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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汉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汉武帝灭朝鲜，设四郡，其中玄莵郡即史家所称第一玄莵郡。由于处在华夏与东北边疆族群的边缘地带，因此，该郡屡有兴废迁徙，加之早期史料十分匮乏，且常常彼此抵牾，有关第一玄菟郡辖区的问题迄无定论。对比诸家观点，“沃沮”说与现有史料最少冲突，但以往论述尚显简单，证据亦不充分；而如果从边郡设立、管理及运转诸端加以考虑，则无疑会大大增加该说的合理性。 关键词：玄菟郡；沃沮；秽貊 《汉书·武帝纪》载，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汉武帝伐朝鲜，“朝鲜斩其王右渠降，以其地为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其中玄菟郡在两汉时期，曾经作为中央政府对东北土著部族的管理机构，在东北地区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然而，由于历史上玄菟郡曾有过数次迁徙[1](pp.16-18)，特别是西汉时期始设的第一玄菟郡，相关文献十分匮乏，又常常彼此抵牾，连辖区范围这样的基本问题仍在争论之中，迄无定论。这种局面直接影响到对一系列东北史地问题的探讨，如西汉的东北边疆管理，古朝鲜的统治范围，高句丽的勃兴历程等等。 一、有关第一玄菟郡辖区的学术争论 概而言之，学界有关第一玄菟郡辖区范围的观点主要有如下四种: 1.目前，较为国内学界接受的观点为:“玄菟郡初置时面积广大:东临日本海，东北至今图们江流域，西北包括今辽宁省新宾、清原二县辖境，西南则约以今朝鲜境内昌城、熙川、宁远、定平一线与辽东、乐浪二郡为界”[1](p.16)。此说又可细分为郡治沃沮说与郡治高句丽说。国内学者多主前说，此外倡之者还有日本学者三上次男[2]和田中俊明[3]等；主后说者则有日本学者青山公亮[4]等。 2.在沃沮之地置玄菟郡说，主此说者主要是日本学者，如白鸟库吉[5]、津田左右吉[6]、池内宏[7]等，国内学者刘子敏[8]等。 3.李丙焘认为，所谓“以沃沮城为玄菟郡”，是《三国志》卷三十《魏志·东夷传》的错误记载，第一玄菟郡治实际为“高句丽”，也即以后高句丽国的首府国内、丸都地方，今鸭绿江沿岸的通沟平原。由此出发，李氏认为，第一玄菟郡位于今鸭绿江上游及浑江流域[9]。 4.首藤丸毛主张，玄菟郡设在秽(后来的夫余)、貊(后来的高句丽、小水貊)之地，其中高句丽县与西盖马县分别设在高句丽和小水貊地方，上殷台县则设在夫余地方[10]。 综观上述诸说，其论据主要为下述诸条: 1.《史记·匈奴列传》:“诸左方王将居东方，直上谷以往者，东接秽貉、朝鲜……汉使杨信于匈奴。是时汉东拔秽貉、朝鲜以为郡”，云云。 2.《史记·朝鲜列传》:“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夏……遂定朝鲜，为四郡。” 3.《汉书·武帝纪》:“元封三年夏，朝鲜斩其王右渠降，以其地为乐浪、临屯、玄菟、真番郡。” 4.《汉书·地理志下》:“(玄菟郡)武帝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开”；“玄菟、乐浪，武帝时置，皆朝鲜、濊貊、句丽蛮夷”。 5.《三国志·东沃沮传》:“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伐朝鲜，杀满孙右渠，分其地为四郡，以沃沮城为玄菟郡。后为夷貊所侵，徙郡句丽西北，今所谓玄菟故府是也。沃沮还属乐浪。” 6.《后汉书·东沃沮传》:“武帝灭朝鲜，以沃沮地为玄菟郡。后为夷貊所侵，徙郡于高句丽西北，更以沃沮为县，属乐浪东部都尉。” 7.《后汉书·高句丽传》:“武帝灭朝鲜，以高句丽为县，使属玄菟，赐鼓吹伎人。” 观点3之李丙焘说否定了史料5及6，而其论据主要是从昭帝时内迁的玄菟郡郡治名为“高句丽”，推测最初的玄菟郡治必定也称“高句丽”，进而又把后一个高句丽比定在西汉末高句丽国之都城——国内、丸都。第一玄菟郡治为“高句丽”并无坚实理据，由此否定《三国志》、《后汉书》的记载，显然不能令人信服。而且，根据《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一》的记载，高句丽国的统治核心最初是在卒本，即今辽宁桓仁的五女山城，到琉璃明王二十二年(3)才迁都国内，因此，李说殊难成立。李说以外诸说，争论的核心在于史料1，而其焦点则在“秽貊”一词的含义。一种观点认为“秽貊”当点断，即包括秽①与貊两部族。从文献记载上看，《后汉书·高句丽传》载:“句丽一名貊耳，有别种，依小水为居，因名曰小水貊。”则貊指高句丽及其同种小水貊等部族。史书中被称作秽的部族，范围广大，《三国志·氵岁传》载:“自领以东七县，都尉主之，皆以为民。”岭东七县，包括以沃沮地所置夫租县，因此，沃沮也是秽之一部。又据《三国志》卷三十《夫余传》载:“其印文言‘氵岁王之印’，国有故城名氵岁城，盖本氵岁貊之地，而夫余王其中”，云云。则夫余也被当做秽人之一。认为史料1中的“秽貊”之“秽”指夫余，是观点4的核心之处。 现在看来，以夫余当“东拔秽貊”之秽，难以成立。根据林沄先生《说“貊”》一文论述，两汉文献中不曾以“秽(或秽貊)”指夫余[11]。实际上，唐人贾耽在所著《古今郡国志》一书中，已经明确指出:“今新罗北界溟州，盖之古国。前史以扶余为氵岁地，盖误。”[12](卷三五，《地理二》)董万仑也已详细考论:“汉代古籍记载的秽人，都分布在朝鲜半岛东部与东北部”[14]，笔者不再赘言。要之，则首藤氏之说(观点4)当可休矣与观点4不同，观点1和2均认为“秽貊”不包括夫余，两者区别在于:主前说者认为“秽貊”指秽与貊两族，两族均属玄菟郡管辖；主后说者则反对据“秽貊”一词推论貊人属玄菟郡，但具体解说又有不同。池内宏文据《后汉书·氵岁传》:“自单单大领已东，沃沮貊悉属乐浪。”从地理位置上看，“单单大领(岭)”(今朝鲜狼林山脉)以东正是秽人的生活区域，貊人则不在这里，因此认为“秽貊”即秽，不能点断。但仅举《后汉书·氵岁传》一例，显然不足以说明其他史料中的“秽貊”均不能点断。白鸟库吉文认为，“秽貊”当点断，但同时认为，《三国志》、《后汉书》的记载很明确:“以沃沮地为玄菟郡”，无需讨论，貊地置真番郡。然而，从学界的长期争论看，真番郡在乐浪郡之南的观点更为可信[10]，因此，白鸟氏的论述也存在漏洞。前引刘子敏文则未辩论“秽貊”的问题，转而从汉与朝鲜疆界的角度分析。他据《史记·朝鲜列传》“汉兴，为其远难守，复修辽东故塞，至氵贝水为界”之记载，认为朝鲜势力不曾越过氵贝水(今朝鲜清川江)，而汉武帝灭朝鲜，设四郡，都应在朝鲜故地上，因此，清川江以北的高句丽地域(貊地)不会成为玄菟郡的一部分[8](p.170)。但是，从目前学界认定的“辽东故塞”(燕、秦、汉长城东北段)的走向看，鸭绿江以北，从宽甸下露河，经太平哨等地，转向西北去，进入本溪辖区的桓仁，再进入抚顺辖区的新宾、清源，表明高句丽地域(今吉林通化地区)还是在长城外[15]。刘说理据亦不坚实②。 这样看来，要权衡观点1与2，“秽貊”一词是否应当点断仍是不可回避的问题。据前引林沄《说“貊”》一文，汉代文献中出现秽貊连举的现象，并举出《史记》、《汉书》之中的七条记载，认为:“以上各例中的‘秽貊’，其实都可以点读为‘秽、貊’，秽可以理解为夫余以外的秽人，貊可理解为高句丽或其别种。”然而，应该看到，其所举七条记载，除《汉书·王莽传》外，都是“秽貊、朝鲜”连称，指汉之东北边疆外蛮族，然则可以断定其为太史公首书，而班固袭之者。现在的问题是，若将这里的“秽貊”点断，“秽”指半岛之秽人，固无它异议，但“貊”字却难以理解了。因为在《史记》中，并无单独使用以指称高句丽等分布于今浑江、鸭绿江流域诸部族的“貊”；能见到的或为“蛮貊”，或为“胡貉”，林文认为，前者为泛指一切非华夏族，后者则指胡而言，中间不能点断。不独《史记》如此，根据林文讨论，在先秦文献中也从不曾把今浑江、鸭绿江流域诸部族称作“貊”。这样一来，不论是《史记·匈奴列传》“东接秽貊、朝鲜”，“东拔秽貊、朝鲜”，还是同书《货殖列传》“东绾秽貊、朝鲜、真番之利”，点断后都难以理解了。 为什么汉初不曾称今浑江、鸭绿江流域诸部族为“貊”呢?揆诸史籍，由于汉初在东北边疆采取守势，“汉兴，为其远难守，复修辽东故塞，至氵贝水为界，属燕”，加上分封的诸侯王自治权利极大，汉中央政府对燕国治下的东北迟迟没有支配权[16](pp.9-20)，因此，对东北边疆部族的了解十分有限。《史记·朝鲜列传》载:“会孝惠、高后时天下初定，辽东太守即约满为外臣，保塞外蛮夷，无使盗边；诸蛮夷君长欲入见天子，勿得禁止。”充分代表了汉初对东北边疆的认识，也即只是通过朝鲜了解到半岛上的一些情况。在这种情势下，由于缺乏接触和了解，《史记》之中不曾记载分布在今浑江鸭绿江流域诸山地土著部族并不足为怪，而这些部族便也无由称“貊”了。 那么，如何理解“东接秽貊、朝鲜”、“东拔秽貊朝鲜”中的秽貊呢?明明是秽，又为何称“秽貊”呢?关键就在于上文提及的汉初之时有以“胡貉(貊)”指胡的习惯，胡与貊为同义语。同时，前引林文又指出:“汉人有把‘胡’扩大到泛指一切北方民族的倾向”，并举例如《汉书·天文志》:“元封中，星孛于河戍。占约:‘南戍为越门，北戍为胡门。’其后汉兵击拔朝鲜，以为乐浪、玄菟郡，朝鲜在海中，越之象也。居北方，胡之域也。”又如《汉书·地理志》“玄菟郡”条颜师古注引应劭之说有“故真番、朝鲜胡国”。说明半岛上的秽人也被看做胡。因此，依笔者看来，“秽貊”如同“秽胡”，不过指名秽之胡人而已。而不论胡貉(貊)还是秽貊，都是以两个单音的近义词构成的复音词，“其中一个词素的本来意义成为这个复音词的意义，另一个词素只是作为陪衬”[17](p.90)。结合上下文使用这种复音词，使整句话更合乎韵律，对此，自然不宜盲目拆分理解。 至于《汉书·莽传中》记载:“先是，莽发高句丽兵……皆亡出塞，因犯法为寇……严尤奏言:‘貉人犯法，不从驺起……匈奴未克，夫余、秽貉复起，此大忧也。’莽不尉安，秽貉遂反，诏尤击之……莽大说，下书曰:‘……今年刑在东方，诛貉之部先纵焉……其更名高句丽为下句丽……’于是貉人愈犯边，东北与西南夷皆乱云。”不难看出，文中“秽貉(貊)”与“貉(貊)”当为同义语。以“秽貊”指貊，是新的用法，但显然还是一个复音词，同样不宜点断。 综合以上讨论，则汉初史料中的“秽貊”一词，就是指分布在今朝鲜半岛东部、东北部的秽，“秽貊”指貊，甚至包括秽、貊两族，都是后起的用法。就这一点而言，观点1已不能成立。 除史料1外，史料4及7也常常为主张观点1的学者所提及，对此，刘子敏有所反驳。刘先生认为，《汉书·地理志》所记载的辽东、玄菟、乐浪三郡皆不是汉武帝时的建置，而是汉昭帝调整东北郡县之后的建置，此时高句丽地区确已在玄菟郡治下，但却不能代表第一玄菟郡的情况，因此班固的记述有误。至于《后汉书·高句丽传》的记载，则又是受到《汉书·地理志》的影响[8](pp.170-171)。然而，依笔者看来，“玄菟、乐浪，武帝时置，皆朝鲜、氵岁貊、句丽蛮夷”这一记载实际并没有错，只是不能用来说明第一玄菟郡罢了。首先，只记载玄菟、乐浪，说明已是昭帝以后，四郡格局调整后的建置，这与学界一般认定的《汉书·地理志》的记事是根据平帝元始二年(2)的调查编撰的观点也并无矛盾[18]；其次，“武帝时置”，是两郡的始置年代，玄菟郡尽管有迁徙，但郡名未变，追本溯源，并不为错；最后，“皆朝鲜、氵岁貊、句丽蛮夷”这一句，则与昭帝以后两郡的情况适相吻合。 此外，前引田中俊明文试图通过考古发现玄菟郡范围内的汉代城址的兴废，考察玄菟郡的辖区变化。但现在的问题是，目前的考古工作还不能精确地判定这些城址的具体建筑、废弃年代，如发现于今通化地区的赤柏松古城，一般认为是上殷台县遗址，田中先生认为，其为第一玄菟郡县治，在第二玄菟郡时期被废弃了，完全是架空之论。此外，这些城址哪些是汉代郡治县城、普通县城，哪些只是乡城、幛城，又有哪些是土著部族的堡寨，都还缺乏明确的结论。比如，今集安市高句丽国内城下土城，田中俊明认为是第一玄菟郡高句丽县城址，孙进己认为是第二玄菟郡西盖马县城址[19](p.328)，刘子敏又认为是燕辽东郡外之据点[8](p.29)。但根据考古发现，土城内并无燕、秦、汉遗物[20]。 二、“沃沮”说侧证 上节已经详细讨论了有关第一玄菟郡辖区的几种观点，从现有史料看，观点1、3、4皆有明显不足。至于观点2，即沃沮之地置玄菟郡说，与现有史料最少冲突，但从以往主此说者论证看，并不能令人满意。其中关键在于，相关记载从数量到内容，皆十分贫乏，单纯以之为据，很难得出令反对者心悦诚服的结论。有鉴于此，笔者拟尝试转换角度，从第一玄菟郡的设立、管理及后勤保障等方面入手，寻找更有力的支持。 首先，汉武帝时期在边疆新开拓地区设置初郡的总体原则。汉武帝时期，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上都有所开拓，但东南的粤地，是在秦郡及南越国的基础上设立的，缺乏相关细节的记载；西边，据《汉书·西域传上》载:“骠骑将军击破匈奴右地，降浑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后稍发徙民充实之，分置武威、张掖、敦煌，列四郡，据两关焉。”则是通过驱逐游牧部族，徙汉民实边而置郡。由此看来，因当地土著人口而设新郡，能为东北地区参考者非西南夷地区莫属。 《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载:“(南)夷君长以十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十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十数，邛都最大。此皆椎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桐师以东，北至叶榆，名为巂、昆明，编发，随畜移徙，亡常处，亡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巂以东北，君长以十数，徙、莋都最大。自莋以东北，君长以十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駹以东北，君长以十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这段记载反映了汉对西南夷的认识，首先以服饰、生业及政治发展水平分为大的群组，包括南夷、靡莫之属、滇以北、巂以东北、莋以东北、駹以东北，以及西自桐师以东，北至叶榆无常处、无君长者。实际上，从历代史书之“四夷传”看，这些特征恰恰是区分古代华夏周边族群的基本要素。其后，又历数各组中之最大部族，其后置郡，则大体以此最大部族为核心，常常即为郡治所在。如以夜郎为核心置犍为郡；以邛都为核心置粤巂郡；莋都为核心置沈黎郡；冉駹为核心置文山郡；广汉西白马为核心置武都郡；滇为核心置益州郡。 由此看来，汉武帝在西南夷地区置边郡，是以“族群”(或称“族类”更为近之)为基础的，并以该“族类”人群中之最大部族地为郡治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我们承认沃沮(秽)与高句丽(貊)的区别，至少汉代不曾将他们列为同一族类，便不应考虑将两者归入同一郡下。 《三国志·东沃沮传》:“以沃沮城为玄菟郡。”《后汉书·东沃沮传》:“以沃沮地为玄菟郡。”这样的记载是否说明玄菟郡下只有沃沮呢?从益州郡、犍为郡的设立情况看，这种理解值得商榷。以滇为益州郡，滇只是郡之核心，还包括靡莫之属；以夜郎为核心设犍为郡，夜郎只是一县。由此看来，《三国志》“以沃沮城为玄菟郡”，即玄菟郡治设在沃沮城更为得实。当然，如果从《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以(滇)为益州郡”的记载看，“以沃沮地为玄菟郡”，即以最大邑落指代整个区域也说得过去。 《后汉书·东沃沮传》又载:“(玄菟郡)后为夷貊所侵，徙郡于高句丽西北，更以沃沮为县，属乐浪东部都尉。”所谓“以沃沮为县”，当即《汉书·地理志(下)》所载乐浪郡属县“夫租”。再来对比夜郎的情况，《史记·西南夷列传》载:“上罢西夷，独置南夷夜郎两县一都尉，稍令犍为自保就。”以后牂柯郡设立，夜郎便为之一县了。两相参照，进一步说明沃沮在第一玄菟郡的地位类似夜郎在犍为郡，只是郡之核心部分而已。由此看来，肯定还有其他隶属第一玄菟郡的小邑落，设有若干县，只是史文缺其载。一说第二玄菟郡之西盖马县在第一玄菟郡时即已存在，可备一说[3]。 上引《后汉书·东沃沮传》载玄菟郡“后为夷貊所侵，徙郡于高句丽西北”，其中“夷貊”指包括高句丽在内的今浑江、鸭绿江流域土著部族是没有异议的。可对照的是《汉书·贾捐之传》所载:“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立儋耳、珠厓郡……其民暴恶，自以阻绝，数犯吏禁，吏亦酷之，率数年一反，杀吏，汉辄发兵击定之。自初为郡至昭帝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二十余年间，凡六反叛。”对比儋耳、珠厓郡属民的“反”与“夷貊”对玄菟郡的“侵”，恰恰说明“夷貊”是玄菟郡治外之民。 其次，再来看第一玄菟郡的管理模式。揆诸史籍，汉武帝时期对新开拓地区的管理，一般是采取因地制宜的措施，即在内地郡县制与土著自治之间寻求变通。概括而言，大致有三种模式:其一，属国模式，《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载，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秋，匈奴浑邪王降汉，“乃分徙降者边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为属国”。其管理方式，如正义所言:“以降来之民徙置五郡，各依本国之俗而属于汉，故言‘属国’也。”正所谓“各依本国之俗而属于汉”，属国之制基本实行土著人群自治的管理模式，汉则置属国都尉统摄之。这种模式主要在非农耕部族中推行，类似的情况还包括护羌校尉、护乌桓校尉等。 其二，郡县体制为辅，土著自治为主的模式。如始置之犍为郡，上引《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载:“乃拜蒙以郎中将，将千人，食重万余人，从巴苻关入，遂见夜郎侯多同。厚赐，谕以威德，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颜师古注曰:‘比之于汉县也。’)。夜郎旁小邑皆贪汉缯帛，以为汉道险，终不能有也，乃且听蒙约。还报，乃以为犍为郡。”以夜郎侯子为县令，“比之于汉县”，则所谓郡县制不过是表象而己。当然，随着初置之犍为郡很快解体，这种极端自治的假郡县制很快放弃。 其后夜郎并入牂柯郡，《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载:“夜郎侯始倚南粤，南粤已灭，还诛反者，夜郎遂入朝，上以为夜郎王”。夜郎王的地位，可参考滇王，《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载:“滇王离西夷，滇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所谓“复长其民”，颜师古注曰:“为之长帅。”另据《资治通鉴》卷二三，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秋七月，“诏以钩町侯毋波”条下注:“钩町，西南夷种，武帝开为县，属牂柯郡。虽置官吏，而仍以其君长为钩町侯，使主其种类。”由此看来，这里的王与侯，在郡县制下具有一定的自治权。从“虽置官吏”一语看，此类郡县中也有汉人长吏。如《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所载:“大将军凤于是荐金城司马陈立为牂柯太守。立者，临邛人，前为连然长，不韦令(两县属益州郡——笔者)，蛮夷畏之。” 其三，郡县制为主，土著自治为辅的模式。此制仍可以犍为郡为例。上文已述及，犍为郡初置之时，土著自治权极大。但据《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到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罢西夷，独置南夷两县一都尉，稍令犍为自保就。”颜师古注曰:“令自保守，且修成其郡县。”随着牂柯郡的设立，夜郎归属牂柯。此后的犍为郡，除割自巴、蜀的僰道、符县以外，还包括南部的旧夜郎国之地(广义的夜郎国，即原夜郎旁小邑)[21](卷四，《南中志》)。由于夜郎侯(王)随其核心之地转属牂柯郡，留在犍为郡的诸小邑势力相对较弱。此外，僰道县，尽管《汉书·地理志上》应劭注曰:“故僰侯国也。”但此县久属蜀郡，自秦汉设县以后，僰人多迁徙，因此，《华阳国志》载:“本有僰人，故《秦纪》言僰童之富，汉民多，渐斥徙之。”[21](卷三，蜀志)综合来看，划去夜郎的犍为郡，汉人移民多，土著势力弱，故郡县统治较为稳固。《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载:“孝昭始元元年，益州廉头、姑缯民反，杀长吏。牂柯、谈指同并等二十四邑，凡三万余人皆反。遣水衡都尉发蜀郡犍为奔命万余人击牂柯，大破之。”则犍为已与蜀郡一同成为汉控制西南夷地区的战略基地。 汉武帝灭朝鲜，设四郡，有关其管理模式尽管没有直接的史料记载，但仍有不少证据可寻。首先看史料中的记载: 1.《三国志·氵岁传》:“汉(建)武六年，省边郡，(乐浪东部)都尉由此罢。其后皆以县中渠帅为县侯，不耐、华丽、沃沮诸县皆为侯国。夷狄更相攻伐，唯不耐侯至今犹置功曹、主薄诸曹，皆氵岁民作之。沃沮诸邑落渠帅皆自称三老，则故县国之制也。” 2.《后汉书·氵岁传》:“无大君长，其官有侯、邑君、三老。” 3.《汉书·地理志下》:“(四郡初设之时)郡初取吏于辽东”，云云。 从史料1的记载反推西汉时期的情况，则可知在设置临屯、玄菟的秽地原本是实行与中原类似的郡县体制，不但有县令及其属吏功曹、主薄诸曹，而且有乡官系统的三老。 据史料3之文，则上述县令、功曹、主薄等“官吏”，最初是从辽东郡委派。按汉代官员有籍贯限制，严耕望总结如下:中央任命之各级监官长吏不用本籍人———刺史不用本州人；郡守国相等不用本郡国人；县令长丞尉不但不用本县人，且不用本郡人———唯西汉之司隶校尉、京兆尹、长安县令丞尉不在此限。监官长吏自辟之属吏，必用本籍人；唯京畿郡县可例外[16](p.357)但此处所谓“取吏于辽东”，却不限于各级监官长吏，应该是所有官、吏皆从辽东来，与《资治通鉴》卷二八，汉元帝初元二年(公元前47年)，“初，武帝灭南越”条所载:“武帝灭南越，开置珠崖、儋耳郡，在海中洲上；吏卒皆中国人”的情况相同。之所以如此，当与初设郡时，无法从土著中选取郡县属吏有关。 而对于土著渠帅，据史料1，到东汉初，才以“县中渠帅为县侯”，说明西汉时期并无此封。那么西汉时期的情况如何呢?据史料2，则当有邑君。揆诸史籍，汉代边郡统治下的土著渠帅，除封以侯、王者，最常见的便是邑君。《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载:牂柯太守陈立至郡，“乃从吏数十人出行县，至(夜郎王)兴国且同亭，召兴。兴将数千人往至亭，从邑君数十人入见立。立数责，因断头。邑君曰:‘将军诛亡状，为民除害，愿出晓士众。’以兴头示之，皆释兵降”。要之，则邑君当为土著聚落首领，而势力未能达到侯、王者。玄菟郡治下只有邑君，而无侯、王，说明土著人群缺乏超越聚落(血缘组织)的更高层次的有组织权力。 另据史料1“沃沮诸邑落渠帅皆自称三老，则故县国之制也”记载，则玄菟郡中又以邑落渠帅为三老。据严耕望研究，汉代郡、县、乡皆有“三老”，“昔称乡官，即乡里民官率民参政者也。……乡官虽亦由政府擢任，然其性质与属吏绝殊。乡官上与长吏参职，下以率民，而无一定之实际职掌，此其一。代表民意，领衔呈诉，与地方政府之奏请绝异，此其二。有位无禄，此其三”[16](p.245)。笔者以为，以土著渠帅为乡官，是边郡管理体制的一项极大创造:在保持郡县体制的完整性，抑制土著渠帅的势力的同时，又借助乡官“上与长吏参职，下以率民”的功能，宠络邑落渠帅，使其成为沟通郡县与土著民的桥梁。显然，这一措施对巩固边郡统治十分重要。 始设之玄菟郡是采取了郡县制为主，土著自治为辅的管理模式。之所以采取这种模式，当与古朝鲜对半岛各族的统治有关。据《史记·朝鲜列传》载:“以故满得兵威财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临屯，皆来服属。”《三国志·东沃沮传》载:“汉初，亡人卫满王朝鲜，时沃沮皆属焉。”则真番、临屯、沃沮皆为朝鲜故地。尽管《后汉书·氵岁传》载:“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君南闾等畔右渠，率二十八万口诣辽东内属，武帝以其地为苍海郡”，但据《汉书·武帝纪》:“(元朔)三年春，罢苍海郡”，到设四郡之时，已无一句提及，秽地也分属临屯、玄菟两郡，则南闾之统治当早已崩溃，秽人很可能又回复到朝鲜的统治之下。朝鲜的统治一方面必然有监临官吏的派遣，同时又会对土著酋渠的权力加以限制。当汉武帝征服朝鲜后，后者派往各地的管理者便顺理成章由汉朝官吏代替了。在这种情况下，四郡内土著酋渠的自治权自然不会很大。 与始设之玄菟郡不同，在貊地设立的第二玄菟郡采取了不同的管理方式。此论证据有二:其一，前引《汉书·王莽传中》载:“先是，莽发高句丽兵……皆亡出塞，因犯法为寇……州郡归咎于高句丽侯驺。严尤奏言:‘貉人犯法，不从驺起’”，云云。这段记载说明高句丽县下尚有高句丽侯驺；而高句丽侯驺当与前文所述夜郎王、滇王、钩町侯类似，具有“主其种类”之权，因此貉(貊)人犯法，才会“州郡归咎于高句丽侯驺”。与之相对，第一玄菟郡下诸邑落渠帅，则要到东汉时期，“汉(建)武六年，省边郡，(乐浪东部)都尉由此罢。其后皆以县中渠帅为县侯”，才获得这种权力。 其二，《汉书·昭帝纪》载:“(元凤)六年(公元前75年)春正月，募郡国徒筑辽东玄菟城。”此言筑玄菟城是为第二玄菟郡而筑是没有争议的。汉代为边地新设郡县筑城的详细情况史无明言，据《汉书·晁错传》载，晁错“实边策”之语云:“臣闻古之徙远方以实广虚也，相其阴阳之和，尝其水泉之味，审其土地之宜，观其草木之饶，然后营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为筑室，家有一堂二内，门户之闭，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轻去故乡而劝之新邑也。为置医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恤，坟墓相从，种树畜长，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也。”西嶋定生判断，这段话反映了战国末到汉初的初县的内部结构[22](pp.499-509)。按宫崎市定认为，汉代人民住在密集的聚落里，周围环以城郭，在城中设里制居住，里又有里墙[23]。张继海进一步判断，宫崎先生的结论是基本正确的[24](p.62)。结合晁错“实边策”之语，则汉在边疆初郡所筑之城，实行黄河流域普遍存在的城—里之制是极为可能的。然则第二玄菟郡入居新城之民，必是习于城—里之制的内地移民，而非《三国志·高句丽传》所载“性凶急，善寇钞”，“随山谷以为居”的貊人。这一判断还可以找到其他一些证据: 1.《三国志·高句丽传》载:“汉时赐鼓吹技人，常从玄菟郡受朝服衣帻，高句丽令主其名籍。后稍骄恣，不复诣郡，于东界筑小城，置朝服衣帻其中，岁时来取之，今胡犹名此城为帻沟漊。”高句丽酋渠受汉朝服衣帻要到郡治领取，以及“后稍骄恣，不复诣郡，于东界筑小城”云云，说明高句丽酋渠在郡县城之外。 2.《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一》载:高句丽琉璃明王三十三年(14)，“王命乌伊、摩离领兵二万，西伐梁貊，灭其国，进兵袭取汉高句丽县”。高句丽兴起后，发兵攻取汉高句丽县，充分说明高句丽县城与所管辖的高句丽部各有中心。 汉武帝灭朝鲜，始设四郡，是否为郡筑城史无确载。然据《汉书·地理志下》载:“玄菟、乐浪，武帝时置……其田民饮食以笾豆，都邑颇放效吏及内郡贾人，往往以杯器食。郡初取吏于辽东，吏见民无闭臧，及贾人往者，夜则为盗，俗稍益薄。”四郡初设之时，到郡者主要是吏及商贾，而其民“都邑颇放(仿)效吏及内郡贾人”，又“吏见民无闭臧，及贾人往者，夜则为盗，俗稍益薄”，这里的民当然是以土著为主，从而说明土著是与汉官吏及商贾同住郡县城中的。由此再看《三国志·东沃沮传》“以沃沮城为玄菟郡”等记载，应该理解为将玄菟郡治放在沃沮城，也即沿用了以往沃沮人所筑之城。 由此看来，汉武帝时期始设四郡，其郡县城多半是与土著邑落重合的，所以，《三国志·氵岁传》才会记载:“汉武帝伐灭朝鲜，分其地为四郡。自是之后，胡、汉稍别。”是“稍别”，而非第二玄菟郡郡县城与土著酋渠所居地截然两分的模式。 依笔者看来，第一第二玄莵郡管理方式的不同，与两地原本发展水平不同有关，此不赘论，但无论如何，管理方式的不同，也说明两地区是在不同时期以不同方式进入西汉统治之下的最后来考察一下第一玄菟郡的后勤保障问题。第一玄菟郡设立在朝鲜东海岸，与辽东郡间隔着崇山峻岭，如何使政令下传上达，物资运输畅通，官吏、商贾便于往还，也即后勤保障问题，需要加以考虑。主第一玄莵郡面积广大，包括了秽与貊之地者，如田中俊明认为，存在着一条从辽东郡出发，纵贯浑江、鸭绿江流域，通往沃沮所在的朝鲜东海岸地区的交通道。由于这条路创始于公元前128年，“彭吴穿秽貊、朝鲜，置沧海郡”，故又被称作“沧海道”。而设置玄菟郡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沧海道”的畅通，因此，沿途所经地域都是第一玄菟郡的辖区[3]。 按田中俊明所指认的“沧海道”，是从辽东出发，逆苏子河而上，进入富尔江流域，向南到达富尔江与浑江交汇处，再逆浑江而上，在浑江的稍上游，沿着向北流去，与浑江汇合的新开河的河谷逆流而上，往东南，越过包括小板岔岭在内的大岭，就可以直接到达高句丽丸都山城所在的今吉林集安地区。“沧海道”在朝鲜半岛内的走向是，从吉林集安过鸭绿江，逆鸭绿江支流秃鲁江而南，经江界、前川，在雪寒岭越狼林山，进入长津江流域，再逆长津江而南，越黄草岭到咸兴。 那么汉初的“沧海道”是否经过今浑江、鸭绿江流域呢?首先可以肯定，经今浑江、鸭绿江流域到朝鲜东海岸，是存在道路的。其中从第三玄菟郡治到高句丽的丸都城(今吉林集安)这一段，正是李健才考证的高句丽通辽东南北道中的“南道”[25]。而据《三国志·东沃沮传》载:“毌丘俭讨句丽，句丽王宫奔沃沮，遂进师击之。”毌丘俭是从丸都城出发，追击高句丽王宫到沃沮地区，说明从丸都城到沃沮地区的道路也是早已存在的。然而，正所谓“南道险狭”，高句丽所在的今浑江、鸭绿江流域，境内龙岗山脉、老岭互相盘结，道路多沿河流的峡谷而行，《三国志·高句丽传》称“多大山深谷”。《三国史记》卷一六《高句丽本纪四》则称“山险而路隘”。《三国志》卷二八《毌丘俭传》载，毌丘俭在梁口(今富尔江与浑江汇合处)击败高句丽军后，“遂束马悬车，以登丸都”，“束马悬车”充分说明道路的艰险。那么彭吴是否就是冒着艰险，开拓了“沧海道”呢?《史记·平准书》载:“彭吴贾灭朝鲜，置沧海之郡，则燕齐之间靡然发动。”说明彭吴“穿秽貊、朝鲜，置沧海郡”，需要连续的信息传递、物资转输，那么试想彭吴选择这样一条穿山越岭之路，其间又有“性凶急，善寇钞”的高句丽人，即便偶然成功，其后续工作又何从谈起呢?而即便彭吴确实是走了这条路，到汉武帝设四郡后，朝鲜半岛北部已皆为汉有，也再没有道理继续沿用这样一条充满艰险的道路了。 由此看来，所谓汉利用纵贯今浑江、鸭绿江流域的“沧海道”以通沃沮地区的判断，实在于理难通。实际上，自辽东至朝鲜东海岸，原本不必如此大费周章。《新唐书·地理志七下》附载贾耽所记边州入四夷路，其二为“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其中一段路为:“自鸭渌江口舟行百余里，乃小舫泝流东北三十里至泊汋口，得渤海之境。又泝流五百里，至丸都县城，故高丽王都。”由此看来，如果所谓“沧海道”在今朝鲜半岛部分确是在丸都(今吉林集安)对岸溯秃鲁江而南，则从鸭绿江口溯鸭绿江而上，至今集安地区转入支流秃鲁江，一路舟行，至为近便。白鸟库吉所论沧海郡位于鸭绿江、图们江流域的观点虽已被批驳，但其有关沧海郡得名的判断却颇值得借鉴:古之渤海又名沧海，汉以南闾之降人为沧海郡，与汉通沧海郡走唐代“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有关，也即从渤海(沧海)边之鸭绿江口出发[5]。如果这个判断成立，恰可说明彭吴并不是通过纵贯今浑江、鸭绿江流域到达朝鲜东海岸的。也就是说，汉在沃沮地区设立玄菟郡，并不一定要控制今浑江、鸭绿江流域以保障后勤供给。 综上所论，以沃沮地区设第一玄菟郡的观点不但与史料记载无大抵牾，就边郡设立、管理及运转诸端而言，亦皆合情入理，因此，以之为定论当不误。 注释： ①《史记》作“秽”,《汉书》则“秽”、“氵岁”并见(前者见卷二八下《地理志下》,后者见卷二四下《食货志下》),《三国志》、《后汉书》等古籍中则写作“氵岁”。本文除引文外,并作“秽”。 ②根据近两年的考古工作,在今吉林省境内发现多处汉代古城堡和烽火台遗迹,其中通化市通化县三棵榆树镇到快大茂镇的范围内就有11处,是否就此说明汉代长城的东端在今通化县境内,或者还更往东,有待进一步的考古工作加以证实。 参考文献： [1]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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