恭顺，名王稽颡，部曲服事供职，同于编户[12]469。考高幹于建安九年(204年)降曹操，仍被委以并州刺史，次年又叛。建安十一年(206年)，曹操亲征，高幹向呼厨泉求救，呼厨泉不受，遂远走荆州。梁习任并州刺史就在这一年。这里所说“单于恭顺，名王稽颡”，指的是呼厨泉部；但“部曲服事供职，同于编户”，就不限于呼厨泉部，而是包括并州全部南匈奴在内了。 建安二十一年(216年)七月，曹操“使右贤王去卑诱质呼厨泉”[6]1534，在南单于呼厨泉到邺城朝见魏王曹操的时候，曹操把呼厨泉当作人质留了下来，只让右贤王去卑“归监其国”。同时，宣布“分其众为五部，部立其中贵者为帅，选汉人为司马以监督之”[6]2548。所谓“贵者”，就是指南匈奴单于的后裔。这也就是《晋书•刘元海载记》所载，任命刘豹为左部帅，“其余诸部帅皆以刘氏为之。太康中，改置都尉，左部居太原兹氏，右部居祁，南部居蒲子，北部居新兴，中部居大陵。刘氏虽分居五部，然皆居于晋阳汾涧之滨。”[6]2645曹操的本意是把呼厨泉控制起来，以利于南匈奴部众的归顺。而由于他正式承认了呼厨泉的单于身份，等于恢复居住在汾涧之滨的刘氏的南匈奴单于后裔的贵族身分，出任五部帅职位的当然也就是他们了。“刘氏虽分居五部，然皆居于晋阳汾涧之滨，”这句话原来觉得不好理解，正是因为不了解南单于家族南迁后集中居住于“晋阳汾涧之滨”的状况。至于居住在离石的左部，他们当然也不能不听命于曹操。于是，原来分裂为三股势力的南匈奴因之合而为一了。 注释：①《后汉书•南匈奴列传》曰:“( 永和) 五年夏, 南匈奴左部句龙王吾斯、车纽等背畔。”又曰:“秋, 句龙吾斯等立句龙王车纽为单于。”所谓“王”即 匈奴部落大人。同书《顺帝纪》:“( 永和五年) 南匈奴左部句龙大人吾斯、车纽等叛。” ②《后汉书•乌桓列传》：“桓帝永寿(155-158年)中，朔方乌桓与休著屠各(即屠各)并畔，中郎将张奂击平之。”同书《张奂传》系于延熹元年前。而同书《南匈奴列传》云：“延熹元年，南单于诸部并畔，遂与乌桓、鲜卑寇缘边九郡，以张奂为北中郎将讨之，单于诸部悉降。”《通鉴》系之于延熹元年，其对系年的判断应该是对的，可从。 ③《汉书•匈奴传》所载顺序与此略有不同，可参看。 ④《后汉书•张奂传》:“烧度辽将军门。”唐李贤注曰:“时度辽将军屯五原。”上引《通鉴》亦引用李贤注。 ⑤黄烈从南匈奴左薁鞬台耆、且渠伯德寇美稷, 推测他们的分布地在美稷或更在其北; 从延熹元年南匈奴诸部并叛, 及烧度辽将军门事件, 认为诸部分布仍在沿边; 度辽将军屯五原, 可见南匈奴在此一带仍有分布。他的结论是,“尽管南单于已迁庭离石, 但南匈奴各部仍在边郡一带活动, 并没有全部随他们的单于南下。”参见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第 191- 192 页, 人民出版社 1987 年。 参考文献：[1]陈琳国.休屠、屠各与刘渊族姓[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6(4). [2]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3]林幹.匈奴通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4]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5]田余庆.拓跋史探[M].北京：三联书店，2003. [6]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7]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8]马长寿.北狄与匈奴[M].北京：三联书店，1962. [9]杜祐.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8. [10]郦道元.水经注[M].成都: 巴蜀书社, 1985. [11]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M].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12]陈寿.三国志[M].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