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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汉时期的赵充国在平息西羌反叛中因为提出“留田便宜十二事”而备受后人推崇，但本文通过对西汉和西羌关系的梳理，认为西汉对西羌地区的治理基本上是以因俗而治和移民实边为主要特点，而大规模的移民实边也严重影响了西汉和西羌的关系，其中农牧之间的矛盾是一个主要因素，并最终导致了宣帝时期西羌的大规模反抗；进而认为屯田并不是“留田便宜十二事”的核心内容，而是针对西羌采取的一项综合性政策，也是和西汉在其他地区屯田存在明显不同的地方。 关键词：西汉时期；赵充国；“留田便宜十二事”；综合性治羌政策 赵充国(前137-前52)，字翁孙，陇西上邦(今甘肃清水县)人，后移居金城令居(今甘肃永登县)，是西汉时期以治边闻名的官吏。赵充国在西汉时期由于顺利平息了西羌的反抗而闻名，但更让赵充国留名青史的是在平息西羌动乱的过程中他提出了“留田便宜十二事”，得到了后代各朝及学者的大力推崇，举凡历朝各代推行屯田以及研究屯田的论著或多或少都要提及赵充国其人。但是，综合分析西汉时期西汉和西羌的关系，以及史书关于赵充国屯田上奏的记载，笔者认为屯田并不是“留田便宜十二事”的核心内容。现略陈管见，以求证于学界同仁。 一 西羌是我国的古老民族，《后汉书·西羌传》将其族源追溯到了传说中的三苗，并载其活动地域，“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赐支者，《禹贡》所谓析支者也。南接蜀、汉激外蛮夷，西北接鄯善、车师诸国。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毅，以产牧为业”。“不立君臣，无相长一，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为雄。杀人偿死，无它禁令。”据此可知，以游牧为主的生活方式，是导致西羌“所居无常，依随水草”的主要原因，而“不立君臣，无相长一”的记载则表明西羌尚未实现民族的统一，没有形成统一的政权，处于分散的状态。进人春秋战国时期以后，西羌出现了一个名叫无弋爱剑的人，尽管围绕该人及其后代形成了一些地方政权，但依然没有实现统一。无弋爱剑初为秦国的奴隶，后逃亡至一洞中，并摆脱了秦兵的火烧，羌人以为神，“推以为豪”。无弋爱剑之后，其子孙虽然“世世为豪”，但“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耗牛种，越禽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1]。以下未注明出处者均引于此。羌依然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 秦国和西羌地接，故是最早和西羌发生政治关系的中原政权。至秦孝公时期，秦国国力强盛，西羌各部多依附之，“孝公使太子驯率戎狄九十二国朝周显王”，显示出众多的西羌各部已经成为秦国的藩属。秦始皇时期，由于秦国专力于中原地区的统一，放松了对西羌的控制，西羌各部势力得以恢复和发展。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原后，秦始皇在派遣蒙恬北逐匈奴的同时，也派兵对西羌各部进行了征讨，史书称“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险制塞，起临挑，至辽东，延裹万余里。于是渡河，据阳山透蛇而北。暴师于外十余年”。[2]《后汉书·西羌传》则记载为“秦既兼天下，使蒙恬将兵略地，西逐诸戎，北却众狄，筑长城以界之，众羌不复南度。”由此看，秦朝的治羌政策是以武力进攻和重兵防御下的隔离政策为主要特征。 进人汉代之后，西汉和西羌的关系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后汉书·西羌传》载“至于汉兴，匈奴冒顿兵强，破东胡，走月氏，威震百蛮，臣服诸羌。景帝时，研种留何率种人求守陇西塞，于是徙留何等于狄道、安故，至临挑、氏道、羌道县。及武帝征伐四夷，开地广境，北却匈奴，西逐诸羌，乃度河、惶，筑令居塞；初开河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门，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于是障塞亭隧出长城外数千里。时先零羌与封养牢姐种解仇结盟，与匈奴通，合兵十余万，共攻令居、安故，遂围袍罕。汉遣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将兵十万人击平之。始置护羌校尉，持节统领焉。羌乃去惶中，依西海、盐池左右。汉遂因山为塞，河西地空，稍徙人以实之。”由此，西羌和西汉的关系在汉初基本上是分为两种不同的情况绝大部分西羌是臣服于匈奴的，只有研种留何等部依附于西汉，而西汉设置护羌校尉管理降伏的西羌则是在武帝时期以后。汉遣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领军进攻西羌的行动，也见于《汉书·武帝纪》，时间是元鼎六年(前111)冬十月。西汉之所以对西羌采取讨伐政策，一方面是在元鼎五年(前112)九月，臣服于西汉的羌众发生了反叛，“攻故安(安故—引者)，围袍罕”；另一方面是西羌“与匈奴通使”，而为配合西羌的反叛，“匈奴人五原，杀太守”，对西汉的边疆形成夹击之势。也正因为如此，汉武帝在武力进攻匈奴的同时，也将西羌纳入了进攻的范围内，目的是实现“隔绝羌胡”，以断绝西羌和匈奴的联系。 令居，位于今甘肃永登西部，令居塞的修筑见于《汉书·食货志下》“明年，南粤反，西羌侵边。天子为山东不澹，赦天下囚，因南方楼船士二十余万人击粤，发三河以西骑击羌，又数万人渡河筑令居。初置张掖、酒泉郡。”南越反叛的时间是在元鼎五年(前112)。据此，则令居塞的始筑时间应该在此年。而河西四郡的设置时间，据《汉书·武帝纪》，武威郡、酒泉郡的设置是在元狩二年(前121)匈奴浑邪王降汉后，分置张掖郡、敦煌郡的时间则是在元鼎六年(前111)0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对西羌的进攻，见于《汉书·武帝纪》元鼎六年(前111)冬十月“发陇西、天水、安定骑士及中尉、河南、河内卒十万人，遣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征西羌，平之”。据此，护羌校尉的设置时间应该在此年。也就是说，迄至元鼎六年西汉王朝已经完成了“隔绝羌胡”的计划，并设置护羌校尉负责管理西羌。 西汉虽然设置了专门管理西羌的护羌校尉，但由于西羌种姓繁多，分布较广，和西汉的关系也有亲疏之不同，所以西汉对西羌的管理分为三种不同的形式。 第一种方式是由护羌校尉管辖。护羌校尉是主管西羌事务的主要机构。关于它的职责，东汉时期的大司徒班彪在建议光武帝设置护羌校尉时说“今凉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发左社，而与汉人杂处，习俗既异，言语不通，数为小吏黯人所见侵夺，穷患无聊，故致反叛。夫蛮夷寇乱皆为此也。旧制益州部置蛮夷骑都尉，幽州部置领乌桓校尉，凉州部置护羌校尉，皆持节领护，理其怨结，岁时循行，问所疾苦。又数遣使译通动静，使塞外羌夷为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做备。今宜复如旧，以明威防。”[3]这一记载中的“持节领护，理其怨结，岁时循行，问所疾苦。又数遣使译通动静，使塞外羌夷为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做备”，可以说基本上概括了护羌校尉的具体职能。 第二种方式是设置属国都尉进行管理。属国是西汉为安置降服的边疆民族，尤其是匈奴部落而设置的地方机构。《汉书·武帝纪》下所引师古注曰“凡言属国者，存其国号而属汉朝，故日属国”。即属国是在部落整体内徙的基础上设置的管理机构，其长官为属国都尉。在西汉设置的属国中也有由西羌降众组建的属国，西汉设置的管理西羌降众的属国明确见于史书记载的有北地属国、金城属国等。北地属国，西汉王朝先后设置过两个北地属国。第二次设置的北地属国见于上引《汉书·武帝纪》所载，是为安置匈奴降众而设置，第一次设置的北地属国治所在安定郡三水县。据《汉书·地理志》载“安定郡，武帝元鼎三年置”，乃由北地郡分置。其属县有三水，“属国都尉治。有盐官。莽曰广延亭。”据此，该地应该是武帝时期所设置北地属国之所在。另《后汉书·卢芳传》有“王莽末，乃与三水属国羌胡起兵”的记载，则表明安定属国又称为“三水属国”，其建制一直延续到王莽新朝时期，所安置的是匈奴和西羌降众。金城属国，见于《汉书·宣帝纪》神爵二年(前60),“夏五月，羌虏降服，斩其首恶大豪杨玉、酋非首，置金城属国以处降羌”。同书《赵充国传》也载“初置金城属国以处降羌”。由此可知，金城属国是主要安置降羌的。 第三种方式是设置道一级的管理机构进行管理。西汉在西部边郡内设置的道一级单位的主要职责即是管理西羌等边疆民族。设置道一级机构管理边疆民族是秦王朝采取的政策，是县的特殊形态。《汉书·百官公卿表上》云“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皆秦制也。列侯所食县曰国(侯国)，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蛮夷日道。凡县、道、国、邑千五百八十七”。《后汉书·百官志五》亦云“凡县主蛮夷日道……皆秦制也”。又云“每县、邑、道，大者置令一人，千石；其次置长，四百石；小者置长，三百石；侯国之相，秩次亦如之”。可知，道一级机构的官吏设置与县相同。西汉在边郡设置过多少管理西羌的道，史书不见明确记载，但至少在陇西郡下即设置有羌道。 护羌校尉、属国都尉、道虽然都有管理西羌的职责，但也存在差异，主要表现在管理的对象不同。护羌校尉是管理西羌本部的机构，辖下西羌部众多分布在原居地；属国都尉管辖的西羌应该是以部落为基础的内徙降众；道则是管理郡县区域内羌汉杂居地区的羌众。西汉对西羌的管理就是主要由上述这三类机构进行的。 从史书的记载看，西汉对西羌地区的治理基本上是以因俗而治和移民实边为主要特点，而且卓有成效，但大规模的移民实边也严重影响了西汉和西羌的关系，其中农牧之间的矛盾是一个主要因素，并最终导致了宣帝时期西羌的大规模反抗。 本始年间(前73-前70)，汉宣帝派遣光禄大夫义渠安国巡视诸羌。由于大部分羌众在武帝时期离开惶中迁徙到了西海、盐池周围地区，因而西羌先零豪等请求安国允许他们“度惶水北，逐人所不田处以为畜牧。安国以闻”，但遭到了赵充国的极力反对。后，西羌“因缘前言，遂度涅水，郡县不能禁”。[4]西羌民众不顾郡县的禁令大规模迁徙，为西汉边疆的安定构成了威胁，而西羌各种之间解仇结盟更是使西汉感到了更大威胁。赵充国曾经反对西羌迁徙到涅水北，因而得到西羌结仇结盟的消息后，宣帝问计于赵充国，赵充国认为应该是匈奴联合西羌的征兆“狼何、小月氏种，在阳关西南，势不能独造此计，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开乃解仇作约。到秋马肥，变必起矣。宜遣使者行边兵豫为备，效视诸羌，毋令解仇，以发觉其谋。”[5]赵充国的分析合情合理，得到了宣帝的高度重视，神爵元年(前61)，西汉再次派遣义渠安国“行视诸羌，分别善恶”，[6]但义渠安国抵达西羌后，在并没有完全了解西羌动向的情况下，“召先零诸豪三十余人，以尤梁黯者皆斩之；纵兵击其种人，斩首千余级。于是诸降羌及归义羌侯杨玉等怨怒，无所信乡，遂劫略小种，背畔犯塞，攻城邑，杀长吏。安国以骑都尉将骑二千屯备羌，至浩叠，为虏所击，失亡车重、兵器甚众。安国引还，至令居以闻”。[7]义渠安国的肆意杀戮终于引起了西羌大规模的反抗，动摇了西汉对西羌的统治。 二 西羌的反抗直接威胁着西汉西部边郡的安全，因而出兵对西羌的反抗进行镇压成为西汉必然采取的政策。神爵元年(前61)，年过七十的赵充国被委任为西征的主帅，西汉大军云集金城，西汉和西羌的关系进人了战争状态。 作为多次参加对匈奴战争的一员老将，同时又对西羌的情况十分了解，[8]赵充国采取了稳扎稳打，招降为主、分化瓦解，屯田以供军需的政策，顺利平息了西羌反叛。 稳扎稳打的方略主要体现在赵充国不以兵多而轻敌，“常以远斥候为务，行必为战备，止必坚营壁，尤能持重，爱士卒，先计而后战”。[9]这一方略在初次渡河西进时表现最为明显。《汉书·赵充国传》载“充国至金城，须兵满万骑，欲渡河，恐为虏所遮，即夜遣三校衔枚先渡，渡辄营陈，会明，毕，遂以次尽渡。虏数十百骑来，出人军傍。充国曰‘吾士马新倦，不可驰逐。此皆晓骑难制，又恐其为诱兵也。击虏以珍灭为期，小利不足贪。’令军勿击。遣骑候四望陋中，亡虏，夜引兵上至落都。”步步谨慎，不为小利诱惑，而是以平息反叛这一最终目的为目标，显示出赵充国有着过人的军事素质，这也是其能够成功的关键。 招降为主、分化瓦解的政策，是赵充国在充分了解西羌政治情况的基础上提出的方略。在得知西羌先零与其他诸种“解仇交质盟诅”的消息时，赵充国即认为“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种自有豪，数相攻击，势不壹也”，所以将征讨的目标集中在先零种羌身上，而对罕、开等种羌则采取了招降为主的政策，其目的在于瓦解西羌联盟。《汉书·赵充国传》载“初，罕、开豪靡当儿使弟雕库来告都尉，日先零欲反，后数日果反。雕库种人颇在先零中，都尉即留雕库为质。充国以为亡罪，乃遣归告种豪‘大兵诛有罪者，明白自别，毋取并灭。天子告诸羌人，犯法者能相捕斩，除罪。斩大豪有罪者一人，赐钱四十万，中豪十五万，下豪二万，大男三千，女子及老小千钱，又以其所捕妻子财物尽与之。’充国计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劫略者，解散虏谋，激极乃击之。”先零是此次动乱的发起者，同时势力也较大，招降罕、开等种羌不仅可以削弱反叛势力，辅之以悬赏等措施，也可以诱惑罕、开等种羌反攻先零，进而实现平息动乱的目的。为了贯彻自己的方略，赵充国还和其他官员用上书的方式有过一场争论。争论的发起者是酒泉太守辛武贤。辛武贤见征讨动乱的军队已经有六万余人，即上书宣帝请求出兵进攻，宣帝将其书发给了赵充国，“令与校尉以下吏士知羌事者博议”，但遭到了赵充国的反对。他认为“武贤欲轻引万骑，分为两道出张掖，回远千里。以一马自佗负三十日食，为米二解四斗，麦八解，又有衣装兵器，难以追逐。勤劳而至，虏必商军进退，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随而深人，虏即据前险，守后陀，以绝粮道，必有伤危之忧，为夷狄笑，千载不可复。而武贤以为可夺其畜产，虏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计也……故臣愚册，欲捐罕、开暗昧之过，隐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诛以震动之，宜悔过反善，因赦其罪，选择良吏知其俗者扮循和辑，此全师保胜安边之册。”尽管宣帝本意试图先破罕、开等种，之后再击先零，但最终为赵充国说服，赵充国也得以顺利实施自己的策略。赵充国领军至先零种羌居地，先零种羌由于汉军长时间不进攻而防御松懈，突见汉军至，仓惶渡过涅水，随之汉军进人罕种羌居地。赵充国约束诸军，“毋蟠聚落当牧田中”，“罕竟不烦兵而下”。[10] 屯田是赵充国采取的又一项治羌策略。赵充国一直认为只要府库粮备充足，西羌就不敢反叛，但此时的金城、湟中府库粮草不足军用，谷价高涨，而西羌动乱的平息及西疆的安定是快速用兵难以达到的，因而提出了屯田的主张，这就是闻名于史的“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万人留屯，以为武备，因田致毅，威德并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虏，令不得归肥饶之地，贫破其众，以成羌虏相畔之渐，二也。居民得并田作，不失农业，三也。军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岁，罢骑兵以省大费，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涅槽毅，至临羌以示羌虏，扬威武，传世折冲之具，五也。以闲暇时，下先所伐材，缮治邮亭，充人金城，六也。兵出，乘危激幸；不出，令反畔之虏窜于风寒之地，离霜露、疾疫、癫堕之患，坐得必胜之道，七也。无经阻、远追、死伤之害，八也。内不损威武之重，外不令虏得乘间之势，九也。又亡惊动河南大开，使生它变之忧，十也。治陛陋中道桥，令可至鲜水以制西域，伸威千里，从枕席上过师，十一也。大费既省，蒜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11]所谓“留田便宜十二事”实际上是赵充国平息羌乱的整体方略，并不仅仅限于解决大军的后勤补给问题，其目的是希望通过留屯坚守来促成西羌经济的衰败、内部矛盾激化，最终实现西部边疆的长治久安。应该说，赵充国的屯田建议不失为一个良策，但是如此一来必然会使战事久拖不决，会影响到国家的稳定，所以宣帝采取了一个更加积极的政策“上以破羌、强弩将军数言当击，又用充国屯田处离散，恐虏犯之，于是两从其计，诏两将军与中郎将印出击。强弩出，降四千余人，破羌斩首二千级，中郎将印斩首降者亦二千余级，而充国所降复得五千余人。诏罢兵，独充国留屯田。”[12] 西汉在西部边疆地区大规模屯田，一方面解决了军队的后勤补给问题，另一方面占据了土地肥沃的地区并保持着对西羌的威慑力量，这无疑对西羌形成了巨大军事和经济压力，同时汉 “屯田”并非赵充国治羌政策的核心内容军的不断出击更使西羌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重新接受西汉的统治是其唯一的选择了。神爵二年(前60)五月，赵充国认为西羌原有五万军队，为汉军消灭已经有七千六百人，投降三万一千余人，因饥饿等死者五六千人，坚持与汉为敌的不过四千人，已经对西部边疆安定不再构成威胁，建议撤罢屯兵。赵充国的建议很快得到了宣帝的同意，而在该年秋天，“羌若零、离留、且种、儿库共斩先零大豪犹非、杨玉首，及诸豪弟泽、阳雕、良儿、靡忘皆帅煎巩、黄抵之属四千余人降汉”。[13]结果西汉军队没有受到多大损失且赵充国的屯田也并没有获得一个收获季节就顺利平息了动乱。 三 从总体而言，西汉对西羌的治理是成功的，见于史书记载的有规模的反抗只有两次，除上述这次反抗外还有元帝时期彡姐等七种羌对陇西郡的寇扰，但也为右将军冯奉世领军顺利解决了，史书称“自乡姐羌降之后数十年，四夷宾服，边塞无事。”[14]西汉对西羌的治理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效果，得益于拥有像赵充国这样的良臣。 关于赵充国的屯田建议，在古代即有众多的政治家、军事家给予关注，现代学者对此进行研究的也大有人在。但观已有的研究成果，人们的目光多集中在屯田方面，少有对其进行全面分析者。细读《汉书·赵充国传》的有关记载，实际上赵充国的屯田行动并没有得到农业方面的收益，其中最主要的理由就是屯田并没有完成一个收获过程即结束了。[15]既然没有获得收益，赵充国的屯田何以得到人们的赞赏这是一个颇为值得关注的问题。仔细分析赵充国的屯田建议，笔者认为屯田并不是“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的核心内容，[16]而是针对西羌治理提出的一项综合性政策，这是其最主要的特点，也是和西汉在其他地区屯田不同的地方。在赵充国的“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中，实施屯田的大前提是“不出兵”，而屯田的实施围绕两个目的展开，其一是“以为武备”，即让屯田士卒成为西羌的威慑力量；其二是占有“肥饶之地”，迫使西羌陷人“贫破”境地，拖垮西羌。同时，整顿防务，不仅要使“居民得并田作，不失农业”，也要“缮治邮亭”，整修桥梁、道路，从而达到“兵出，乘危徽幸；不出，令反畔之虏窜于风寒之地，离霜露、疾疫、癫堕之患”的目的。应该说，赵充国希望通过屯田而“坐得必胜之道”，此和我国古代军事家极力推崇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具有相同的性质，这也是赵充国平息西羌反叛时所极力追求的。他认为“帝王之兵，以全取胜，是以贵谋而贱战。战而百胜，非善之善者也，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由史书的记载看，尽管赵充国是西征的主帅，统有数万兵马，但自始至终他所统率的军队并没有和西羌展开大规模的对抗。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赵充国不希望进一步激化西羌和西汉的矛盾，因为他一直认为造成西羌动乱的原因之一是西汉用人不当，即“往者举可先行羌者，吾举辛武贤，垂相御史复白遣义渠安国，竟沮败羌”；另一方面认为“虏马肥，粮食方饶，击之恐不能伤害”，但用计则可以“先诛先零已，则罕、开之属不烦兵而服矣”。[17]事情的发展也确如赵充国所预想，西羌内部矛盾激化，罕、开等种羌不战而降，而先零种羌的大酋犹非、杨玉被其他种羌所杀，最终实现了赵充国“坐得必胜之道”的愿望。 也正是因为西汉对西羌没有采取残酷的镇压政策，所以西羌和西汉的关系是相对缓和的，而东汉时期则不同，反叛—镇压—再反叛—再镇压，武力对抗构成了东汉王朝和西羌关系的重要内容。 据《后汉书·西羌传》的记载，东汉王朝和西羌发生关系是在建武九年(33)魄嚣割据政权灭亡之后“司徒椽班彪上言‘今凉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发左枉，而与汉人杂处，习俗既异，言语不通，数为小吏黯人所见侵夺，穷患无聊，故致反叛。夫蛮夷寇乱皆为此也。旧制益州部置蛮夷骑都尉，幽州部置领乌桓校尉，凉州部置护羌校尉，皆持节领护，理其怨结，岁时循行，问所疾苦。又数遣使译通动静，使塞外羌夷为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做备。今宜复如旧，以明威防。’光武从之，即以牛邯为护羌校尉，持节如旧。”建武九年(33)班彪建议设置护羌校尉后，东汉王朝委派牛邯为护羌校尉，但此时护羌校尉所管辖的仅仅是凉州各郡的降羌，并非西羌整个或大部分，且此时隗嚣割据势力的残余尚在，因而其主要使命似乎是帮助来款招降西羌。《后汉书·隗嚣传》载“牛邯字孺卿，狄道人。有勇力才气，雄于边睡。及降，大司徒司直杜林、太中大夫马援并荐之，以为护羌校尉，与来款平陇右”可以作为证据。或许是牛邯对西羌的招降没有取得明显效果，而降附的西羌部众又分布在各郡，护羌校尉难以实施有效管理，所以建武九年牛邯死后直至永平元年(58)，东汉王朝再没有设置护羌校尉。东汉王朝和西羌真正建立起藩属关系是在永平二年(59)，以西羌大酋滇吾的降附为标志。在东汉王朝初期，烧当羌势力最为强盛，其首领是滇良。滇良在王莽时期起兵反叛，后依附魄嚣，魄嚣灭亡后一直和东汉王朝武力对抗，并不断寇扰附近郡县。中元元年(56)，滇良死，其子滇吾继承了首领之位，继续奉行与东汉王朝武力对抗的政策。据《后汉书·西羌传》载“时滇吾附落转盛，常雄诸羌，每欲侵边者，滇吾转教以方略，为其渠帅。(中元)二年秋，烧当羌滇吾与弟滇岸率步骑五千寇陇西塞，刘吁遣兵于袍罕击之，不能克，又战于允街，为羌所败，杀五百余人。于是守塞诸羌皆复相率为寇。遣渴者张鸿领诸郡兵击之，战于允吾、唐谷，军败，鸿及陇西长史田飒皆没。又天水兵为牢姐种所败于白石，死者千余人。”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永平元年(58)。该年，东汉王朝派遣中郎将窦固、捕虏将军马武领军进攻滇吾，在西邯大败之，滇吾领众远遁，依附滇吾的其他各部纷纷降汉，东汉王朝得以恢复了护羌校尉的建制，渴者窦林出任护羌校尉。翌年，滇吾降汉，“诣网献见”，[18]东汉王朝此时才真正和西羌建立起藩属关系。 护羌校尉的设置既是东汉将西羌纳人到直接管辖之内，同时也标志着时断时续、长达一百多年镇压与反抗的开始。依据《后汉书·西羌传》的记载，西羌和东汉之间发生过三次大规模的战争第一次是从建初元年(76)到永元十二年(100)；第二次是从永初元年(107)至元初五年(118)；第三次是从永和四年(139)至永嘉元年(145)[19]第一次西羌反抗的原因是安夷县吏掠夺羌人妇女，为其夫所杀，安夷县长宗延不仅不安抚羌众，反而捕杀羌人，结果招致羌人的大规模反抗。面对羌人的反抗，东汉采取了残酷的镇压政策，如陇西太守张纤为了给战死的护羌校尉傅育报仇，一次诛杀了羌酋八百余人，但战争持续了近三十年才平息。面对西羌的反抗，东汉的个别官吏也认为不应该对西羌施政过于苛刻，如大将军梁商即对并州刺史来机说“戎狄荒服，蛮夷要服，言其荒忽无常。而统领之道，亦无常法，临事制宜，略依其俗……其务安羌胡，防其大故，忍其小过。”[20]但可惜的是能够认识到这一点的地方官吏并不多，相反热衷于残酷镇压的官吏则比比皆是，段颁即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位。段颂，字纪明，武威姑减人，两度出任护羌校尉，《后汉书·段频传》载其“凡破西羌，斩首二万三千级，获生口数万人，马牛羊八百万头，降者万余落，封颖都乡侯，邑五百户”。段颁之所以对西羌采取残酷的镇压政策，是因为他认为西羌“狼子野心，难以恩纳，势穷虽服，兵去复动。唯当长矛挟胁，白刃加颈耳”；“今傍郡户口单少，数为羌所创毒，而欲令降徒与之杂居，是犹种积棘于良田，养11蛇于室内也。故臣奉大汉之威，建长久之策，欲绝其本根，不使能殖。”[21]不过，段颖并没有认识到西羌的屡平屡叛尽管原因很多，但边吏的残暴和残酷的镇压是重要原因之一。曾经担任过护羌校尉的皇甫规即认为“夫羌戎溃叛，不由承平，皆因边将失于绥御，乘常守安则加侵暴，苟竞小利则致大害，微胜则虚张首级，军败则隐匿不言。军士劳怨，困于猾吏，进不得快战以激功，退不得温饱以全命，饿死沟渠，暴骨中原，徒见王师之出，不闻振旅之声。”[22] 总之，赵充国的“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之核心并不在于屯田，而是以“威服”为特点的综合性治羌政策，这一政策的成功实施是西汉能够较为正确地处理与西羌关系的重要表现，相反，东汉对于西羌动乱的处理则过于依赖武力征服，少有“绥御”，这或许是促成西羌屡平屡叛的主要原因之一。 参考文献： [1]《后汉书》卷87((西羌传》。 [2]《后汉书》卷88((蒙恬列传》。 [3]《后汉书》卷87《西羌传》。 [4][5][6]《汉书》卷69《赵充国传》。 [7]《资治通鉴》卷26，宣帝神爵元年三月条。 [8]赵充国祖籍陇西郡，地接西羌，加之多年来参加西汉的边疆战争，所以对西羌的情况十分了解，这也是宣帝多次向赵充国咨询治羌策略的原因。 [9]《资治通鉴》卷26，宣帝神爵元年六月条。 [10]《汉书》卷69《赵充国传》。 [11]《资治通鉴》卷26，宣帝神爵元年六月条。 [12]《汉书》卷69((赵充国传》。 [13]《汉书》卷69《赵充国传》。 [14]《后汉书》卷89《西羌传》。 [15]参见刘光华:《汉代西北屯田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16]宋人赵彦卫《云麓漫钞》卷10曾经对赵充国屯田有如下分析:“羌人见其设施出于所料之外，实不可久留，故输款而退，赵亦奏凯而还。在边不过自冬祖夏，元不曾收得一粒谷，想亦不曾下种；不然，五月谷将穗，那肯留以遗羌邪?学者不以时月考之，每语屯田，必为称首，可笑!” [17]《汉书》卷69《赵充国传》。 [18]《后汉书》卷87《西羌传》。 [19]参见拙著:《两汉时期的边政与边吏》，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84-88页。 [20]《后汉书》卷87《西羌传》。 [21]《后汉书》卷65《段颖传》。 [22]《资治通鉴》卷52，顺帝永和六年三月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