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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伦部是明末清初对分布于石勒喀河、黑龙江流域、外兴安岭一带的鄂温克族、鄂伦春族和达斡尔族的总称，是黑龙江中上游的土著部族集团。索伦部与满族在族缘、地缘上具有密切的联系。同时，索伦部中的三个民族在族源、地缘、文化上更是不可分割的。这三个民族历经清朝多次内外战争，人口大量伤亡，经济发展落后，但是其至今依然能够存在于中华民族大家庭里，这与索伦部的民族意识有关，也与清朝的民族政策有关。 清代索伦部与满洲的关系 索伦部向后金朝贡始于天命十一年（1626年），自此后朝贡不绝。满洲实行招抚策略，通过赏赐索伦部大量物资，与索伦部首领联姻，双方的关系为羁縻关系。皇太极时期，满洲开始了统一索伦部的军事行动，三进黑龙江，平定博穆博果尔。从此索伦部继续向满洲朝贡。 清兵入关后，东北边防空虚，索伦部在沙俄的入侵下大批南迁至嫩江流域，清朝对其编旗设佐，开始了边疆与内地一体化的步伐，实际统治着黑龙江地区。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设立黑龙江将军，下设都统、副都统，管辖黑龙江地区，索伦部与满洲关系的性质由以前的羁縻关系转变为主属关系。索伦部处于从属地位，在军事安全、社会组织、经济发展等方面需要满洲的帮助从而依附满洲。而满洲在军事行动、巩固统治、文化保持等方面也需要索伦部的支持。 清代中期，索伦部频繁参加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军事行动，清朝对索伦部国民统一性形成了有效的规约，增强了索伦部的国家认同。另一方面，索伦部在战争中与国内其他民族充分接触，民族意识也随之增强。这一时期，索伦部由于频繁参加军事行动，崛起了一大批军功贵族，他们积极为清朝效力，极大地影响了索伦部成员的政治认同，使得索伦部与满州的主属关系得以强化，索伦部民族成员的社会地位也有了上升的管道。索伦部的军功贵族集团成为左右索伦部历史抉择的关键性人物，从而强化了索伦部与满洲贵族的民族感情。 清代后期，满洲汉化日深，八旗兵日益腐化，战斗力严重下降。由于繁重的军事义务和经济义务，索伦部出现兵源枯竭的现象。这与清代中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以前的主属关系逐渐弱化，但直到清朝灭亡，索伦部才在政治上脱离满洲。 满洲对索伦部的文化政策 满洲制定了一系列文化政策，来巩固索伦部对满洲的政治认同。 一是对索伦部进行文化教育。清代中期，索伦部生活在布特哈和黑龙江各驻防城，经济发展落后，文教不发达。清朝非常重视对索伦部成员进行满文和骑射教育。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黑龙江将军衙门所在地——墨尔根设立左、右翼官学各一所，进行满文教育。当时达斡尔族有五万人口，四十个佐领，每期可有四十名幼童接受教育。鄂伦春族有五路、八佐领（“佐领”是八旗的基本单位“牛录”的汉译），每期可有八名幼童接受教育。鄂温克族的十余佐领选送十余名幼童接受教育。墨尔根官学同时接收瑷珲、齐齐哈尔、呼兰三城的学员，主要教授满文、骑射。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墨尔根副都统重新设立满官学一所。乾隆九年（1744年），清朝在齐齐哈尔、呼兰 、瑷珲、墨尔根四城设立满文官学，八旗各佐领分别选送一名学生，达斡尔人子弟可有二十八人入学。在齐齐哈尔，鄂温克族每期有四五名幼童入学。八旗子弟毕业后充任八旗的笔帖式和骁骑校等职，并可从中拣补屯官、站官、仓官等职，期满可做主事或防御。 二是重视索伦部的骑射训练。清代中期以后，满洲汉化严重，康雍乾三代帝王在加强满语骑射能力、保持满洲民族性的同时，亦大力倡导索伦部对满语的学习和骑射能力的训练，保持其民族尚武精神，在文化上加强索伦部对其的认同。索伦部骁勇善战，与清朝对其的训练教育分不开。首先，清朝对索伦部实行贡貂制度，促进其狩猎生产活动，锻炼其骑射技术。其次，清朝每年实行春秋会操制度，每年两次集中系统训练八旗索伦的骑射本领，训练时长为四十天，训练内容为马步骑射、鸟枪操放、马队训练、战阵操演等科目。再次，清朝开设官学教授骑射，在清代中期以后，八旗义学兴起，对于骑射的教育更加普及。最后，清朝推行冬季“行围校猎”政策，训练索伦部骑射技术。 清代索伦部与满洲民族关系的特点 1.强制性。满洲强制索伦部服兵役和劳役。黑龙江驻防八旗中的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达斡尔族官兵，新疆的索伦营都是清朝的八旗兵，具有军事和屯田的义务，还有驻守卡伦、定期巡边、为驿站军台提供劳役的义务。布特哈的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达斡尔族是清朝的后备军事力量，具有军事和经济义务。 2.笼络性。满洲统治者也实行恩赏笼络的怀柔政策，以对索伦部进行更有效的利用。第一，任用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达斡尔族人为清朝各级官员，管理军务和政务。尤其是达斡尔族的民族分层明显改变，军功集团崛起，官至将军、都统、副都统、总管、副总管者很多。第二，对索伦部实行满洲化的同化教育，强调满语、骑射。第三，赐予索伦部官员封建特权，笼络民族精英。索伦部军功集团出现后，他们与索伦部普通民众不同，享有封建特权，得到很多利益，因此在政治上认同满洲。凭借军功获得佐领（此处“佐领”指清朝官名。）的索伦官员有世袭权，犯错也不得剥夺。第四，赏赐奴隶。清朝将大量罪犯赏赐给驻防八旗中的新满洲（包括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达斡尔族）官兵为奴，以笼络之，显示出满洲统治者对驻防八旗的重视。 3.防御性。清朝在布特哈八旗设满洲总管与达斡尔总管、鄂温克总管一起管辖，将索伦部各族兵丁派往黑龙江各驻防城披甲驻防，派满洲八旗、汉军八旗与之同驻，既分散、交叉派往，又有满洲八旗、汉军八旗监视，体现了清朝分而治之的思想。索伦部各族很难合在一处形成潜在威胁，黑龙江将军、副都统全由满洲人担任，负责管辖和监视索伦部各族。 4.灵活性。以达斡尔族为例，达斡尔语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与蒙古语很相近，达斡尔族也使用蒙古文。但达斡尔族民间一直流传萨吉哈尔迪汗的传说，达斡尔族将其尊为唯一的大汗，这与蒙古族尊崇成吉思汗为民族领袖是不同的。因此，清朝并未强制将其编入蒙古盟旗，也未强制其信奉喇嘛教，而是将其编入布特哈八旗和黑龙江驻防八旗，尊重其习性和族属。这种灵活的因俗而治的政策，还表现在不干涉索伦部各族的社会结构、经济类型上。 清代索伦部与满洲民族关系的性质 清代前期，索伦部与满洲关系为羁縻关系，在这种关系之下，索伦部如果在政治上认同满洲，就不会产生大的成员牺牲，能够保存实力。清代中期，索伦部与满洲关系为主属关系，又在军功集团的影响下，积极地参与满洲领导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活动，在古代社会民族不平等的环境里，处于从属地位的索伦部不可避免地受到利益损失。索伦部在清朝中后期的军事战争中，人口大量死亡，造成了黑龙江地区地广人稀。布特哈的索伦部民众还深受贡貂制度的剥削，经济负担沉重。 在清朝进行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军事行动中，索伦部官兵战斗力强，被频繁征调，积极参加军事战争，起到了攻坚的作用。这些战争既有对外战争也有对内战争，由国家发动、众多民族参与，是一种最为激烈的国家行为，对清朝范围内的民族关系影响很大。其中，对外战争增强了国内各民族的国家认同，对内战争则为打破民族封闭、建立国家范围内的民族联合创造了条件。此外，国家征调索伦兵是按民族族属组建的军队，表现出满洲对索伦部各族的信任。从这些意义上讲，清朝对索伦部制定的民族政策显示出了积极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