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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学术界，人们一般认为“东北亚”一词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盟军关于太平洋战争划分战区的思路和做法，到了冷战初期则被明确为美国外交政策的目标区域，从而使之成为人为创制的、与“东南亚”相互补充的新概念。①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东北亚作为一个区域是被他者建构起来的，而不是由主体自我创造出来的。事实并非如此。即使按照国际学术界的定义，即“区域是指地理接近、互动紧密、制度框架共享以及共同文化认同的综合体”，②那么东北亚无疑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区域。 早在夏商时期，东北亚的“九夷”诸部就已隶属于中原王朝。从西周开始，以中国为中心的东北亚区域注重文化认同的传统就已经形成。通过宗法制度、封藩建卫和畿服制度，周王朝确立了以王畿为中心、以诸侯国为次中心、以诸侯国之外的方国及部族为外围的天下秩序构造，其得以维系的纽带则是礼乐文化。由于西周至战国时期，中国周边地区还没有稳固的国家形态，天下秩序模式成为中国处理与周边地区关系的基本框架。化外之地虽被称为蛮夷，但在观念上它们仍是中国的组成部分，并通过礼乐文化使之在天下秩序中获得了相应的身份和地位。春秋末年儒学把礼与仁结合起来，同时继承了礼乐文化的基本内核，天下秩序模式也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在这个模式下，中国就是世界，世界就是中国。因此，东北亚虽未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却奠定了区域的制度框架和文化认同基础。 到了秦汉时期，世界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周边地区的国家形态日趋稳固，更遥远地区的其他国家也被发现了。中国自身的国家形态构造也发生了嬗变，大一统的以郡县制为核心的帝国体系开始确立。朝鲜被纳入帝国体系内部。日本列岛开始遣使朝贡。这一时期，传统的天下秩序模式逐步转变为君臣之礼外延模式。③周边服属的诸多部族或国家被中国赋予“外臣”地位，并以君臣之礼相待；不服属的则被称为“敌国”，以“不臣之礼”宾客相待。其中，对匈奴草原帝国的关系就是这种“不臣之礼”的典型。国内有学者认为，这是中国第一次承认世界上存在着与自己平等的国家，但它们之间并未形成新的国际秩序。④这是由于中国的帝国形态有待进一步巩固，中国周边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相对滞后，中国以外的国家形态仍然处于发展过程中，中国与周边地区的交往关系仍不稳定。 隋唐时期，中国的帝国体系经过长期调整后得以巩固。为恢复汉朝以来对朝鲜半岛实施有效统治的传统，隋唐王朝先后发动多次战争，最终在660年灭百济、663年收回新罗、668年灭高句丽。朝鲜半岛被全部纳入中国的羁縻府州体制之内。日本则从607年小野妹子出使隋朝开始不再向中国称臣纳贡，646年开始大化改新，随后建立了成熟的律令制国家。这是继匈奴草原帝国之后，中国在东北亚第二次面临与自己平等的、相对独立的国家。然而，日本与匈奴不同，它长期独存下来，并成为创造东北亚区域历史的重要力量。尽管日本不向中国朝贡，但从630年起日本共派出19次遣唐使来中国留学，其中有13次抵达了中国，在经济、文化和律令制度等方面不断学习和借鉴中国。中日之间在东北亚形成了密切的贸易联系、文化和制度认同，东北亚区域由此得以初步形成。这个区域的主体只有中国和日本两个国家。朝鲜半岛的新罗始终是以中国的地方行政单位身份参与东北亚的国际事务。663年日本曾试图插手朝鲜半岛，派出海军救援百济，最终在白江（又称白村江）口被唐军击败。从此，日本在东北亚国际政治关系中转向退守自保。这就使东北亚区域政治联系松散，因而该区域显得不够完整。 隋唐以后中国陷入宋、辽、金对峙的分裂时期，东北亚走向完整区域的进程踟蹰不前。中国经过元朝的短暂统一之后，明朝的崛起使完整的东北亚区域得以最终确立。1371年，朱元璋把朝鲜、日本、大琉球、小琉球、安南、占城等15国列为“不征之国”。1392年李氏朝鲜取代高丽，获得了明朝的册封。日本虽然在明朝多次“诏谕”下，开始向中国遣使朝贡，但日益表现出与中国平起平坐的独立外交姿态。在观念上，从朱元璋开始明朝统治者已把朝鲜和日本视为外国。中国、朝鲜、日本三国通过政治上的封贡关系联系起来，从而建立了东北亚区域共享的制度框架即封贡关系体系。至此，东北亚区域在实践上和观念上都得以完整地确立。中国成为该区域唯一的政治中心。 古代东北亚区域到了16世纪中叶面临一次重大转折。1549年日本室町幕府将军不再向中国明朝遣使朝贡，中日勘合贸易也随之中断。随着国内统一和对外扩张，1592、1597年日本两次侵略朝鲜。这是继663年中日白江口之战后，日本第二次以武力挑战中国在东北亚的政治主导地位。尽管中国及其属国朝鲜取得了最后胜利，但国家实力丧失殆尽，使中国北方边疆部族乘机崛起，孕育了明王朝覆灭的危机。日本战败退守海岛后，到了17世纪上半叶逐步建立了锁国体制。东北亚区域共享的制度框架遭到破坏。此后，中国、朝鲜、日本各自开始建立以自我为中心的封贡关系体系，从而使东北亚区域在政治上分裂为三个次区域。中国在明清易代之后仍然致力于重建东北亚区域的封贡关系，但由于日本锁国而使该区域受到局限。朝鲜虽与清朝保持了紧密的封贡关系，但它也在试图建立一个自我中心的、囊括中国北部边疆部族的封贡关系体系框架。日本在断绝与中国的封贡关系、走向锁国体制的同时，也试图把琉球、朝鲜等中国的属国纳入其自我为中心的封贡关系体系。这样就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多中心的东北亚区域政治制度框架。 在东北亚区域面临转折之际，西方和沙俄殖民势力开始进入东北亚。1517年葡萄牙殖民者初次来华，1553年窃据澳门；1604年荷兰人试图侵占澎湖岛，随后逐步侵占台湾；1609年日本允许荷兰商船在长崎贸易。1581年俄国哥萨克开始向东征服西伯利亚；1619年俄国托波尔斯克地方长官派遣使团来华，中俄开始了历史上的第一次官方接触；1619年建立叶尼塞斯克、1632年建立雅库茨克，俄国由此开始进入东北亚。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长期局限于经济贸易领域，双方宗教文化上的冲突以清廷宣布禁教而告一段落。俄国却不断东进，中俄关系日益激化。1689年中俄签署《尼布楚条约》，阻止了俄国进一步向中国黑龙江流域的侵略扩张，但也正式确认了沙俄作为东北亚国家的地位。随着西方和沙俄殖民势力的到来，东北亚区域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异质因素日益增多。东北亚区域的朝贡贸易方式、以封贡关系为主的区域政治联系和制度框架以及文化认同基础均遭到冲击，中朝日都面临着沦为殖民地的民族危机。古代东北亚区域也日趋瓦解。 西方和沙俄殖民势力的东进加速了日本禁教锁国的进程，直到1853年培理叩关，第二年双方签订《日美神奈川条约》，日本才开关。接着，日本推行了全面重建国家的明治维新，逐步摆脱了民族危机并开始向外扩张，1874年侵入中国台湾，1875年侵入朝鲜，1879年正式吞并琉球并把它改为冲绳县。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第二年双方签订的《马关条约》迫使中国正式承认了朝鲜独立和日本在东北亚的强国地位，古代东北亚区域最终瓦解。“日本在帝国主义时代用帝国主义的对策，摆脱了在国际社会上的附属地位，确立了独立国家的地位”。⑤此后的半个世纪里，日本先后击败俄国、吞并朝鲜、侵占中国东北，成为唯一能够与俄苏抗衡的东北亚强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北亚被卷入美苏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朝鲜战争的爆发是东北亚区域确立冷战两级格局的转折点，它促使美国调整了西太平洋的“艾奇逊线”，明确了从日本海到北纬38度线，再到台湾海峡，为东西方阵营的分界线。⑥东北亚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目标区域随之形成。然而，“冷战没有赢家，只有输家”。⑦这尽管已成为苏联解体以及冷战结束后人们的共识，东北亚当今却仍面临诸多根源于冷战时期的问题。 纵观东北亚区域的形成及演变，我们发现，古代东北亚区域共享的制度框架是较为脆弱的。封贡关系体系作为该区域的制度框架，存在的时间比较短，可以说只有明朝前期100余年日本才在形式上接受了这一制度框架。封贡关系体系的制度框架具有等级性和非强制性，中国作为宗主国与朝贡国之间形成了保护与臣属关系，维系这种关系的基础是文化认同和经济贸易吸引力。⑧对于违背封贡关系或主动退出这一关系的属国，宗主国一般不进行武力讨伐。因此，古代东北亚区域的制度框架对宗主国和属国而言均没有强制性约束力，难以持续稳定地发展起来。 日本一直是东北亚区域的主体性力量。虽然早在秦汉时期就有日本接受中国册封的记载，但尚未形成稳定的封贡关系。随着国家的统一和发展，日本派往中国的遣隋使、遣唐使不仅表达了对等国交的愿望，而且承担了“学习”、“师从”和“赶超”的“争强”使命；遣明史主动表示“臣服”中国，只是服务于其实利外交的“假象”；日本现代结盟外交实质也是“争强”而不是“与强者为伍”的搭便车。⑨日本争强东北亚乃至世界的野心，是造成东北亚区域不稳定的关键因素。这正是日本与中国及朝鲜之间长期处于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状态的历史根源。非零和博弈或竞合时期恰恰与日本主动加入中国主导的封贡关系体系相吻合。这表明，只有竞争与合作兼顾，日本才能够真正走上强者之路。 西方和沙俄殖民势力的到来摧毁了东北亚区域文化认同的基础，降低甚至抵消了中国作为宗主国在经济贸易上对属国的吸引力，以封贡关系体系为制度框架的东北亚区域必然瓦解。日本试图利用现代条约体系的形式，回归传统东北亚区域的实质，从而确立其在东北亚的中心地位，实现“大东亚共荣圈”的梦想，以失败而告终。直到今天，新的区域共享的制度框架仍然迟迟未能建立，并不能归咎于文化认同基础的被毁坏或大国争夺。与此相对照的是，在文化认同基础更加薄弱、大国关系更加复杂的东南亚，从1967年成立东南亚国家联盟至今，使之发展成为东南亚国家共享的制度框架，从而积极推动了新的东南亚区域化进程。 只有交往才能与人共同分享，只有比较才能使人更加理性。也许，走向制度化的竞合，才是东北亚区域摆脱零和博弈困境的出路。这正是我们透视东北亚区域历史的重要启示。 注释： ①Michael Yahuda,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the Asia-Pacific, 1945-1995,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pp. 21-22; Akihiro lwashita, New Geopolitics and Rediscovery of the U. S. -Japan Alliance: Reshaping "North East Asia" beyond the Border,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10, p. 2. ②Martin Grifiths and Terry O' Callagh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Key Concept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 274. ③［日］尾形勇著，张鹤泉译：《中国古代的“家”与国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138页。 ④杨军：《区域中国：中国区域发展历程》，长春出版社2007年版，第155页。 ⑤［日］中西治著，汪鸿祥译：《新国际关系论》，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 ⑥Michael Yahuda,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the Asia-Pacific, 1945-1995, p. 26; Kimie Hara, Cold War Frontiers in the Asia-Pacific: Divided Territories in the San Francisco System, Oxford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 22. ⑦Richard Ned Lebow and Janice Gross Stein, We All Lost the Cold Wa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3. ⑧杨军、王秋彬：《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72-182页。 ⑨武寅：《日本研究的小与大》，《日本学刊》，2007年第5期，第1－2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