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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北周武帝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帝王，在位的十九年中，在前辈的基础上，通过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多方面的变革，使北周从一个狭小、贫弱的国家逐渐成为一个富裕、强大的王朝，并且最终灭亡北齐，统一北方，为隋的南北统一奠定了基础。本文主要论述北周武帝在儒学理性精神的指导下，加强儒学教育和推行汉化的一些措施，如重视儒家礼制建设，重视儒学教育等，通过这些措施，进一步消除了鲜卑与汉民族的文化界限，加快了民族融合，消除了统一道路上的羁绊。 关键词：北周武帝；儒学；文化政策 北周武帝时期社会文化政策方面研究的相关文章有：赵文润《西魏北周时期的社会思潮》，本文指出西魏北周的社会思潮，是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就其意识形态的主要点来说，已与汉以后的其它封建王朝没有多大差别，并且西魏北周时期关中农业的发展、儒家思想在意识形态上占主导地位，它们共同构成了北周能够统一中国北方的物质基础和精神条件，并且为其后隋文帝统一中国创造了两个必要的前提。[1]这对于研究这一时期周武帝各种文化政策的背景有很大的帮助。彭体用在《儒学理性精神与北周武帝》一文中认为魏晋时期的返儒倾向对北周武帝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2]本文希冀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充分地挖掘史料，对北周武帝的文化政策进行较为全面的梳理和研究，不足之处，还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北周武帝文化政策的背景 统治西魏北周的宇文氏，是一支与汉族有同一族源关系的鲜卑族，史载：“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氏，为黄帝所灭，子孙遁居朔野。有葛鸟菟者，雄武多算略，鲜卑慕之，奉以为主，遂总十二部落，世为大人。”[3]，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其不仅鲜卑化了，而且成为鲜卑族中显赫的一支。宇文氏在执掌西魏北周朝政、制定文化政策时，自然离不开鲜卑族的文化传统和汉化改革的成果，离不开当时的主要社会思潮，离不开对儒、道、佛三教的认识。而鲜卑族的文化传统是什么呢？那就是自北魏孝文帝改革以来的重视汉族文化，全方位的汉化政策，而儒学作为汉族精神文化的标志和支柱，因而有其不朽的魅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北朝各少数民族政权，尤其是西魏北周推行的“汉化”政策，其本质就是儒教化。而“汉化政策的持续，必然推动儒学的发展与兴盛，这正是北朝儒学盛于南朝的原因所在”[4]。西魏北周的统治者是尊儒的，同时多半又是崇道信佛的，这种文化政策与北魏统治者是一脉相承的。北方鲜卑族崛起并南下后，学习和继承了丰富多彩的中原传统文化，从拓跋珪建都平城，到拓跋宏迁都洛阳，愈来愈重视学习儒家经学。掌握西魏政权的宇文泰，崇尚儒术，其虽仿《周礼》而设六官制度，但其主导思想是汉魏儒学和北魏文化。他先后颁布实施的二十四条新制和十二条新制，其核心内容是擢贤才，提倡廉政，利用地利，发展农业。这是儒家学说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中原王朝贤明君主所提倡的。可以说，西魏北周的主要社会思潮是以儒家学说为主流，这正是北周武帝推行文化政策的背景。 二、北周武帝文化政策的核心及内容 北周武帝文化政策的核心是尊儒复古，其文化政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北周武帝重视儒家礼制的建设与践履 儒家讲礼，礼是儒家思想的主要表现，孔子曾于西周末春秋初编写《仪礼》十八篇，其主要包括冠、婚、丧、祭、乡、射、朝和聘八项礼仪。并认为治理国家，为政之要在于“道之以德，齐之以礼”，[5]即用仁德来引导，用礼仪来求得整齐划一，就可以达到很高的治理境界。史称北周武帝保定元年春“庚戌，祀圆丘。壬子，祀方丘。甲寅，祀感帝于南郊，乙卯，祭太社。己巳，享太庙。……乙亥，亲耕籍田。丙子，大射于正武殿。……甲午，朝日于东郊”。[6]这些都是儒家所提倡的大礼，其中“，大射礼”是诸侯有朝觐、会盟、祭祀等大事而与群臣习射的礼节仪式，射不仅是一种技艺的练习与竞赛，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一种观盛德、司礼乐、正志行，以成己立德的道德教化意义”。[7]周武帝还重视录囚，录囚是指天子对重大刑事案件的复审制度，是儒家慎刑、仁政思想的重要体现之一，史载：保定三年（563）夏四月，“帝御正武殿录囚徒。”[6]周武帝还严格遵守儒家三年守孝之制，并且以身作则，严格履行，史称：“（建德三年）三月癸酉，皇太后叱奴氏崩。帝居倚庐，朝夕共一溢米，群臣表请，累旬乃止。……五月庚申，葬文宣后于永固陵，帝袒跣至陵所。辛酉，诏曰：‘齐斩之情，经籍彝训。近代沿革，遂亡斯礼。伏奉遗令，既葬便除，攀慕几筵，情实未忍。三年之丧，达于天子，古今无易之道，王者之所常行。但时有未谐，不得全制，军国务重，庶有听朝。衰麻之节，苫庐之礼；率遵前典，以申罔极。百僚以下，宜遵遗令。’公卿上表固请俯就权制，过葬既吉。帝不许，引古答之，群臣乃至。于是遂申三年之制。五服之内，亦令依礼。”[6]武帝讲求儒家的忠、孝、信，如在建德六年的伐齐之战中，周军在战场上俘获了齐昌王莫多娄敬显，周武帝批评他有三死罪并斩之，“汝有死罪三：前从并州走邺，弃母携妻妾，是不孝；外为伪主戮力，内实通启于朕，是不忠；送款之后，犹持两端，是不信。如此用怀，不死何待。”[6]而与之对立的北齐最高统治者则几乎丧尽礼仪廉耻，如齐显祖嗜酒，“娄太后以帝酒狂，举杖击之曰：‘如此父生如此儿！’帝曰‘：即当嫁此老母与胡。’太后大怒，遂不言笑。帝欲太后笑，自匍匐以身举床，坠太后于地，颇有所伤。”[8]另“高氏妇女，不问亲疏，多与之乱，或以赐左右，又多方苦辱之。”[6]其礼仪道德不可与北周武帝同日而语。 2．周武帝重视儒学教育 如周武帝多次幸太学问道，史载：保定三年（563），“戊午，幸太学，以太傅、燕公于谨为三老而问道焉。”[6]周武帝还多次给公私道俗讲儒家经典《礼记》，如天和元年（566）五月庚辰，“帝御正武殿，集群臣亲讲《礼记》。”[6]天和三年（568）八月癸酉，“帝御大德殿，集百寮及沙门道士等，亲讲《礼记》。”[6]周武帝也是重道的，因为它与儒家文化一样，也是汉族文化的代表，而至于说周武帝灭佛兼及毁道，不是由其本心，而是佛、道论争，不得不暂时除之。史载“：建德元年春正月戊午，帝幸玄都观，亲御法座讲说，公卿道俗论难，事毕还宫。”[6]并且周武帝在废佛兼及毁道后，又立通道观，为道教高士提供了一个讲论学术的平台。另周武帝还“立露门学，置生七十二人。”[6]扩大儒学教育的规模。 3．周武帝以身作则，提倡节俭，复古礼制，倡导建立北周社会良好的社会风尚 如建德二年（573）九月戊寅，周武帝下诏“顷者婚嫁，竞为奢靡，……有司宜加宣勒，使咸遵礼制”。[6]建德三年（574）正月癸酉，诏“自今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爰及鳏寡，所在以时嫁娶，务从节俭。”[最主要的是周武帝自己以身作则，节俭度日，如建德六年（577）五月宇文邕下诏称：“往者，冢臣专任，制度有违，正殿别寝，事穷壮丽。……其露寝、会义、崇信、含仁、云和、思齐诸殿等，农隙之时，悉可毁撤。雕斵之物，并赐贫民。缮造之宜，务从卑朴。”[6]史称：周武帝“思复古始，无容广集子女，屯聚宫掖。弘赞后庭，事从约简。可置妃二人，世妇三人，御妻三人，自兹以外，悉宜减省。”[6]周武帝提倡节俭，并非矫揉造作，乃出自其本心，正如其临死时在遗书中所言：“朕平生居处，每存菲薄，非直以训子孙，亦乃本心所好。”[6]作为一个皇帝，周武帝竟“身衣布袍，寝布被，无金宝之饰。诸宫殿华绮者，皆撤毁之，改为土阶数尺，不施栌栱。其雕文刻镂，锦绣纂组，一皆禁断。后宫嫔御，不过十余人。”[6]而且我们从考古发掘资料进一步验证了北周武帝遗诏中对自己死后丧事的从俭原则，即“丧事资用，须使俭而合礼。墓而不坟，自古通典。随吉即葬，葬讫公除。”[6]这方面的考古资料可参考《北周武帝孝陵三题》和《北周武帝孝陵发掘简报》两文。两文指出，周武帝的孝陵于1993年8月2日，在陕西省咸阳市渭南区底张乡陈马村东南的农田里被发现，从后来的抢救性考古发掘中可以看出，这是一座修建粗糙的大型土穴墓葬。其有墓道一，天井五，过洞五，小龛六和墓室一，清理出土的带具，当是周武帝的随葬之物，出土的诸多彩绘陶俑，皆颜色鲜艳，造型生动而逼真，但作工却明显粗糙，真实地裴恒涛•北周武帝的文化政策论略5反映和印证了北周武帝生前的简朴。[9] 4．周武帝重视儒学、道学之士，招纳山东士子 如在建德五年（576）周军攻下齐重镇并州后，武帝下诏“：邹鲁缙绅，幽并骑士，一介可称，并宜铨录。”[6]建德六年（577）东平齐国，周武帝九月壬辰，“诏东土诸州儒生，明一经以上，并举送，州郡以礼发遣。”[6]当时北周武帝器重的两个儒学大家一个是沈重，一个是熊安生。武帝即位后，闻听江陵沈重为当世儒宗，特派遣柳裘到梁征聘他，并致书说“知卿学冠儒宗，行标士则”，又敕宇文直“在途供给，务从优厚。”保定末年，沈重到京，受到周武帝的特别器重，奉诏“讨论《五经》，并校定钟律。天和（566—572）中，复于紫极殿讲三教义。朝士、儒生、桑门、道士至者二千余人。”[3]另一位备受周武帝礼遇的儒生是熊安生，其本人“少好学，励精不倦，……弟子自远方至者千余人”，熊安生初仕齐，“闻周主入邺，遽令家人扫门。家人怪而问之，安生曰：‘周帝重道尊儒，必将见我。’俄而，周主幸其家，不听拜，亲执其手，引与同坐。”[3]可见周武帝尊儒重道，扬名东土，名不虚传。 5．废毁佛教，树立儒家文化的正统地位 自北魏末年以来，由于北方某些少数民族统治者的残暴统治，黄河流域战乱蜂起，百姓颠沛流离，朝不虑夕，人们在现实世界找不到解决的方法，便从理想世界寻找精神寄托；加上统治者又重视佛教的麻痹作用，重视扶植，佛教于是大兴。史载：“修建浮图，百度糜费，使四民饥馁，笮融、姚兴之代也。”[8]佛教大兴，僧徒日增，“于是所在编民，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猥滥之极，自中国之有佛法，未之有也。略而计之，僧民大众二百万矣，其寺三万有余。”[10]到了北周，佛教势力日炽，寺院达到万余所，僧侣约百万。按照北周大象年间（579—580）总人口为“户三百五十九万，口九百万零九千六百四十”。[11]此指统一北齐前北周旧境的总人口，所以北周武帝灭佛前北周境内的僧尼人数大约已占到国家总人数的11%，这直接影响到了北周的国力，使其政府赋役对象缺乏，农业劳动力不足；同时，这也影响到了北周政权的巩固和军队的实力。这与具有发展生产、充实国力、统一北方的雄心壮志的宇文邕产生了矛盾。因而武帝于建德三年开始灭佛，史称：“丙子，初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并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3]武帝废佛，使上百万僧尼被强制还俗，纳入编户，成为齐民，史载：“融佛焚经，驱僧破塔，圣教灵迹削地靡遗。宝刹伽蓝皆为浴宅，沙门释种悉作白衣。”[12]这就使得数十万僧侣归农，充实了劳动生产第一线，补充了关中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有效的促进了关中地区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笔者认为，除了经济军事原因之外，周武帝废佛，思想认识上的原因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当时在鼎立的三国当中，北齐和陈境内的佛教都很兴盛，而周武帝又非常重儒尊道，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在融入中华文明的过程中，其与汉民族传统的儒家文化和道家思想时不时的发生着碰撞与冲突，对其不同的取舍态度自然反映着华夷的分野。在当时汉文化仍具有强大根基和生命力的情况下，北周武帝尊儒重道，排斥佛教，其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以这种汉文化的正统自居，增强其对北齐、陈统治区内广大汉族士大夫的吸引力，最终为其统一南北消除心理文化上的障碍。北周武帝灭佛前召集的数次佛、儒论议，定儒先佛后，正表明其废佛是标新立异，以汉族的传统儒家文化为中心，为指针。如天和三年（568）年，“癸酉，帝御大德殿，集百僚及沙门、道士等讲礼记”，[3]建德二年（573）“十二月癸巳，集群臣及沙门、道士等，帝升高坐，辨释三教先后，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3] 三、武帝文化政策的效用 周武帝以尊儒重道为核心的文化政策确实收到了教育社会，复兴儒学，为统一大业奠定文化基础的巨大作用。《周书》“儒林传序”对其评价较为恰当：“帝于是服衮冕，乘碧辂，陈文物，备礼容，清跸而临太学。袒割以食之，奉觞以酳之。斯固一世之盛事也。其后命輶轩以致玉帛，征沉重于南荆。及定山东，降至尊而劳万乘，待熊生以殊礼。是以天下慕向，文教远覃。衣儒者之服，挟先王之道，开黉舍延学徒者比肩；励从师之志，守专门之业，辞亲戚甘勤苦者成市。虽遗风盛业，不逮魏、晋之辰，而风移俗变，抑亦近代之美也。”[3]其评价可谓中肯。总之，北周武帝加强儒学与汉化政策，进一步消除了鲜卑与汉民族的文化界限，史载“：周武帝平齐，山东衣冠多来迎。”[13]加快了民族融合，消除了统一道路上的羁绊。 参考文献： [1]赵文润.西魏北周时期的社会思潮[J].文史哲，1993，(03)：54-56. [2]彭体用.儒学理性精神与北周武帝[J].北朝研究，1992，(04)：1-10. [3]令孤德棻.周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1.1，809-810,812806,84，75，83. [4]马玉山.浅论北朝儒学[A].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大同平城北朝研究会编.北朝研究(第四辑)[C].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 [5]乌恩浦.四书译注[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60. [6]李延寿.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348，349，360，367，349，349，352，354，356，353，359，359，369，369，372，372，372，366，369. [7]李景林，邵汉明，王素玲.仪礼译注[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80. [8]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5147，5007. [9]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咸阳市考古研究所.北周武帝孝陵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1997，（02）. [10]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3048. [11]杜祐.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66.40. [12](日本)渡边海旭，高楠顺次郎.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9册）[M].一切经刊行会，日本大正昭和年（1912）.107. [13]李百药.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